正文
“如果說我上了林彪的賊船，那是我自願上的”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
我見到吳法憲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雜誌，聽到我的來訪並不感到意外，他對我說：“我看到你寫的一些作品，基本上還是實事求是的，沒有那種無聊的謾罵和醜化。我對那些無聊的謾罵感到很氣憤，都是人嘛，幹什麽要那麽不講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麽事情都是壞的一樣。這不好，很不好！娘賣B的，老子要是不倒，誰敢小瞧我是草包？這個外號過去沒有人說過，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樣板戲《沙家浜》後，說我象那個胡傳魁，落了個這樣的稱號。”
在我所接觸的采訪對象裏，凡是這些政治上遭了難的人，都會對我發出這種世態炎涼的感歎。我不知道他們在位的時候是否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反對派，反正他們現在都把這一切歸罪於中國政治鬥爭的不人道了。吳法憲說：“還是毛主席講得好，應該給犯錯誤的同誌一個出路，不要不準別人革命嘛。現在還不是等於要把我們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個交談中，吳法憲不停地背誦毛澤東的語錄。他對毛澤東的話應該是記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沒有正經地派上用場。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場設國家主席的風浪中站在毛澤東一邊，也許他至今會像李德生等人那樣平安地度過自己的晚年。他對我說：“人嘛，很難估計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後諸葛亮。我在1967年的時候，曾經叫人給我偷偷地算過一卦，他對我說：[你的官運還沒有到頭，還要升！你這一輩子的紅運是因為有了一個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終身封侯進爵。] 我特別問到我今後有難沒有了，他說：[不會有大難的，小的坎子有一點，不要緊。] 他*的，幾乎丟了腦袋還不要緊嗎？我現在是不那麽相信命了。不過有時候也算一算，用撲克牌玩一玩，也有靈的時候。”
我問他：“你跟林彪走到這一步，後悔不後悔？”
他說：“沒有什麽後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願，沒有人強迫我。我隻是料不到他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而已。在那個年代，不跟這個也得跟那個，跟哪個也免不了栽跟頭。中國的政治鬥爭，沒有法律的保證，完全是人治，誰勝利了誰說了算。勝者王侯敗者賊嘛，這一點今後可能要好一點。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見我的時候，曾經對我說：[ 跟著我們走將來可別後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革命就是要有殺身成仁的思想考慮。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葉群說：上戰場想一想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跟著我南征北戰過來的，都要有這樣的考慮。我可是不喜歡那類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我當時就對他說：[ 請林副主席放心，我吳法憲永遠忠於林總的，這一輩子我跟定了，認準了，粉身碎骨誌不移。] 這話都是當時流行的話。想一想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後，多少當初發誓睹咒忠於林彪的人都把他罵了個一塌糊塗。過去說樹倒猢猻散，現在看來果然如此。”
我見吳法憲的時候，他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但是他的腦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豐縣的窮苦農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紅軍，也就是說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時，他當任紅一軍團二師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343旅團政治處副主任，團政委，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他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委，第四野戰軍第39軍政委，第14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後，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逝世後，林彪在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建議：“政委吳法憲對空軍的工作比較熟悉，多年來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方麵成績很大，他是一個既懂政治又精通軍事的空軍幹部，由他擔任司令員我放心。”毛澤東點頭後，林彪又對吳法憲說：“空軍司令員的位置，我已經說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圖爭奪這個位置，把它當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經同意了我的意見，由你改任空軍司令。”吳法憲激動地說：“我永遠也忘記不了林總對我的培養，我要世世代代地忠於林總，不管林總什麽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獻出我的生命。”後來，林彪對江青和毛澤東提到這事的時候，曾經這樣說：“吳法憲擔任了空軍司令員的時候，激動地對我說：[我要永遠忠於林總，感謝林總對我的培養，我對他說：應該感謝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養你，你要永遠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 吳法憲這個人，戰爭年代是個幹將，在和平年代的路線鬥爭中也是一個幹將，他會很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吳法憲在提到這一點的時候，這樣對我說：“我很清楚，決定空軍司令員這樣的事情，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沒有林彪提議我來擔任，毛主席聽了別的老帥的意見，別人也會擔任這個職務的。在我們的軍隊裏，你說人和人的差別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別人強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務，我當然要感謝林彪了。我是對林彪說過許多效忠的話，這個我始終都承認。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離審查以後，李德生代表專案組來審問我的時候，我也這樣表示：[ 現在我沒有別的可解釋的，我承認我對林彪效忠過，我感謝過林彪。隻要不給我定我參與了謀殺毛主席的活動，你們說我什麽我都承認，因為我的確對林彪崇拜得很，你們就是說我是林彪的一條狗我也承認。我從參軍就在林彪的指揮下打仗，幾十年來他是我的首長，不聽他的話沒有道理嘛。] ”說到這裏，他衝我笑了笑，眼睛擠成一條縫，說：“我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和他們說這個幹什麽？又不能減輕我的一點責任。當時他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一直向我解釋政策，說隻要如實坦白，一定可以從輕處理，還可以重新擔任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但是，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麽一回事。我當時的態度也很好，他們說什麽我都承認什麽，但是不但沒有從輕處理，最後反而把我送進監獄裏去了。唉，這個政治鬥爭呀，實在可怕！簡直比和國民黨鬥爭還要可怕！那個鬥爭可以預防，黨內的政治鬥爭怎麽預防呀？防不勝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會變成反革命，說錯一句話，也會招致殺身大禍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問道：“你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最初聽到陳伯達垮台的消息後，你是什麽樣的感覺？”
吳法憲拍著大腿說：“簡直是驚呆了！我至今記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澤東8月31日寫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的文章時的情景。當時我在林彪那裏談話，葉群神色嚴峻地對我說：[ 胖司令，先給你打個預防針，廬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級，你要沉住氣，不要驚慌失措，沒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講究點方式。來，先讓你看看這篇東西。] 我接過來一看，腦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沒想到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簡直和劉少奇、彭德懷一樣了。我現在都可以把《我的一點意見》背下來。”說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著繼續說：“我剛看完，葉群就要收回，我說：[ 你讓我馬上抄一份，回去講話好有個標準。] 她說：[ 不要抄了，馬上就要發給所有與會者，你們很快就要好好地討論了，101擔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讓我給你打個招呼。] 我看了毛澤東的文章，我就很有點想不通，既然陳伯達早就和彭德懷、劉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為什麽還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麽重用他？為什麽還要選他為黨的政治局常委？你讓我們怎樣抵製他？你不發話誰敢抵製？”
他看到我在記錄他的話，馬上補充道：“你最好能夠公開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我看到現在發表的一些文章，提到這篇文獻時，斷章取義，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都平反了。我請求你要公開原文，讓廣大的人們都知道，曾經在中國的曆史上公開站到彭德懷和劉少奇一邊，同樣是反革命的。”
接著他再次背誦了一遍毛澤東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 ，我回來根據原文件對照，竟然一字不差：“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隻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 . 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領袖，這裏列寧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70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麽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 杞人無事憂天傾 ] ，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曆史學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我們隻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當。”
吳法憲說：“現在，人們引用毛主席的話，就把毛主席批評陳伯達跟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的那段話刪去了，嚴重地違反曆史的事實，比如一些人在回憶錄裏就是這樣幹的。這些人從來都是按照風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態度，把曆史的事實根據風向任意地進行捏弄，我真不知道這樣的人究竟是什麽的角色。中國的好多事情都是讓這些風向標式的人物給弄壞的，他們鄙棄我，我還鄙棄他們呢。”
在我的一再勸說下，吳法憲冷靜下來了。他開始按照我的提問，認真地回憶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在廬山公布之後，九屆二中全會上立刻出現了緊張的氣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的召集人開會，毛主席在會上講話，他點著陳伯達說：[ 你這個人呀，叫我怎麽說你哪！一貫地製造是非，一貫地投機取巧，一貫地見風使舵，你翻開你的曆史你究竟幹了些什麽？你想利用別人之手把春橋打倒，你眼睛裏究竟盯著什麽人？你說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說你是天才！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實則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裏容不下比你強的同誌，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檢查，我看你就完全墮落下去了。] 同時，毛主席在會上對林彪說：[ 林彪同誌你也要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這些人開會，讓他們爭取主動，好好地檢查自己的錯誤。不然的話，我們這個會就開不好，就開不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取得更大成績的會。] 我當時看得出來，除了毛主席講話外，周恩來、康生他們都是照本宣科，並沒有任何的發揮。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們開會，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評精神指責我們，最可笑的就是汪東興。林彪一講完話，他就發言大罵陳伯達，他說：[ 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發言後給攪亂的，我完全是上了陳伯達的當。] 林彪馬上反問：[ 你發言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隊和中央警衛局講話，是誰讓你講的？誰給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誰給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麽搞，反過來又要嫁禍於人。這也是不行的，我們要實事求是，是陳伯達的問題就說陳伯達，是自己的問題就說自己！] 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們開會，沒有通知汪東興。林彪在會上對我們說：[ 你們看到了吧？有些人開始推卸責任了，把自己的問題往別人身上推，好像別人是一個三歲的吃屎的家夥，汪東興就是這樣的人。我們誰也沒有給他布置，陳伯達從來就看不起他，背後稱他是宦官老二。他是專門在我和主席麵前進行投機的人，曾經給我提供了許多的消息，我都沒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這個人了。現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來，就是要讓你們檢查。一開始了這個頭，後麵的尾巴都要露出來。當初批評劉少奇的時候也是這樣。劉少奇開始檢查後，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始了我們的緊張生活。”
我問：“你感覺到林彪和葉群他們要準備謀殺毛澤東了嗎？”
吳法憲連連搖頭：“我沒有想到林彪會謀殺毛主席，但我感覺到了他的不滿。那時，他並不輕易地接見我們，出頭露麵的總是葉群。至於林立果他們組織小艦隊的活動，我也並不知情。但是事後我感覺到了他們的活動異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完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我說：[ 吳法憲同誌，主席看了你的檢查，還是不滿意的呀，你的好多問題並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希望你能夠在四屆人大會議之前把你所參加的陰謀活動都講出來，這樣好給大家有個結論。能否過關，就看你們的了。] 我聽了很緊張，會議期間就和邱會作商量要去林彪家裏，邱會作說：[ 現在隻有林副主席能夠救我們了，隻要他下了決心，我看一切問題都會好辦的。] 當天晚上，我們倆一起從人民大會堂直接到了林彪家，葉群出來接待我們，和我們商量事情。我說：[ 看來這次四屆人大的關不好過了，檢查已經寫了再也沒法子寫了。江青這個人幾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開會，給他們布置如何對付我們，四屆人大會議又要往下追問題，怎麽答複？] 邱會作說：[ 就是死我們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給端出來，我們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葉群也是沒有什麽好主意。她聽了也隻是說：[ 四屆人大會議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麽容易過關的。事情無法預料，那麽多代表，你們不端101，別人要端，如果追問下去你們怎麽辦？] 我說：[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葉群這時才神秘兮兮地對我們說：[ 辦法總是有的，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幹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腦袋掉了不過是塊碗大的疤。] 邱會作說：[ 要死也隻能是我們死，不能讓林副主席受損失。] 葉群說：[ 不隻是保林總的問題，林總和你們怎麽能分開呢？黃永勝、李作鵬、胖司令和你邱總長都要保。你們靠林總，林總靠你們，就是這麽幾個老戰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傷了。] 我們談完話，臨走的時候進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著我們的手說：[你們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沒用。該怎麽辦就怎麽辦，車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他們敢把我們怎麽樣呢？] 這話對我們的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說：“關於這一天的情況，你在1971年9月24號被捕之後寫的交代和後來的情況說法大不一樣，現在你可以如實地給我講講了，到底是怎麽回事？”
吳法憲說：“我剛才講的基本上都是事實。把我抓起來以後，我就采取了和他們裝糊塗、戲弄他們的辦法，他們問我的情況，凡是我一個人和林彪、林立果參與的事情，我是統統不講，凡是現在活著的人他們要問我，我開始總要實事求是，他們再給我施加壓力我就給他們胡說八道，看他們怎樣落實。那些人都是吃了飯專門幹這種整人的事情的，給他們胡說八道，也讓他們動動腦筋。我就是抱著這種幸災樂禍的心情，捉弄他們的心情，來和他們捉迷藏。時間反正有。我是一個從戰爭的槍林彈雨裏衝殺過來的人，我怕死嗎？但是到了共產黨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給抓了，我能給他們來硬的嗎？我裝作怕死，就是不想讓他們注意我，我其實肚子至今還裝著許多絕密的材料。”說到這裏時，吳法憲的眼睛幾乎變成了一條縫。“我將來在我的回憶錄裏才要說明這些內容。”
於是，我從1967年5月13日他們鎮壓衝派問起來，吳法憲顯得很坦然地說：“你說的是1967年5月13日，為隆重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25周年，三軍部分文藝、體育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聯合演出，這個演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熱情地歌頌毛主席，歌頌工農兵和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蕭華和保劉誌堅的那一派硬是不讓演出，他們揚言如果要演出就要衝進來搞打砸搶。林彪和我、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支持演出的這一派的，就叫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見了演員們，說：[ 我堅決支持你們的演出！] 這一點，以蕭華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為了自己過關，竟然煽動三軍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社會上不明真相的人對演出進行衝擊，破壞了演出，製造了流血事件。這下，林彪派出葉取保去看望，周總裏、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於是，他們的演出繼續進行。6月，林彪親自看了演出。這次演出，導致了蕭華的徹底垮台。這件事情，說起來也很複雜。早在1967年1月劉誌堅被揪出來後，總政機關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頭對準了蕭華。蕭華組織了一批人拚命地保他自己，同時破壞對劉誌堅的批判。當時中央的矛頭是集中對準楊勇和廖漢生的，蕭華就利用這個機會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組織打成 [ 反革命 ]，說成是保守派。這次演出中央才下決心把他給揪了出來。當然，我知道，我們被打倒以後，蕭華和那些人統統都平反了，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政治鬥爭翻烙餅，翻過來，再翻過去。唉，沒有一點點意思。”
我問：“你從空軍司令到參與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對你來說感到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吳法憲想了想，回答：“現在反過來想，中國的政治鬥爭太複雜，太殘酷。毛主席的決策變化得太快，簡直是令人頭暈目眩。比如對關鋒、王力、戚本禹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動。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發出：[ 革命的學生要聯合，要團結，共同打倒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搞大批判。] 究竟什麽是五一六呢？我們當時並搞不清楚。當然後來清楚了。8月11日，陳伯達也在會議上說：[ 還有個五一六，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要把他打倒。裏麵的群眾不一定要抓。] 8月27日，康生也在會議上說：[現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間諜。有的以極左的麵目出現，有的以極右的麵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謠，企圖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開，和毛主席分開。這是敵情。北京五一六這個反革命組織，準備不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你們要特別警惕，同誌們要有敵情觀念。] 當時我就問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發生重大路線鬥爭了？] 康生神秘地點點頭：[ 也可以這麽說吧。] 我問：[ 是要把誰揪出來，你給我露點風，我也有個準備。] 他說：[ 你去問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我馬上回來給葉群打電話，告訴這些話，她對我說：[ 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幾個人保不住了。] 連葉群也不是那麽清楚的，可見問題是多麽的複雜。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前夕，我們才知道是關鋒和王力出了問題了。臨上會的時候，連他們也不是那麽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關鋒和王力抓起來後，陳伯達才在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樣講：[ 你們不要上當。沒有壞人挑撥離間，你們不會上當。我們說過有黑手，有敵人。你們年輕，在這樣嚴肅的階級鬥爭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樣的人，有從極左方麵和極右方麵打亂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同學們、工人同誌們，要注意保護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其實，陳伯達也不過是事後諸葛亮，他也沒有想到要把關鋒這些人那麽快就抓起來，康生更是沒有想到。就在剛剛召開的解決山西問題的7月會議上，康生還在保護關鋒嘛，當時我聽得很清楚嘛。他們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會議上說：[ 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兩個目的，從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幫了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專政機關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 這個，他以前怎麽不講？實際上，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係，和《紅旗》雜誌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麽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有的人連什麽是革命都談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國呀，難呀！”他聽見我要看看關於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從哪裏找來了當年的一份材料，給我看。他接著說：“我也是為了回憶過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點東西，將來好寫回憶錄什麽的。你可以看看，或許對你有所幫助。”
因為一讀時間裏，陳伯達也被說成是五一六組織的後台，於是我就把吳法憲提供的這份材料仔細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條罪狀是：“挑撥中央文革與周總理的關係，妄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事實是他們散布的幾條言論：
“周總理與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則的分歧。”
“周總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很不理解的，總理對中央文革不滿，和中央文革有矛盾。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
吳法憲指著這些材料笑了笑說：“你看這是不是事實？我認為是事實。但是當時毛主席為了用總理，就是要保他。所以這些學生們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說的是事實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過鎮壓你來調睜中央文革小組和總理的關係嘛。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條罪狀是：“破壞、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這裏也有幾條代表言論：
“一年來的軍內文化大革命的曆史以兩條路線為綱，早以把三軍革與保的陣線分明了。為什麽竟有人出自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能，利用他們尚存的權力，抓住革命小將在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軍內小將在 [五一三 ] 問題上表現的幼稚，大耍手腕，兩麵三倒，在全軍內部勾結一些人，扶植和操縱已垮台的保守勢力，大搞反攻倒算，打擊革命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全軍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回憶著 [五一三 ] 以後風雲突變的日夜血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千思萬慮嗎？聯想到當前軍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我們應該不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個人物在黑暗角落裏指揮軍內大大小小走卒，妄圖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顛倒過來？親愛的戰友，如此顛倒的曆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允許再顛倒下去嗎？不能！萬萬不能！扭轉了的乾坤扭轉過來，恢複其本來的麵貌！”
吳法憲指著這條得意地說：“這就是我所說的那個蕭華所支持的軍內那一派們幹的。當時，他們和五一六勾結，發表了《十九個為什麽》的文章，到處散發，康生說：[ 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現在這些人肯定翻過來了！”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
我見到吳法憲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雜誌，聽到我的來訪並不感到意外，他對我說：“我看到你寫的一些作品，基本上還是實事求是的，沒有那種無聊的謾罵和醜化。我對那些無聊的謾罵感到很氣憤，都是人嘛，幹什麽要那麽不講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麽事情都是壞的一樣。這不好，很不好！娘賣B的，老子要是不倒，誰敢小瞧我是草包？這個外號過去沒有人說過，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樣板戲《沙家浜》後，說我象那個胡傳魁，落了個這樣的稱號。”
在我所接觸的采訪對象裏，凡是這些政治上遭了難的人，都會對我發出這種世態炎涼的感歎。我不知道他們在位的時候是否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反對派，反正他們現在都把這一切歸罪於中國政治鬥爭的不人道了。吳法憲說：“還是毛主席講得好，應該給犯錯誤的同誌一個出路，不要不準別人革命嘛。現在還不是等於要把我們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個交談中，吳法憲不停地背誦毛澤東的語錄。他對毛澤東的話應該是記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沒有正經地派上用場。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場設國家主席的風浪中站在毛澤東一邊，也許他至今會像李德生等人那樣平安地度過自己的晚年。他對我說：“人嘛，很難估計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後諸葛亮。我在1967年的時候，曾經叫人給我偷偷地算過一卦，他對我說：[你的官運還沒有到頭，還要升！你這一輩子的紅運是因為有了一個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終身封侯進爵。] 我特別問到我今後有難沒有了，他說：[不會有大難的，小的坎子有一點，不要緊。] 他*的，幾乎丟了腦袋還不要緊嗎？我現在是不那麽相信命了。不過有時候也算一算，用撲克牌玩一玩，也有靈的時候。”
我問他：“你跟林彪走到這一步，後悔不後悔？”
他說：“沒有什麽後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願，沒有人強迫我。我隻是料不到他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而已。在那個年代，不跟這個也得跟那個，跟哪個也免不了栽跟頭。中國的政治鬥爭，沒有法律的保證，完全是人治，誰勝利了誰說了算。勝者王侯敗者賊嘛，這一點今後可能要好一點。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見我的時候，曾經對我說：[ 跟著我們走將來可別後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革命就是要有殺身成仁的思想考慮。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葉群說：上戰場想一想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跟著我南征北戰過來的，都要有這樣的考慮。我可是不喜歡那類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我當時就對他說：[ 請林副主席放心，我吳法憲永遠忠於林總的，這一輩子我跟定了，認準了，粉身碎骨誌不移。] 這話都是當時流行的話。想一想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後，多少當初發誓睹咒忠於林彪的人都把他罵了個一塌糊塗。過去說樹倒猢猻散，現在看來果然如此。”
我見吳法憲的時候，他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但是他的腦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豐縣的窮苦農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紅軍，也就是說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時，他當任紅一軍團二師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343旅團政治處副主任，團政委，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他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委，第四野戰軍第39軍政委，第14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後，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逝世後，林彪在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建議：“政委吳法憲對空軍的工作比較熟悉，多年來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方麵成績很大，他是一個既懂政治又精通軍事的空軍幹部，由他擔任司令員我放心。”毛澤東點頭後，林彪又對吳法憲說：“空軍司令員的位置，我已經說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圖爭奪這個位置，把它當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經同意了我的意見，由你改任空軍司令。”吳法憲激動地說：“我永遠也忘記不了林總對我的培養，我要世世代代地忠於林總，不管林總什麽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獻出我的生命。”後來，林彪對江青和毛澤東提到這事的時候，曾經這樣說：“吳法憲擔任了空軍司令員的時候，激動地對我說：[我要永遠忠於林總，感謝林總對我的培養，我對他說：應該感謝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養你，你要永遠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 吳法憲這個人，戰爭年代是個幹將，在和平年代的路線鬥爭中也是一個幹將，他會很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吳法憲在提到這一點的時候，這樣對我說：“我很清楚，決定空軍司令員這樣的事情，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沒有林彪提議我來擔任，毛主席聽了別的老帥的意見，別人也會擔任這個職務的。在我們的軍隊裏，你說人和人的差別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別人強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務，我當然要感謝林彪了。我是對林彪說過許多效忠的話，這個我始終都承認。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離審查以後，李德生代表專案組來審問我的時候，我也這樣表示：[ 現在我沒有別的可解釋的，我承認我對林彪效忠過，我感謝過林彪。隻要不給我定我參與了謀殺毛主席的活動，你們說我什麽我都承認，因為我的確對林彪崇拜得很，你們就是說我是林彪的一條狗我也承認。我從參軍就在林彪的指揮下打仗，幾十年來他是我的首長，不聽他的話沒有道理嘛。] ”說到這裏，他衝我笑了笑，眼睛擠成一條縫，說：“我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和他們說這個幹什麽？又不能減輕我的一點責任。當時他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一直向我解釋政策，說隻要如實坦白，一定可以從輕處理，還可以重新擔任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但是，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麽一回事。我當時的態度也很好，他們說什麽我都承認什麽，但是不但沒有從輕處理，最後反而把我送進監獄裏去了。唉，這個政治鬥爭呀，實在可怕！簡直比和國民黨鬥爭還要可怕！那個鬥爭可以預防，黨內的政治鬥爭怎麽預防呀？防不勝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會變成反革命，說錯一句話，也會招致殺身大禍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問道：“你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最初聽到陳伯達垮台的消息後，你是什麽樣的感覺？”
吳法憲拍著大腿說：“簡直是驚呆了！我至今記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澤東8月31日寫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的文章時的情景。當時我在林彪那裏談話，葉群神色嚴峻地對我說：[ 胖司令，先給你打個預防針，廬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級，你要沉住氣，不要驚慌失措，沒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講究點方式。來，先讓你看看這篇東西。] 我接過來一看，腦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沒想到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簡直和劉少奇、彭德懷一樣了。我現在都可以把《我的一點意見》背下來。”說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著繼續說：“我剛看完，葉群就要收回，我說：[ 你讓我馬上抄一份，回去講話好有個標準。] 她說：[ 不要抄了，馬上就要發給所有與會者，你們很快就要好好地討論了，101擔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讓我給你打個招呼。] 我看了毛澤東的文章，我就很有點想不通，既然陳伯達早就和彭德懷、劉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為什麽還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麽重用他？為什麽還要選他為黨的政治局常委？你讓我們怎樣抵製他？你不發話誰敢抵製？”
他看到我在記錄他的話，馬上補充道：“你最好能夠公開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我看到現在發表的一些文章，提到這篇文獻時，斷章取義，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都平反了。我請求你要公開原文，讓廣大的人們都知道，曾經在中國的曆史上公開站到彭德懷和劉少奇一邊，同樣是反革命的。”
接著他再次背誦了一遍毛澤東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 ，我回來根據原文件對照，竟然一字不差：“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隻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 . 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領袖，這裏列寧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70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麽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 杞人無事憂天傾 ] ，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曆史學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我們隻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當。”
吳法憲說：“現在，人們引用毛主席的話，就把毛主席批評陳伯達跟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的那段話刪去了，嚴重地違反曆史的事實，比如一些人在回憶錄裏就是這樣幹的。這些人從來都是按照風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態度，把曆史的事實根據風向任意地進行捏弄，我真不知道這樣的人究竟是什麽的角色。中國的好多事情都是讓這些風向標式的人物給弄壞的，他們鄙棄我，我還鄙棄他們呢。”
在我的一再勸說下，吳法憲冷靜下來了。他開始按照我的提問，認真地回憶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在廬山公布之後，九屆二中全會上立刻出現了緊張的氣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的召集人開會，毛主席在會上講話，他點著陳伯達說：[ 你這個人呀，叫我怎麽說你哪！一貫地製造是非，一貫地投機取巧，一貫地見風使舵，你翻開你的曆史你究竟幹了些什麽？你想利用別人之手把春橋打倒，你眼睛裏究竟盯著什麽人？你說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說你是天才！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實則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裏容不下比你強的同誌，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檢查，我看你就完全墮落下去了。] 同時，毛主席在會上對林彪說：[ 林彪同誌你也要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這些人開會，讓他們爭取主動，好好地檢查自己的錯誤。不然的話，我們這個會就開不好，就開不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取得更大成績的會。] 我當時看得出來，除了毛主席講話外，周恩來、康生他們都是照本宣科，並沒有任何的發揮。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們開會，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評精神指責我們，最可笑的就是汪東興。林彪一講完話，他就發言大罵陳伯達，他說：[ 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發言後給攪亂的，我完全是上了陳伯達的當。] 林彪馬上反問：[ 你發言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隊和中央警衛局講話，是誰讓你講的？誰給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誰給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麽搞，反過來又要嫁禍於人。這也是不行的，我們要實事求是，是陳伯達的問題就說陳伯達，是自己的問題就說自己！] 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們開會，沒有通知汪東興。林彪在會上對我們說：[ 你們看到了吧？有些人開始推卸責任了，把自己的問題往別人身上推，好像別人是一個三歲的吃屎的家夥，汪東興就是這樣的人。我們誰也沒有給他布置，陳伯達從來就看不起他，背後稱他是宦官老二。他是專門在我和主席麵前進行投機的人，曾經給我提供了許多的消息，我都沒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這個人了。現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來，就是要讓你們檢查。一開始了這個頭，後麵的尾巴都要露出來。當初批評劉少奇的時候也是這樣。劉少奇開始檢查後，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始了我們的緊張生活。”
我問：“你感覺到林彪和葉群他們要準備謀殺毛澤東了嗎？”
吳法憲連連搖頭：“我沒有想到林彪會謀殺毛主席，但我感覺到了他的不滿。那時，他並不輕易地接見我們，出頭露麵的總是葉群。至於林立果他們組織小艦隊的活動，我也並不知情。但是事後我感覺到了他們的活動異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完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我說：[ 吳法憲同誌，主席看了你的檢查，還是不滿意的呀，你的好多問題並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希望你能夠在四屆人大會議之前把你所參加的陰謀活動都講出來，這樣好給大家有個結論。能否過關，就看你們的了。] 我聽了很緊張，會議期間就和邱會作商量要去林彪家裏，邱會作說：[ 現在隻有林副主席能夠救我們了，隻要他下了決心，我看一切問題都會好辦的。] 當天晚上，我們倆一起從人民大會堂直接到了林彪家，葉群出來接待我們，和我們商量事情。我說：[ 看來這次四屆人大的關不好過了，檢查已經寫了再也沒法子寫了。江青這個人幾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開會，給他們布置如何對付我們，四屆人大會議又要往下追問題，怎麽答複？] 邱會作說：[ 就是死我們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給端出來，我們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葉群也是沒有什麽好主意。她聽了也隻是說：[ 四屆人大會議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麽容易過關的。事情無法預料，那麽多代表，你們不端101，別人要端，如果追問下去你們怎麽辦？] 我說：[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葉群這時才神秘兮兮地對我們說：[ 辦法總是有的，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幹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腦袋掉了不過是塊碗大的疤。] 邱會作說：[ 要死也隻能是我們死，不能讓林副主席受損失。] 葉群說：[ 不隻是保林總的問題，林總和你們怎麽能分開呢？黃永勝、李作鵬、胖司令和你邱總長都要保。你們靠林總，林總靠你們，就是這麽幾個老戰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傷了。] 我們談完話，臨走的時候進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著我們的手說：[你們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沒用。該怎麽辦就怎麽辦，車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他們敢把我們怎麽樣呢？] 這話對我們的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說：“關於這一天的情況，你在1971年9月24號被捕之後寫的交代和後來的情況說法大不一樣，現在你可以如實地給我講講了，到底是怎麽回事？”
吳法憲說：“我剛才講的基本上都是事實。把我抓起來以後，我就采取了和他們裝糊塗、戲弄他們的辦法，他們問我的情況，凡是我一個人和林彪、林立果參與的事情，我是統統不講，凡是現在活著的人他們要問我，我開始總要實事求是，他們再給我施加壓力我就給他們胡說八道，看他們怎樣落實。那些人都是吃了飯專門幹這種整人的事情的，給他們胡說八道，也讓他們動動腦筋。我就是抱著這種幸災樂禍的心情，捉弄他們的心情，來和他們捉迷藏。時間反正有。我是一個從戰爭的槍林彈雨裏衝殺過來的人，我怕死嗎？但是到了共產黨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給抓了，我能給他們來硬的嗎？我裝作怕死，就是不想讓他們注意我，我其實肚子至今還裝著許多絕密的材料。”說到這裏時，吳法憲的眼睛幾乎變成了一條縫。“我將來在我的回憶錄裏才要說明這些內容。”
於是，我從1967年5月13日他們鎮壓衝派問起來，吳法憲顯得很坦然地說：“你說的是1967年5月13日，為隆重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25周年，三軍部分文藝、體育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聯合演出，這個演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熱情地歌頌毛主席，歌頌工農兵和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蕭華和保劉誌堅的那一派硬是不讓演出，他們揚言如果要演出就要衝進來搞打砸搶。林彪和我、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支持演出的這一派的，就叫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見了演員們，說：[ 我堅決支持你們的演出！] 這一點，以蕭華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為了自己過關，竟然煽動三軍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社會上不明真相的人對演出進行衝擊，破壞了演出，製造了流血事件。這下，林彪派出葉取保去看望，周總裏、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於是，他們的演出繼續進行。6月，林彪親自看了演出。這次演出，導致了蕭華的徹底垮台。這件事情，說起來也很複雜。早在1967年1月劉誌堅被揪出來後，總政機關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頭對準了蕭華。蕭華組織了一批人拚命地保他自己，同時破壞對劉誌堅的批判。當時中央的矛頭是集中對準楊勇和廖漢生的，蕭華就利用這個機會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組織打成 [ 反革命 ]，說成是保守派。這次演出中央才下決心把他給揪了出來。當然，我知道，我們被打倒以後，蕭華和那些人統統都平反了，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政治鬥爭翻烙餅，翻過來，再翻過去。唉，沒有一點點意思。”
我問：“你從空軍司令到參與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對你來說感到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吳法憲想了想，回答：“現在反過來想，中國的政治鬥爭太複雜，太殘酷。毛主席的決策變化得太快，簡直是令人頭暈目眩。比如對關鋒、王力、戚本禹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動。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發出：[ 革命的學生要聯合，要團結，共同打倒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搞大批判。] 究竟什麽是五一六呢？我們當時並搞不清楚。當然後來清楚了。8月11日，陳伯達也在會議上說：[ 還有個五一六，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要把他打倒。裏麵的群眾不一定要抓。] 8月27日，康生也在會議上說：[現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間諜。有的以極左的麵目出現，有的以極右的麵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謠，企圖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開，和毛主席分開。這是敵情。北京五一六這個反革命組織，準備不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你們要特別警惕，同誌們要有敵情觀念。] 當時我就問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發生重大路線鬥爭了？] 康生神秘地點點頭：[ 也可以這麽說吧。] 我問：[ 是要把誰揪出來，你給我露點風，我也有個準備。] 他說：[ 你去問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我馬上回來給葉群打電話，告訴這些話，她對我說：[ 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幾個人保不住了。] 連葉群也不是那麽清楚的，可見問題是多麽的複雜。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前夕，我們才知道是關鋒和王力出了問題了。臨上會的時候，連他們也不是那麽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關鋒和王力抓起來後，陳伯達才在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樣講：[ 你們不要上當。沒有壞人挑撥離間，你們不會上當。我們說過有黑手，有敵人。你們年輕，在這樣嚴肅的階級鬥爭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樣的人，有從極左方麵和極右方麵打亂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同學們、工人同誌們，要注意保護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其實，陳伯達也不過是事後諸葛亮，他也沒有想到要把關鋒這些人那麽快就抓起來，康生更是沒有想到。就在剛剛召開的解決山西問題的7月會議上，康生還在保護關鋒嘛，當時我聽得很清楚嘛。他們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會議上說：[ 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兩個目的，從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幫了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專政機關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 這個，他以前怎麽不講？實際上，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係，和《紅旗》雜誌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麽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有的人連什麽是革命都談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國呀，難呀！”他聽見我要看看關於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從哪裏找來了當年的一份材料，給我看。他接著說：“我也是為了回憶過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點東西，將來好寫回憶錄什麽的。你可以看看，或許對你有所幫助。”
因為一讀時間裏，陳伯達也被說成是五一六組織的後台，於是我就把吳法憲提供的這份材料仔細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條罪狀是：“挑撥中央文革與周總理的關係，妄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事實是他們散布的幾條言論：
“周總理與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則的分歧。”
“周總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很不理解的，總理對中央文革不滿，和中央文革有矛盾。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
吳法憲指著這些材料笑了笑說：“你看這是不是事實？我認為是事實。但是當時毛主席為了用總理，就是要保他。所以這些學生們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說的是事實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過鎮壓你來調睜中央文革小組和總理的關係嘛。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條罪狀是：“破壞、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這裏也有幾條代表言論：
“一年來的軍內文化大革命的曆史以兩條路線為綱，早以把三軍革與保的陣線分明了。為什麽竟有人出自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能，利用他們尚存的權力，抓住革命小將在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軍內小將在 [五一三 ] 問題上表現的幼稚，大耍手腕，兩麵三倒，在全軍內部勾結一些人，扶植和操縱已垮台的保守勢力，大搞反攻倒算，打擊革命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全軍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回憶著 [五一三 ] 以後風雲突變的日夜血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千思萬慮嗎？聯想到當前軍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我們應該不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個人物在黑暗角落裏指揮軍內大大小小走卒，妄圖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顛倒過來？親愛的戰友，如此顛倒的曆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允許再顛倒下去嗎？不能！萬萬不能！扭轉了的乾坤扭轉過來，恢複其本來的麵貌！”
吳法憲指著這條得意地說：“這就是我所說的那個蕭華所支持的軍內那一派們幹的。當時，他們和五一六勾結，發表了《十九個為什麽》的文章，到處散發，康生說：[ 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現在這些人肯定翻過來了！”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