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成就霸業之路對我們今天依然有借鑒作用

管仲的成就霸業之路：高價買鹿摧垮楚國戰鬥力

2010年11月 文匯讀書周報

尊王攮夷，知人用人……管仲擔任宰相以後，像是一匹識途的老馬，憑借自己的智慧和眼光，牽引齊國這輛大車向前行，目標明確，道路通達，高歌猛進。

高價買鹿：不戰而屈人之兵

有一次管仲派了許多商人到楚國去買鹿，當時鹿這種動物在其它地方是比較稀少的，隻有楚國才有，但是在當地人們隻把鹿當作一般的肉食，二枚銅幣就可以買一頭了。

管仲派去的商人在楚國到處揚言，我們國君喜歡鹿，不惜重金前來收購。楚國商人一看，有利可圖，趕快到各處采購，紛紛進貨，然後再賣給齊國的商人。

鹿的價格迅速飛漲，起初三枚銅幣一頭，過了十幾天已經漲到五枚銅幣一頭，快翻一番了，此時管仲覺得，這個價格還是有點便宜，要把鹿價再提高到四十枚銅幣一頭。

管仲為什麽要加價購鹿呢？他又是如何通過這招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呢？

這是他的一個計謀。這樣一來的話，楚國的國君楚成王和大臣都很開心。

之前，衛國有個國君叫衛懿公，好鶴，結果衛國亡了，所以，他們認為齊桓公這樣好鹿，是步衛懿公的後塵，玩物喪誌，所以他們非常開心，想坐觀其變，坐享其成。這一招對楚國的一些人來講刺激非常大，一頭鹿能賺那麽多錢，於是農民不種田了，放下手中的農具換成獵具去獵鹿了，甚至一些士兵也放下武器，偷偷去獵鹿。全民皆獵。這樣，地就荒了，仗也沒人打了，槍頭都生鏽了。

這也是管仲的意圖所在，一年以後，楚國土地荒蕪，銅幣堆積如山，但是你銅幣再多也沒用，買不到糧食。

這時管仲封鎖楚國的糧食進出口通道，他利用齊桓公是諸侯霸主的身份，向各國發出命令，不準跟楚國通商、買賣糧食。

這樣，楚國糧食奇缺，部隊沒糧食吃，戰鬥力就大打折扣。這時管仲看時機成熟，組織聯軍，找了一個理由，討伐楚國。楚成王一看沒辦法，弱勢，求和，不再侵略周邊的小國家，聽齊桓公的號令。這樣管仲不動一刀一槍，就是《孫子兵法》上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

尊王攮夷

尊王攮夷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管仲為相以後，盡心竭力地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不久後就使得齊國迅速崛起，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強國了。

他當時采用的一些政策中有兩點，一個是尊王攮夷，另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尊王攮夷的含義是什麽？這要從周王朝的衰弱開始說起，就是周朝是文王立國的，但到周幽王的時候開始走下坡路了。周幽王比較昏聵，他寵信一個女人叫褒姒。為了博她一笑，他點燃烽火。褒姒笑了，大臣們火了。這個典故就是“烽火戲諸侯”。

到周平王的時候，國家不行了。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周朝分成兩截，一個叫西周，一個叫東周。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就是西周跟東周的分水嶺，也把這一年作為是春秋的開始。

到這時周天子雖然還是名義上的皇帝，實際上他已經無力管製天下。好多諸侯國都不聽他號令，原來周文王立國的時候封了100多個諸侯，到這時諸侯國還有幾十個，吞並掉一點，滅亡掉一點，還有幾十個，比較大的有齊國、晉國、楚國、燕國、魏國、中山、陳國、蔡國，各國之間經常發生戰爭，弱肉強食，互相兼並。

好多諸侯國憑借自己的實力不聽周天子號令，所謂的尊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王”指周天子，因為周朝再衰弱，它畢竟還是中央政府。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尊重周天子的名分、權利。

這樣有什麽好處？實際上是管仲的一個策略，因為齊國再強大，畢竟還是諸侯之一，實際他就是一個策略，“挾天子以令諸侯”，打著尊王的旗幟來發號施令，挾製諸侯。

但尊王令諸侯以後，攮夷又是什麽用意？“攮”本意是排除、排斥。“夷”指的是非華夏地區。過去講中國，實際就是中原，它的區劃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還有安徽、湖北這些在長江北岸的部分。

此外其它地區泛稱“夷”。還有具體說法，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總稱為“夷”。

所謂“攮夷”，周朝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少數民族部落好多是遊牧民族，利用兵強馬壯，習慣打仗，經常來侵略中原。“攮夷”一方麵要抵抗侵略，另一方麵對非華夏文明的要排斥。

當時華夏文明是最先進的文明，所謂“夷”，它就包含了落後、蒙昧、野蠻的含義，“攮夷”還有維護正統、維護文明，作為一種口號，容易引領團結其他諸侯國。

管仲深謀遠慮，且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具體說，他是以政治目的為先導，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以外交活動為中樞，從而幫助齊桓公爭取各個諸侯國的支持與服從，奠定齊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管仲拚命督促齊桓公要多參與整個的國際事務。在公元前661年的時候，北方的狄攻打邢國，次年，狄又消滅了衛國。

齊桓公當時想，關我什麽事，又沒危及到我，所以不願意出兵救援，而且沒事就吃喝玩樂，不聽朝政。管仲就批評他說，齊國周邊的戰事不斷，兵戈四起，其實已經威脅到我們了，您竟然不聞不問，這是悲哀。齊桓公一聽，馬上振作起精神，毀掉了他自己吃喝玩樂的那些東西以後，決定以武力對外進行幹預，之後就真的收到了效果。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了，齊桓公就做主，擁立了太子鄭即位。所以後來太子鄭，也就是周襄王很感激他，送了祭肉給他，向他表示獎賞。

齊桓公抓住這個事情大做文章，正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大肆張揚其事，搞了一個盟會，一方麵顯示自己擁立周天子的功勞，同時又顯示周天子對他的倚重，這是一箭雙雕。好多諸侯國都來參加了，盟會當中定了一些條款，誅不孝，不能更易太子，不允許以妾為妻，都在維護周朝的宗法製度和宗法觀念。

知人用人各盡其才

管仲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口外買過一匹好馬，這匹馬渾身墨黑，惟有四蹄如雪，賣馬人叫它“雪裏站”。有一次跑生意，馬被偷了。管仲非常難過。等了三四天，這一天，管仲鮑叔牙正悶坐在店中，忽然聽到遠處有馬的嘶鳴聲音，二人忙出門一看，“雪裏站”回來了。馬見了管仲之後還用舌頭舔管仲的手。這是“老馬識途”的典故。

其實這是民間傳說，真正有文獻依據的來自韓非子《說林》記載，管仲跟大臣隰朋跟著齊桓公去攻打一個國家孤竹國，春天去的，冬天回來。回來的時候部隊迷失道路了，找不到原來的路，管仲把一匹老馬的韁繩解開，讓它帶路，於是部隊很順利地回來了。

而部隊行軍想喝水，沒水喝，隰朋就找螞蟻的窩。螞蟻窩都是靠近水源的。很快就找到水了，所以這個成語實際上是八個字，《韓非子》裏說：“老馬識途，蟻穴近水”。《韓非子》也可能是寓言故事，但那是有文獻依據的。

老馬識途這個成語，可以象征管仲對齊桓公在政治上治理國家的引領關係。他在用人上的一些觀念跟做法也很獨到。在用人方麵，史料記載也比較明確，管仲在齊桓公剛剛拜他為宰相之後不久就向齊桓公提出了一些建議，其中就有任用賢能這一條，而且他當時比喻得非常好：建成大廈，決不能單憑一根木材，匯成大海也決不能僅靠一條涓涓細流。國君想要成就大業的話，必須任用咱們齊國的五位傑出的才俊，號稱“五傑”。

管仲在推薦這五個人時，是拿什麽來說服齊桓公的呢？

管仲說，“行為合乎規範”、“進退合乎禮節”、“言辭剛柔相濟”，“吾不如隰朋”。請任命他為大司行，讓他做外交部長，負責和各國之間的交往，負責外交。

開荒地，建城池，種糧食，管行政，他認為增加人口，我不如寧戚。所以請任命寧戚做大司田，掌管農業，做農業部長。

讓軍隊進退有節，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所以請任命他做大司馬，是國防部長。

斷案合理公道，不殺無辜，不罰無罪，我不如賓胥無。請任命他為大司理，掌管法律、司法、刑律，是司法部長。

敢於犯顏直諫，不避死亡，不圖富貴，我不如東郭牙。所以請任命他為大諫臣，主管監察諫議這方麵的事情，是監察部長或者是紀委書記這樣的角色。

他用了五個“吾不如”。這就是宰相之才。誰該幹什麽工作，他都了然於胸。一旦要用的時候，就讓他們各得其所，各盡其才。

推薦這五個人後，他還說了一句話，如果要管理好齊國，想富國強兵，用這五個人夠了。但是如果要成就霸王之業，那則非我管仲不可。幾個“吾不如”隻是說他們各自的特點，但沒有否定自己，非常自信。齊桓公聽從了管仲的建議，任命了這些人，讓這五個人各施其職，並且拜管仲做宰相，這就組成了強有力的內閣。

寧戚是個名人，有句成語叫“寧戚飯牛”。照《淮南子》的說法，寧戚是衛國人，到齊國來經商，有一天傍晚，他在城門旁邊住宿下來，正在喂牛，這時正好齊桓公在城外迎送客人，寧戚就敲著牛角唱一首歌，很悲哀，齊桓公一聽，這個人不平凡，就把他帶回去了。這就是“寧戚飯牛”，有名的典故。

寧戚主管齊國的農業生產，在管仲一些政策的引導下，他采取了一係列具體的措施都很好。當時齊國鹽堿地很多，叫“瀉鹵”，他們就治理鹽堿地，興修水利。還有“相地而衰征”，這是管仲提出來的，就是根據土地的肥沃還是貧瘠來相應地多收或者少收稅收，這個政策很靈活，很實際，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東郭牙呢，有人認為就是鮑叔牙，過去對人的稱呼有一種習慣性的說法叫“村東頭、村西頭”，東郭就是東城。

鮑叔牙還有一個特點，性情耿直，敢於說真話，敢言直諫。他對一個人的優點，極力表揚，對一個人的缺點，極力批評，包括齊桓公有一點不是他都敢犯言直諫。

曆史上有這方麵的記載，齊桓公在成就了一些事業以後，洋洋得意，想鑄口大鍾，要把自己的功業銘刻在鍾上麵。他認為自己可以與堯舜相媲美了。結果，他去征求鮑叔牙意見，鮑叔牙非但不說他的功德，反而數說他的過失，齊桓公感到很慚愧，

齊桓公這個人很有肚量，他對鮑叔牙講，如果不是您及時批評的話，我可能就要犯大錯誤了。

齊桓公拜管仲為相以後，經常向管仲請教治國安邦、稱霸圖王的大計。有一次就問這麽一個問題，他說，管仲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身上有很多毛病，第一，我這個人好打獵，管仲說這沒大礙。齊桓公又問，我這個人好喝酒，管仲說這對齊國的霸業也沒有妨礙。第三個毛病寡人好色，管仲認為不妨害國家。

管仲講這個話有一個前提，他是以退為進。齊桓公很意外，但是管仲緊接著就講了，有三件事不能做：一，得賢而不能任；二，用而不能終；三，讓賢人幹事，而和小人一起議論賢者。

如果國君做了這三件事那就會危害到國家的大業。好獵、好酒、好色，不是沒有危害，危害性與這個後麵所說的三件事相比，要小得多。所以這次談話，好多書上都有記載。

這裏可以反應出管仲的一些人才觀念，第一，作為一個國君要重視人才，要有識別人才的眼力。第二，任用賢者要能夠信任人，用到底。第三，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管仲認為是最不好的。對待賢才要公平，要有一個公正公開的價值評判尺度。

當時，在齊桓公的身邊也有小人。一個叫易牙。這個人把自己兒子殺了，讓齊桓公嚐嚐人肉是什麽滋味的。一個叫公子開方，據說是摒棄了榮華富貴，父親去世他也不回家奔喪，要留在齊桓公身邊討好他。還有一個叫豎刁，自己把自己閹割了，做了宦官，以便更接近齊桓公。

這三個小人，齊桓公對他們很信任。管仲病重，齊桓公就問管仲接班人的問題，而且就一個個把這三個小人推出來，問問易牙可以嗎？不行，這個人殺自己兒子，非人情。推薦公子開方，管仲也認為悖逆自己的親人，非人情，不行。豎刁更不行，自宮。他自我閹割然後做太監接近齊桓公，違背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管仲看事，看人，既高屋建瓴，登高望遠，還注重事之常理，人之常情。有一種說法叫“大奸若忠”，看上去這種人忠得不得了，實際上這種人最壞。所以管仲認為這三個人是堅決不可以用的。結果這三個小人在齊桓公的幾個兒子中間拉幫結派，製造摩擦，爭權奪利，相互殘殺，齊國搞得大亂。齊桓公後來被他們關在一個深宮之中，連飯也沒吃。一代霸主最後的結局就是害在這些小人手裏，自作自受。事實證明，管仲的確有識別人的非凡眼光，他洞察細微，預測未來，人們稱之為“管仲預見”。

管仲治理齊國四十多年，實行一係列改革內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齊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都取得了優勢。

管仲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遺產也仍有深遠的意義。

善於運用經濟杠杆

古代，國民經濟非常單一。農業生產一直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管仲比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於，他不僅重視農業生產，也十分重視工商業。

他把富民放在首位，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一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根源，是首先要解決人們的基本生存。正是這樣，齊國一躍成為了最富有的國家，為稱霸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有個故事跟前麵說的哄抬鹿價非常相似。

齊國和魯國積怨很深，近鄰總免不了有點摩擦。

齊桓公就和管仲商討對付魯國的辦法。管仲出了一個主意：魯國百姓從來是以織綈為業的，“綈”是一種厚而滑的綢子。

管仲就讓齊桓公帶頭穿綈做的衣服。齊國百姓也都紛紛效仿。一時間綈服遍及齊國。

管仲同時還下令，齊國百姓自己就不要織綈了，並宣布了一個價格優惠給魯國。魯國商人給齊國販來一千匹綈，可得三百金。販來一萬匹，得三千。於是綈的價格拚命往上漲。魯國百姓覺得有利可圖了，就都放棄農活，織起綈來了。

其實這是管仲的一個計謀，是打經濟仗。他讓魯國人都不種田，都去織綈。糧田荒蕪，糧食就緊缺了。有道是叫做“人誤地一天，地誤人一年”。

到時魯國沒糧食了，要問齊國買，問其他國家買。齊國封鎖糧食通道，就把魯國的國君搞得焦頭爛額，管仲輕而易舉，一下子就讓魯國服帖了，老老實實向齊國求救，聽從齊國的擺布。

管仲非常善於運用經濟杠杆，刮起一陣金融風暴，給對方的經濟體係造成巨大打擊。從現代的眼光來看，他也是一個無比高明的操盤手，很懂得用經濟杠杆來左右。

管仲的好多經濟觀念非常新潮。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霸是有基礎的，就是齊國的經濟實力。而齊國的經濟實力強於其他國家，和管仲搞的一係列經濟改革措施分不開。

重視農業，也很重視工商業

管仲有一句話，大家很熟悉：“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是他提出來的。

《管子》一共十八篇。裏邊有一篇叫《牧民》。《牧民》篇裏，管子就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就要順合老百姓的心思。一個國家的政治興旺還是敗落，首先一條取決於民心的向背。你順應了老百姓的心思，國家就興旺發達。你違逆了老百姓的心願，國家就要敗落衰亡。

怎麽能夠順應老百姓呢，要讓人民先富起來，要能夠讓他們有基本的生活保證。

他是怎麽做到富民呢？管仲是宰相，他可以把他的一些思想觀念通過他的職權變成現實。如何讓人民富裕起來，管仲認為他應該先抓農業。因為中國古代很長時間是農業社會，糧食生產就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一切事情首先是個溫飽問題。曆代的一些政治家、政論家重視農業這一點是一致的，但有不少人同時輕視商業，叫“重農抑商”。

管仲不僅重視農業，他對工商業也很重視。他提出一些措施，由國家鑄造錢幣來促進商品流通，鼓勵齊國當地人到其他國家從事貿易。甚至他提出一個類似今天“招商引資”的觀念來刺激經濟發展，所以他對齊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他當宰相不久，就向齊桓公提議，叫齊桓公下個命令，要為到齊國來的各國商人提供方便，給優惠政策。很具體。他說，帶一輛馬車到齊國來的商人，提供住所，免費供給食物。對帶著三輛馬車到齊國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還免費提供馬的飼料。對帶著五輛車來經商的商人，還提供其他服務，如仆人。

他有眼光，好多觀念是有開創性的。

比如，他把稅降到2%這麽低的額度，在當時是很少的。在諸侯裏麵他是首先這樣做的，於是“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的金錢、許許多多的物質財富。

用了這樣一係列政策以後，把周邊很多國家的財富都聚攏到齊國來了。齊國還能不強大嗎？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高明之處在於，不是通過戰爭手段，而是通過經濟手段。《孫子兵法》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在兩千多年以前，已經有人能夠這麽樣靈活地運用經濟手段，製訂一些很有效的經濟政策，達到富民強國。真叫人佩服。

縮短貧富差距：滿者洫之，虛者實之

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帶來一種社會現象，就是貧富差距過大。當時管仲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嗎？他是怎麽考慮的？

他說過十六個字。一個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

最後四個字，他認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話，就會產生極大的危害。富人太富了，錢太多了，他不聽你使喚。而一個人太窮的話，一無所有，一貧如洗，他就不怕你處罰他。這樣的話，國家的法律、條令就得不到貫徹和實施，一個國家的秩序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管仲的思想非常先進，他認為統治者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調節，包括通過行政手段、經濟手段、稅收手段，來調節社會的貧富差距。

他也有十六個字：“長者斷之，短者續之”，就是長的話你要把它截掉一點，短的話你要把它接一點。“滿者洫之”，腰包太滿的人，你要讓他出點，“虛者實之”，腰包裏空空如也的人，你要稍微裝一點錢給他。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說調節稅收，向富人征收有關稅收，窮人免稅。還有一些行業不準富人插足，以免與民爭利。

同時，他又采取一些手段來扶貧，讓國家發一些財物給貧窮的人。他有一句很自得的話，他說“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第一句給人的感受相當與眾不同，“富而能奪”，直接把你拿走。這個“奪”是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在把握一定度的情況下的。貧的話你要給一點。他把能否均衡貧富差距，提高到能否統治天下的高度來衡量。

這個思想就是對我們今天依然有借鑒作用。

特立獨行的個性

有一句名言叫“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句話也是管仲說的，後世引用特別多。精神文明必須建立在物質文明基礎之上。

從他自己本人的經曆中，似乎也透著這樣一種觀念。據說他當年也曾經有過小偷小摸的行為，那是非常窮的情況下。這是劉向說的，說他“雞鳴狗盜”，即便如此，相信他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管仲做齊國宰相四十年，政績斐然，可圈可點之處很多。

但據司馬遷的《史記·管晏列傳》和劉向的《說苑·尊賢》的有關記載，管仲這個人年輕時表現卻實在不怎麽樣。除了偷雞摸狗，做生意欺負朋友，打仗的時候逃跑……按現在眼光看至少是一個問題青年。

司馬遷和劉向都是嚴肅的曆史學家，一般來說他們也不可能去故意貶低筆下的人物。一個曆史人物年輕時有過一些不太好的行為，後來怎麽就變得這麽好、這麽厲害呢？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中國有兩句老話，一個叫“三歲看到老，還有一句話“女大十八變”。“十八”不單指身材、臉蛋，還包括性格。一個人從小到大，總歸有變化的。但是總的來講，管仲變化不大。他的思想觀念、為人行事，好多方麵跟人家不一樣，但很有個性，特立獨行。

有幾件事，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倡“士節”。作為臣子，主子死了，你應該盡忠，也要為主子死。

當時和公子小白，也就是後來的齊桓公爭奪王位的是公子糾。他的左膀右臂一個是管仲，另一個是召忽。公子糾死後，召忽就自殺殉主了。可是管仲沒有自殺，而且還接受了主子對手的邀請，成了齊國的宰相。

他有他的理由。他說我這個人要死，要符合三個條件：宗廟不存在了，祭祀滅絕了，社稷滅亡了，我才會死。我不會為某一個國君死，我會為齊國死。他認為如果我當時為公子糾像召忽那樣死了，對國家沒利。我活著才對齊國有利，實際他不是“忠君”，他是“忠國”思想，把君和國分開。

實際上儒家有些思想，也繼承了管仲的一些說法的，像禮義廉恥，在孔子之前，就是管仲提出來的。事實證明管仲這樣做沒有錯，在為相三年後，齊國就突飛猛進，再次富強。

齊桓公與管仲，兩個人之間關係挺有意思。齊桓公盡管是國君，但是好像挺怕管仲的。齊桓公叫管仲“仲父”，既有尊敬的成分，也有畏懼的成分。

齊桓公說過一句話：“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仲父命寡人西，寡人西。”

這件事有這麽個起因。一次，齊桓公主持諸侯會盟，被魯國的一個勇士叫做曹沫的（有人說就是曹劌）威脅著，說你一定要歸還你們齊國霸占的我們魯國的土地。但那是在車裏用暴力脅迫的情況下，齊桓公答應了。

事後想想不對，齊桓公想反悔。可是管仲不答應。一定要讓他信守諾言，把土地還給魯國。

齊桓公心裏窩囊歸窩囊。但這個時候他就不敢違逆仲父，履行諾言。事後就講了這段話。

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記錄兩個人，一個管仲，一個晏子。

晏子也是齊國的宰相，大概比管仲晚了一百多年。

晏子做宰相就跟管仲不一樣，非常謙和。司馬遷在後來的“太史公曰”（《太史公自序》）裏，對晏子就表明了一種非常恭敬的態度，想為他牽韁繩、執馬鞭。對管仲他有批評的話：管仲這個人霸氣太重。司馬遷不明說，他用了很巧妙的一種辦法，把管仲和晏子寫在一塊兒，讓明眼人自己去比較，看這兩個人哪個更值得尊敬。這就是曆史學家的“春秋”筆法。

不光是在禮節上管仲有點逾越君臣關係，在生活上好像也有一點逾越。

《史記》上說了管仲有三處建築華麗的府邸，都安置隻有國君的級別才能使用的供祭祀、宴會所用的土台子，而且生活特別奢侈。這在古代是一種罪，叫“僭越”。用孔子的話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齊國老百姓對管仲倒沒什麽大意見。《史記》上有句話“管仲有三歸”（三處祭台），“齊人不以為侈”。管仲這個人做事一直就是這樣。

他不守陳法，經常出格。他能做上宰相，完全得益於鮑叔牙的推薦。但是等到齊桓公想讓鮑叔牙做宰相，做他管仲的繼承人———因為管仲後來身體不行了，將不久於人世了。

他卻不同意。照理說“投桃報李”，這“特立獨行”到讓後世很多重朋友情義的人感到不理解。

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認為鮑叔牙這個人非常正直，“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就是說你沒道理的話，你給他再高的職位、再多的俸祿他也不會要。但是這個人太過剛直。人有一點好，他記得很清楚。人有一點惡，他也記得牢得不得了，而且疾惡如仇，眼裏揉不得沙子。

做一個諫議大夫，監督人家可以不徇私情。但是要做宰相，總理政事，管仲認為不妥當。官場魚龍混雜，良莠並存。必須跟這些人共處共事，要能夠和君子打交道，也能夠跟小人打交道，有時還要和魔鬼打交道。要能夠包容、能夠協調、能夠平和，所以管仲認為鮑叔牙在這一方麵有欠缺。所以他不推薦鮑叔牙，推薦隰朋。

到底是“管鮑之交”，還是管仲為鮑叔牙考慮得更多。

過去一直講是鮑叔牙對管仲好，從管仲不推薦鮑叔牙，或者說不同意鮑叔牙做宰相這件事可以看出，管鮑之交是雙向互動的。

他們對對方都非常理解。管仲還要為國家利益考慮。

所以管仲這個人，看他做事情出格、超常，但這個人是有深度的。曆史上有個性的人下場都不太好，但是管仲不一樣。

他平安無事，善始善終，活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盡管他是嚴厲如此，齊桓公對他還是有包容的，包括他的僭越。他是一個真正的智者。曆史上有兩種人，一種才智超群、品格高尚，但是中道而逝，英年夭折，如諸葛亮、文天祥……令人欽佩、敬重，也惋惜。還有一類像管仲、張良這類人，既能兼濟天下，又能獨善其身。他們演示的這種人生，是一種理想的人生。管仲的個性、智慧，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