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和爺爺朱德在一起的日子 (圖)

朱德與作者（右一）在一起


您的位置： 新華網首頁 >> 讀書頻道 >> 人物鏈接 歡迎訪問新華網　新華網　全球新聞網　（ 2002-12-13 11:46:47 ）

和爺爺朱德在一起的日子

　　12月1日，是朱德元帥誕辰116周年紀念日。這位前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有著怎樣的家庭生活，又是怎樣度過他人生的第二個艱難歲月的？他的孫子朱和平以40年的親見親聞，告訴了我們不少鮮為人知的事。

□朱和平（北京）

　　我出生於1952年10月。爺爺聽說自己添了第二個孫子，非常高興，說：“現在正值朝鮮戰爭進行和平談判，就叫和平吧！”

　　我出生後8個月就被抱到了爺爺和奶奶（康克清）身邊，從1953年6月9日我隨爺爺和奶奶住進中南海到1992年4月22日奶奶去世，我總共在兩位老人身邊生活了近40年。

　　親族中50多人要求來北京，爺爺知道後非常生氣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裏曾經有很多小孩，他們都比我大。等我稍微長大後才知道，建國後不久，爺爺為了報答老家的兄弟們支持他幹革命的恩情，就對老家的人說，可帶三五個親族中的小孩來北京上學。沒想到這人回去後，就將親族中的50多人送到了西南局，要求來北京。

　　爺爺了解情況後非常生氣，他感到雖然是建國了，但我們的國家尚不富裕，老家“嘩啦”一下來這麽多人，那將給國家帶來多大的負擔！於是就給西南局寫信：

　　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來京，是犯極大錯誤的行動。他回家時我隻允許他帶三五個小孩，六歲到十三歲以下的為止。他竟將親族都帶來，浪費公款，又使他們脫離生養來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請統戰部留下幾個小孩，以外全部送回儀隴家鄉各家生業。

　　因為這些孩子來的時候年齡都比較大，所以1950年代我們家的孩子比較多。到了1960年代以後，他們都陸續上學或工作了，爺爺和奶奶身邊就剩下我和哥哥了。

　　小時候，爺爺去外地視察工作時常常帶著我

　　1964年8月暑假，爺爺和董老要去東北視察工作，並要帶上我和哥哥一起去。爺爺說：“這次出差的時間比較長，你們跟我出去走一走，看看工人是如何做工的，農民是如何種地的，這對你們的一生都有好處。”

　　爺爺的寬厚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大人小孩子都願意跟他接近。一聽說爺爺要去外地視察了，很多家裏都打來了電話，紛紛要求子女也一同前行。

　　爺爺考慮到這些孩子除了上學老是呆在中南海裏不接觸社會，對他們今後的成長不利，就同意了，結果左一個右一個地一下就帶了好幾十個。

　　我串聯回來，爺爺說：“你就呆在家裏吧”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爺爺看到許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等受到批鬥、抄家時，看到工廠、農村的生產秩序受到嚴重的衝擊、整個社會陷入極端混亂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和同學到武漢大串聯回來後，爺爺詳細地看了我帶回來的各種小報，邊看邊微微地搖頭。爺爺問我：“紅衛兵在武漢都幹了些什麽？”

　　我說：“北京去的紅衛兵在武漢到處貼大字報，搞串聯，主要是反對當時的湖北省委。”爺爺很嚴肅地說：“王任重、張體學這些同誌我都非常了解，他們都是忠於黨的好同誌，不是走資派！你們這些娃娃懂什麽？”爺爺最後說：“學校現在也不上課了，你就呆在家裏吧！”

　　造反派闖進爺爺家

　　1967年1月，一場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麵奪權”運動掀起了狂潮。在江青的唆使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任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戚本禹在釣魚台（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糾集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鼓動他們在中南海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爺爺等人進行批鬥。這些造反派先後衝進了劉少奇等人的家中對他們進行圍攻和批鬥。

　　1967年1月12日，爺爺到玉泉山工作去了，家裏隻有我、奶奶、警衛員郭計祥和阿姨肖惠珍四個人。晚上，我們剛剛吃完飯正準備看電視，郭計祥就接到了中央警衛局的通知，說是今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家裏開了批判會，可能馬上就要衝到我家了，請我們做好準備。

　　奶奶聽了郭計祥的報告後，對我說：“你呆在房子裏，不要出來。”話音剛落，造反派便衝到了門口。我在房間裏，雖然看不到外麵的情景，但能聽到造反派們質問奶奶的叫囂聲：“朱德一貫反對毛主席，是老右傾，你知道不知道？”奶奶說：“我隻知道朱德處處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毛主席。”

　　他們又喊：“朱德最近作了檢查，你為什麽不同他劃清界限？”奶奶說：“在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正常的，我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

　　造反派一時無話可說了，就喊起了口號：“滾出中南海！你們要滾出中南海……”奶奶不卑不亢地說：“我們離不離開，隻能由中央決定，你們沒有這個權力！”

　　那幫人鬧到很晚才怏怏離去。奶奶說：“這些年輕人不懂曆史，不了解真實情況，我們不要和他們計較，將來總有一天會搞清楚的！”

　　造反派走後的第二天，爺爺就從玉泉山趕了回來。我拉著他去看院牆上造反派批判他的大字報，爺爺一言不發地在那裏站了很久。

　　“記住，曆史就是曆史”

　　1967年1月底，戚本禹又煽動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把批判爺爺的鬥爭引向社會。一時間，攻擊爺爺的大字報、大標語，紛紛出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造反派先從北京鐵路局抓了我父親朱琦，並先後四次抄了我父母的家，將家裏收存的爺爺的手書、信件和書籍統統抄走，還貼出海報，準備在“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公開批判爺爺和父親。

　　北京大學的造反派頭子聶元梓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召集了該校造反派們開會，說：“清華大學揪出了劉少奇，我們這次也要搞一個大的。”會後，聶元梓又給康生打電話，探詢中央文革的態度。康生回答聶元梓說：“你們自己搞就成了，說是我讓你們搞的就搞不成了！”

　　有了康生的暗示，聶元梓的膽子就更大了。隨後，她又多次召集會議，組織撰寫批判爺爺的文章登在《新北大報》上，加印了50多萬份，向全國各地散發……

　　麵對突然襲來的惡浪，爺爺泰然自若。他對奶奶說：“第一，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來最了解我。第二，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你要每天到機關去，和群眾在一起，他們就不會天天鬥你了。”

　　由於周總理的幹預，“批朱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在當時“揪鬥”狂潮的推動下，造反派們的情緒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動得極端狂熱。

　　1967年2月的一天，我走到中南海門口時，看見迎麵開來的幾輛大卡車上竟站著我的奶奶。她頭上頂著一個高高的紙帽子，上麵還寫著“走資派”三個大字……

　　爺爺的發言不時被打斷

　　1967年1、2月間，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人，因先後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批評，而被誣陷為“二月逆流”受到了壓製和打擊。

　　從此以後直到黨的九大召開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就不再舉行了，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他們停發了爺爺的文件，調走了他的保健醫生，就連行動也受到了種種限製。

　　這年3月份的一天，擔任爺爺衛士長的郭仁叔叔找我談話時說，他已接到了通知，說是爺爺的子女們不得再進中南海了。

　　離開了中南海，離開了爺爺奶奶，我實際上就沒有了可去的地方，有時住在學校，有時住在親屬或同學家。我和爺爺奶奶隻好在中南海的接待室裏見麵。再後來就隻能到全國婦聯去見奶奶，爺爺就很難見到了。

　　從奶奶的口中得知，這段時間，爺爺正不斷地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圍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上，見一些人猛烈攻擊所謂“二月逆流”問題時，爺爺在小組會依舊坦然地說：“一切問題都要弄清楚，怎麽處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評從嚴，處理要按主席的路線。譚震林，還有這些老帥，是否真的在反毛主席？我們還沒有證據……”

　　他的發言不時被吳法憲、張春橋等人打斷。他們攻擊爺爺“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

　　謝富治在10月17日的小組會上說：“朱德同誌從上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誌是朱德同誌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到批判！”他還說：“劉鄧、朱德都是搞修正主義，‘二月逆流’這些人心不死，還要為他們服務！”

　　“你老爺子是黑司令，部隊不要你”

　　1969年底，我初中畢業。看到同學中有很多人都去報名參軍，我就和陳雲的孩子陳方也跟著去了。我們剛到學校的軍宣隊門口，就被攔住了，他們說：“你老爺子是黑司令，他父親是走資派，你們家庭有問題，部隊不要你們這種人！”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一家工廠把我招去當了工人。

　　九大召開前夕，發生了珍寶島事件（1969年3月）。因當時對發生戰爭的危險性作了過分的估計，中央在全國進行了備戰，並於10月17日決定：10月20日前，將在京的老同誌疏散到各地。

　　陳雲去了南昌，陳毅去了開封，徐向前去石家莊，葉劍英去長沙，爺爺、董必武和李富春等去了廣州。

　　後來，聽奶奶說，他們在廣東的那些日子裏，生活雖然清靜，但仍受到種種限製和冷遇：他們隻能在劃定的區域內活動，離開賓館要經過廣州軍區主要領導批準，就連去一次廣州市區都不容易……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還多次在會議上攻擊爺爺“是一個老軍閥”，“從井岡山起，就是反對毛主席的”。

　　爺爺從廬山回來後，心情非常好

　　1970年7月，我收到了奶奶的來信，信非常短，隻寫道：“我們已回到北京，速來！”

　　接到了奶奶的這封信後，我又驚又喜，迅速趕到了“新六所”。“新六所”在西郊，因院內有六幢小樓而得名。其中五幢是解放初期為毛主席、爺爺、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建的，後來他們都住進了中南海（任弼時1950年10月逝世）。

　　奶奶對我說：“這次回來就不去廣東了，也不回中南海了，咱們就在這安家了，你也可以回來住了。”

　　8月22日，一家人在一起團聚了沒幾天，爺爺和奶奶就又到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去了。9月11日，爺爺從廬山回來後，心情非常好。當天晚上，我陪他散步，爺爺對我說：“這次廬山會議解決了陳伯達的問題，很好！他不是什麽理論家，是造反派，是騙子。”

　　造反派整不著爺爺，就拿父親撒氣

　　爺爺有周總理、毛主席保護，當時造反派不敢對爺爺太放肆。他們整不著爺爺，就拿我父親撒氣。批鬥、抄家進行了好多次，家裏的書信、字畫等都抄走了。

　　1969年的6月，我父親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1969年年底，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林彪事件以後的1972年才重新給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天津鐵路局車輛段任革委會副主任，後來又任北京鐵路局天津地區黨委書記。也是在這個時候，單位才給我們家分了房子。

　　父親恢複工作後，由於勞累得了心髒病。1973年8月份，我在部隊接到通知，說我父親病重。當我趕到天津時，奶奶已經帶著爺爺的保健醫生和從北京請的幾個專家正在搶救……從此以後，我父親就一直在家休養，直到1974年6月逝世。

　　“不要讓軍隊成為野心家的工具”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爺爺主持了開幕式。

　　從三屆人大到四屆人大，中間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並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使經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難的人民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

　　爺爺在這次大會上繼續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時他已經是89歲的老人了。

　　四屆人大剛剛閉幕，“四人幫”一夥反黨篡權的陰謀變本加厲，爺爺感到，情況越來越複雜了。1975年，“四人幫”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誌，並陰謀把民兵改造為“第二武裝”。當時爺爺就明確指出，這樣搞法是別有用心的。“四人幫”圍剿優秀影片《海霞》，爺爺調看了這部影片，予以肯定和支持。

　　1975年9月7日，王平（炮兵政委，後任武漢軍區政委）和王炳南（對外友協會長）帶著家屬子女來我們家看望爺爺奶奶。

　　爺爺高興地招呼大家落坐，然後說：“你們在運動中都是經過鬥爭的，現在出來工作，還敢不敢管事情？”

　　王炳南堅定地說：“敢！這有什麽不敢的，我們都是革命幾十年的人了，還有什麽可怕的，大不了再打倒一次嘛。”

　　王平也接著說：“我也不怕，在部隊裏我什麽都敢講，這幾年林彪把部隊搞得不像樣子了。什麽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享樂主義都出來了，過去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為我們軍隊製定的許多光榮傳統都丟掉了。這次中央調我到武漢和楊得誌同誌合作，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辦事，把軍隊建設搞上去，請總司令放心。”

　　爺爺說：“好！這樣子就好嘛！我們作為黨的老幹部，跟著毛主席戰鬥了幾十年了，應該有這種精神，要為無產階級掌握好兵權，不能讓軍隊成為野心家搞資本主義複辟的工具，幾十年的鬥爭證明，我們黨的老幹部還是忠於黨和毛主席的。現在還要讓老幹部擔任第一二把手，但是老幹部要繼續革命，不要搞派性，要反對‘我’字，共產黨的重要任務是聯係群眾，為人民服務，隻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搞好五湖四海，才能搞好安定團結。”

　　“靠騙人過日子是不行的”

　　1975年10月，黨中央批準開展長征勝利40周年的紀念活動，卻遭到了“四人幫”的公然反對，攻擊“宣傳長征勝利”是“為老家夥評功擺好”，不準演出《萬水千山》等革命傳統戲。

　　11月17日，爺爺毅然觀看了總政話劇團演出的《萬水千山》後，又接見了全體演員並合影留念，他還給劇組寫下了“萬水千山”的題詞。

　　正是在這個嚴峻時刻，周總理在1976年1月8日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總理逝世後，國內的局勢再度複雜起來，這是爺爺無法意料的。

　　1976年3月31日至4月6日間，他給我談了幾次話，從這些談話裏，是可以了解爺爺當時的內心世界的。他說：“‘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這些你都很清楚的。這裏麵有林彪搞的，也有群眾搞的。我們自己並不是沒有問題，曆史上的已經作了結論，現在的還沒作結論。老幹部進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滿意，說我們做官當老爺，說得對嘛。我不是經常和你們講，你們屬於貴族子弟嗎？論生活，論條件，都比一般工人農民優越嘛！不能認為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現象。這些東西對你們並沒有什麽好處！”

　　稍停了一會，爺爺又緩緩地說：“天安門事件，不是正常的現象，你們不要參與，群眾的心情可以理解。反對周總理是不對的，中央要處理，要追查，王、關、戚式的人物還有，群眾有覺悟，他們就是上台，日子也不會好過的，靠騙人過日子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就想騙人嗎？結果自己完蛋了。鄧小平同誌現在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幫助，主席講了話，批還是要批的，不是一棍子打死，打死了不好……”

　　“我們黨內還有野心家”

　　有一天，吃完晚飯後爺爺把我叫到他的房間。指著床頭上的三本書說：“這裏的三本書，你們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書看了一下，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的三本輔導讀物。我看了後，衝著爺爺搖搖頭說沒看過。

　　爺爺示意我坐下，說：“這書寫得好！我已看過好幾遍了。它解釋了馬列主義的基本規律，很好懂。馬列主義不是隻在書本裏，隻懂書本裏的馬列主義，不算真懂，隻能算是教條的懂。真正的懂，就是要應用馬列主義的原理，解決實際問題。”

　　爺爺說到這裏，想了一下說：“中午吃飯時，我給你講了，爺爺我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我是1922年才加入我們黨的，到現在50多年了。我們黨是偉大的，我對黨是有深厚感情的，沒有黨和主席的領導，就不會有今天。但現在我們黨的情況不好，主席身體也不好，我們黨內還有野心家，還有王、關、戚，他們很陰險呀！不要把鬥爭看得很簡單，這些人不是真心搞馬列的，他們和林彪一樣，對別人是馬列主義，對自己是修正主義。”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爺爺那顆為真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也為親情、友情、愛情跳動了90年的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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