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首場打擊外國間諜行動:國慶前的抓捕 天橋槍決美國特務間諜

新中國首場打擊外國間諜行動:國慶前的抓捕

2010年10月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時間是1950年9月27日，再過3天，就是國慶節，人們沉浸在喜慶的氣氛之中。

但就在幾天以前，北京市公安局得到一個重要情報，說有特務、間諜可能在國慶節那天進行重大破壞活動。根據我公安人員的細致偵察，很快掌握了這個特務組織的人員及其住址。這天清晨7點，北京市公安局的幹警分頭行動，去抓捕這些特務。新中國第一場打擊外國間諜的行動開始了。

這個特務組織的核心人物是個美國人，叫包瑞德，是美國原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自1940年來華後，一貫奉行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抗戰勝利後，受命於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以美軍觀察組組長的身份，到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他指責毛澤東在延安建立人民政府，建議毛澤東聽從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政府中去做官，聽從蔣介石領導，遭到毛澤東的有力駁斥。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政府敵視中國。特務頭子出身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新中國周圍一些國家派遣了一些高級特務，混入美國駐各國大使館，對新中國形成新月形的特務包圍圈。

新中國負責反國際間諜組織的是公安部一局一處，一處的偵察科科長曹純之，將富有反國際間諜經驗的北京藝專日語教授徐省吾借調到偵察科，協助他工作。

徐省吾是一名愛國知識分子，東北大連人，早年留學日本，日軍占領大連時，他被迫為日本人服務，以後隨日軍到了北平，被華北軍區情報處發展為情報員，與情報科長方良單線聯係。徐省吾收集的材料中，許多都是來自設在北京的美國新聞處的。

“美國新聞處”實際上是美國戰略情報局駐華分支機構。經常出入這裏的，是長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國、意大利、日本等戰敗國的僑民，這些戰敗國僑民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曾是間諜，二戰結束後被美國收買，繼續從事間諜活動。

經我偵察員蹲點觀察，發現經常出入“美國新聞處”的意大利人李安東與英國駐華代辦處有聯係，盡管英國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較早的國家之一，雙方在各自的首都也都建立了代辦處，但在外交上，英國仍然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美國不承認中國，所以英國在中國半公開地為美國代理在中國的事務。

李安東首先被納入偵察視線。很快，外線偵察員就掌握了與李安東聯係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國人甘納斯，以及東交民巷法文圖書館經理魏智等人的動向。

接著，曹純之又在與各國使館工作人員的接觸中，逐步濾出了東交民巷一個開熏魚店的伊拉克女人的許多可疑之處。

李安東，1896年生於中國上海一個意大利商人家庭，1919年從意大利空軍學校畢業後重來中國，在天津開設了一個名為意亞的軍火公司，成為一名軍火商人。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陣營，並在北京組織法西斯黨支部，自任支部長。從1933年起，開始搜集中國機密情報。1934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空軍指導團”秘書長的頭銜，直接協助蔣介石從意大利購買了大批飛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身為法西斯黨徒的李安東毫不猶豫地站在其盟友日本一邊，與日本“北支那方麵軍司令部報道部”高級特務日高富明結成密友，以記者名義在華北各地刺探中國情報，供給日軍。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安東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47年5月17日，國民黨政府聲稱其“在中日事件之後，未曾供給日本軍火及情報”，將他“無罪”釋放了。

李安東出獄後便知道了“救命恩人”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情報局想讓李安東當他們的情報員。1948年3月11日，包瑞德來到李安東的家，一見李安東就緊緊握住他的手說：“親愛的安東尼奧，聽說您身體不適，特意來看望您，事先未曾預約，您不見怪吧？”

身為戰敗國的法西斯黨徒，受戰勝國的駐華武官親臨拜訪，這是李安東不敢想象的。此刻的李安東不知說什麽好了。

隨後，兩人就你來我往，成了好朋友。包瑞德就發展李安東做了美國情報間諜。李安東成了美國間諜後，十分賣力，而且著力發展自己的間諜隊伍。他首先找到日本間諜山口隆一充當情報員，隨後又搜羅來日籍特務日高富明、法籍特務魏智·亨利、意大利籍主教馬迪懦和德籍人甘納斯等人，大肆刺探我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截至北平解放，李安東先後向包瑞德提供情報115件。

解放後，李安東以天津某貿易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為掩護，繼續進行間諜活動，並指示山口隆一等搜集中央人民政府首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的履曆、特征、住址、電話和汽車號碼，製成卡片，作為進行刺殺、綁架的準備，同時還搜集了大量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情報。這些情報，李安東都轉送給了包瑞德。這一時期，李安東共搜集我國各種情報485件。

山口隆一，中文名劉逸，公開身份是法國人魏智在東交民巷開設的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此人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曆史係，1931年至1933年在中國東北服兵役，在聯隊任作戰參謀。山口隆一擅長駕駛車輛和使用多種兵器，性格凶殘，熱衷冒險，曾同東北義勇軍多次作戰，最後被義勇軍用手榴彈炸傷，隻好退伍回國。

1938年，山口隆一再次來華，先後在青島市船舶聯合局、華北航業總會擔任庶辦主任、人事文書、輔導科長。1944年調任航業總會北平辦事處副處長，專門負責與日本軍部、日本大使館的聯絡事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中國輪船為其搞運輸，在“大東亞省”設立了“華北輪船聯營社”，山口隆一便被任命為聯營社聯絡處長，負責與華北各輪船公司接洽。在這個角色中，山口隆一的獸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他對中國船舶任意無償“征用”，對“不合作者”尋找各種借口加以誣陷，如誣以“通共”或“破壞大東亞新秩序”等罪名，弄得很多人傾家蕩產，甚至慘死於日本憲兵手中。

這一時期，山口隆一還在日本特務機關“華北綜合調查所”任職。1945年，日本投降後，山口隆一又被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看中。1946年4月22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為山口隆一頒發了研究所委任狀，令其負責搜集、研究、整理蘇聯遠東軍事、經濟，交通、文化等情報資料。

山口隆一在充當蔣介石政府特務的同時，也為美國戰略情報局搞情報，並從情報局領取薪金。李安東與山口隆一是1946年在法國人魏智在東交民巷開辦的法文圖書館認識的。兩個人都與日本“北支那方麵軍司令部報道部”高級特務日高富明關係密切，所以，山口隆一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李安東的情報員。

李安東搜羅的情報員還有德國人甘納斯。甘納斯是德國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38年來北京，1940年與李安東相識。1945年在美國駐北平領事館工作期間，曾與李安東共同為美國搜集軍事情報。李安東要發展自己的情報員隊伍，甘納斯當然是最好的人選之一。

哲立成為李安東的情報員，是因為：一方麵，兩人都是意大利人，並且都曾為日本軍隊做過間諜工作；另一方麵，兩人都與美國間諜機關有過諜報工作關係。包瑞德離開北平時，哲立把自己的妻子霍爾瓦特·伊美娜托付給他帶到了台灣。

李安東等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並且沆瀣一氣，其中有一個緣由，那就是他們都曾為日、美、蔣以及本國做過諜報工作，並且或多或少都與包瑞德有過往來。

1950年9月的一天，遠在東南亞的前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被美國戰略情報局召回華盛頓。包瑞德此時的身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東南亞機構的負責人。當晚，包瑞德就飛抵了香港。

包瑞德到香港的目的是找個能名正言順回北京的人，去與李安東秘密接頭。他找到了曾在燕京大學向哲立的妻子學過鋼琴的程夢的妹妹程娜。就在包瑞德物色特使時，偵察科長曹純之也正在密切盯著被納入視線的李安東等外國人。

1950年9月25日，偵察員在天安門東側豆腐坊15號的哲立家門口，發現了北京大學音樂係助教程夢。程夢進了哲立的家門，與哲立用英語交談了一會兒，就告辭走了。

程夢的情況很快就被報到了曹純之那裏。北京解放前，程夢曾經向哲立的蘇聯妻子霍爾瓦特·伊美娜學過鋼琴。霍爾瓦特?伊美娜1945年曾在程夢就讀的燕京大學任鋼琴教授。北京解放後，霍爾瓦特·伊美娜告別丈夫，跟隨包瑞德去了台灣。

這時，程夢家住地居委會來報，程夢的大姐程娜從香港來京探親。程娜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丈夫是個英國人，解放前在北京曾與包瑞德有交往，現在香港開銀行。

偵察員一聽到包瑞德的名字就非常注意，此人實在是個危險的間諜！每條線索似乎都與包瑞德有無形的聯係，難道是偶然的嗎？

程娜自然不情願接受檢查，但偵察員在她的脂粉盒裏找到了包瑞德的半張名片。程娜說：“我和包瑞德是朋友關係，不是你們說的那種關係……我這次回京看望父母，受丈夫的朋友包瑞德委托，以半張名片為憑，請哲立幫助賣掉霍爾瓦特·伊美娜存在我妹妹這裏的鋼琴，然後把錢匯過去。包瑞德和我說的就是這事。我妹妹已經和哲立先生聯係過了，明天上午我就去見哲立先生。”

曹純之嚴厲地對程家姐妹說：你們被包瑞德利用了，還蒙在鼓裏。經過工作，程家姐妹表示願意為祖國工作。

事實證明，程家姐妹與東交民巷那個開熏魚店的伊拉克女人一樣，是被間諜利用的。她們懷著善良和毫不戒備的心，替間諜分子做了事。

在偵察員的安排下，程娜與哲立接上了頭。哲立接過程娜遞過來的半張名片，迅速開車趕往李安東的住地。李安東拿到半張名片，明白是包瑞德向他們下達了行動命令，隨即通知山口隆一，馬上與東京方麵聯係。

山口隆一隨即找到東交民巷賣熏魚的伊拉克女人，交給她一個信封，請她代為郵寄。伊拉克女人早在偵察員的監視之中。9月26日一早，她在東單國際郵局辦理完航空快件的郵遞手續後，郵件就被北京市公安局偵察處的偵察員截獲了。

信件的內容是：

CLC總部：

所購滅火機於10月1日發貨。一切按既定計劃進行。

致以熱烈的問候。

山口隆一

從字麵上看不出有什麽破綻，似乎是一封購銷通知。但一分析就感覺到有問題了。首先，CLC是一個間諜組織，並沒有消防器材方麵的業務，為何要購買消防器材？而且選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圖書館中文部的一個圖書目錄編輯，並不是商人，為何要為CLC總部購置滅火機？

再一看信箋後還附有一張用鉛筆繪製的天安門及廣場的地形草圖，草圖上一條清晰的拋物線直指天安門城樓。北京市公安局偵察處處長狄飛大吃一驚，感到問題嚴重，拍照後立即向公安部偵察處處長李國祥做了匯報。李國祥馬上召開了案情分析會。

會上，大家都感到山口隆一的信件中隱藏著一個大陰謀。這個大陰謀針對的是天安門。特務們很可能在國慶節這一天，在天安門城樓前搞破壞活動。山口隆一信裏說的那個“發貨”日子正是國慶節那天，國慶節山口隆一將發什麽“貨”？如果把“發”的貨與草圖上的拋物線聯係起來……大家不敢往下想了。李國祥將此事報告給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也感到事情重大。他指示李國祥：“這很可能是炮轟天安門，殺害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破壞我國國慶的大案！事不宜遲，要迅速破案！”

李國祥領命後準備離開，彭真又說：“要嚴格把與此案無直接聯係的其他人區別開來，隻捕主要罪犯。對其他人要快查、快審訊、快釋放，即使是原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人員，隻要與此案無直接關係，也要區別對待，沒有證據，一律不準動他們。此案是第一個涉外大案，國際影響極大，切不可有一點差錯。”

楊奇清副部長馬上集中京、津、冀、沈的優秀偵察員到公安部，共同參加破案，在國慶前打個殲滅戰！9月27日清晨，曹純之把公安部的偵察力量與前來參戰的兄弟部門偵察力量集中起來進行了任務分工，並把案情又向大家作了介紹。

上午7時，李國祥宣布：經過偵查，美帝間諜分子企圖在國慶節炮轟天安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製造國際混亂，據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東、山口隆一、甘納斯、哲立等間諜分子！”

曹純之隨後宣布了行動方案：“一組，逮捕李安東；二組，逮捕山口隆一；三組，逮捕甘納斯；偵察科成副科長率領本科外勤組逮捕哲立。”

執行逮捕任務的各組人員迅速分頭行動，都很快完成了任務。最先被逮捕的是甘納斯。甘納斯早上提著皮箱剛要出門，被適時趕到的偵察員攔住去路。第二個是山口隆一。他正在東交民巷魏智的法文圖書館裏，他對亮出手銬的偵察員說：“我抗議！那是我們正當的商務貿易，與間諜活動毫無關係！”逮捕哲立時，他含糊地說：“隻是正在策劃，就被你們發現了。”

公安人員到了李安東的住處，說：“李安東先生，你違反中國法律，陰謀搞武裝行動，我們奉命逮捕你！”

李安東強作鎮靜，想抵賴，但看到已無濟於事，隻好無可奈何地跟著警察走了。偵察員搜查了李安東的書房、臥室和客廳，搜出了大量的文件，其中許多都是關於解放區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情報資料，有的情報上還附有我軍的部隊番號和領導人姓名。特別是在他的住處還搜出了一堆金屬件，經過拚裝，竟然是一門小型迫擊炮。

從山口隆一處搜出的情報資料更多，有的還被整理成了卡片。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在前幾次的審訊中，否認自己搞過特務間諜活動，但在眾多的材料和證據麵前，他們不得不承認，那封信和那張草圖是寄給美軍駐日最高司令部G-2的，他們準備在國慶一周年時，用迫擊炮轟擊天安門，加害中國領導人，製造混亂。下麵是部分審訊記錄：

“你把繪製天安門射擊圖的目的說清楚。”預審員問山口隆一。

“天安門這個圖是我畫的，主席台上站著的那個人也是我畫的。我知道政府開大會的時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門上站著。”

“圖上畫的那個人是誰？”

“圖上畫的那個人是毛主席，後麵一些政府要人我沒有畫出來。”

　山口隆一對畫這張圖的目的不肯交代，然而，這是這個案件的要害，他是無法回避的。

“你畫天安門圖給誰寄去？”

“我寄給日本東京。”

“這個圖是做什麽用的?”

“我用鉛筆畫的，我將這個圖寄到東京告訴盟軍總部。”山口隆一一臉恐懼。

“你寄到盟軍總部做什麽？”

“10月1日是中國的國慶日，我想一定會在這裏開會。我給盟軍總部畫這張天安門的圖，是指示他們毛主席所在的位置的目標。”“指示這個目標做什麽？”

“他們以後喜歡怎麽辦我就不知道了。”山口隆一低下了頭。

“你還想什麽？”

“我還想，假如他們不做……”山口隆一抬起頭，看了一眼預審員，不敢說了。

“他們不做，你怎麽辦？徹底交代，不許隱瞞。”預審員厲聲喝道。山口隆一的精神徹底垮了，變得出奇的老實：“那我們就自己做。”

“怎麽做？”

“我想做冒險的射擊。我當過兵，炮打得很準，我可以1分鍾打40發炮彈，我能打到天安門上。我檢修過李安東的迫擊炮，對天安門瞄準過。”

“還有什麽?繼續說！”

“沒有了。我隻是想，並沒有真做出來。”山口隆一十分懊喪。

為了證實山口隆一的供詞，預審員又提審李安東，李安東的交代與山口隆一的大同小異。

在逮捕李安東、山口隆一後的兩天，本案第三號罪犯馬迪懦落入法網。在馬迪懦的住處偵察員搜出了迫擊炮彈、手槍、步槍子彈、手榴彈等多種武器彈藥，共計532件，其中僅炮彈就有20枚。

馬迪懦，意大利人。1925年奉“羅馬教廷”之命來中國，曆任天主教河北易縣教區主教、羅馬教廷駐華公使北京代表。馬迪懦以傳教為掩護，進行間諜活動。抗戰期間，在易縣一帶為日軍刺探軍事情報，抗戰結束後又協助國民黨軍隊組織特務武裝便衣隊，刺探易縣一帶解放區的軍事情報，抓捕八路軍。易縣解放前夕，他來京充當“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裏的北平代表，經李安東介紹結識美國駐華武官包瑞德，充當美國間諜，受李安東指揮。

1951年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對這個案件進行了判決，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判處死刑。兩個人的罪狀是：替美國政府搜集我國情報，策劃武裝暴亂，企圖在1950年10月1日我國國慶大典時，炮擊天安門檢閱台，謀殺我國國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長。馬迪懦被判處無期徒刑。甘納斯和哲立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滿後驅逐出境。宣判後，李安東、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車，開往天橋的刑場，執行槍決。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公布了這個間諜案。各界都為之鼓舞，首都各校師生反響熱烈，北京大學教務長張景鉞說：“從前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犯了法，反動政府的法律不能加以製裁。現在不同了，該判死罪的就判死罪。這對我們是一個鼓舞和教育，增加了我們鎮壓反革命的力量和信心。”18日下午，清華大學工會為此召開座談會，有40餘名教授參加。大家一致認為，槍斃美國特務間諜，隻有在人民的中國才能做到，這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具體表現，是中國人民的又一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