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叩問2009之中國外交——承擔大國責任，我們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抗住火炬傳遞中的風波，奧運煙火照耀了中國的夜空。不等中國人從觀賽的興奮中回過味來，他們的國家已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在全球的聚光燈下，古老的中國崛起了。大國地位，帶來的不僅僅是全球影響和博弈實力，更意味著責任和義務，也意味著我們要經受更多的關注和挑剔。麵對這些，中國準備好了嗎？中國還有哪些功課要做？針對這個話題，南方周末特別專訪了中國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教授吳建民。

大國地位，也帶來對外關係的新變化；舊有的外交話題，諸如人權之類，還會帶來新的麻煩；而周邊的世界，也在發生變化，從而給中國外交帶來新的挑戰。圍繞在2009年內，中國對美國、俄羅斯、歐盟和南亞關係的發展走向，南方周末不僅僅約訪中國的高級外交官、資深國際問題專家，也聯絡了國外的中國問題智囊，甚至外國駐華外交官。期待以多角度的觀察，多元的視角，帶給讀者多元的啟示和思考中國還是配角嗎？“中國已經從國際關係中的配角，成為主角”

南方周末:您能否用一句話概括中國的國際地位？

吳建民:中國已經從國際關係中的配角，成為主角。南方周末:既然不是配角，成了主角，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看法有了怎樣的轉變？吳建民: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角色的理解，經曆了4個階段:1978年到1989年，是懷疑論。他們問:搞現代化搞得成嗎？1989年到1997年，垮台論。他們覺得中國會垮台。1997年，亞洲“四小龍”人仰馬翻，國際社會覺得中國頂不住，但是亞洲貨幣貶值的大浪在中國停止了，全世界因此對中國刮目相看，也提出了“中國威脅論”。再到2006年，佐利克提出，中國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是美國政府經過認真考慮之後的提法，標誌著“責任論”建立。責任論和前三種論點有所不同，前麵的三種看法中，總體上覺得中國是一股“禍水”。責任論則承認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我們要看到這個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在崛起，中國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這點全世界都不能不承認。

南方周末:角色不同，義務和責任也不一樣了。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的責任有哪些？

吳建民:首先，我們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很大的責任，中國好了世界好，中國不好世界倒黴。我們是聯合國的創始國，我們履行聯合國憲章和幾百個國際公約要求中國履行的義務，這是責任的第二個層麵。第三，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中國組織了六方會談，我們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人數最多的國家，這是促進和平;我們和世界上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保持了友好合作，以自己的發展帶動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前進，這是促進發展。第四個層麵，就是應對人類共同的挑戰，比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流行疾病、環境問題。胡錦濤主席說，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休戚與共。回頭看，在四個層麵上，中國做得蠻好的。我們要“當頭”嗎？“很多反對韜光養晦的人，我想他們很多問題還沒有想清楚，比較淺薄。”

南方周末:承擔責任，要主動走上前台，這和“韜光養晦”是什麽關係？吳建民:韜光養晦，核心的一點，就是不對抗，不當頭。南方周末:不對抗相對容易做到，那麽“不當頭”呢？

吳建民:我想，不當頭，不結盟，不稱霸，這些都是有具體的含義的。不當頭不是說在國際問題上不提出自己的建議，提出建議，大家接受了，不等於就是當頭。但是也要注意到，韜光養晦，和我們承擔我們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並不矛盾，因為鄧小平還說過有所作為，有所作為內容很豐富。有人反對韜光養晦，我不同意。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是夾起尾巴做人好，還是張牙舞爪、鋒芒畢露好？當然是前者好。很多反對韜光養晦的人，我想他們很多問題還沒有想清楚，比較淺薄。

南方周末:我們承擔責任，會不會跟既有的大國發生衝突？

吳建民:你可以觀察到，中國外交過去的30年，政策大調整。具體來說，首先外交追求的目標從求生存轉向求發展。1978年之後，我們改變了目標，求發展。鄧小平先後訪問了日本、美國，然後抓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第二，我們外交戰略的主導思想，從立異轉向求同。中美關係，幾代領導人都說，我們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這就是求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是求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還是求同。第三，外交工作的主導麵，從鬥爭轉向合作。今天，我們走上了主角的位置，那麽，怎樣才能扮演好這個主角呢？比如這次金融危機，一些歐洲國家對美元地位發動了挑戰，但是中國的態度是，國際金融體係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應該是全麵的、漸進的、均衡的，要調整，也要考慮到各方的利益。全球化時代下的互利共贏，是惟一的出路。未來中國發揮國際作用的過程中，就是要著力構建和發展共同利益。“我一直主張，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而今天的國際主義就是互利共贏”

南方周末:具體到承擔責任，很多人就會問，我們能獲得什麽好處？

吳建民:這一點，要放到世界變化的大背景看。在零和遊戲的時代，你死我活，你輸我贏，這個時代就要過去了，當今時代相互依存的特征越來越突出。現在我們需要認真思考胡錦濤主席的一句話: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這就是休戚與共了。我們在承擔自己責任的同時，也享受我們應得的好處。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製定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現實的好處很多，我們對世界開放，我們的活動舞台也擴展到了全世界。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累計出國人數28萬，2007年一年是4000萬，很多中國人走向世界，獲得的機遇前所未有。中國駐博茨瓦納的外交官告訴我，他甚至在博茨瓦納的邊境，都能看到浙江的農民，這背後是中國人的多少機會啊！我們觀察世界時，要切忌現實主義的思維。我一直主張，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而今天的國際主義就是互利共贏，這樣才能持久。還要做哪些準備？“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準備，就是要解放思想”

南方周末:承擔好國際責任，中國還需要做哪些準備？

吳建民: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準備，就是要解放思想。中國長期是一個弱國，是國際舞台上的配角。但是時代把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但是我們的思維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就像一個小孩子，以前個子矮，夠不著，現在慢慢長高了，能夠著了。“夠著”在這裏有兩層含義，一個是應該盡的義務，一個是應該獲得的利益。思想上，特別要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我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但是我們忙於經濟建設，一些人對國際關係領域的很多認識，還是階級鬥爭為綱，依然是誰要把誰消滅的思路，這對我們製約很大，讓我們看不到全球化之下，中國大發展的機遇。其實在全球化時代下，誰能把誰消滅，消滅了又能得到什麽好處呢？南方周末:思想上的準備可能比物質上的準備更難。吳建民:對。所以胡錦濤同誌反複強調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擺脫陳舊的觀念對人的思路的影響，似是而非的東西要堅決摒棄。還是用舊觀念觀察全球化了的新世界，就有問題了。我們能輸出價值觀嗎？“軟實力的前提是人家認識到你是好的，意識到你的文明是有用的”

南方周末:西方國家崛起之後，都輸出價值觀。我們現在達到了這個條件、具備了這個基礎，去輸出價值觀嗎？

吳建民:這一點，一定要從根子上去認識。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來自於不同的文明，今天的世界，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但是世界在變化，重心在東移，因為亞洲在崛起，其中很大一塊是中國的崛起。這個過程中，世界會重新認識東方，認識東方的文明。我不喜歡輸出價值觀的提法，中國人的傳統裏麵也沒有這個觀念，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在中國的觀念裏，不同的理念是可以共處的。這些觀點，也是中國的軟實力。軟實力的前提是人家認識到你是好的，意識到你的文明是有用的。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世界上學習中文的人數在迅速增加。所以，中國人不要學西方輸出價值觀，要讓人家覺得我們的文明是好東西。正所謂潤物細無聲，這樣就對大家都有好處了。南方周末:提高自己的軟實力，中國還需要做哪些功課？吳建民: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們自己要重新認識軟實力，我們的政策是我們的軟實力。我們投入非洲合作的總量比日本美國歐洲少很多，但是我們在非洲受到的歡迎度要高過他們，因為我們平等待人，我們不居高臨下，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軟實力的基礎是文化，我們也要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大家總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沒有人把我們的文化說清楚。我當大使的時候，常有人來問我，應該看什麽書來了解中國文化，我從來不能脫口說出一本書，常為這個覺得難為情。民族主義情緒有負麵影響嗎？“火炬傳遞中，襲擊金晶的是誰？是藏獨分子啊，不是法國人啊”

南方周末:您說過愛國主義跟國際主義相結合，但是這些年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總是比較高漲，過去是對日，現在轉向對歐洲，您怎麽看這些民族主義情緒對大國地位責任的影響？

吳建民:任何國家崛起的過程中，都有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的階段。民族主義情緒，成分上來說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熱愛自己的國家，這無可非議，另一個成分就是排斥他人，這就不對了。國際主義是我們黨一直主張的，革命時代，我們支持別國革命，他們也支持我們的革命，在和平發展時代，我們主張互利共贏。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大國崛起中，人家最害怕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上升。我想，愛國和國家的核心利益結合起來，才是理性的，可持續的。愛國不能脫離實際，愛國必須和國家的核心利益結合在一起，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核心利益是什麽？我想是繁榮與統一。繁榮是統一的基礎，如何實現繁榮，就要繼續改革開放，既然要改革開放，那麽我們能排斥人家嗎？不滿的情緒有合理的因素，但是采取排斥的辦法，不利於中國的開放，所以我不讚成把這類行動冠以愛國的標簽。

南方周末:有人說我們不是排斥人家，而是人家欺負到我們頭上了。

吳建民:對於某些國家的行動，我們要分析，不要以為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是壞的。火炬傳遞中，襲擊金晶的是誰？是藏獨分子啊，不是法國人啊。薩科齊接見達賴，我們表示強烈抗議，但是也不能據此就認為整個法國都是這樣想這樣做。不能把少數人的錯誤，讓整個民族來承擔責任，這樣的做法是不理智的。中國外交太軟了？“認為硬就好，是淺薄的。動輒就發脾氣，是匹夫之勇，不足取”南方周末:為了消除狹隘民族主義帶來的不利影響，中國政府還可以做哪些工作？吳建民:每當出現這些問題時，中國政府是注意引導的。2005年發生反日遊行時，中國政府找了三位老大使去做青年人的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在一個國家迅速崛起時，引導是重要的，要讓大家明白，什麽是愛國，什麽是誤國。心裏是愛國，但是行動損害了國家的利益，也很難說是愛國的行為。我跟年輕學生們講道理，學生們沒有噓我。過去曾經有位外交官去北京大學演講中日關係，被學生哄下台。我去演講時也在想，是不是同樣的命運在等待著吳某人，但是同學們對我報以掌聲，說明21世紀的中國青年，是更加趨於理性的。

南方周末:民間有些意見認為，中國外交太軟了，不夠強硬。外交部發言人的聲音太溫柔了，隻有個別外交官能夠拍案而起。您怎麽看？

吳建民:我想有這樣想法的人，可能大多是所謂的“憤青”。年輕人有熱情，有點衝動，是正常的。但是硬和軟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外交要講理性、原則。中國的崛起將走過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世界需要中國，中國發展更離不了世界。拍桌子凶，誰都會，小孩子都會。那個不是本事。認為硬就好，是淺薄的。動輒就發脾氣，是匹夫之勇，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