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在哈佛談中西文化 ---- 內有佛耶比較

該文可在網上找到，我是從儒家基督徒論壇(學術版)轉來的


吳宓日記:陳寅恪在哈佛談中西文化
1919吳宓日記，保存了他和陳寅恪的一些談話，在某日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午，陳寅恪來，所談甚多，不能悉記，惟拉雜撮記精要之數條如下：

一、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遠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對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上，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管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急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隻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複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核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辭、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夫國家如個人然，苟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一切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係之學必發達。故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而佛教則未能大行於中國。尤有說者，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

二、
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製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製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餘如管、商等政學，尚足研究。外則不見有充實精粹之學說。

漢晉以降，佛教輸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實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與性理之學（Metaphysic），獨有深造，史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惟其中規律，多不合於中國之風俗習慣。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無以濟其乏，則終難遏之。於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複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避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佛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麵。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沒。而今人以宋元惟為衰世，學術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歐洲之中世，名為黑暗時代，實未盡然。吾國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發明之也。

三、

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佛且別為諸多宗派，不可殫數）、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有如歐洲以宗教牽入政治，千餘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鏟除異己者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適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盡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耳]）。必至牽入政治，則中國之統一愈難，而召亡益速。此至可慮之事。今之留學生，動以‘耶教救國’為言，實屬謬誤，又皆反客為主，背理逆情之見也。

(此條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12，引吳宓1919年12月14日日記所載陳寅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