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出賣了“八百壯士”？(圖)

究竟是誰出賣了“八百壯士”？

2010年09月  　來源： 現代快報

何德奎

    1946年9月27日，南京國民政府參政會駐委會第九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原準備了好幾個議題，但是，委員們幾乎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討論一個問題上，那就是“何德奎案”。9月28日，《中央日報》刊出了一則題為《討論何德奎案，並請謝部長答問》的新聞。新聞說：“檢舉何德奎附逆案，昨日參政會駐委會第九次會議中，再度引起熱烈討論。各參政員以此案提出，迄今時達二月，但政府方麵尚無複文到會，司法方麵亦未提出檢舉，致該案拖延至今，久懸不決。各參政員更就法理與事實，分析何德奎服務之機關及其行為，以說明其是否附逆時，發言尤為熱烈。”

    那麽，何德奎究竟是何人，他被檢舉“附逆”，究竟有何依據，又為何久懸不決呢？

    何德奎聲名顯赫，因何被告“附逆”

    “這個案子涉及到的，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工部局副總辦何德奎。”陝西師大老教授張翰林告訴記者，何德奎是何氏三傑之一。“這三傑就是何炳鬆、何炳棣和何德奎。”何炳鬆，被譽為與梁啟超齊名的“中國新史學派奠基人”；何炳棣，在第六屆留美考試中名列第一，與楊振寧、李政道等同船赴美留學，專攻英國史及西歐史，獲博士學位；而何德奎，則是他們的堂侄。1917年以教育部考試第一名赴美留學。 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此外，他還和宋子文的私人關係比較好。”張翰林介紹說，何德奎25歲就在哈佛大學完成了工商管理碩士的學業，這個學位，相當於我們今天常說的MBA。在今天隨處可見的MBA頭銜中，作為中國最早的一批留洋的MBA，其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1928年，何德奎被聘為華人納稅會的英文秘書，同時也被南京國民政府聘為金融及外交方麵幾種委員會的顧問。“因為金融方麵的獨特見解和卓爾不群的管理能力，他深得宋子文的賞識。”抗日戰爭結束後，何德奎成為上海市副市長，不久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

    那麽，這樣一位人物，為何被檢舉為“附逆”呢？

    “這和他曾多年在工部局任職有關係。”張翰林說。

    工部局是什麽地方？

    據張翰林介紹，工部局是設置於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最高行政機構。它有自己的警察、法庭、監獄等一套類似於政府的體係，進行市政建設、治安管理、征收賦稅等行政管理活動，實質上擔任著租界政府的角色。工部局由董事會領導，外國人始終占董事會大多數席位。1928年，開始有華人進入董事會。“何德奎在1928年夏專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辦。1937年升任副總辦，成為上海灘赫赫有名的人物。”

    “正是因為有在工部局工作的這段經曆，使何德奎被以‘附逆’之名上告。”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的裴誌海認為，工部局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為，成為身在其中的何德奎“附逆”的罪證。

    上海工部局舊址，當年，何德奎就因在此工作而險遭“附逆”之名。

    工部局背信棄義，陷“八百壯士”於敵手

    “1946年，國民政府參政會對何德奎‘秋後算賬’，和當年工部局處理被迫進入租界的‘八百壯士’有關。”裴誌海介紹說，1937年，在淞滬會戰後期，蔣介石命令第88師留在上海堅守一塊陣地。第88師師長孫元良為了保存實力，僅留該師第524團一個加強營，總共官兵420人，堅守四行倉庫，這些官兵因號稱八百人，被世人稱為“八百壯士”。

    1937年10月26日，“八百壯士”進入四行倉庫，而上海公共租界由於害怕炮彈引起四行倉庫附近的煤氣貯存罐爆炸，特別是害怕日本將戰火引向公共租界，於是再三請求中國政府下令將“八百壯士”撤離四行倉庫。上海市政府與公共租界工部局進行了協商，決定將這支部隊暫時撤至公共租界，然後轉移出上海。10月31日淩晨，“八百壯士”撤退完畢，然而，當他們進入公共租界後，立即被英軍繳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其新加坡路的“孤軍營”予以拘禁。

    上海師大的李銘老師告訴記者，他曾在上海檔案館看到《萬國商團關於孤軍營問題的備忘錄》原件，可以看出，專門用來拘禁“八百壯士”的孤軍營是“在1937年10月接通知後馬上趕建的”，而《英軍關於建立集中營，拘留四行孤軍的密令》中，也記載了“八百壯士”進入四行倉庫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軍事指揮官下達了如下密令：“負責各個地段的指揮官有責任收繳中國士兵的武器，並護送他們進入集中營……”

    “工部局背信棄義，而且在和中日雙方交涉時不同的態度更是體現了其親日的本質。”據介紹，“八百壯士”被拘後，中方立即與工部局進行交涉，但是，工部局以“中立原則”為由，拒絕按原來的協議，讓“八百壯士”撤出上海。

    “與此相反，工部局對日本則表現了一副卑躬曲節的態度。“八百壯士”撤到公共租界的第二天，工部局便主動致函日本駐滬總領事。而在此之前，亦曾有過日軍潰退到租界之事，然而，工部局既未收繳其武器，更未將其拘禁起來，而是讓他們攜械安全地離開租界。

    就這樣，工部局將 “八百壯士”拘禁在孤軍營長達四年多。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開始。不久，日軍占領了上海公共租界，隨即通知工部局他們將接管中國‘孤軍營’，要求工部局交出‘孤軍營’官兵名單以及孤軍的軍械設備清單”。工部局唯命是從。12月29日日軍占領“孤軍營”，“孤軍”軍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軍押走。“八百壯士”從此淪為了日寇的階下囚。

1946年9月28日，《中央日報》上刊發了關於何德奎案的新聞。

    案件久懸未決

    國民政府內部形成爭論是關鍵

    “1937年，何德奎的身份是工部局副總辦。因此，國民政府參政會認為，無論是‘八百壯士’事件，或者是淪陷期間，工部局的其他親日行為，身在工部局的何德奎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就把他以‘附逆’罪上告了。”裴誌海說。

    記者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46年7.19（六，二一）“戊”中，看到了這樣一句話：“參政會檢舉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何德奎有漢奸嫌疑”。由此可見，何德奎是在1946年7月19日被檢舉有漢奸嫌疑的，為何到了九月下旬，何到底是不是漢奸還沒有個定論呢？以戴笠為首的國民政府的肅奸行動向來以“快、準、狠”而讓漢奸們膽戰心驚，為何此案久懸未決呢？

    “因為此案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了爭論。爭論的焦點，首先是何德奎所在的工部局在抗戰期間的行為到底符不符合漢奸的定義。”張翰林說。而《中央日報》上的這篇報道，也引用了當時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關於漢奸的定義，謝氏認為，“構成漢奸因素有二：一為在偽組織擔任職務，一為有通謀敵國行為。”

    在此次爭論中，謝冠生力挺何德奎，以他為首的一方認為，何德奎當時所服務的工部局，屬於國際性組織，雖然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占領租界，工部局亦被占領，但工部局在本質上仍然與敵偽組織是有區別的。此外，何德奎被告“附逆”還有一個依據，是他曾經簽署了關於采用偽敵教科書的公文。但是，這個公文，被何德奎留壓了四十多天，才在日方的壓力下不得不簽署，和主動通謀有區別。

    而以何德奎案的提案人羅衡為首的一方認為，工部局在日本人占領上海後，就不能稱作為國際組織，因為日本人控製工部局後，1942年1月，工部局英、美、荷籍公董全部辭職，而華人董事均奉國民政府命令退出，日本人岡崎勝男就任工部局總董。工部局就成為了日本人統治上海的工具，而非國際組織。而何德奎辭職的時間，卻是在1943年六七月間，汪偽政權接手工部局時。換句話說，何德奎還是在其中為日本人服務了一年多時間。

    謝冠生見爭論升級，趕緊重述，工部局是否國際組織及何德奎有無通謀敵國行為等問題，個人意見並非判決書，詳細結論要以法院審理判決為準。

    何案並非孤本

    宋子文曾為盛宣懷之孫說情

    “工部局的董事會中，外國人占據了大多數，工部局所有的行為最終決定權都在外國人手裏，即便是華人董事也是無可奈何的。把工部局的親日罪名強加在何德奎的頭上，肯定是有待商榷的。況且，何德奎在工部局任職期間，民間的口碑是非常不錯的，他廉潔守法，對公共租界的窮人特別照顧，如免費限價平售，辦食米公倉等。”張翰林告訴記者，其實，因為身在工部局而被冠以“附逆”罪名的遠不止何德奎一人。他曾在《民國軍政要員手跡》一書中，看到1945年11月11日，時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宋子文曾致上海高檢處首席檢察官杜保祺一封密信，信中說，“據報盛恩頤之子（記者注：即盛宣懷之孫）現被軍統局扣押，聞為人誣控其在淪陷時期前工部局任事。如隻係為曾任前工部局工作，當無何種問題。”

    那麽，何德奎案最後將會被如何判決呢？遺憾的是，記者在《中央日報》上並沒有查到此案的最後結論，張翰林也告訴記者，他並沒有看到過國民政府肅奸資料裏，有何德奎的記錄。而且，他認為，從宋子文為同在工部局的盛宣懷之孫說情這件事來看，何德奎是不會被定論為漢奸的。“況且，何德奎和宋子文關係匪淺。何德奎因自身的素質深得宋子文的賞識，抗戰勝利後，任命何德奎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就是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