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長斌：“廣場協議”與日本錯估形勢

“廣場協議” 1985年簽訂時，沒有像今天這樣引起人們的重視。20世紀9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美、日當代史著作，甚至沒有提及這個名稱，對協議本身多是“一筆帶過”。不過，它們從不同角度提供的有益的背景材料，使我們看到，這一協議確實是戰後日本經濟的重大轉折點。

近兩年圍繞國際勢力迫使人民幣升值問題，人們談論著“廣場協議”給予日本經濟重創的曆史教訓。但較多強調的是，廣場協議是美國經濟霸主單方麵強加給日本的利己行為。這是事實。但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當年日本之所以樂於接受這一協議，還與日本當局錯誤估計形勢密切攸關：它對廣場協議懷有太多樂觀的經濟預期以及過度的政治考慮。

“廣場協議”前後日本的大國心態

日本戰後經濟經過長足發展，一方麵，有助於徹底改善日本社會福利，大幅提高日本國民生活水平，表現出日本民族較高的素質和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有助於順利恢複日本民族的自信心，這本無可厚非。但是，另一方麵，戰後日本搭乘美國“便車”，在美國的庇蔭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卻使得日本回避了深刻反省軍國主義罪惡曆史的痛苦。日本以其外表上的“謙恭”、“忍讓”，應付有關國家和人民因遭受它巨大侵害而長期淤積內心的憤懣不平。日本並未正確對待戰前長期灌輸和宣揚的“大和民族”優越論。在經過戰後40年的和平發展、躋身於一流發達國家之列的情況下，它對待日美貿易摩擦、貨幣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而有害的變化，對形勢的估計和期待也出現了巨大偏差。

從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第一大國之後，日本對美國采取“隻許諾、不兌現”的回避外貿摩擦政策，為本國高新技術製造業爭得了有利時間。1980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76.62億美元，對美出口產品中，汽車已占32.3%，機械占27.3%，鋼鐵占8.6%，精密儀器占5.4%，紡織品已經無足輕重。高新技術產品也開始大批湧入美國，1984年電視機、錄像機在美國市場占有率為40.2%，電子計算機占7%，通訊器械占3.6%。美國對日貿易逆差急劇增加，1980年為99.2億美元，1985年為461.5億美元，同年，美國會提出《美日貿易決議案》和《緊急貿易及促進出口法案》，內容是：第一，要求根據301條款對日進行報複，第二，規定凡對美出口超過從美進口額65%的國家，將對其進口產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稅。日本首當其衝。而總統裏根則把改變日本貨幣金融體製作為解決美日貿易摩擦的另一根本原則。1983年11月，裏根向中曾根提出調整日元對美元比價，實現日元國際化。1984年2月，在日元美元特別委員會上，美再次提出全麵開放日本金融市場要求：日元國際化，利率自由化，放寬外國金融資本進入日本市場的限製，擴大外資在日本金融市場貿易自由，擴大日本金融和資本市場。核心是，美國要求日元自由升值，縮小美國貿易逆差。

詎料，美國的這次要求，日本的回應與對1971年和1973年日元兩次升值不同，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積極響應。1982年中曾根出任內閣首相，1983年初訪美與裏根會談回國後，對外界強調，“就太平洋兩側的整個地區和平與繁榮來說，日美兩國都負有世界性的責任。我們要以密切的合作關係相互協作”，標誌著所謂“中曾根主義”正式出台，其核心內容都是世界範圍性的：第一，“為建立保障整個西方的安全體係進行合作”，第二，“為世界經濟重新取得活力做出貢獻”；第三，“為建立南北關係承擔力所能及的義務”。

“中曾根主義”出台並非偶然。早在1970年代，甚至1960年代（1964年）隨著日本加入西方“發達國家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日本政界就已經發出了“日本隻有爭取成為與其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大國，直接參與解決國際重大問題，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發展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才能真正成為世界大國”的呼聲。

中曾根在1983年七國集團年會上一改日本首相“裝聾作啞”、“很少講話，有時似乎在打瞌睡”（基辛格語）的常態，積極參與對話、交涉，不失時機地展示其大國領導人的姿態。1983年5月28日七國集團將在美國威廉斯堡舉行第九次首腦會議。即將與會的中曾根於5月25日刻意在首相官邸發表專門談話，稱此次會議“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腦會議都重要”，是“世界經濟複蘇的裏程碑”，日本代表團“要為它的成功微盡綿薄”。此時，他剛剛結束對韓國、東盟國家的訪問，信心和勁頭十足，似乎他是代表亞洲國家去參加七國會議的。在正式會議上，中曾根更見活躍，29日發表講話，宣布日本將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實現以內需為中心的穩定增長，維護世界經濟自由貿易體製，通過加強經濟政策、經濟指標等多邊監督製度，將各國經濟朝一個方向集中，並輔之以各國的協調介入，穩定外匯價格，以擴大世界貿易；強調“沒有南方的繁榮，也就不會有北方的繁榮”，日本有義務“在最高級會議上反映東南亞國家聯盟所代表的南方的聲音”；呼籲“要設法避免西方的分裂，在對蘇經濟戰略上謀求西方國家的協調和團結”。講話無一不是從全球角度闡述日本立場，大國思維躍然於言談話語之中。其後，中曾根的大國思維愈加膨脹。1984年6月5日倫敦七國首腦會議前夕，他在羅馬發表談話，縱論天下大事，儼然以西方大國領袖姿態為首腦會議規定主題。輿論也普遍認為日本將在倫敦會議上將“起領導作用，這是自七國1975年首腦會議以來的第一次”，日本外務省認為中曾根的表現“標誌著日本領導人第一次在首腦會議上就全球問題采取主動”。 會議通過的幾項《宣言》、《聲明》采納了中曾根的若幹觀點，使中曾根興奮鼓舞。

從“廣場協議”到“盧浮宮協議”

正是在上述複雜的經濟、政治形勢下，日本迎來了對其後來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廣場協議”。

自1970年代末美國為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推行貨幣緊縮政策。高利率吸引大量外資流入美國，從1979年到1984年，美元匯率上漲約60%，據《紐約時報》稱，1985年外國在美投資已達1萬億美元。美元大幅升值導致美外貿逆差飛速擴大，1984年經常項目赤字創下1000億美元的曆史紀錄。1985年2月，美元漲風席卷國際貨幣市場，美元對外幣匯價達到升值頂峰，但這時主要矛盾產生於美元對西歐貨幣之間，與日元的矛盾排在其次。美歐之間在鋼鐵、農產品貿易方麵鬥爭激烈，日本本來尚可暫避鋒芒，留有回旋餘地。可是日本沒有這樣做，它以一種反常的政治、經濟預期，對待同年簽訂的 “廣場協議”。

1985年9月22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聚會紐約“廣場飯店”，達成所謂“廣場協議”，中心內容是：采取協調行動，促使美元貶值，反對政府幹預匯市的行為，也就是放棄有限浮動匯率，實行自由兌換製。協議簽訂後，五國央行聯手幹預市場，拋售美元，引發各國投資者拋售狂潮。不到3個月，美元兌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到1986年初，美國長期債務利息降到8年來最低水平，美元兌日元比價與1985年同期相比下降30%，對西德馬克比價也下降約1/3。可是美國外貿逆差仍然上升，3月，美商務部宣布：外貿逆差總額達到空前的1243億美元。這使美國國會再次掀起貿易保護主義高潮，同時日元繼續升至150日元左右兌1美元，1987年達120日元。美元貶值約50%，但仍不見底。不斷疲軟的美元不僅破壞國際經濟的穩定，同時美國的對外出口也並未見好轉，外貿逆差繼續擴大，同年9月七國財長在華盛頓聚會，討論與美國對外逆差有關的利率等問題，但不果而終，12月，美財政赤字為2210億美元，外債達2500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

1987年2月，西方七國財長在法國盧浮宮再次聚會，就穩定匯率問題達成諒解，力求使不斷下降的美元匯率維持現有水平，史稱“盧浮宮協議”，但仍未見實效。同年6月底，美外貿月赤字超過157億美元，創月赤字最高紀錄。此後，從8月25日開始，美國股市呈現跌勢，9月，美國上調官方利率，試圖穩定國內金融市場，但聯邦德國也跟隨美國提高利率。美國財長立即斥責德國此舉違反了“盧浮宮協議”確定的國際協調政策，破壞了美元的穩定。這一講話引發證券市場的一片恐慌，投資者開始拋空股票和期票，終於導致10月19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大跌500點，跌幅達20%，造成股市崩盤，亦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一”使美國帳麵財富損失達10000億美元。危機立即波及國際股市，引發跟進大跌。此次崩盤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長期積累的巨額經常項目赤字，需要大量外資源源輸入，予以彌補。一旦有不測事件發生，很易動搖外資入流，特別是引發短期外資逃離，發生金融危機。

事件發生後，日本大藏省立即敦促其四大證券公司大量“吃進”、“護盤”，並允許各類企業基金入市買賣股票，使日本很快走出危機陰影。結果，較之其他經濟大國的金融損失，日本受害最少。日本的“托挺舉措”，不僅穩定了美國股市投資者的信心，且使美國經濟得以在低通脹下維持增長60個月。日本的成功“救市”，使日本當局以及國際投資者產生一種錯覺，似乎日元已經成為美元的救世主，而不是日元還必須圍著美元轉。從經濟學角度看，豈不知這一切隻不過是周期更長的“J曲線效應”的表現罷了。按照“曲線”規律，一國貨幣升值或貶值具有一個“時滯期”,即在匯率變化後一段時期內，金融狀況並不能立即發生預期變化，而是有一個向相反方向變化的過程，此後，匯率變化的正向效果才會得到反映。事實上，“廣場協議”後美元貶值、日元升值合乎邏輯的效應，正是人們拋美元、購日元，看好日本投資市場，在日本某些或大多經濟領域造成過熱的事實，埋下了日後經濟泡沫破裂的隱患。

由中曾根在1984年七國首腦會議上確立的大國外交走向，一方麵由其本人在1985年10月24日紐約首腦會議、1986年5月4-6日東京首腦會議和1987年6月8-13日威尼斯首腦會議上持續推波助瀾，另一方麵則由繼任首相竹下登等奉行不誤。1988年6月19-21日，竹下登率團參加第14次加拿大多倫多首腦會議，日方宣布，“自1978年以來日本向17個最窮債務國提供了55億美元貸款”，“如果日本經濟增長能夠加快速度，那麽日本在五年內投入會超過500億美元”。至此，世界似乎已經沉入對超級經濟和政治大國日本的無限期待中了。同時，日本國民中的大國意識也明顯膨脹起來。例如，從1980年代下半期相繼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日本堅決說“不”》等著作認為，日本必須拋棄“小國意識”，“承擔起新時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為創造新的世界曆史的主角。

日本吞下的苦果至今仍未完全消化

由於日本對待“廣場協議”欠缺冷靜，對日元升值形勢估計過分樂觀，轉而實行貨幣過分擴張政策。從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為了削減日元升值對國內經濟的負麵影響，連續下調官定貼現率，降至當時國際上最低的2.5%水平。盧浮宮協議以後，日本銀行將此“超低利率”堅持到1989年5月，長達27個月。長期官定低利率促使金融貸款大量增加，貸款額度與GDP比例由80年代初50%左右，到1980年代末升至100%。1987-1989年貨幣供應量年增長速度分別為10.8%、10.2%、12%。1988-199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則分別為6.0%、4.4%、5.5%，明顯超過同期發達國家水平，也超過日本1980年代前期的3%水平。大量過剩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部門，股票和房地產價格暴漲。1987-1989年，股票價格漲94%，都市土地價格漲103%，而同期消費價格指數僅上漲3.1%，因此銀行乃至官方雖然認識到金融領域和資產價格有些“異常”，但均未對資產價格泡沫給予充分重視，除發出一些風險提示之外，並未采取對應措施，注意力仍然集中於經濟增長、消費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上。這樣，信貸增加創造泡沫，泡沫擴大促進信貸增加，形成惡性循環。1989年底日本經濟已經全麵步入泡沫之中。這時，強烈主張抑製泡沫的三重野出任央行總裁，立即將公定貼現率由3.75%（2.5%貼現率於較早前的5月份被打破）提高到4.25%，結束了“超底利率”時代。從1989年5月到1890年8月，央行五次上調公定貼現率，使之高達6%。同時，央行要求金融機構限製對不動產的貸款投入，到1991年，銀行對不動產實際已停止新的貸款。1990年日本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降至7.4%，1991年跌至2.3%。

日本被迫過急過快地緊縮信貸，泡沫經濟終於在1991年開始崩潰，從此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不景氣狀態，至今仍未能擺脫困境。 （薑長斌）

學習時報 200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