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
第一章 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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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１９３７年可謂是不同尋常的一年。
１９３７年，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進入了全麵的抗戰時期，開始了為期八年的抗日戰爭。
１９３７年，中國結束了１０年內戰，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１９３７年，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名正言順地踏上了抗日的戰場。
１９３７年，中華民族曆史上的轉折點。
蔣介石“剿匪夢”的破滅
在中國近代曆史上，蔣介石是一個重要人物。
他曾率領國民革命軍把一個軍閥混戰的中國統一起來。
雖說在抗日戰爭的８年中，蔣介石沒有像共產黨那樣積極抗戰，但他也沒有如汪精衛之流那樣投降日本，並曾作為中國軍隊的統帥，領導了數百萬國民黨軍隊，為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他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公敵”。共產黨說他是人民的公敵，一點也不過分。共產黨吃夠
了蔣介石的苦頭，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後又一次把中國四萬萬人推入內戰的深淵。
蔣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３年。當時他率國民黨的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在蘇聯期間，他對蘇聯的政治製度進行了具體的調查研究。然後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聯的政治製度，乃是專製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製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這可能是蔣介石最早的反共傾向。他的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變。從蘇聯回國之後，他又向孫中山建議要反對俄國，反對容共。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蔣介石發動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共產黨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諸具體的行動。
為了生存下去，共產黨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裝，並且這支武裝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蔣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蔣介石認為，一天不把共產黨剿滅，他就一天不會得到安寧。
在蔣介石與共產黨較量的同時，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也逐步升級。蔣介石對日軍一再妥協，卻不放鬆對共產黨武裝的“圍剿”。問其中的原因，蔣介石稱之為：“攘外必先安內。”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軍對上海發動進攻。３月１８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就任之後，蔣介石首先著手的計劃，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紅軍進行討伐。
在蔣介石看來，外來的侵略隻是皮膚上的瘡毒，是不會危及國家的生死存亡的。而隻有國家內部持不同政見的集團才是對國民黨的真正威脅。
麵對著虎視眈眈的日軍，蔣介石還是騰出手來對共產黨中央蘇區的紅軍發動進攻。他是非要把紅軍置於死地不可。
蔣介石開始“剿匪”，企圖一舉消滅共產黨人。國民黨對中央根據地進行了５次“剿匪”行動，頭４次都遭到了重大損失，卻沒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產黨武裝離開了經營多年的中央根據地，開始了二萬五千裏長征。
紅軍撤出了自己的根據地後，蔣介石還是不放過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對共產黨人進行“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血腥屠殺的同時，仍不惜血本對處境十分艱難的紅軍進行圍追堵截。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紅軍和二、四方麵軍在陝北會師，從而結束了為期一年的長征，並宣告蔣介石把紅軍消滅在北上途中的計劃破產。但是紅軍也確實遭到了重大損失，中央紅軍由剛開始長征的１０萬人減少到約７千人，加上其他方麵軍和徐海東的紅２５軍、陝北劉誌丹的紅１５軍團，陝北紅軍總共隻有約３．５萬人。
蔣介石沒有徹底消滅紅軍，但他仍對自己所取得的戰果沾沾自喜。紅軍兵力的大幅度縮小讓他感到亢奮。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似乎距成功隻有一步之遙。
這時，他認為自己成功在握，從而對共產黨發出的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的願望置之不理。自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間，蔣介石先後對陝甘寧紅軍進行了３次圍攻，企圖一舉消滅紅軍。
可是就在第三次圍攻紅軍的過程中，發生了“西安事變”。一下攪醒了蔣介石“徹底消滅共黨”的美夢。１９３７年１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國共兩黨開始就有關合作和紅軍改編問題進行談判。
“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勢，並改變了國共兩黨以後的命運。
毛澤東與蔣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有兩位重要人物是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這兩位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出身於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但兩人的道路卻不相同。１９２４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曾擔任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代理過宣傳部長，地位比蔣介石還高。但他們在廣州見麵的機會並不多，各種材料上也沒有什麽記載。據蔣介石回憶，他對毛澤東的印象並不深，隻說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不多，好談農民問題。似乎當時兩人之間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支持北伐，消滅北方的軍閥。但要從更深的內心中去了解當時兩人的想法，卻是不一樣的。
蔣介石留過洋，學過日本人的作戰理論。毛澤東沒有出國學過外國的作戰理論，卻對中國的《孫子兵法》以及《水滸》和《三國演義》等中國的兵書和反映中國古代戰爭的小說研究得很透。自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以後，蔣介石的“洋”軍事學說和毛澤東的“土”軍事學說開始了激烈的鬥爭。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之間的矛盾是越積越深。蔣介石曾出大價錢要過毛澤東的人頭。
長征中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接過紅軍的指揮權，開始在貴州、四川、陝西、甘肅等省份的叢山峻嶺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軍事天才。
可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澤東的英明，紅軍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脅，要求中國國內有一個團結一致的環境，共產黨也需要一個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於是，遵義會議以後，共產黨向國民黨頻頻發出團結抗戰的信息，表示紅軍可以接受改編。
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團結抗戰信息均不予理睬。
蔣介石沒有給共產黨麵子。
共產黨更恨蔣介石，毛澤東更覺得與蔣介石不共戴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於西安。
“西安事變”後第三天，斯大林就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的影響使蔣獲釋。
蔣介石沒有被殺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國命運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死對頭又變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國之大幸。
“七七事變”為國共合作推波助瀾
１９３７年１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運作階段。從那時開始，國共兩黨開始談判有關合作事項和紅軍的改編問題。１月３１日，蔣介石指示撥給紅軍每月軍費２０到３０萬元，紅軍番號不變。
２月８日，蔣介石又指出，如要統一軍隊，中共不能再宣傳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表示如國民黨政府堅持原談判條件，則中共停止武裝暴動，改蘇維埃為中華民國特區。
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區”這一概念，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早了整整４７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國兩製的最初形式。現在鄧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陝甘寧特區”就是指這一件事。
中國共產黨還提出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中央政府領導，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但蔣介石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反對共產黨。２月１５日，南京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其重點內容為，根絕赤化宣傳；根絕階級鬥爭。同時認為紅軍要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投誠，而不是統一改編。
從根本上講，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仍沒有發生變化，隻是在策略上作了調整。他在２月５日的日記中就說：“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調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確實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脅，二是中國共產黨也答應放棄武裝鬥爭的政策。
３月６日，蔣介石又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我國對共產黨政策並未有何變更。此點可於前次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證明之。”
看來，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答應與共產黨合作，但其內心是極不情願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產黨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協議已經有了，但國共兩黨能否成功地進行合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
自１９３３年以後，因為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妥協，使得北平、天津成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自山海關到豐台，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紮。通縣已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純係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麵則駐有日偽重兵，西北麵是李守信、王英偽軍。隻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盧溝橋再劃到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內，那麽北平就盡入日本人手裏。因此，日軍又製造事端，進攻盧溝橋，從而挑起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事變的第二天，他才接到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得純的報告。接到這個報告後，蔣介石對是否立即進行全麵抗日仍未下定決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隨後又寫道：“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當時，天皇裕仁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蔣介石還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決心，難怪他在日記中自問自疑。但蔣介石也感到應準備在日方擴大事態時，與之抗爭，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７月８日接到日軍進攻盧溝橋報告後，當天就指示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需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經過一夜的考慮和思想鬥爭後，蔣介石於７月９日定下了準備進行全麵抗戰的決心，並立即召何應欽自四川返回南京，著手編組部隊，同時又電令宋哲元嚴陣以待：“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
蔣介石也吃夠了日本人狡猾的苦頭。
在當天，蔣介石還派孫連仲第２６路軍北上保定、石家莊地區，準備同日軍作戰。
１０日，蔣介石又采取了三項緊急措施：一是編組作戰部隊。第一線為１００個師，預備軍為８０個師，並要求於７月底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二是將供６個月用的彈藥圍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三是準備後備兵員１００萬人，軍馬５０萬匹和６個月的軍糧。
老蔣這次是真的要幹了，並且態度還十分堅決。當被中國一直視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軍妥協時，蔣介石也沒有改變他要抗擊日本人侵略的立場。
７月１０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張自忠，與日方代表鬆井太郎進行談判，並於１１日下午達成屈辱協議：同意向日方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宛平城和龍王莊不駐中國軍隊；徹底取締抗日團體等。
但是這一協議未經蔣介石批準，它隻是宋哲元對日的妥協，因此蔣介石對此屈辱和約不予批準，並命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的形式通知日本駐華使館：“任何諒解，未經中央核準者，無效。”
１３日，蔣介石又向宋哲元發出電報，表示其抗戰的決心，指出：“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蔣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戰的決心，並且也意識到，隻有抗戰，才能維護國家的尊嚴。
宋哲元仍抱著局部解決的幻想。當時日本代表香月清司於１４日派參謀向宋哲元提出七項苛刻的、完全控製華北的條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國軍隊，撤走中央機關，取締“排日”活動。而宋哲元居然派張自忠於１９日簽署了該協定及其７項條款，並報請中央批準。
蔣介石對宋哲元擅自簽署的協議不予批準。在此之前，蔣介石就多次電示宋哲元切勿對日軍抱有任何幻想。其中１８日的電文中說：“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上海‘一·二八’之戰，本於開戰之前已簽和約，乃於簽字後８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看來，這時蔣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貫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終目的就是吞並整個中國，或者是讓中國臣服於它。蔣介石是萬萬不會答應的。再說，蔣介石也不想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別人擺布，他想一直當中國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來管他。
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再次表達了他的決心。他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講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完全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國民眾要認清‘最後關頭’的意義。……”“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製地出入於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我們東四省失陷，已有６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麽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與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變為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爾省）將變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最後他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些是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和維護國民黨政治統治的根本大計。
蔣介石的抗戰決心能如此迅速地堅定起來，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滅亡整個中國。蔣介石已經意識到，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北平就要成為沈陽第二，南京就要成為北平第二；國民黨政府就要倒台或充當日本的傀儡，對此，蔣介石無論從個人的角度，還是從民族觀念考慮，均無法接受。就蔣本人來說，他從來都不願受人管束，況且他現在已為一國之尊，要他對日本人稱臣納貢，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雖然蔣介石到日本留過學，但他對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卻非常崇拜。在蔣介石看來，泱泱文化古國，怎麽能受製於倭寇。他曾對斯諾說：“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曆史上的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能堅定其抗戰的決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與共產黨達成諒解，統一戰線不久也將建立起來，對共產黨會堅決抗日這一點，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也有可能，蔣介石覺得共產黨當時已對他構不成太大的威脅，建立統一戰線後共產黨也會受他的左右。
當然，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力量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致於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八路軍的力量已經能與國民黨軍隊分庭抗禮。
共產黨與國民黨雖然已經達成了妥協，但開始時，蔣介石還是準備在談判中同共產黨討價還價，從而進一步削弱共產黨的實力，限製共產黨的活動。但是，由於日本人挑起了盧溝橋事變，使得蔣介石沒有更多的精力來顧及與共產黨的鬥爭。此時，蔣介石政策的重點已不是“安內”，而是把“攘外”放在優先的位置上。蔣介石重點考慮與日本人作戰，在與共產黨的談判中多付出一點代價已算不了什麽。“七七事變”的爆發，無疑加快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達成最後協議的速度。
可以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劑。
國共兩黨達成了協議。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確立。雖然國共兩黨內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又走到一起來了。
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終於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