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詳解中俄珍寶島衝突始末 駁斥核危機傳言
2012年03月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1969 年， 民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示威遊行，反對蘇聯出動武裝部隊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圖/CNSPHOTO
雙方都是為了應付對方的進攻而備戰，迄今還沒有任何檔案材料證明，雙方任何一方製訂過進攻對方的計劃
1969年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衝突後，國際上曾傳言蘇聯將對中國發起核打擊，引發了中國內部的高度緊張。直到近些年來，國內一些媒體還多見“美國曾保護中國免遭核打擊”的論調。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解密了絕大多數曆史檔案,為辨明當年這一傳言的真偽，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中蘇關係不斷惡化引發珍寶島衝突
中蘇兩國由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而反目成仇，有著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戰略利益相背的兩重原因。
過去幾十年間，眾多相關文章談到了控製與反控製、大國沙文主義與爭取獨立自主、爭當馬列主義正統等矛盾，其實還有一條重要原因是對中國“大躍進”道路的爭論。
1997年12月，根據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中蘇關係破裂原因”座談會，參加者多是當年中蘇大論戰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有曆史當事者深刻地指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毛澤東是容不得批評意見的。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起初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表態，以後開始影射攻擊，然後發展到公開奚落。有的同誌說，這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
從1960年起，中蘇雙方開始分別攻擊對方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蘇聯采取了撤退專家、中斷援助項目(主要是軍事項目)的措施，使理論爭吵演變為國家關係惡化。蘇聯雖一度采取和緩措施，但卻因阿爾巴尼亞問題、新疆伊塔事件、北方四島等問題，中蘇雙方對立加深。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邊防人員相遇時也常發生爭吵、毆鬥。
雙方長期的嚴重政治對立，終於在1969年3月引發了珍寶島武裝衝突。
珍寶島武裝衝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進行的三次戰鬥。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開的檔案中的數字，蘇軍在邊界衝突中死58人，傷94人。中方死傷人員略少於蘇方。
對這一事件的發生，毛澤東之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2日的衝突，他們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有討論，同我們一樣。
毛澤東在3月15日的衝突後便要求，到此為止，不要打了。蘇方也采取了相應措施，這就使邊境衝突得到了控製。
不過，中蘇兩國戰備的火藥味在此後愈來愈濃，還出現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傳言。
中方的兩難處境
珍寶島事件後，蘇軍緊急向遠東增調大量兵力，為此在1969年夏天還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亞鐵路的客運而專供軍用。
此時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美國為首的北約。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過兩國友好期間鋪設的、供中蘇高層直接聯絡的專用電話來找毛澤東或周恩來，想直接商談解決邊境衝突。當時頭腦中充滿極“左”狂熱的中國女接線員拒絕接線並進行辱罵，周恩來得知後認為這不妥，不過根據當時的指導思想仍決定以備忘錄形式答複蘇方：“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在指責中國的同時提議雙方進行談判。與此同時，蘇聯又向中國施加了軍事壓力。
追溯曆史，蘇聯自核彈和洲際導彈試驗成功後，遇到國際危機時便經常炫耀其威力。珍寶島事件後，蘇軍《紅星報》以不指名卻又明顯影射的方式稱，準備以強大核反擊力量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打擊。
據後來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證實，1969年蘇聯已擁有核彈4萬枚(這是蘇聯曆史上擁有核彈最多的時候)，其中可運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超過1000枚。
而中國剛剛於1964年10月試驗原子彈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進行了“兩彈”結合(原子彈頭裝入近程導彈)的試驗，1967年6月以轟炸機空投氫彈成功，但1969年時還不具備遠程導彈攻擊能力，核彈的數量更遠遠不能同蘇聯相比。
從常規力量對比看，中國雖然有軍隊631萬人，蘇軍隻有330萬人，中方武器裝備的水平卻落後一代以上。從國家的經濟實力上，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隻相當於蘇聯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遠遠不及。何況，當時中國在東部、南部還與美國和台灣當局保持著軍事對峙。
同蘇聯發生衝突在軍事上對中國十分不利。
珍寶島事件發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後，國內組織1.5億人舉行示威，掀起了一個反修新高潮。“團結起來，準備打仗”的口號又對消除嚴重派性和國內武鬥發揮了一定作用。
此時，中國領導人實際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麵：一方麵擔心蘇聯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麵不想同蘇聯談判以緩和“反修”氣氛。
1969年8月13日，新疆鐵列克堤邊防站巡邏分隊遭到蘇軍襲擊，中方30多人犧牲。
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和核攻擊的傳言出現後，中共中央向全國和全軍下達了緊急戰備命令。
珍寶島事件後的近半年時間，國內“準備打仗”的口號主要還是服務於政治需要。當時的“副統帥”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回憶錄中說，在珍寶島事件後的半年內，林彪根本不過問對蘇戰備，認為不會真正發生戰爭。8月末，中央下達全國戰備指示後，林彪才開始布置相應的準備。不過他在軍委小規模的會上仍講：“這個仗八成打不起來，卻要做八成打起來的準備。”
周恩來柯西金機場會談
1969年入秋後，蘇聯的軍事壓力增大，引發了處於弱勢一方的中國的高度緊張。從當時中共中央的反應看，雖然做了最壞準備，主要立足點還是防範蘇軍以常規力量進攻。
9月2日越南領袖胡誌明去世後，中蘇兩國都派代表團前往吊唁，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河內時提出，想在歸國時“路過北京”同周恩來會談，以緩和緊張局勢。為了探明蘇聯的底盤，毛澤東也改變了此前不同蘇聯談判的態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機場會客室內舉行了中蘇兩國政府首腦的會晤。
周恩來同柯西金見麵後對他仍以“同誌”相稱，並表示說：“約5年前，毛澤東同誌對你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你們可以有你們的見解，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見解。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係。”周恩來還指出：“美國開動了自己全部的宣傳機器，妄圖使我們兩國兵戎相見。”他以警告的口吻詢問蘇聯，是否有對中國打仗的意圖。柯西金當即保證說，蘇聯沒有打擊中國的意圖，並帶有一點諷刺意味地說：“無論是蘇共，還是蘇聯政府，從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號召人民打仗，從未在任何地方對人民說，勒緊褲帶準備打仗，相反，卻一直在談論和平。”
在這次機場會談中，兩國政府首腦達成了諒解，不過因中方懷疑蘇方是在進行欺騙，隨後采取了規模更大的戰備行動。
10月間，總參以林彪的名義發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個戰鬥命令”。後來中央經調查證實，此命令係黃永勝布置、總參作戰部部長閻仲川擬定，是在過度緊張的情況下違規發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後所說的“陰謀活動”。
根據中央的疏散決定(有些文章和書籍將其說成是林彪的命令，這是不準確的)，首都和許多北方城市開始進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參加挖防空洞。
當時筆者所在的部隊也進入山溝疏散。在東北邊疆的冰天雪地中，我首次嚐到了凍傷之苦，對那紙過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膚之痛。
蘇聯瓦解後，中國一些研究人員查找了俄羅斯檔案，並未看到真有進攻中國的計劃。參加過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蘇談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的李鳳林曾研究了當時的曆史資料，他認為：“事過多年之後，現在看來，中蘇兩國領導人當時對於戰爭可能性的判斷都是錯誤的。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都是為了應付對方的進攻而備戰，迄今還沒有任何檔案材料證明，雙方任何一方製訂過進攻對方的計劃。”
美國媒體的核炒作
中蘇之間出現緊張軍事對峙後，美國從1969年夏秋起便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緩和對華關係，包括禁止台灣當局對大陸實行軍機偵察、基本取消朝鮮戰爭以來實行的對華禁運、放寬美國公民來華旅行的禁令，並與中國進行外交接觸，明顯是想拉攏中國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對手蘇聯。
這一時期的美國媒體上，還出現了蘇聯欲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炒作。有報道稱，蘇聯外交官向美國官員試探：“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美方作出了堅決反對的答複。
然後對這一消息，美國和蘇聯的官方都未證實，所說的襲擊方式也未講清是否為核打擊。
毛澤東主要從蘇聯的軍事威脅角度考慮，決定同美國改善關係，不過對當時美方散布的“幫助”和“保護”中國、防範蘇聯打擊的言論十分反感。
碰了釘子後，美國為了進一步加深中蘇裂痕，仍利用各種渠道渲染蘇聯對華威脅的嚴重性。蘇聯派駐聯合國任副秘書長的舍甫琴科在美國叛逃後，不久出版了《同莫斯科決裂》一書，其中這樣記述珍寶島事件後的情況說：
“參加政治局討論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訴我，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計劃。他主張無限製地使用西方稱為‘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的炸彈。”
這段敘述後來被國際上不少書籍引用。不過仔細想想，如果蘇共政治局真有這樣的討論，一個中級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是沒有資格參加的，其敘述不合情理。而且，蘇聯檔案上也無此記載。
對這段書的內容是否可靠，筆者在2002年曾詢問原蘇聯遠東研究所所長、現任俄中友協主席基塔連科，他稱看到過蘇共對華關係的眾多檔案，也問過那時的蘇共政治局委員，根本不存在此事。“這個叛徒的‘回憶’完全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需求編造的。”
還有文章稱：1969年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正式告知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蘇聯想要對中國施以“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華盛頓當局反對蘇聯的計劃，並威脅要打擊蘇聯的城市和軍事設施，這才最終阻止了蘇聯的核冒險。
這段敘述其實得不到當事人的證實，蘇聯後來出版的多勃雷寧回憶錄中並無這一記載，基辛格回憶中也無此事。
過度戰備之害不亞於忽視戰備
對當年中蘇之間發生的爭吵乃至衝突，中國方麵曾有過認真的總結。“反修”鬥爭時的中聯部負責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權在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顧說：“對於這場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
“中蘇關係破裂原因”座談會的參加者得出的結論是，就意識形態方麵而言，“中蘇爭當‘馬克思主義正統’，互不妥協，中國在這方麵責任更大一些”。
進入80年代後，蘇聯領導層在改善對華關係時也研究檢討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華政策的錯誤。擔任蘇聯最後一任外交部長的謝瓦爾德納澤曾公開說過：“同中國搞壞了關係，是蘇聯前領導人犯下的最大的戰略錯誤。”他回顧說，蘇聯兩麵受敵後，為防範美國花了1萬億盧布，為防範中國花了3000億盧布(注：當時1盧布折合1.1美元)，這幾乎拖垮了蘇聯經濟。
中國對戰爭危機緊迫臨頭的估計，也如同胡喬木所說的是“過火反應”，對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同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1969年以後的多年間，中國以重點防範蘇聯的戰備作為五年計劃的中心項目，國家財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於軍費和與軍隊直接有關的項目，國內經濟建設又偏重於“大小三線”。這不僅大大拖累了經濟發展速度，也為後來的國家建設布局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如此過度戰備造成的損失，往往不亞於忽視戰備。
由於吸取了當年的慘重教訓，20年來，中俄兩國盡管意識形態不同，卻一直保持著睦鄰友好的戰略夥伴關係。如今，我們在有關中蘇關係的曆史問題上澄清一些謬談，正確地認識當年的曆史教訓，應該說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本文作者徐焰 為國防大學教授、少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