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4日，佐爾格出生在俄羅斯帝國外高加索巴庫（現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附近的Sabunchi鎮，是一家九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父親阿道夫·佐爾格是一位德國石油鑽探設備專家，供職於瑞典諾貝爾兄弟公司，母親尼娜·西緬諾娃·科別列娃則是一位普通的俄國婦女。
佐爾格的父親與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約期滿後，帶著全家回到德國。用佐爾格自己的話說，
“使我的生活與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實：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時我們就搬到了柏林。”
世界性的佐爾格一家與“柏林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極為不同。”
佐爾格自稱他的祖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事──弗裏德裏希·阿道夫·佐爾格，但是事實上，他隻是理查•佐爾格的叔祖父。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19歲的理查·佐爾格誌願入伍，加入德軍炮兵野戰部隊。1916年3月，他在西線作戰時身負重傷。榴霰彈切斷了他的三根手指，傷害了他的雙腿，致他終生微跛。他被提升為下士，並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
他在住院康複期間，與一位護士交往，受到她父親的影響，閱讀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戰爭後期，他在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和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1919年8月，理查·佐爾格在漢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加入德國共產黨。不過，由於他的政治觀點，使他先後丟掉了教師工作和煤礦工作。他逃到莫斯科，加入了共產國際。
佐爾格被征募為為蘇聯服務的諜報人員，所使用的掩護身份是新聞記者，這樣可以在派駐歐洲各國時，對發動共產黨起義的可能性進行評估。
從1920年到1922年，佐爾格住在索林根（今屬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自己的師母，即過去在基爾大學時的政治學教授庫爾特·艾伯特·格拉赫（1886年-1922年）的妻子克利絲蒂亞那同居。1921年5月，佐爾格和克利絲蒂亞那結婚。1922年，共產黨將他調往法蘭克福，在那裏搜集關於工商業界的情報。1923年夏天，他參加了
1924年，佐爾格與妻子女兒來到蘇聯並定居莫斯科，正式加入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加入蘇聯國籍和蘇聯共產黨。隨即與克利絲蒂亞那離婚。
1929年，佐爾格加入紅軍總司令部4局（負責軍事情報工作），此後他終生服務於這一部門。
1929年，佐爾格前往英國旅行，“研究英國的工人運動、共產黨的地位與政治、經濟狀況”。同年11月，佐爾格回到德國，他經介紹加入了納粹黨，不再從事左翼活動。為了掩藏他的間諜活動，在報社找到一份工作。
1930年1月10日，佐爾格以法蘭克福郵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上海，從事收集情報的工作。他與其他的間諜建立了聯係，包括馬克斯·克勞森，以及為法蘭克福郵報工作的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又將佐爾格介紹給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尾崎秀實，後來，尾崎秀實同意加入佐爾格的間諜網。
佐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環遊中國，與各地的中國共產黨成員建立聯係。
結識蔣介石
佐爾格到中國不久便結識了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軍政要員。在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舉行的招待會上，他結識了軍政部長何應欽。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還認識了蔣介石。
蔣介石是一名狂熱的汽車愛好者。他下令組建了一個賽車俱樂部，並親任俱樂部主席。佐爾格同樣是個賽車迷，加入了該俱樂部。一次比賽中，他駕駛著那輛並不怎麽樣的賽車在最後一段超過了排在第一位的蔣介石。蔣介石當時氣得臉都變了形———從來都是他第一，誰敢超過總司令？！隻是快到終點時，佐爾格才克製了一下自己的好勝心，略微放鬆油門，讓蔣介石率先衝過終點。贏得冠軍的蔣介石顯得寬容慈善，他下車後徑直走到佐爾格跟前，主動伸出手，請教佐爾格的尊姓大名，並且執意邀請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從此，蔣介石身邊的將軍們都愛跟佐爾格套近乎，見到他無不客客氣氣，點頭哈腰。
在中國的萬裏“采訪”
1930年5月，佐爾格前往廣州，並從那裏開始了他長達半年的內地“采訪”之行，足跡遍及南方多個省份，以及北京、天津、東北三省和內蒙古。他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中國地圖，標出了他在中國的采訪行程路線。他半年的行程距離大約有10000公裏。
在“采訪”之餘，佐爾格憑借其資深記者的身份、與德國總領事和軍事顧問的特殊關係以及與國民黨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許多連中國的達官貴人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個大城市，他都積極打入當地的德國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會，廣結人脈，並在廣州、天津等地招募情報人員，設立情報網點。他很快便通過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組的報務員———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發回大量情報，內容涉及蔣係軍隊的真正實力、武器裝備、軍隊部署，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國民政府和直奉係北洋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外交動向，美英法德日對華政策及其在中國的利益糾葛、相互矛盾和實力對比。
佐爾格還密切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的發展，並及時跟蹤蔣介石圍剿蘇區的情況，其中一份較為詳細的報告中說：“目前，蘇維埃運動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個縣蓬勃發展。蘇區擁有正規部隊36個軍，此外還有20萬民兵和大約100萬裝備較差的工農遊擊隊員……蘇維埃政府致力於消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一切封建殘餘勢力，沒收地主土地，將其分給農民，免除農民的債務———所有這些措施都使得蘇區為全中國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雖然得到了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廣泛而全麵的支持，但無法消滅蘇區……”
1930年底，佐爾格根據近一年的對華調研，通過克勞森向莫斯科發回了一份報告，對中國的形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得出多條結論。不久，克勞森收到反饋，莫斯科對這份報告印象甚佳，建議佐爾格繼續特別關注中日關係。 [1]
營救牛蘭夫婦
30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並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轟動一時，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佐爾格小組曾全力參與營救牛蘭夫婦。
牛蘭的真實姓名為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逆轉，共產國際駐中國的機構遭到破壞。1928年春，牛蘭被共產國際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1930年3月，牛蘭重返上海，領導聯絡站的工作，全麵負責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策劃、安排這些組織駐華機構的人員往來、秘密活動及經費籌措。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記載，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2.5萬美元。
為便於開展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以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擁有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1931年6月，英國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並從他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牛蘭在上海的電報掛號和信箱號，牛蘭夫婦因此被捕。由於牛蘭同時是國際工會組織———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代表，因此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很快演變成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1931年8月20日，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在歐洲成立，其發起人包括愛因斯坦、蔡特金、德萊塞、高爾基、史沫特萊以及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等國際知名人士。共產國際也積極采取行動，由書記皮亞特尼茨基親自指揮營救，通過駐上海的拉姆紮情報小組與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宋慶齡取得聯係，請她出麵搭救牛蘭夫婦。宋慶齡親赴南京，數次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宋慶齡還就營救牛蘭夫婦一事親自與蔣介石談判。有報道說，宋慶齡曾提出以留蘇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換回牛蘭夫婦，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牛蘭夫婦於1932年被判死刑，後又減為無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獄後回到蘇聯。
佐爾格小組不但在共產國際與宋慶齡之間牽線搭橋，而且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直接參與了營救牛蘭夫婦的行動。佐爾格曾建議用美元收買有關人員。共產國際采納了這一建議，派德國共產黨員齊伯樂和布勞恩分別攜帶2萬美元，從哈爾濱前往上海，將錢交給佐爾格，由佐爾格轉交牛蘭夫婦的律師，再由律師賄賂陪審員和法官。此舉發揮了作用。特工布勞恩回憶，牛蘭夫婦之所以沒有被執行死刑，正是由於莫斯科方麵買通了陪審團成員。據記載，莫斯科為此案花掉的費用高達10萬美元。
1933年5月，蘇聯決定派佐爾格建立在日本的間諜網。作為掩護，。1933年9月6日，佐爾格抵達橫濱港。他受到上級的警告，不要同處於地下狀態的日本共產黨或東京的蘇聯大使館進行聯係。他在日本的諜報網包括
1937年7月，佐爾格以記者身份到中國東北及華北搜集情報。以其德國記者身份為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關於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場的信息。
1941年9月14日，佐爾格通知蘇聯紅軍，日本不會進攻蘇聯，除非：
a) 莫斯科陷落，
b) 關東軍的規模三倍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
c) 在西伯利亞爆發內戰。[9]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實被捕。佐爾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決定同他在當地酒吧結識的日本情人一道離開。不過，一個小錯誤使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沒有燒毀警告他的紙條，而是將它扔在路旁。尾隨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這張作為他罪證的紙條。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的諜報網暴露，在東京他情人的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課逮捕。
最初，由於他的德國僑民和納粹黨員身份，日本人相信佐爾格是一名Abwehr成員。不過，Abwehr 組織否認佐爾格是其成員。雖然經受了嚴刑拷打，他還是否認所有與蘇聯的關係。由於蘇聯政府和佐爾格本人都否認蘇聯間諜的身份，佐爾格未能與日本戰俘進行交換。他被監禁在巢鴨監獄（已於1971年被拆除）。
佐爾格的母親幸存了下來，繼續生活在德國。佐爾格將財產交給了安娜克勞森。最初，他被埋葬在巢鴨監獄的墓地。1949年，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將他的遺體遷葬葬府中市 (東京都)的多摩公墓。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經常前去掃墓。
莫斯科不僅長期否認佐爾格蘇聯間諜的身份，並且佐爾格留在俄國的妻子卡佳也做為德國間諜家屬而被捕，送往西伯利亞流放，1943年死在那裏。
在1964年夏季奧運會期間，東德記者舉行紀念儀式。
1964年11月5日，理查·佐爾格獲得蘇聯英雄頭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