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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是１９６２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發生４５周年。雖然這場戰爭曆時僅一個多月，規模也不算太大，但近半個世紀來，它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亞洲兩大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的國家關係。另一方麵，從這場戰爭結束的那天起，它就一直困擾著中外許多人，研究它的專著更如汗牛充棟。包括當年參戰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將這場戰爭視為現代中國進行的一場“最窩囊”的對外戰爭。因為戰勝的中國在印度沒有做出任何讓步下單方麵宣布停火。中國不僅將繳獲的大批武器裝備連同眾多俘虜主動交還給戰敗的印度，中國軍隊更主動後撤２０公裏，等於默認了印度提出的所謂“中印邊境線”，將中方聲稱擁有全部主權的“藏南地區”約九萬平方公裏領土（注１）拱手相讓給戰敗的印度。中國民間和外國評論普遍認為：世界戰爭史上找不到第二個戰成如此不可思議結局的戰爭，世界上更找不到像中國這樣慷慨大方的國家。每一個自認是炎黃子孫者都無法理解和認同這個“集九州之鐵都難以鑄成的大錯”。有台灣人就曾去“藏南地區”旅遊，他們非常驚訝和不解為何戰勝的中國竟如此輕易地放棄那麽一大塊廣淼、美麗和富饒的土地。 討論１９６２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方方麵麵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中國論者更通常會火藥味十足，連帶發泄對中共高層當年決策的諸多不滿。在本文中我想盡量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心平氣和地對中印邊界線的劃分、戰勝的中國為何主動撤軍這兩個世人最關心也爭論、非議最多的論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借這篇拋磚引玉的文章引起讀者廣泛的討論。 一、“麥克馬洪線”在法理上根本不是中印的法定邊界線 現時的中印邊界線全長約２，０００公裏，印度一直堅持以所謂的“麥克馬洪線”（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作為勘定中印邊界線的唯一基準。“麥克馬洪線”是英國探險家當年為英屬殖民地印度作地理測量時劃出的一條分割印度和西藏的所謂“邊界線”。它西起不丹和西藏的交界處，然後沿分水嶺和山脊線東行至雲南的尖高山。這條線將曆史上一直由西藏當局享有管轄權、稅收權和放牧權的約九萬平方公裏領土都劃歸印度。當時的英屬印度總督為麥克馬洪，故這條測量線後來被通稱為“麥克馬洪線”。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西藏、英國（代表當時尚未獨立的英屬印度）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注２）舉行三方會談，討論西藏的地位。西藏的立場是要求承認和保證其完全、完整的獨立地位；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則堅持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要求擁有西藏的外交和國防權力，以及一定程度的（對西藏的）地方行政權力；英國則以將西藏劃分為外藏和內藏的方案進行調和，並據此達成了一個三方協議。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最終拒絕在該協議上簽字，並拒絕承認英藏雙方簽訂的任何條約和協議，即單方麵將西藏的部份領土劃歸印度的所謂“麥克馬洪線”。此後的曆屆中國中央政府也從來沒有承認過“麥克馬洪線”。 周晉認為，從法理上講，來自萬裏迢迢的歐洲島國英國的探險家，根本無權替亞洲的兩大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劃定一條漫長的且由英國人的名字命名的邊界線。承認並接受這條所謂的“邊界線”不僅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更應該是前英國殖民地印度的奇恥大辱。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國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老謀深算、最老奸巨滑的殖民主義者。他們最駕輕就熟的殖民統治術就是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爾後分而治之。高高在上的英國統治者也根本不考慮殖民地人民與別國人民的死活和根本利益，四處不負責任地隨意劃分其它國家間的國境線／邊境線。英國殖民主義者拉出的這些灘灘“臭屎”給後世的許多國家憑空製造了無數的矛盾和無盡的災難，無數的人至今還在繼續為英國人當年的不齒行徑流血、喪命。 令人遺憾的是，在處理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邊界和領土問題上，印度一向采取雙重標準，完全視乎是否有利於自己而定，毫無公理可言。印巴分別獨立以來的六十年中，在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上，不再承認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堅決不承認英國最後一任印度總督蒙巴頓提出的“蒙巴頓方案”，即“克什米爾可以自由決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宣布獨立”；而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同樣是不再承認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卻始終堅持以英國殖民者劃出的“邊界線”為中印雙方邊界談判的唯一基準。印度蠻橫無理的態度理所當然地無法服人，中國理所當然地堅決反對，雙方兵戎相見是遲早的事。 再從國際法上講，昔日英屬印度的代表不是印度人，他更無權代表獨立後的印度，所以獨立後的印度不能再以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單方麵決定中印的邊界。如果印度仍堅持以“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邊界談判的唯一基準，其對應的先決條件是印度重新宣布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就像如今的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台灣首先必須更改其現有國號“中華民國”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然後再提出申請一樣。 二、印度逐步建立了對“藏南地區”控製權 “藏南地區”被劃入西藏自治區的錯那、隆子、朗縣、密林、墨脫、察隅六縣的管轄範圍內。但近代以來，中國曆屆中央政府對“藏南地區”知之甚少，對那片土地的控製更是“鞭長莫及”。曆史上的印度對這片土地也長期不感興趣。隻是到了現代，印度才開始關注並循序漸進地蠶食這片土地。１９５４年，印度在這塊土地上成立了“東北邊境特區”。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圖首次把“麥克馬洪線”從１９３６年以來注明為“未標定界”改為“已定界”。１９７２年印度將該特區改為所謂的“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特區”。１９８６年底，印度議會兩院通過立法，將“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特區”升格為邦。１９８７年２月，印度單方麵設立了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又譯阿魯納查爾邦，意為“旭日之國”），並在該邦中劃分出十三個區進行管轄。 三、中國放棄“藏南地區”的曆史背景和原因 要探討在１９６２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戰勝的中國為什麽沒有乘勝收割勝利成果，就必須詳細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的治國方略和外交政策，以及當時中國麵對的困難複雜的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 １、國家戰略價值取舍的原因 在現代，地處“世界屋脊”的西藏對中國的整體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一個“敵對勢力”統治下具有居高臨下地理優勢的西藏絕對是中國的噩夢（更別提達賴喇嘛曾提出過的總麵積約２５０萬平方公裏的“大西藏”概念），就像“青藏鐵路”開通後的西藏是印度的噩夢一樣。但“藏南地區”則不同。西藏在五十年代末的大規模“叛亂”給中共中央決策層上了深深的一課，他們發現收服西藏比收服新疆還要棘手。曆史上印度對西藏的向心力一直比中國強（注３）。在近代英國人也曾長期經略過西藏，並一直在挑動西藏獨立。故清末辛亥革命一起，素有離心之意的西藏立馬就造反尋求獨立。所以，在１９６２年的中國麵臨空前內外交困的國內國際形勢下（下文將對此作詳細分析），毛、周對西藏和藏南問題的基本思考，是將它們一刀兩斷，分別對待。西藏比藏南重要得多，先力所能及地把整個西藏抓穩了、控製住；對藏南隻得“得蜀棄隴”、“該收手時就收手”，“藏南問題”隻能留待以後再說。 ２、外交政策的原因 中共在建國後的五十、六十年代內，追求“世界大同”的國際共運理想和傳統王道思想（或曰“天朝心態”）一直主導了中國決策高層的外交思維。表現在考慮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時過於浪漫化／理想化（毛澤東尤甚）、簡單化地一刀切（即凡是反對“美帝”或“蘇修”的就是朋友或同誌）。在整個五十年代，中印關係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度相當友好，曾結成了牢固的準盟友關係。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１９５３年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來的。在對中印關係的通盤考慮中，中方決策高層始終認為中印之間有著更廣泛更基本的利益追求，中印不應為了邊界問題徹底翻臉，邊界糾紛最終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半個世紀後再看，這種認知根本是剃頭挑子一頭熱，與印度人考慮和追求的目標根本是南轅北轍的）。 另一方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發展成為“不結盟運動”的理論基礎，而“不結盟運動”頗符合毛、周的全球戰略構想──組成抗衡美、蘇集團的“第三勢力”。作為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大國，作為倡導“不結盟運動”（該運動最多時曾擁有多達１１５個成員國）的最初三巨頭之一，印度在領導“不結盟運動”、對抗美蘇兩極世界的冷戰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不想“小不忍則亂大謀”，不想因中印戰爭導致印度轉而投靠美國或蘇聯，從而影響“不結盟運動”的“健康發展”（半個世紀後再看，這個擔心“不幸而言中”，印度與前蘇聯結成了同盟。但這種全球戰略思考隻著眼於遠方意識形態的海市蜃樓，卻漠視近在咫尺的中國國家重大利益的瓊樓玉宇。其結果是印度成為中國多年的死敵，中國也沒有收複國土，可謂“人地兩空”）。 ３、軍力和後勤供應的原因 這些才是毛周撤兵休戰的最主要原因。西藏地處“世界屋脊”，當時內地入藏的交通運輸非常困難。加上西藏舊政府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和仇恨，一直使大批中央進藏軍政人員無法從當地得到有效供應。所以從１９５４－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央進藏軍政人員的供給大半靠從印度輸入。現代戰爭打的是後勤。內地入藏的交通運輸連中央進藏軍政人員的供給都無法保證，如何支持一場大規模的與印度的曠日持久的現代化戰爭？ 內地進藏的運輸是如此，從西藏各地的兵站或軍火庫向前線運送彈藥和給養就更加困難。由於地理和氣候條件太惡劣，西藏許多地區根本沒有路，山路陡峭得連騾馬都用不上，隻能靠人馱。與中國相比，印度有印度平原便捷快速的鐵路、公路運輸網，可在短時間內將大批後續部隊和裝備給養源源不斷地調往前線，更有美蘇大批的先進武器和裝備源源不斷地運抵印度。 另外，發生於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的“西藏叛亂”，一直持續到１９６２年３月才宣布“平叛作戰勝利結束”。中印邊境戰發生時，人數並不多的解放軍駐藏部隊（以二野的十八軍為主）中很大一部份要負責維持西藏各地的治安和可能發生的再次“叛亂”，不能調往中印邊境參戰（我曾讀到一篇回憶錄，稱某駐藏部隊正在部隊農場的田間勞動，被突然緊急調往中印邊境投入戰鬥，可見當時西藏軍力的匱乏）。取得中印戰爭勝利的中方參戰部隊的主力僅僅是一個師級的藏字４１９部隊，全部兵力隻有四個多團，幾乎沒有重武器裝備，能運到前線的最大口徑火炮是１２０毫米迫擊炮，更不可能得到任何空中支援。 再說，對於一場戰爭尤其是現代化的戰爭，初戰的勝負並不一定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還取決於失利的一方有沒有繼續打下去的決心和實力。對１９６２年時的印度而言，繼續打下去的決心和實力都有。總兵力達幾十萬的印軍在中印邊境戰中的損失隻是十指中的小半個小拇指。戰敗的印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印度輿論一致高呼要“雪恥”並“收複失地”。印度準備與中國大打一仗，而且準備打長期的戰爭。所以，戰爭初期無論是中軍士兵的勇猛善戰、戰術的機動靈活，還是印軍的指揮低下、戰技生澀、士兵怕死，都還不是決定中印戰爭最終勝負的首要條件。 事實上，中印戰爭的戰果也完全出乎中國方麵自己最樂觀的預計。作為中方前敵總指揮的張國華中將戰前根本沒有必勝的把握。軍事大家毛澤東甚至做了最壞的估計，他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隻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注４） 但是，長期以來周晉對中印之戰一直有個難解的疑慮：素以政治教育和艱苦奮鬥為優良傳統、從“爬雪山、過草地”的絕境中成長壯大的解放軍，曆來缺乏甚至沒有後勤供應。當挾朝鮮戰爭餘威的這支中國軍隊，經浴血奮戰後終於衝出了終年積雪的喜馬拉雅山口，萬分驚訝地看到了地處亞熱帶、綠油油一望無際再也無險可守的印度平原時，如同他們甩掉的笨重棉大衣一樣，他們也甩掉了對戰爭和死亡的一切恐懼和陰影，軍心和士氣都達到最高峰，缺吃少穿、彈藥缺乏他們都能夠克服。這樣的一支忘卻了死亡、充滿必勝信念的軍隊足以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令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膽顫心驚。當時印度首都新德裏到處都在築街壘準備迎接巷戰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盡管這支人數少、沒有重裝備的中國軍隊不會去攻打新德裏，也無法占領全部的“藏南地區”，但他們至少可以像楔子一樣，牢牢地集中固守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哪怕是很小的一塊戰略要地。這樣在日後的中印邊界談判中，中國手中握有的巨大籌碼是中國主動撤軍後根本無法比擬的。退一步說，即使這支部隊在“麥線”以南守不住，他們還可以撤回來，足以向“黨和人民”交待。退一百步說，即使這支部隊的官兵最後全部戰死，對時刻需要用大大小小的“光輝榜樣”來潤滑的龐大統治機器而言，正好可以借犧牲他們的生命來激勵無數的中國人。而戰死一、兩萬的官兵對毛澤東這位打算以“犧牲中國一半的人口打贏核大戰”的紅朝開國太祖而言又算得了什麽？所以，中印戰爭結束後毛所作的決策，與素以高歌“宜將剩勇追窮寇”著稱的毛的性格多少有點南轅北轍。即使毛不被人視為“廉頗老矣”，卻很難不被後人說三道四、指指點點。 ４、中國國內的政治因素 １９６２年對毛澤東和中國都是非常難熬的一年。從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元氣大傷。即使按中國科學院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一份國情報告的最保守估計：“（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注５）。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到２月７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習稱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對因“三麵紅旗”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會後正式退居二線。 中蘇關係自１９６１年蘇共二十二大後進一步惡化。１９６２年４月和５月，新疆的塔城和伊犁地區分別發生由蘇聯策動的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蘇聯事件，僅塔城事件中就有六萬多中國居民和二十三萬多頭牲口出走蘇聯。同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新疆又與西藏接壤，中國最高決策當局為防範新疆可能的騷亂擴大到西藏，自然希望中印戰事及早結束。 １９６２年元旦，蔣介石在台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正式宣告進行“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即習稱“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從１９６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５年１月，台灣先後派遣多股武裝人員滲透到大陸沿海地區從事軍事活動。解放軍在大陸沿海布防重兵以防止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登陸，必然會限製解放軍在西藏的用兵。 印度正是在看到了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四麵楚歌、內外交困中毅然出兵的。“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印度雖然戰敗，但印度出兵的決策和掌握的時機並沒有錯。中印之戰後，中國的國際困境表麵上變得更孤立了，實質上卻受到各國領袖和民眾內心的尊重；此戰對緩解中國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也頗有助益。 ５、美蘇大規模對印軍事援助的因素 在決定對印大打前，毛、周不會不考慮到美蘇必然會對印度的大力支持。這也是毛、周戰後及時收手的重大因素之一。中國沒有實力同時對壘美蘇印三大國。印度專欄作家特賈斯·帕特爾最近通過對相關曆史事件的分析，認為中國選在１０月２０日發動進攻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其時間點準確地選在當年美蘇古巴導彈危機方興未艾的中段（１９６２年美蘇古巴導彈危機發生於１０月１４日，結束於１０月２８日，幾乎將全球推到核毀滅的邊緣）。帕特爾的分析頗符合毛澤東一貫的作戰思想。當中方打勝及美蘇導彈危機結束後，來自美蘇的大批先進武器裝備即源源不斷地運進印度，從另一個側麵論證了毛、周的預測和中國撤軍的必然。 １９６５年，毛澤東曾策劃發動第二次中印戰爭。１９６５年的中國已從“三年自然災害”中緩過勁來，國際環境也沒有１９６２年那樣險惡。如果將１９６２年中印戰爭的時空轉移到１９６５年，我想毛不會像１９６２年那樣輕易撤兵。 四、結尾：並非題外的話 在另文中，我將專門闡述現在乃至將來的中國有實力有能力收回一半甚至一大半的“藏南地區”。但９月６日有一條最新消息稱：“最近幾年來，民主中國陣線和全德學聯注意到：中國政府正在跟印度政府談判中印邊界問題，（中國政府）準備基本接受中國曆屆政府都堅決不承認的所謂麥克馬洪線。（１９１４年時的）西藏地方當局根本不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代表，這樣劃定的邊界是完全無效的。（中印）雙方以現在的各自實際控製線劃界，全部（有）爭議的中國領土為１２、５萬平方公裏，相當於一個福建省，印度獲得７４％，中國獲得３６％。如果中國接受東段的“麥克馬洪線”，放棄對該線以南的領土主權，承認其為印度所有，印度將不再向中國索取“麥克馬洪線”西段的中國新疆阿克欽地區的部份領土。另外對“麥克馬洪線”做出部份調整，但調整幅度很小，主要在達旺地區。（該調整地區的麵積）不超過２，０００平方公裏，隻有深圳市那麽大，僅占東段雙方有爭議麵積的２％”。然而印度並沒有吃虧：“印度將東段該地區（達旺）歸還中國，同時從西段換得中國新疆阿克欽地區的部份領土，麵積（與印度歸還中國的達旺地區２，０００平方公裏）相當，很有可能是與達旺地區作交換。達旺地區是西藏六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當地人民的語言也是漢藏語係（如果連該地區都不收回，不僅無法平息藏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更會影響“和諧社會的安定團結”──周晉評注）。 百多年前，百年積弱的中國出了個被後人一直罵到今天的李鴻章，其實“李代表”的萬般無奈和心中的苦楚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要怪更應該怪腐敗顢頇的滿清政府和愚昧無知的廣大民眾。如今，百多年後的中國在以“三個代表”為自許的執政黨領導下，綜合國力正蒸蒸日上、“人民當家作主”，如果再出個把“李代表鴻章”，恐怕要被後世子孫罵上整整一千年。 但願本節開頭的那則消息完全是空穴來風，完全是“海外敵對勢力的蓄意造謠，海外不負責任媒體的無稽之談”。 （注１）：這是傳統的說法。根據矢量地圖的測量方法，這塊土地的麵積大約為六萬七千平方公裏。又根據“地圖愛好者聯盟”提供的利用中印雙方數據計算得到的結論都是：中印邊界東段由印度實際控製的有爭議地區的麵積約為六萬平方公裏。 （注２）：西姆拉（Ｓｈｉｍｌａ）位於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山區，因海拔高、氣候涼爽，它曾為英屬印度的夏都，現在是印度喜馬偕爾邦的首府。 （注３）：“文成公主入藏”等恐怕都是中國人將曆史掐頭去尾後，再刻意包裝出來的“佳話”。不過這種包裝手法各國都在做，隻是中國做得更煽情更肉麻而已。 （注４）：見《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 （注５）：其它半官方的、獨立的估計死亡人數為兩千萬到三千萬人，“敵對勢力”的估計死亡人數為四千萬人以上。 （原載《博訊》，有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