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中共首腦中被神化得最突出的兩大偶像，一個是“偉大領袖”，一個是“道德完人”。
“文革”後，延續了幾十年之久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全破滅，由此引發了廣大民眾對中共的普遍懷疑與批判，嚴重動搖了中共獨裁統治的根基。為了修補和維護搖搖欲墜的“偉光正”形象，中共隨機應變，又有針對性地及時抬出了周恩來這一“道德完人”，以替代毛澤東神話破滅後留下的心理空缺。
縱觀中共宣傳工具套在周恩來頭上的種種光環，可謂光彩耀眼，形形色色，有說他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有說他兩袖清風、艱苦樸素的，也有說他溫文儒雅，笑容可掬，彬彬有禮的，還有說他富有人情、仁慈、親切和大度的-----但宣傳得最多的還是他如何愛民如子，親民如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為國家操勞的。一句“人民的好總理”，是中共套在周恩來頭上最耀眼的一個光圈。
那麽，周恩來是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民的好總理”呢？
我們不否認，周恩來有親民愛民的言行，為國家民族的事務操過心，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大量事實來看，他最關心的既不是民眾的疾苦和利益，也不是國家民族的榮辱和興衰，而是自己的名節和地位。與毛澤東的嗜權如命、惟我獨尊不同，周恩來費盡心機的是如何在獨裁者的淫威下保全自己的名節和地位。因此，每當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與他的名節和地位發生矛盾時，他維護的始終是後者，舍棄或犧牲的總是前者。而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1949年中共建製後，周恩來的治國思路與與劉少奇、鄧小平一直很接近，而與毛澤東則始終是有距離的，為此他曾多次受到毛的批評和指責。對毛發動“文革”，打倒劉鄧，周內心是不讚成的，以他個人的秉性、以他處理黨、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來對這樣一場“天下大亂”將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後果，他不可能不清楚，但麵對毛的淫威，周深知自己如果不及時站在毛的一邊，就會像劉鄧一樣被毛打倒。最終，為了保住自己的名節和地位，周還是狠下心來選擇了倒向毛，而將人民和國家棄之一旁。為了顯示自己的忠心不二，“文革”中周不僅緊跟毛做了許多助紂為虐的壞事，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親友下屬，雙手沾滿了許多無辜者的鮮血。
據“文革”專家宋永毅介紹：“周恩來從文革66年開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員。隻不過他不是文革中間的新貴。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間的嫡係。中央文革碰頭會誰主持呀？周恩來主持。所有這些決議都是他批準出來的。周恩來當然是文革派。”
縱觀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凡是毛青睞的紅人他總是不遺餘力地進行吹捧。
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澤東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文革。是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提議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江青在“文革”中發跡，後來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還曾主動介紹了“江青同誌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誌“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在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傳閱件上，周恩來甚至寫了這樣一大篇話，用來回應江青：“……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場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誌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挖下去，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閱後在此處批示道：“向恩來同誌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實在難以想像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來本人寫下的。即使用曆史的眼光，也難以說服後人原諒類似的蠢舉。
1969年中共九大時，周恩來親自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來甚至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隻是這一次毛澤東給擋了下來。
周恩來對“文革”中的另一個風頭人物林彪也不遺餘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對毛澤東提攜林彪的想法心領神會，積極推薦林彪成為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為了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周恩來主動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頭銜，從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幾位副主席的頭銜，使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為此，周恩來曾經在“文革”初期多次公開自豪地提及這件事，說林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有意讓周恩來也擔任副主席，周恩來一口謝絕，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這時，周恩來對林彪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來在全體大會上說：“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還公開篡改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合的曆史，把中共南昌暴動中隻是一個基層軍官的林彪說成是率領部隊和毛澤東會師的領導人。他說：“林彪同誌南昌起義失敗後，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鬥。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誌。”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好過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汪東興在林彪家裏麵抄出很多周恩來送給林彪的，包括他們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給林彪的東西。陳光，就是邱會作的兒子，寫的那個廬山會議講到，說林彪一再關照他下麵的五大金剛，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中間和周恩來合作。這是特地關照多次的，說周恩來就代表我。即便是廬山會議以後，周恩來還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幾次讓林彪做一個檢查什麽的。”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則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周恩來不但對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堅決支持，而且親自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組，起草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來還在國務院係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近萬字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說法，證明毛澤東打倒老官員的行動有理。周恩來不惜以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反麵教材，說“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原因是“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結果，周的講話傳出去之後，瞿秋白的墳墓立刻被砸毀，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在對待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先前的態度一直是低調、謹慎、猶豫，一度被毛澤東從主管劉少奇專案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但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是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並由他本人執筆的關於劉少奇的報告，其中稱“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發指的是，他還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項目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69年10月，周恩來親自負責將中國高級官員送往外地“戰備疏散”。周恩來把劉少奇交給汪東興手下的人去處理。盡管周恩來時時刻刻都了解劉少奇悲慘的境遇，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經對劉少奇施以援手。結果劉少奇沒過一個月就在河南省開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劉少奇之死表示過任何歉意。
朱德曾經是和毛澤東一起被中國人喊過“萬歲”的中國領導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開會批評朱德，原因是他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周恩來在發言時指責朱德多次犯過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還教訓朱德說：“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大批官員的事常常被人稱頌。用宋永毅的話說，這其中包含著周恩來待人溫和，與人為善的一麵。與當時江青等人相比較，周恩來應該算是一個好人了。但是，周恩來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才會積極保護。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文革”之初，賀龍落難，周恩來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賀龍夫婦。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則是堅決執行。葉群在“文革”碰頭會上提出專案審查賀龍。周恩來表示附議。周恩來後來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布對他進行審查。他還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
在毛澤東轉變態度之後，周恩來會及時轉向。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著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文革”初期，中國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被打倒。周恩來明知這是一場冤案，但當年不僅沒有替楊成武講話，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後，毛澤東表示楊成武的案子可能錯了。周恩來便開始保護楊成武夫婦的安全。楊成武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在1974年7月31日曾經向他道歉說：“成武啊，在林彪誣陷你的會上，為了尊重主席的決定，我也說過違心的話，說了錯誤的話，我向你道歉。”
周恩來對鄧小平的不滿，“文革”初期是顯而易見的了。周恩來發表了大量罵劉少奇的言論，大量罵鄧小平的言論。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指示要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周恩來便親自打電話給江西黨政領導人，親自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江西省領導人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考慮讓鄧小平複出，周恩來馬上宣布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又藉著毛澤東肯定鄧小平功績的機會，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去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應允，鄧小平因此複出。
實際上，“文革”後期大批老官員被“解放”，最早也是因為毛澤東提議的。毛有一次問道：“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周恩來順勢“落實幹部政策”，解放了數以百計的高級官員。正如周恩來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說：“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但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絕對支持，周恩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來簽字批準逮捕孫維世。幾個月後，孫維世慘死在監獄裏。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跟隨周恩來幾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無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告訴汪東興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於是成元功被送進江西的“五七幹校”，一去就是將近八年。
周恩來還在1968年親自批準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盡管文革後透露的情況顯示周恩來當時也是擔心弟弟被紅衛兵迫害，因此讓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周同宇，“保護”起來。但是周同宇畢竟被關進監獄7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
顯而易見，如果周恩來不在“文革”中如此出賣自己的良知，他是決不可能成為毛時代唯一沒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
如果說毛澤東是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那麽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一樣都是毛的幫凶，區別隻在於，林彪、“四人幫”當幫凶是主動的自覺的，是想要獲取更多更大的個人權力，而周恩來當幫凶則是被迫的違心的，甚至是充滿痛苦和掙紮的，目地不是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權力，而隻是為了明哲保身，盡管如此，他們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卻是完全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如果周恩來當年沒有倒向毛，毛或許還不敢貿然發動“文革”，將當時的“二把手”劉少奇打倒在地（據《晚年周恩來》一書透露，毛澤東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恩來，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
從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擁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殺害超逾八千萬黎民百姓，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對於這一點，周自己臨終前也是有懺悔的。
據已經披露的鄧穎超日記記載，周臨終前曾對她說，“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近年來，隨著周恩來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具有爆炸性的內情被披露於世。比如，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王力在香港發表兩巨冊八十萬言回憶錄，證實周恩來曾於一九三一年親自指揮殺手勒斃顧順章全家與親友卅七人，分別掩埋於三處民居庭院，善良的人誰也不會相信，周竟連稚齡孩童與曾營救過自己的恩人(斯勵)都沒放過。
再如，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紅軍“長征”出發前，為了不暴露西竄行蹤，擔任中共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悍然下令殺害了上萬名傷病號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萬人坑事件”。
還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赴印度尼西亞萬隆出席亞非會議前，已收到情報知悉印航克甚米爾公主號專機被放置了定時炸彈，卻還下令中國代表團其它成員按原計劃登機，他為了迷惑國民黨特務機關不再更改計劃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屬與外國記者等十一人葬身於太平洋波濤之中，讓別人給自己當掩體。
……
這些且不去說它。筆者最後著重想要提出來與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什麽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
僅僅在總理這個位置上有過一些親民愛民的言行，操心過一些國家民族的事務，一生勤勉辛勞，這樣的人就夠格了嗎？顯然不是！關鍵還在於這個人在重大考驗麵前的表現究竟如何。我以為，隻有那些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且與個人利益彼此衝突不能兩全時，能夠堅持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於為他們挺身而出，犧牲自己的總理，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反之，在這個關口，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於不顧，把良心出賣給邪惡，隻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稱不上是“人民的好總理”，而且還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言，他屬於前者還是後者，相信讀者諸公不難得出公正的結論。
“文革”後，延續了幾十年之久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全破滅，由此引發了廣大民眾對中共的普遍懷疑與批判，嚴重動搖了中共獨裁統治的根基。為了修補和維護搖搖欲墜的“偉光正”形象，中共隨機應變，又有針對性地及時抬出了周恩來這一“道德完人”，以替代毛澤東神話破滅後留下的心理空缺。
縱觀中共宣傳工具套在周恩來頭上的種種光環，可謂光彩耀眼，形形色色，有說他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有說他兩袖清風、艱苦樸素的，也有說他溫文儒雅，笑容可掬，彬彬有禮的，還有說他富有人情、仁慈、親切和大度的-----但宣傳得最多的還是他如何愛民如子，親民如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為國家操勞的。一句“人民的好總理”，是中共套在周恩來頭上最耀眼的一個光圈。
那麽，周恩來是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民的好總理”呢？
我們不否認，周恩來有親民愛民的言行，為國家民族的事務操過心，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大量事實來看，他最關心的既不是民眾的疾苦和利益，也不是國家民族的榮辱和興衰，而是自己的名節和地位。與毛澤東的嗜權如命、惟我獨尊不同，周恩來費盡心機的是如何在獨裁者的淫威下保全自己的名節和地位。因此，每當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與他的名節和地位發生矛盾時，他維護的始終是後者，舍棄或犧牲的總是前者。而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1949年中共建製後，周恩來的治國思路與與劉少奇、鄧小平一直很接近，而與毛澤東則始終是有距離的，為此他曾多次受到毛的批評和指責。對毛發動“文革”，打倒劉鄧，周內心是不讚成的，以他個人的秉性、以他處理黨、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來對這樣一場“天下大亂”將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後果，他不可能不清楚，但麵對毛的淫威，周深知自己如果不及時站在毛的一邊，就會像劉鄧一樣被毛打倒。最終，為了保住自己的名節和地位，周還是狠下心來選擇了倒向毛，而將人民和國家棄之一旁。為了顯示自己的忠心不二，“文革”中周不僅緊跟毛做了許多助紂為虐的壞事，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親友下屬，雙手沾滿了許多無辜者的鮮血。
據“文革”專家宋永毅介紹：“周恩來從文革66年開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員。隻不過他不是文革中間的新貴。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間的嫡係。中央文革碰頭會誰主持呀？周恩來主持。所有這些決議都是他批準出來的。周恩來當然是文革派。”
縱觀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凡是毛青睞的紅人他總是不遺餘力地進行吹捧。
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澤東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文革。是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提議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江青在“文革”中發跡，後來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還曾主動介紹了“江青同誌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誌“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在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傳閱件上，周恩來甚至寫了這樣一大篇話，用來回應江青：“……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場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誌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挖下去，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閱後在此處批示道：“向恩來同誌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實在難以想像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來本人寫下的。即使用曆史的眼光，也難以說服後人原諒類似的蠢舉。
1969年中共九大時，周恩來親自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來甚至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隻是這一次毛澤東給擋了下來。
周恩來對“文革”中的另一個風頭人物林彪也不遺餘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對毛澤東提攜林彪的想法心領神會，積極推薦林彪成為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為了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周恩來主動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頭銜，從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幾位副主席的頭銜，使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為此，周恩來曾經在“文革”初期多次公開自豪地提及這件事，說林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有意讓周恩來也擔任副主席，周恩來一口謝絕，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這時，周恩來對林彪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來在全體大會上說：“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還公開篡改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合的曆史，把中共南昌暴動中隻是一個基層軍官的林彪說成是率領部隊和毛澤東會師的領導人。他說：“林彪同誌南昌起義失敗後，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鬥。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誌。”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好過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汪東興在林彪家裏麵抄出很多周恩來送給林彪的，包括他們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給林彪的東西。陳光，就是邱會作的兒子，寫的那個廬山會議講到，說林彪一再關照他下麵的五大金剛，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中間和周恩來合作。這是特地關照多次的，說周恩來就代表我。即便是廬山會議以後，周恩來還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幾次讓林彪做一個檢查什麽的。”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則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周恩來不但對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堅決支持，而且親自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組，起草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來還在國務院係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近萬字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說法，證明毛澤東打倒老官員的行動有理。周恩來不惜以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反麵教材，說“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原因是“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結果，周的講話傳出去之後，瞿秋白的墳墓立刻被砸毀，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在對待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先前的態度一直是低調、謹慎、猶豫，一度被毛澤東從主管劉少奇專案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但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是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並由他本人執筆的關於劉少奇的報告，其中稱“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發指的是，他還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項目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69年10月，周恩來親自負責將中國高級官員送往外地“戰備疏散”。周恩來把劉少奇交給汪東興手下的人去處理。盡管周恩來時時刻刻都了解劉少奇悲慘的境遇，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經對劉少奇施以援手。結果劉少奇沒過一個月就在河南省開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劉少奇之死表示過任何歉意。
朱德曾經是和毛澤東一起被中國人喊過“萬歲”的中國領導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開會批評朱德，原因是他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周恩來在發言時指責朱德多次犯過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還教訓朱德說：“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大批官員的事常常被人稱頌。用宋永毅的話說，這其中包含著周恩來待人溫和，與人為善的一麵。與當時江青等人相比較，周恩來應該算是一個好人了。但是，周恩來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才會積極保護。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文革”之初，賀龍落難，周恩來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賀龍夫婦。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則是堅決執行。葉群在“文革”碰頭會上提出專案審查賀龍。周恩來表示附議。周恩來後來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布對他進行審查。他還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
在毛澤東轉變態度之後，周恩來會及時轉向。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著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文革”初期，中國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被打倒。周恩來明知這是一場冤案，但當年不僅沒有替楊成武講話，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後，毛澤東表示楊成武的案子可能錯了。周恩來便開始保護楊成武夫婦的安全。楊成武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在1974年7月31日曾經向他道歉說：“成武啊，在林彪誣陷你的會上，為了尊重主席的決定，我也說過違心的話，說了錯誤的話，我向你道歉。”
周恩來對鄧小平的不滿，“文革”初期是顯而易見的了。周恩來發表了大量罵劉少奇的言論，大量罵鄧小平的言論。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指示要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周恩來便親自打電話給江西黨政領導人，親自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江西省領導人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考慮讓鄧小平複出，周恩來馬上宣布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又藉著毛澤東肯定鄧小平功績的機會，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去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應允，鄧小平因此複出。
實際上，“文革”後期大批老官員被“解放”，最早也是因為毛澤東提議的。毛有一次問道：“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周恩來順勢“落實幹部政策”，解放了數以百計的高級官員。正如周恩來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說：“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但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絕對支持，周恩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來簽字批準逮捕孫維世。幾個月後，孫維世慘死在監獄裏。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跟隨周恩來幾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無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告訴汪東興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於是成元功被送進江西的“五七幹校”，一去就是將近八年。
周恩來還在1968年親自批準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盡管文革後透露的情況顯示周恩來當時也是擔心弟弟被紅衛兵迫害，因此讓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周同宇，“保護”起來。但是周同宇畢竟被關進監獄7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
顯而易見，如果周恩來不在“文革”中如此出賣自己的良知，他是決不可能成為毛時代唯一沒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
如果說毛澤東是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那麽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一樣都是毛的幫凶，區別隻在於，林彪、“四人幫”當幫凶是主動的自覺的，是想要獲取更多更大的個人權力，而周恩來當幫凶則是被迫的違心的，甚至是充滿痛苦和掙紮的，目地不是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權力，而隻是為了明哲保身，盡管如此，他們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卻是完全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如果周恩來當年沒有倒向毛，毛或許還不敢貿然發動“文革”，將當時的“二把手”劉少奇打倒在地（據《晚年周恩來》一書透露，毛澤東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恩來，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
從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擁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殺害超逾八千萬黎民百姓，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對於這一點，周自己臨終前也是有懺悔的。
據已經披露的鄧穎超日記記載，周臨終前曾對她說，“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近年來，隨著周恩來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具有爆炸性的內情被披露於世。比如，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王力在香港發表兩巨冊八十萬言回憶錄，證實周恩來曾於一九三一年親自指揮殺手勒斃顧順章全家與親友卅七人，分別掩埋於三處民居庭院，善良的人誰也不會相信，周竟連稚齡孩童與曾營救過自己的恩人(斯勵)都沒放過。
再如，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紅軍“長征”出發前，為了不暴露西竄行蹤，擔任中共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悍然下令殺害了上萬名傷病號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萬人坑事件”。
還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赴印度尼西亞萬隆出席亞非會議前，已收到情報知悉印航克甚米爾公主號專機被放置了定時炸彈，卻還下令中國代表團其它成員按原計劃登機，他為了迷惑國民黨特務機關不再更改計劃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屬與外國記者等十一人葬身於太平洋波濤之中，讓別人給自己當掩體。
……
這些且不去說它。筆者最後著重想要提出來與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什麽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
僅僅在總理這個位置上有過一些親民愛民的言行，操心過一些國家民族的事務，一生勤勉辛勞，這樣的人就夠格了嗎？顯然不是！關鍵還在於這個人在重大考驗麵前的表現究竟如何。我以為，隻有那些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且與個人利益彼此衝突不能兩全時，能夠堅持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於為他們挺身而出，犧牲自己的總理，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反之，在這個關口，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於不顧，把良心出賣給邪惡，隻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稱不上是“人民的好總理”，而且還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言，他屬於前者還是後者，相信讀者諸公不難得出公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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