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隱蔽戰線上的較量為何中共獲勝

李大光：隱蔽戰線上的較量為何中共獲勝

2011年02月  　來源： 新華軍事

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 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外，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麵人物采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爛”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知彼知已，百戰不殆”是《孫子兵法》闡述的戰爭基本準則。從1927年國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戰爭在大陸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在爭奪政權鬥爭中，除了在公開戰場較量，還在隱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     為抵製流氓習氣，周恩來提出“三大任務一不許”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處於地下活動狀態，隻是在1924-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     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刺客陳順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     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並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開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被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因為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缺乏決心，致使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吸取之前的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的建立倒要早於國民黨。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的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     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的恐怖襲擊。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隻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中共中央特科最早開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遇害案。     特科的內線關係很快查明，這是因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夫婦告了密。他們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為交換條件，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紅隊又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5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被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而幸免。僅過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     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而秘密自首，充當了內奸。     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5人。“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紅隊在上海灘有了威名後，周恩來又專門強調：隻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麵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離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     有一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製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     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外，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麵人物采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爛”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當年的隱蔽戰線鬥爭中，中共地下組織不僅把反對奢侈當做防止自身成員腐化的重要一環，同時出於經費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許成員過豪華生活。正如西方情報界所言，“不像間諜的人是最好的間諜”。     然而，顧順章卻不顧周恩來的告誡，染有流氓習氣。他很早參加工人運動，勇於衝鋒，並擔任過上海工人糾察隊隊長。他擔任特科負責人後，借口工作特殊，經常拿走中央半數以上活動經費，且開銷不受監督，還嫖娼、吸毒。這種道德上的墮落同黨的原則和要求格格不入，顧順章便心懷不滿，籌劃投敵。     1931年4月，他在武漢被捕後，馬上叛變，並提出願出賣中共中央機關全部住址。幸虧潛入敵特機關內的錢壯飛譯出了武漢方麵的來電，由李克農提前在上海報警，才使中共中央幾十個機關、幾百人連夜轉移，免除了覆沒性災難。（《環球視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國國防報》）

    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

    國共之間隱蔽戰線較量的第一個階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內戰時期。這一階段總的鬥爭形勢，是共產黨在地下秘密發展力量，國民黨則動用政權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殺。

    1928-1930年上半年，白區的中共地下黨根據周恩來提出的隱蔽發展力量的原則，黨員曾發展到19萬人，在秘密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情報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可惜隨後指導方針發生了“左”的錯誤，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實際的武裝暴動方麵，結果暴露，並損失了絕大多數組織，到1936年，白區地下黨員的數目降到隻有3000入左右。

    1928-1931年間，周恩來是中共隱蔽戰線的總負責人。他在上海等地的鬥爭實踐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強調組織要隱蔽、精幹、少而密、單線聯係，在活動中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分作掩護。“利用合法掩護非法，合法與非法巧妙結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絕對分開”等原則在這時提出，為中共隱蔽戰線工作奠立了正確的思路。

    特科采取了直指敵人要害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工作方式，不僅把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拉出來為己服務，同時又派出被稱為“龍潭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經驗，為地下鬥爭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作戰中形成戰略上的合作關係，但國民黨當局仍不承認中共組織在國統區有合法活動地位（隻有個別談判代表除外），並把“防敵（指日本）防奸（指共產黨）”作為秘密鬥爭的基本指導原則。

    此間，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在對日本進行秘密戰的同時，將中共地下組織當作第二位的打擊目標。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會部，並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專門培養，教育他們掌握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和秘密工作紀律，並進行了秘密技術的訓練，使黨在隱蔽戰線的鬥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來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發展了十年內戰時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成為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成為在日本占領的淪陷區的秘密工作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日占區的秘密工作，主要通過發動群眾建立地下組織，來幫助新四軍的軍事鬥爭。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負責粵、桂、贛、閩、浙的地下工作）卻因建立秘密的武裝據點暴露了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搜捕下，大部損失。

    後來，周恩來總結其教訓時說，“根本原因是秘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隻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采取武裝鬥爭的路線。”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這成為當時中央確定的一條原則。（《環球視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國國防報》）

    我們不用金錢、美色獲取情報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地下工作在周恩來等人的正確指導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說是隱蔽戰線鬥爭發展的最高點。當時，黨在國統區的隱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第二條戰線”，擴大了共產黨、解放區的影響，並破壞了國民黨當局的後方穩定，嚴重影響其戰爭計劃。

    1946年國共最後破裂後，中共地下黨在國統區全麵開展了包括統戰、敵工、工運、學運和情偵等方麵的鬥爭。此時工作方針策略的核心，又是使黨的非法的秘密活動和組織群眾性的合法鬥爭結合起來。

    例如，地下黨以學生運動和知識界的公開、合法的抗議行動為導線，進一步發展市民和工人運動，再擴大到農村的抗征糧征兵運動，使國民黨當局在前方打內戰時“後院起火”，陷入遭兩麵夾擊的狼狽處境。

    在國民黨軍隊、政府內部中，到處有人為中共方麵提供情報或其他幫助，特務對其中大多數人也偵破不了，事後，毛澤東曾稱讚說：“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共情報工作，主要擔負了三大任務：獲取軍事情報、策反敵軍、接管城市。在解放軍最後奪取大城市時，地下黨組織也擔負了提供敵軍防禦情報和進行攻心策應的任務。中共中央規定，他們的任務不是進行武裝起義，而是組織好護廠、護校反破壞，保證解放軍到來時，完整接收。這些工作的順利完成，保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樣易於得情報。國民黨在大陸無論公開或隱蔽戰線都打了大敗仗，其原因就在於“失人心者失天下”。蔣介石私下在日記中也承認此點。現已公開的保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蔣介石日記》中便有清楚記載。

    如1949年2月3日蔣介石下野後，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隻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在中國這樣一個民眾困苦不堪的國度中，最高當政者20年間“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怎能不被憤怒的人民推翻呢？

    取得全國勝利之後，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李克農在1950年專門用了半年時間，組織總結黨的情報工作經驗，強調了黨的絕對領導和以政治基礎為主的兩點原則。當時蘇聯情報專家來華介紹經驗時曾說，用金錢、美色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李克農對此氣憤地反駁道：“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幹，今後也不會這樣幹！我們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時也用一些金錢，但隻是輔助手段。”

    回顧當年中共隱蔽戰線鬥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此領域失敗的曆史經驗，人們可看出，決定其勝負的關鍵在於用正義性爭取人心。2500年前寫成的《孫子兵法》對間諜使用便總結說：“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共產黨“用間”的成功，恰恰是在“聖智”和“仁義”方麵占有絕對優勢。秘密戰線的較量同樣是人心的較量，國共雙方隱蔽戰的勝負對決，其基本因素也正在於此。（《環球視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國國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