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方人物周刊-中國思維網
這支曾讓日本軍隊頭疼不已的民間隊伍，第一次在媒體上公開，是在抗戰勝利50周年的時候，後來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聯的一名幹部張明澤根據線索，從這年冬天開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尋訪尚健在的破壞隊員。他獨自一人走遍了信陽、湖北、天津的許多小站和鐵路沿線的村莊。
他沒想到的是，在趕走日本人後的六十年裏，這些滿腔熱血報國殺敵、又僥幸活下來的抗日戰士，卻因他們的抗戰經曆，有過一段荒謬的殘酷歲月。
他們，曾經經曆幾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現在，他們不去請求了。“我為民族而戰過，不管是哪個陣營，夠了！”
平漢鐵道遊擊隊悲情傳奇
“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奔馳的駿馬。車站和鐵道線上，是我們殺敵的好戰場……”電影《鐵道遊擊隊》裏的歌曲讓人們蕩氣回腸。
當年在河南，在平漢鐵路上，有一支遠比鐵道遊擊隊規模更大、人數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組織——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
《平漢路工人破壞隊隊史》中說：“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是一支組織嚴密、有九個分隊、最盛時有2000餘人的隊伍。從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戰期間，他們活躍在道清、平漢、同蒲、津浦、隴海、汴新、淮南七條鐵路上，不斷在‘皇軍護路隊’的封鎖圈內炸毀日軍鐵路和列車，使“皇軍”視若“神經係”的交通線時常中斷，運輸給養根本無法完成。”
可是，他們在勝利60年來的每次紀念中，卻像塵埃一樣被湮沒在戰爭的舊跡中，遺忘在曆史的角落。我們揭開史實，像發現一個被巨大石塊壓蓋的井口，每向下挪動一厘米，就有史冊無名的英雄被發現，有動人的故事被開啟。
我們找到了兩個活著的人，周毓鬆和何惠民。其他的絕大多數，已經回歸於他們保衛過的土地，成塵，成土，讓後人走過。
1938年五一勞動節，在延安體育場由邊區政府召集萬人的慶祝大會，剛成立的平漢路工人破壞隊代表工人參加慶祝集會。那時，剛在鄭州成立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共有80人，大部分是鄭州機務段的工人。他們抱著不願做亡國奴，參戰殺敵的心願，離開心愛的火車入了伍。那時，發給每個隊員的除了灰色軍服、綁腿和水壺，就隻有滑條器和炸藥。這就是他們的武器。
事實上，他們當時的地位，讓他們在今後的日子裏吃盡了苦頭——他們是受國共雙重領導的民間力量，而且，他們的武器和經費，大部分來自國民政府。
1938年，日軍已開始全麵侵入中原地區。當年9月，為阻止日軍南下武漢，西取長安，破壞隊在滎陽汜水北渡黃河，駐在武陟縣附近的磨莊。
磨莊就在道清線的附近，破壞隊的目標就是日軍盤踞的道清鐵路。該路新鄉至清化段，被敵人據為西進南下的要衝，駐軍很多，敵人自以為固若金湯。
破壞隊趁夜在鋼軌下埋好炸藥，采用電氣發火。機車駛至埋藥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動電鈕。轟隆一響，車頭炸飛路外，後麵列車向前擠來，敵人慘叫聲一片。列車後部的敵人莫名其妙，不敢應戰，過了幾分鍾才明白中了中國的“特種地雷”，待還擊時這邊隊員已經撤回駐地了。這次出擊，共斃傷敵人120餘人。
之後，他們又和八路軍合作，炸毀了修武和獅子營之間兩公裏的鐵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裏的鐵路。敵人傻了眼，隻好派重兵看守線路，連續搶修35天才勉強通車。
“十幾個人的破壞隊，比一個團的兵力還能幹”。當時漯河的《警鍾日報》、武漢的《大公報》都用紅字刊登這個消息。
死裏逃生何惠民
老班長何惠民是記者見到的年紀最輕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廣水市蕭家畈。何惠民因為當年在破壞隊能吃善戰，被隊友起號“吃不飽”。
廣水，這個隸屬於湖北隨州的小城，是當年平漢鐵路線上重要的一站。
在廣水老鐵路區附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沒有圍牆的平房裏，房子破舊不堪，能夠和周圍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門前還沒有脫落顏色的對聯。
兩個月前，因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轉，這個80歲的老人和81歲的老伴互相爭吵著讓誰先說話，活躍著這個貧寒家庭的氣氛。
何惠民，16歲就當上班長的娃娃兵，是讓日本人聞風喪膽的爆破能手，有著17次與閻王打照麵卻活下來的傳奇經曆。
何惠民家裏的堂屋除了張擺滿藥瓶的矮飯桌和幾把椅子，隻剩一張坐著會塌坑的沙發。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著，時而用普通話糾正丈夫的發音。當年，17歲的娃娃就這樣帶著“娃娃太太”，參加了對日戰爭。
何惠民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在他的圈子裏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這天，他領著6個人炸了日本人的軍車，完成任務回村時被敵人俘虜。
“一個當官的用手槍頂著我的頭，讓我說破壞隊在哪，我就是不說，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機，子彈沒響，我還以為這家夥打空槍嚇人哩，誰知他嘩啦一下從槍膛裏退出一顆瞎火的子彈。”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劃著，指著自己的太陽穴。
“懸哪，日本人也有點怕了，是不是有神靈保佑我？不殺我了，把我帶回去電刑拷問。”
“哎呀，那叫什麽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歲啊。”
“我那時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沒有把我折騰死。我得趕緊找隊伍，不找不行呀，媳婦還在破壞隊上。我一定找機會逃跑，黃河南邊有我的媳婦在等我。”
破壞隊隊員大部分都是鐵路工人或農民出身，基本沒有薪酬，生活上極其艱苦，軍紀也很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和八路軍一樣，他們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
脫下了工裝成了兵，結合自身裝備薄弱、擅長爆破的特點，破壞隊不搞陣地戰、攻防戰，而是在綿長的鐵路線上采用麻雀戰術，進行遊擊活動，依靠群眾提供情報，依靠群眾掩護，平時著軍服，執行任務穿民裝，讓敵人軍民難辨，無法對付。破壞隊行動快、撤退快、破壞性強，又很難逮，日本人給他們起了個名——“毛猴子”。
何惠民當年，就是一個很讓日本人頭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說，自己能活到現在，看到現在有吃有喝的社會，是老天爺給的福氣。
1943年，他和幾個隊友到黃河北完成任務往回趕，到鄭州南王許村實在是累得不行了，8個人找了一間沒人住的民房，準備睡一覺再走。
“屋裏放著一口空棺材，我想這裏不錯，既幹淨又不潮，我就躺在裏麵，蓋上還睡了一個隊友。”
日本兵當時也找地方睡覺，正好撞到這裏，抓住了其他的7個人，惟獨沒發現睡在棺材裏的何惠民。
沒想到日本人睡到屋裏不走了，一個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頭頂的棺材蓋上。
“我大氣不敢出，瞪著眼捱到天亮，上邊那家夥又是打呼嚕又是翻身，讓我稍有動靜就緊張一下。如果他發現了，我拚上一條命也要幹一個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這家夥應了一聲跑了。何惠民至今還能準確學出這個日本人名字的日語發音，“到死都不會忘掉這個名字”。“這個日本人不知現在還活著沒，跟他說當年他身子下還睡著一個值3000塊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麽感覺？”
何惠民幸運逃生，其他6人也伺機逃跑，隻有分隊長喻尚榮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國俘虜一起被用兵艦運到日本。俘虜中隻有他一個破壞隊員，他不敢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因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殺勿論。喻尚榮在日本歧阜縣挖砂作勞工，下雪天穿著單衣，吃混合麵窩頭。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著看到中國人打敗日本鬼子，一定要活著回到祖國。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國軍艦送回國內，回到信陽老家。
喻尚榮已經去世。
抗戰八年中，破壞隊員先後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們全部是英勇不屈、視死如歸，不是被敵人嚴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亂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梟首示眾。
而英勇的破壞隊員背後，是無法忽視的戰績。
“打‘毛猴子’，一個打一個的不行！”日軍發出哀歎。
1941年初，深入敵偽內部活動的分隊長魏嘯行，事先偵查得知敵軍車開到時間，乘白天日軍防守疏忽時，在待王鎮東400米處的四孔橋旁，掩護隊員從河道上橋埋雷，炸翻敵軍車一列、機車一台、炸毀橋梁一座。機車連後麵裝載士兵列車、運豬車均炸翻橋下，日軍20餘人和幾十頭豬全部摔死。弄得日軍的死豬肉吃不完，隻能在鎮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傳著“日本死豬不值錢”的笑話。
1942年春，中隊副張玉佩、分隊長羅鳳華、班副胡全樹、隊員黃文高，由八路軍團指揮員聶好禮帶領一百餘人掩護，在安陽十裏鋪附近間隔埋雷3處，串聯發火，毀敵軍車一列。因為鐵路被炸得無法修複，日軍隻得另外修路。由於這次戰績輝煌，八路軍曾獎給破壞隊員每人邊幣3元，還擺了宴席給他們慶祝。
據河南省檔案館《軍 委會江北交通工作隊曆年戰績統計表》統計，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壞隊共炸毀機車1690餘輛、鐵路鋼橋110多座，鋼軌330多華裏，斃傷日軍13000餘人，有效配合了中國正麵戰場上的抗日鬥爭。
何惠民脫口就能說出當年在隊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
那一年，19歲的朱桂英懷著他們的一對雙胞胎，艱難隨著隊伍進發。在河南密縣，日本人來了，他們被衝散。
“飛機就在頭頂上，炸彈就在腿邊爆炸，看著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兩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難的十幾個人，死了9個。朱桂英挺著大肚子擔驚受怕，動了胎氣，在一個隊副家屬的照顧下，在密縣村邊的一個透風的破窯洞裏，生下了一對不足月的龍鳳雙胞胎。
一路驚嚇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親的她隻能眼睜睜看著兩個剛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懷裏相繼斷氣。長的那個，活了8天。
有時候孩子般在老伴麵前頑皮的朱桂英總會想起從前的事，看見繞膝的孫兒，夢裏惦記的總是那對懷裏哭鬧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從破敗的屋子裏望著門外青青的雜草。沒有哭，沒有埋怨。“就是那會沒事，娃兒也不一定朱桂英才見到了何惠民，這時距離他們分開已經整整一年八個月，這也是這對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輩子惟一分開的518天。
何惠民說：“人生的意義？你是蔣介石毛主席，也要死的。人活著，就是為了吃穿。當年抗日我就是為了這個。我是中國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國家弄得沒有辦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趕走嗎？國家穩定了我才有吃穿。當時沒有別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過我想過的生活。”
“我能參加破壞隊，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別的不說，我至少還活著。平安、平靜。河南省退休單位還給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麽，要不對不起地下死的兄弟們。他們有什麽？我很幸福。”
破壞隊當年不僅有上千隊員，還有政工隊、文工團、衛生所、修械所等輔助單位，破壞隊還在大別山建立了抗戰子弟學校、華強煙廠、紡紗廠、被服廠等後方基地，工人沒有工資，每天隻管兩頓稀飯，全部收入都用來支持破壞隊抗日。
破壞隊中有夫妻戰士，有像何惠民夫婦這樣的隨軍夫妻，還有丈夫在隊上、妻子在後方工廠幹活的夫婦。行軍路上兒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丟掉孩子，是很多破壞隊家屬的真實經曆。對母親來說，這可能是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痛苦回憶。但是，戰爭又讓他們不得不咽下眼淚，默默承受。
男人們拚殺在前線，女人們所作的貢獻和犧牲，她們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痛苦，是沒有戰績的豐碑。
周毓鬆：日軍為我的戰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陽，京廣鐵路旁邊的民居。
屋子裏的地麵一陣顫動，窗外傳來火車的汽笛聲。周毓鬆習慣了這樣的聲音和動靜有60年。他的家，距離鐵路不到20米。當年，這條鐵路被他和戰友炸得支離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細地梳理自己的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鬆生在河南，父親在鐵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鬆從安陽考到鄭州的扶輪中學。學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來了，周毓鬆背著家人，參加了破壞隊。
“虱子，見過嗎？”周毓鬆說，1938年破壞隊在焦作修武駐防，十幾個人住在人家的羊圈裏，打地鋪，晚上伴著牲口睡覺， “順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榮呀！那時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戰蟲’！”
周毓鬆說，埋雷、置炸藥，破壞隊員幹的都是“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危險活，稍不小心，或情況突變，都可能炸死自己。
剛開始，他們是采用電氣發火引爆炸藥的方法，因為隊員需要在鐵路不遠處守候，容易暴露目標，十分危險。畢竟是鐵路工人，熟悉機械和電工，他們發明了特種地雷——“啟閉器”，能在埋置後，不須專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動引爆。
敵人多次挨炸後，為避免機車受損，就在車頭前頂上兩輛平車，裝滿石塊。埋雷爆炸後，隻炸平車，難毀機車。
“鐵路工人有技術，腦筋轉得也快，總有辦法變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勝防，暈頭轉向！”
在無可奈何之際，敵人隻好用電車開道，有雷就炸電車，無雷才讓軍車通過。
周毓鬆揚著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著身子，大揮著手，眼神裏有當年的機靈和淩厲。
敵人黔驢技窮，炸昏了頭，就在長期挨炸的道清鐵路西段，新鄉到博愛靠太行山的一邊，挖了深寬各丈餘，延連一百幾十裏的護路溝，還每隔一裏建座碉堡，共計一百多個作為護路點，強迫附近村民晝夜看守。
破壞隊的連連出擊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鑼哀叫，“破壞隊的英雄們，你們若不再炸，我們也不掃蕩！”
讓周感慨的是，他的敵人日本人為他的戰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還都是剛十八九歲的一總隊班長朱子貴、隊員歐陽潤山、副班長焦增奎、隊員潘文錦四人在道清線獅子營站埋雷，被敵人發現掃射，四人中彈負傷。
眼看鬼子步步緊逼，班長朱子貴忍著傷痛用最後一點力氣勉強站起來，撲倒在炸藥箱上，引爆炸藥，四人全部犧牲。
破壞隊有個規矩，犧牲的隊員都要隊裏親自埋葬。周毓鬆和兩個隊友接受了這個危險的任務。
“遠遠我就看見那新墳前麵有個東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誰也沒想到日本人給他們立了一個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個碗口大的漢字——‘爆死中國烈士之墓’，每個字都工工整整，一筆一劃。”
“日本人還在墳前置辦糕點水酒，公開祭奠。”周毓鬆和戰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將屍體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蕭呂村麥地。
“戰爭，拚盡了肉體，鬥的就是精神。作為敵人，他們痛恨破壞隊，但作為軍人，他們崇敬這種為國捐軀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壞隊的時間裏，周腰裏的手槍從來沒有對日本人開過。“我在鐵路上殺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莊，我從來不打他們。”
周的工作需要鄉村的掩護。在村莊，他經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個信念， “我殺死一個日本人有什麽用？他們會把幾個村莊、那麽多老百姓的房子燒光的！他們無法生活啊。我堅信我們會勝利，他們畢竟在我們國家打仗，沒有趕不走的。”
“隻有參加過戰爭的人，才知道戰爭邏輯。”這個現在經常閱讀、思考日本人曆史的老人說。
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平漢路工人破壞隊實現諾言，隊員全部解散並複員上路，曾經浴血奮戰的戰士又成了開動機車的工人。周毓鬆則在信陽機務段當上了一名鐵路工人。
一切，並沒有按著想象的軌跡發展。
文 化 大 革 命中，破壞隊的身份沒有給他們帶來榮譽，反而成為洗不掉的“汙點”。
破壞隊員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輩的牽連，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參軍、招工的機會，大部分都像父輩一樣做工或務農，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鄉。
“當年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打仗，不就是為了子孫們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們那時候的罪？至於孩子們還記不記得，我不管。隻要他們過得好就行了，我們當年打日本，從來沒有什麽回報思想的，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麽呢？”
“我太幸福了，我現在可以騎著電單車出去玩，可以釣魚。還能得到國外的兄弟姐妹的錢，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戰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歲的老人說，“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義，對不起，我真沒有想明白。”
何惠民說：“抗戰勝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樂。我的骨頭可以埋在家鄉。二戰，有我一份，就行了，還圖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著自己胸膛，刀刻般皺紋的臉上露出笑容。
“憑我是中國人，為民族打仗，我沒做過亡國奴，問心無愧！”周毓鬆是一個字一個字堅定地說出來的。
周養了一群鴿子，他一叫，鴿子就咕咕地來到身邊。鴿子籠的門他從來不關。“他們需要自由，在這裏，沒有人傷害他們。”
這支曾讓日本軍隊頭疼不已的民間隊伍，第一次在媒體上公開，是在抗戰勝利50周年的時候，後來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聯的一名幹部張明澤根據線索，從這年冬天開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尋訪尚健在的破壞隊員。他獨自一人走遍了信陽、湖北、天津的許多小站和鐵路沿線的村莊。
他沒想到的是，在趕走日本人後的六十年裏，這些滿腔熱血報國殺敵、又僥幸活下來的抗日戰士，卻因他們的抗戰經曆，有過一段荒謬的殘酷歲月。
他們，曾經經曆幾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現在，他們不去請求了。“我為民族而戰過，不管是哪個陣營，夠了！”
平漢鐵道遊擊隊悲情傳奇
“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奔馳的駿馬。車站和鐵道線上，是我們殺敵的好戰場……”電影《鐵道遊擊隊》裏的歌曲讓人們蕩氣回腸。
當年在河南，在平漢鐵路上，有一支遠比鐵道遊擊隊規模更大、人數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組織——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
《平漢路工人破壞隊隊史》中說：“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是一支組織嚴密、有九個分隊、最盛時有2000餘人的隊伍。從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戰期間，他們活躍在道清、平漢、同蒲、津浦、隴海、汴新、淮南七條鐵路上，不斷在‘皇軍護路隊’的封鎖圈內炸毀日軍鐵路和列車，使“皇軍”視若“神經係”的交通線時常中斷，運輸給養根本無法完成。”
可是，他們在勝利60年來的每次紀念中，卻像塵埃一樣被湮沒在戰爭的舊跡中，遺忘在曆史的角落。我們揭開史實，像發現一個被巨大石塊壓蓋的井口，每向下挪動一厘米，就有史冊無名的英雄被發現，有動人的故事被開啟。
我們找到了兩個活著的人，周毓鬆和何惠民。其他的絕大多數，已經回歸於他們保衛過的土地，成塵，成土，讓後人走過。
1938年五一勞動節，在延安體育場由邊區政府召集萬人的慶祝大會，剛成立的平漢路工人破壞隊代表工人參加慶祝集會。那時，剛在鄭州成立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共有80人，大部分是鄭州機務段的工人。他們抱著不願做亡國奴，參戰殺敵的心願，離開心愛的火車入了伍。那時，發給每個隊員的除了灰色軍服、綁腿和水壺，就隻有滑條器和炸藥。這就是他們的武器。
事實上，他們當時的地位，讓他們在今後的日子裏吃盡了苦頭——他們是受國共雙重領導的民間力量，而且，他們的武器和經費，大部分來自國民政府。
1938年，日軍已開始全麵侵入中原地區。當年9月，為阻止日軍南下武漢，西取長安，破壞隊在滎陽汜水北渡黃河，駐在武陟縣附近的磨莊。
磨莊就在道清線的附近，破壞隊的目標就是日軍盤踞的道清鐵路。該路新鄉至清化段，被敵人據為西進南下的要衝，駐軍很多，敵人自以為固若金湯。
破壞隊趁夜在鋼軌下埋好炸藥，采用電氣發火。機車駛至埋藥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動電鈕。轟隆一響，車頭炸飛路外，後麵列車向前擠來，敵人慘叫聲一片。列車後部的敵人莫名其妙，不敢應戰，過了幾分鍾才明白中了中國的“特種地雷”，待還擊時這邊隊員已經撤回駐地了。這次出擊，共斃傷敵人120餘人。
之後，他們又和八路軍合作，炸毀了修武和獅子營之間兩公裏的鐵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裏的鐵路。敵人傻了眼，隻好派重兵看守線路，連續搶修35天才勉強通車。
“十幾個人的破壞隊，比一個團的兵力還能幹”。當時漯河的《警鍾日報》、武漢的《大公報》都用紅字刊登這個消息。
死裏逃生何惠民
老班長何惠民是記者見到的年紀最輕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廣水市蕭家畈。何惠民因為當年在破壞隊能吃善戰，被隊友起號“吃不飽”。
廣水，這個隸屬於湖北隨州的小城，是當年平漢鐵路線上重要的一站。
在廣水老鐵路區附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沒有圍牆的平房裏，房子破舊不堪，能夠和周圍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門前還沒有脫落顏色的對聯。
兩個月前，因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轉，這個80歲的老人和81歲的老伴互相爭吵著讓誰先說話，活躍著這個貧寒家庭的氣氛。
何惠民，16歲就當上班長的娃娃兵，是讓日本人聞風喪膽的爆破能手，有著17次與閻王打照麵卻活下來的傳奇經曆。
何惠民家裏的堂屋除了張擺滿藥瓶的矮飯桌和幾把椅子，隻剩一張坐著會塌坑的沙發。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著，時而用普通話糾正丈夫的發音。當年，17歲的娃娃就這樣帶著“娃娃太太”，參加了對日戰爭。
何惠民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在他的圈子裏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這天，他領著6個人炸了日本人的軍車，完成任務回村時被敵人俘虜。
“一個當官的用手槍頂著我的頭，讓我說破壞隊在哪，我就是不說，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機，子彈沒響，我還以為這家夥打空槍嚇人哩，誰知他嘩啦一下從槍膛裏退出一顆瞎火的子彈。”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劃著，指著自己的太陽穴。
“懸哪，日本人也有點怕了，是不是有神靈保佑我？不殺我了，把我帶回去電刑拷問。”
“哎呀，那叫什麽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歲啊。”
“我那時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沒有把我折騰死。我得趕緊找隊伍，不找不行呀，媳婦還在破壞隊上。我一定找機會逃跑，黃河南邊有我的媳婦在等我。”
破壞隊隊員大部分都是鐵路工人或農民出身，基本沒有薪酬，生活上極其艱苦，軍紀也很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和八路軍一樣，他們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
脫下了工裝成了兵，結合自身裝備薄弱、擅長爆破的特點，破壞隊不搞陣地戰、攻防戰，而是在綿長的鐵路線上采用麻雀戰術，進行遊擊活動，依靠群眾提供情報，依靠群眾掩護，平時著軍服，執行任務穿民裝，讓敵人軍民難辨，無法對付。破壞隊行動快、撤退快、破壞性強，又很難逮，日本人給他們起了個名——“毛猴子”。
何惠民當年，就是一個很讓日本人頭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說，自己能活到現在，看到現在有吃有喝的社會，是老天爺給的福氣。
1943年，他和幾個隊友到黃河北完成任務往回趕，到鄭州南王許村實在是累得不行了，8個人找了一間沒人住的民房，準備睡一覺再走。
“屋裏放著一口空棺材，我想這裏不錯，既幹淨又不潮，我就躺在裏麵，蓋上還睡了一個隊友。”
日本兵當時也找地方睡覺，正好撞到這裏，抓住了其他的7個人，惟獨沒發現睡在棺材裏的何惠民。
沒想到日本人睡到屋裏不走了，一個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頭頂的棺材蓋上。
“我大氣不敢出，瞪著眼捱到天亮，上邊那家夥又是打呼嚕又是翻身，讓我稍有動靜就緊張一下。如果他發現了，我拚上一條命也要幹一個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這家夥應了一聲跑了。何惠民至今還能準確學出這個日本人名字的日語發音，“到死都不會忘掉這個名字”。“這個日本人不知現在還活著沒，跟他說當年他身子下還睡著一個值3000塊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麽感覺？”
何惠民幸運逃生，其他6人也伺機逃跑，隻有分隊長喻尚榮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國俘虜一起被用兵艦運到日本。俘虜中隻有他一個破壞隊員，他不敢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因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殺勿論。喻尚榮在日本歧阜縣挖砂作勞工，下雪天穿著單衣，吃混合麵窩頭。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著看到中國人打敗日本鬼子，一定要活著回到祖國。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國軍艦送回國內，回到信陽老家。
喻尚榮已經去世。
抗戰八年中，破壞隊員先後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們全部是英勇不屈、視死如歸，不是被敵人嚴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亂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梟首示眾。
而英勇的破壞隊員背後，是無法忽視的戰績。
“打‘毛猴子’，一個打一個的不行！”日軍發出哀歎。
1941年初，深入敵偽內部活動的分隊長魏嘯行，事先偵查得知敵軍車開到時間，乘白天日軍防守疏忽時，在待王鎮東400米處的四孔橋旁，掩護隊員從河道上橋埋雷，炸翻敵軍車一列、機車一台、炸毀橋梁一座。機車連後麵裝載士兵列車、運豬車均炸翻橋下，日軍20餘人和幾十頭豬全部摔死。弄得日軍的死豬肉吃不完，隻能在鎮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傳著“日本死豬不值錢”的笑話。
1942年春，中隊副張玉佩、分隊長羅鳳華、班副胡全樹、隊員黃文高，由八路軍團指揮員聶好禮帶領一百餘人掩護，在安陽十裏鋪附近間隔埋雷3處，串聯發火，毀敵軍車一列。因為鐵路被炸得無法修複，日軍隻得另外修路。由於這次戰績輝煌，八路軍曾獎給破壞隊員每人邊幣3元，還擺了宴席給他們慶祝。
據河南省檔案館《軍 委會江北交通工作隊曆年戰績統計表》統計，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壞隊共炸毀機車1690餘輛、鐵路鋼橋110多座，鋼軌330多華裏，斃傷日軍13000餘人，有效配合了中國正麵戰場上的抗日鬥爭。
何惠民脫口就能說出當年在隊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
那一年，19歲的朱桂英懷著他們的一對雙胞胎，艱難隨著隊伍進發。在河南密縣，日本人來了，他們被衝散。
“飛機就在頭頂上，炸彈就在腿邊爆炸，看著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兩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難的十幾個人，死了9個。朱桂英挺著大肚子擔驚受怕，動了胎氣，在一個隊副家屬的照顧下，在密縣村邊的一個透風的破窯洞裏，生下了一對不足月的龍鳳雙胞胎。
一路驚嚇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親的她隻能眼睜睜看著兩個剛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懷裏相繼斷氣。長的那個，活了8天。
有時候孩子般在老伴麵前頑皮的朱桂英總會想起從前的事，看見繞膝的孫兒，夢裏惦記的總是那對懷裏哭鬧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從破敗的屋子裏望著門外青青的雜草。沒有哭，沒有埋怨。“就是那會沒事，娃兒也不一定朱桂英才見到了何惠民，這時距離他們分開已經整整一年八個月，這也是這對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輩子惟一分開的518天。
何惠民說：“人生的意義？你是蔣介石毛主席，也要死的。人活著，就是為了吃穿。當年抗日我就是為了這個。我是中國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國家弄得沒有辦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趕走嗎？國家穩定了我才有吃穿。當時沒有別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過我想過的生活。”
“我能參加破壞隊，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別的不說，我至少還活著。平安、平靜。河南省退休單位還給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麽，要不對不起地下死的兄弟們。他們有什麽？我很幸福。”
破壞隊當年不僅有上千隊員，還有政工隊、文工團、衛生所、修械所等輔助單位，破壞隊還在大別山建立了抗戰子弟學校、華強煙廠、紡紗廠、被服廠等後方基地，工人沒有工資，每天隻管兩頓稀飯，全部收入都用來支持破壞隊抗日。
破壞隊中有夫妻戰士，有像何惠民夫婦這樣的隨軍夫妻，還有丈夫在隊上、妻子在後方工廠幹活的夫婦。行軍路上兒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丟掉孩子，是很多破壞隊家屬的真實經曆。對母親來說，這可能是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痛苦回憶。但是，戰爭又讓他們不得不咽下眼淚，默默承受。
男人們拚殺在前線，女人們所作的貢獻和犧牲，她們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痛苦，是沒有戰績的豐碑。
周毓鬆：日軍為我的戰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陽，京廣鐵路旁邊的民居。
屋子裏的地麵一陣顫動，窗外傳來火車的汽笛聲。周毓鬆習慣了這樣的聲音和動靜有60年。他的家，距離鐵路不到20米。當年，這條鐵路被他和戰友炸得支離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細地梳理自己的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鬆生在河南，父親在鐵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鬆從安陽考到鄭州的扶輪中學。學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來了，周毓鬆背著家人，參加了破壞隊。
“虱子，見過嗎？”周毓鬆說，1938年破壞隊在焦作修武駐防，十幾個人住在人家的羊圈裏，打地鋪，晚上伴著牲口睡覺， “順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榮呀！那時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戰蟲’！”
周毓鬆說，埋雷、置炸藥，破壞隊員幹的都是“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危險活，稍不小心，或情況突變，都可能炸死自己。
剛開始，他們是采用電氣發火引爆炸藥的方法，因為隊員需要在鐵路不遠處守候，容易暴露目標，十分危險。畢竟是鐵路工人，熟悉機械和電工，他們發明了特種地雷——“啟閉器”，能在埋置後，不須專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動引爆。
敵人多次挨炸後，為避免機車受損，就在車頭前頂上兩輛平車，裝滿石塊。埋雷爆炸後，隻炸平車，難毀機車。
“鐵路工人有技術，腦筋轉得也快，總有辦法變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勝防，暈頭轉向！”
在無可奈何之際，敵人隻好用電車開道，有雷就炸電車，無雷才讓軍車通過。
周毓鬆揚著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著身子，大揮著手，眼神裏有當年的機靈和淩厲。
敵人黔驢技窮，炸昏了頭，就在長期挨炸的道清鐵路西段，新鄉到博愛靠太行山的一邊，挖了深寬各丈餘，延連一百幾十裏的護路溝，還每隔一裏建座碉堡，共計一百多個作為護路點，強迫附近村民晝夜看守。
破壞隊的連連出擊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鑼哀叫，“破壞隊的英雄們，你們若不再炸，我們也不掃蕩！”
讓周感慨的是，他的敵人日本人為他的戰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還都是剛十八九歲的一總隊班長朱子貴、隊員歐陽潤山、副班長焦增奎、隊員潘文錦四人在道清線獅子營站埋雷，被敵人發現掃射，四人中彈負傷。
眼看鬼子步步緊逼，班長朱子貴忍著傷痛用最後一點力氣勉強站起來，撲倒在炸藥箱上，引爆炸藥，四人全部犧牲。
破壞隊有個規矩，犧牲的隊員都要隊裏親自埋葬。周毓鬆和兩個隊友接受了這個危險的任務。
“遠遠我就看見那新墳前麵有個東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誰也沒想到日本人給他們立了一個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個碗口大的漢字——‘爆死中國烈士之墓’，每個字都工工整整，一筆一劃。”
“日本人還在墳前置辦糕點水酒，公開祭奠。”周毓鬆和戰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將屍體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蕭呂村麥地。
“戰爭，拚盡了肉體，鬥的就是精神。作為敵人，他們痛恨破壞隊，但作為軍人，他們崇敬這種為國捐軀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壞隊的時間裏，周腰裏的手槍從來沒有對日本人開過。“我在鐵路上殺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莊，我從來不打他們。”
周的工作需要鄉村的掩護。在村莊，他經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個信念， “我殺死一個日本人有什麽用？他們會把幾個村莊、那麽多老百姓的房子燒光的！他們無法生活啊。我堅信我們會勝利，他們畢竟在我們國家打仗，沒有趕不走的。”
“隻有參加過戰爭的人，才知道戰爭邏輯。”這個現在經常閱讀、思考日本人曆史的老人說。
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平漢路工人破壞隊實現諾言，隊員全部解散並複員上路，曾經浴血奮戰的戰士又成了開動機車的工人。周毓鬆則在信陽機務段當上了一名鐵路工人。
一切，並沒有按著想象的軌跡發展。
文 化 大 革 命中，破壞隊的身份沒有給他們帶來榮譽，反而成為洗不掉的“汙點”。
破壞隊員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輩的牽連，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參軍、招工的機會，大部分都像父輩一樣做工或務農，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鄉。
“當年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打仗，不就是為了子孫們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們那時候的罪？至於孩子們還記不記得，我不管。隻要他們過得好就行了，我們當年打日本，從來沒有什麽回報思想的，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麽呢？”
“我太幸福了，我現在可以騎著電單車出去玩，可以釣魚。還能得到國外的兄弟姐妹的錢，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戰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歲的老人說，“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義，對不起，我真沒有想明白。”
何惠民說：“抗戰勝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樂。我的骨頭可以埋在家鄉。二戰，有我一份，就行了，還圖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著自己胸膛，刀刻般皺紋的臉上露出笑容。
“憑我是中國人，為民族打仗，我沒做過亡國奴，問心無愧！”周毓鬆是一個字一個字堅定地說出來的。
周養了一群鴿子，他一叫，鴿子就咕咕地來到身邊。鴿子籠的門他從來不關。“他們需要自由，在這裏，沒有人傷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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