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的高級將領遇刺案：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被害內幕

罕見的高級將領遇刺案：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被害內幕　　

譚甫仁是一個從被俘的國民黨軍士兵成長起來的解放軍高級將領。他曾任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昆明軍區政委。“文革”內亂中，雲南成為打砸搶的重災區，他被毛澤東委以重任，派往雲南主持工作，卻踏上了生命的不歸路。

　　新近出版的《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對這樁建國以來罕見的高級將領遇害案作了詳盡的回顧。

唱《國際歌》的俘虜成為紅軍戰士

1928年春季，紅四軍一團一營、三營及教導隊打了新城一戰，仗打得幹脆漂亮。南門一個營守軍因我軍已突進城裏，遂把南門關閉，企圖從西門逃竄。我軍早已派出了教導隊埋伏在這裏，一個整營的敵人一個也沒有跑掉，除了被擊斃的以外，都成了教導隊的俘虜。

父親當時在教導隊當區隊長兼教官，戰役結束以後所有的俘虜都交給了教導隊看管。一天，父親當班值星。忽然聽到樓上的俘虜中有人在唱《國際歌》。歌聲引起了父親的注意，因為當時敵軍兵營中是不能唱《國際歌》的，這首歌隻有紅軍的部隊裏才有人唱。

看見父親上樓，歌聲就停止了。父親隻得發問：“剛才這首歌是誰唱的，請站起來！”

一個清瘦的青年俘虜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長官，如果不允許俘虜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親說：“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麽名字？”

那個青年說：“我叫譚甫仁！”

我父親說：“你在哪裏學的這首歌？”

譚甫仁立即變得眼淚汪汪起來。原來譚甫仁是廣東仁化人，參加過彭湃領導的第二次東江起義。在那次起義中，他學會了唱《國際歌》，沒想到起義遭遇到巨大挫折，不得不隨著起義部隊四處逃散。譚甫仁逃到了江西一個地方，在饑寒交迫中，無奈之下隻得去軍閥朱培德部當了一名士兵。這次譚甫仁隨著部隊來到新城布防，沒想到竟成了紅軍的俘虜。

父親安慰了譚甫仁幾句，問譚甫仁：“你還能想起東江起義的其他領導人嗎？”

譚甫仁說：“能啊，比如我們東江縱隊的總指揮朱雲卿。”

父親告訴他：“朱雲卿就在我們部隊裏，是我們的團參謀長，他現在就在團部。”

譚甫仁用近乎哀求的語調對父親說：“能不能安排我跟朱參謀長見一麵？謝謝你了！”

父親說：“我這就去給你安排。”譚甫仁高興得不得了，立即給父親敬了一個軍禮。

父親吃飯時碰到了毛澤東，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一棵紅色的苗子哩，現在該讓他歸隊了，要把他留在革命隊伍裏！”

這樣，譚甫仁就從俘虜中被解放出來，充實到了教導隊。開始當學員，不久就成了教導隊的文書。譚甫仁這棵紅色的苗子，在毛澤東的政策下，很快成長起來，從此，他成了一名共產黨的職業軍人，更是鐵了心跟著毛澤東幹一輩子革命。

他指揮的炮聲成為毛澤東筆下千古絕唱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譚甫仁到工程兵擔任政委。父親在幾十年的司令員生涯中，同幾位政委合作得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員和政委雙方都有各自的責任，這種格局在部隊中是常見的。但是父親說過，和譚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父親也向我講過譚甫仁回到革命隊伍後的事情，譚甫仁打仗曾經引發了一首被億萬人傳誦並流芳百世的毛澤東的詞。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國民黨湘贛敵軍4個團向井岡山撲來，妄圖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舉扼殺在搖籃中。團長朱雲卿觀察到敵人已很近，便命令“打”，簡陋裝備的鳥銃、步槍一齊開火，紅軍積攢了一些大石頭也派上了用場，大家從高處擲下，大石頭飛速滾下，敵人被砸得慘叫聲四起，紛紛從羊腸小道兩旁滾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傷痕累累。

敵人知道紅軍槍彈有限，在下午4點卷土重來，譚甫仁看看自己的槍膛隻剩下一發子彈了，石頭也不多了，十分焦慮，隻見他大聲喊道：“團長，前不久我們修的那門大炮呢﹖”

經譚甫仁提醒，團長朱雲卿也想起在茨坪修好的一門迫擊炮，馬上命令幾名戰士把炮抬過來。他們裝進一顆炮彈，正要放，突然發現沒有動靜，原來是一顆啞彈，再裝一顆，依然沒有動靜，譚甫仁急得火冒三丈，對迫擊炮喊道：“小祖宗，你爭口氣嘛！”

此時隻剩下最後一發炮彈了，譚甫仁憋住氣命令：“放！”隻見炮彈不偏不倚落入敵軍的指揮所，隨著一聲巨響，敵人血肉橫飛。敵人以為紅四軍主力回到井岡山，加上衝鋒號也響亮地吹起來，團長朱雲卿趁機率部奮起追擊，敵軍害怕吃虧，趕忙逃回茶陵。

毛澤東得知，興奮寫下：“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而製造炮聲的正是譚甫仁。

自從父親與譚甫仁相遇，在以後的幾十年間保持了很好的友誼。抗日戰爭時期，譚甫仁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15師343旅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二縱隊新編第三旅政治委員、115師教導第七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五兵團軍政治委員，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邊陲大亂，毛澤東讓譚甫仁去做“雲南王”

說到譚甫仁的去世，曾經給了父親很大的震驚，因為這樣級別的幹部被暗殺，在解放以後從來沒有過。父親在電話中聽到這個事件，很焦急地說：“趕快送醫院搶救！”

1967年初，紅衛兵、造反派組織打砸搶、武鬥頻頻，占據了雲南省委、省政府，衝擊昆明軍區。當時擔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政委的閻紅彥成了頭號打擊對象。

1967年1月8日淩晨5點，造反派衝進他家要對他進行新一輪批鬥，但連喊幾聲沒有任何動靜———閻紅彥已經去世了。死前，閻紅彥緊握雙手，顯得極其痛苦，悲愴地離開人世。

不久，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赴北京開會時，神秘失蹤。後來得知，他被造反派秘密關押在了南方一個偏僻的農場。

雲南成為“文革”重災區，武鬥在不斷升級，這種武鬥來源於江青的指示“文攻武衛”，“文革”初期，很多人認為她的講話精神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紛紛拿起武器互相攻擊。造反派由槍戰發展到炮戰，甚至把軍工企業研製的尚處於保密階段的新式武器也搶來用於武鬥。

這一切傳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周總理多次針對雲南情況作了指示。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雲南班”便是一項重要舉措，本來和父親共事的譚甫仁進入決策層視野。父親說，他得知譚甫仁要離開工程兵真有點舍不得，但是誰也阻攔不了，這是毛主席點的將。

1968年1月24日，譚甫仁走進亂哄哄的“雲南班”。受黨中央、毛主席委托，譚甫仁以“學習班”辦公室主任身份主持了“雲南班”的開學典禮並作了重要講話。

2月11日後半夜，譚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緊急約見他。毛主席向來是夜間工作，和下級見麵也從來不拘一格，當時，主席接見譚甫仁時披著一件睡衣。

毛澤東談到吳三桂做平西王，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教訓。最後，毛主席轉入正題：“你要做平西王了，執掌雲南邊地，封疆大吏喲！”

毛主席向譚甫仁傳遞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決定你擔任昆明軍區政委，名已正，言已順，把雲南班、昆明班辦好，積累的問題解決掉，卸掉了包袱，再回雲南。”

1968年5月19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任命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委譚甫仁擔任昆明軍區政委。6月17日，中央又批準譚甫仁擔任昆明軍區黨委書記。6月底的一天，周總理在中南海約見譚甫仁，再次對雲南問題作了指示。1968年8月11日，譚甫仁和“雲南班”代表們分乘4架伊爾18飛機，從北京抵昆明，正式當起了“雲南王”，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戒備森嚴的軍區大院發生了槍殺大案

父親事後談起譚甫仁的死說過，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父親說：“我也是司令員，如果大院裏有個人要害我，也很難預防。外麵的人想進來有難度，但是院子裏的人要開槍，那就防不勝防了。”

1970年12月17日淩晨，原昆明軍區大院42號院內，接連發生了斷斷續續的幾聲槍響。最早知道凶殺事件的是黨辦秘書鄒賢玉，他馬上告訴譚甫仁的秘書王克學。

王克學看見首長渾身是血，兩隻無神的眼睛向上翻著，譚甫仁夫人王裏岩更是毫無聲息。王克學頓時驚呆了，本能地大喊警衛員：“小李、小李！”但毫無動靜。王秘書跑到警衛室，兩個年輕戰士正呼呼睡大覺，王秘書氣憤地大喊：“你們怎麽睡得像頭豬，快給我起來！”

不久，警衛員小李從廁所哆哆嗦嗦地出來，原來這個軍人竟然被槍聲嚇得躲進廁所。

譚甫仁和王裏岩被火速送往昆明軍區總醫院，王裏岩兩眉間中了一彈，是要害部位。醫生說：“看來已經死去一段時間了。”譚甫仁身中兩彈，一彈擊中腹部，一彈打在頭上。入院時，幾乎沒有血壓。後來經過搶救才有了點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時間，昆明軍區副政委周興命王克學記錄，自己通過一號台要了周總理的電話，周總理大為吃驚，當即指示：“要火速組織搶救；案子很可能是內部人幹的，要抓緊時間破案，重點是軍區機關內部；成立專案組，由周興同誌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

接到命令，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魯維善教授飛抵昆明，在這之前由於譚甫仁腹腔內積滿了血，醫生隻得剖開腹腔放出積血。後又打開胸腔采用心髒按摩，但無力回天。午後4時，譚甫仁終因傷勢過重離開人世，那一年他正好60歲。

根據總理指示，昆明軍區常委會開始抓緊破案。常委們至少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革命的老軍人，麵對這起在軍區首腦機關發生的惡性案件也感到從無先例。最後，主持會議的周興感到先把槍的來源搞清，在軍區大院裏查槍、驗槍，並發動群眾提供線索。

專案組經過初步調查，首先在現場獲取了4顆59式軍用手槍子彈殼。隨即，軍區負責驗槍工作的保衛部發現兩支59式手槍及20發子彈丟失。

13歲小男孩指認凶手

這個案子後來的突破性進展竟然來自一個13歲的小男孩。那個叫王自正的凶手於譚甫仁被害後曾經出現過，還想殺死直接審查他的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陳漢中。他想敲開陳漢中家的門，開門的卻是這個姓馬的小孩，小孩在睡意朦朧中告訴王自正應該走另一個門。王自正又去敲另一個門，恰巧陳漢中出差，躲過一劫，但是這個小男孩已記住淩晨5點來的那個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王自正終於被捕。

1970年12月31日晚10時，專案組命令陳漢中、李伯誌去王自正的隔離室進行審問。王自正憂心忡忡躺在床上，陳漢中喝道：“起來，到飯堂來一下，有點事。”

王自正問：“穿哪雙鞋子？”陳漢中嚴肅地告訴他：“穿那雙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後彎腰係鞋帶，係完鞋帶，敏捷地從被窩摸出一支59式手槍，甩手就是兩槍。

李伯誌被擊中腹部，倒在地上，陳漢中被擦傷右手。殺紅了眼的王自正則提著槍奪門狂逃。幸而警衛班的戰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圍過來。王自正便舉槍向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終於見了閻王。

王自正原名王誌政，河南內黃人，富農出身。他為什麽要采取這麽極端的方式呢？

在暗殺譚甫仁之前，組織上調查出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進攻中原後，王自正堂兄帶領一個還鄉團對王自正老家的村莊反攻倒算，槍殺了村武委會主任，王自正參與了這次反攻倒算的殺人行動。後來他逃往他鄉，由王誌政改名為王自正，到其他地方參加了解放軍。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為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科長，他還沒有來得及彈冠相慶，便因家鄉告發曆史問題而被送到俘管所隔離審查。

王自正決心魚死網破。他在筆記中列下了好幾個要殺害的人的名字，包括軍區副司令員陳康、魯瑞林等人。權衡之後他又寫道：“不如殺譚甫仁，影響更大，發泄心頭之恨。”而這個殺人狂魔竟然能夠偷出兩支手槍，進入了譚甫仁壁壘森嚴的住宅，可見那個年代雖然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但是由於造反派幹擾，被打亂的規章製度留下了各種不安全的隱患。比如，譚甫仁的住宅共布設了五個警衛員，前門兩人，後邊三人。那時候正值“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部隊搞所謂“千裏野營拉練”。譚甫仁的警衛員也去拉練，警衛員僅僅剩下兩人。後來，凶犯就是從食堂拿了一張凳子，深夜爬過高大的圍牆跳進譚甫仁的深宅大院。

那一晚，王自正從廚房穿過天井進入小樓直奔譚居住的臥室。凶手敲譚甫仁夫人王裏岩的房門，王裏岩以為是譚甫仁敲門便打開了房門。王自正麵露凶光地問：“譚甫仁在什麽地方？”王裏岩情知不妙，便盡力保護丈夫：“不知道。”

王裏岩嗬斥：“你要幹什麽！”凶手用手槍對準司令員夫人，王裏岩本能地跑到沙發旁，凶手頂住她的額頭扣動扳機，夫人當場死亡。

那一刻，身經百戰的譚甫仁也發生了判斷上的錯誤，聽見槍聲他本應躲在屋裏，可他偏偏跑了出來，也沒有帶上武器，因為多年來高級首長已經不用親自帶武器了。

同一時刻，住在譚家另一個房間的六姨妹也驚惶失措地跑了出來。凶手並沒有理睬六姨妹，徑直奔向譚甫仁。譚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裏，王自正看準了譚甫仁進行射擊。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死在一個亡命徒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