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外日軍還搞過哪些大屠殺

南京之外日軍還搞過哪些大屠殺

2010年08月  　來源：新華軍事

 

    文章摘自《侵華日軍獸行不完全檔案》 作者:《軍事世界畫刊》雜誌社 出版社:《軍事世界畫刊》雜誌社

    《南京！南京》上映了，對於全體中國人而言，這都是一次痛苦的經曆，我們不得不再去重溫72年前那滿江的屍體，滿城的血。更令我們痛苦的是，屠殺絕不僅僅隻在南京，從撫順平頂山到湖南廠窖，從河北平陽到江蘇鎮江，屠城，屠城，再屠城。70年前的暴虐和慘痛穿越了長久的時光，時至今日仍然令我們戰栗。盡管記憶慘痛，但我們必須牢記，不僅要記住南京，還要記住那許多已經快被淹沒在曆史霧靄中的屠城血案。讓我們記住這些地名:平頂山、廠窖、潘家戴莊、平陽、鎮江、重慶……

　　廠窖1943

    1943年的廠窖和往年沒有什麽不同，盡管戰爭的號角在全中國的土地上吹響，廠窖的農民們依然下田插秧，進湖打漁，對於他們來說，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完全屬於他們認知範圍之外的遙遠的事情。抗戰他們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們是仇恨中帶點恐懼的，但他們更關心的仍然是天候農時，能不能多收三五鬥米，多打百十斤魚。

    但戰爭終歸還是近了。

    自日軍於1943年3月發起“江北殲滅戰”(我方戰史稱為監利、華容作戰)來，日本華中方麵軍已經在長江南岸奪得了華容、石首、彌陀寺等灘頭陣地，形成了對重慶方向的一個突出部。廠窖所屬的南縣遂成為抗戰華中戰場的最前沿。

    戰爭，離廠窖隻有60公裏。

    在戰爭中，距離不再是一個確定的度量單位，而是一個可以彈性伸縮，難以捉摸的數字。它的真實長度取決於太多的因素。譬如進攻者的銳氣和決心，譬如防禦者的勇氣和韌性。500公裏可以很短，譬如1939年的波蘭平原；25公裏可以長到成為永恒，譬如1940年德軍前鋒和莫斯科紅場之間的距離。不幸的是，1943年的廠窖和戰爭的這60公裏距離，很近。

    1943年5月5日，日本華中方麵軍第11軍發起“江南殲滅戰”(我方戰史稱為鄂西會戰)。目的是打通長江航路，充分發掘內河航運潛力(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軍船舶損失嚴重。在中國戰場上，內河航運船舶也越來越少；而宜昌到嶽陽段長江為中國軍隊控製，日軍在攻占宜昌後掠奪的大量船舶不能使用，僅停舶在宜昌附近的內河航運輪船就有11艘，空船總排水量近2萬噸)並順勢殲滅鄂西地區的國民黨第六戰區野戰部隊。

    在日本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擬定的作戰計劃書上清楚地寫著:

    為達成作戰目的，日軍準備了三次鉗形攻勢，第一鉗就指向南縣。

    5月5日，日軍第3師團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國民黨軍第10集團軍第87軍新23師陣地進攻；獨立混成第17旅團由藕池口東向茅草街第29集團軍第73軍第15師陣地進攻；小柴支隊由石首向團山寺第15師陣地進攻；戶田支隊由華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軍暫5師陣地進攻。守軍當即進行了堅強的抵抗，兩軍激戰。日軍第17旅團步兵第90大隊大隊長舛尾芳治中佐被擊斃，第40師團第234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安村修三少佐重傷。當晚，日軍占領了長嶺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軍第77師與第15師協力反擊，與日軍激戰於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黃石嘴、八股頭之線，反複爭奪，血戰竟日。至7日晚，日軍主突方向上的安鄉首先為日軍第17旅團及第3師團一部攻占。第73軍與集團軍及戰區失去聯係。第六戰區為挽回頹勢，8日曾組織第29集團軍及第10集團軍集中力量實施反擊，但由於通信不暢，不少部隊又失去掌握，在調整部署尚未完畢之際，日軍又集中兵力向南縣進攻。暫5師在日軍夾擊下苦戰終日，傷亡極大，當夜突圍至沅江地區收容。

    5月9日，日軍占領南縣。已經喪失戰鬥力的第29集團軍第73軍經廠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轉進”。

    隨著第73軍萬餘潰兵湧入廠窖，這個麵積50多平方公裏由13個小垸組成的湖州大垸徹底暴露在日軍追兵麵前。

    1943的春天，廠窖和生活在這裏的上萬普通百姓就這樣以受害者的姿態登上了曆史的舞台。

 

　　合圍廠窖

    為擺脫日軍的追擊堵截，第73軍主力一萬餘人奉命向西、向南方向撤退。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衝的廠窖大垸，成了國民黨軍西撤的重要通道。隨軍而來的還有淪陷區的兩萬多難民，準備經廠窖西渡漢壽的酉港，前往常德。

    5月8日，日軍獨立混成第17旅團、小柴、戶田、針穀支隊各一部，計3000餘人，汽艇60多艘，兵分多股向廠窖地區展開水陸合圍。

    陸路兩股日軍，分別從南縣、安鄉出動，直抵廠窖大垸東、北各堤垸；水路兩股日軍，分別自嶽陽港湖北太平口啟航，進逼廠窖垸外的東西兩側水域，封鎖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截斷國民黨軍和難民西撤的退路。與此同時，日軍戰機從漢口、當陽等地起飛，分批至廠窖上空輪番轟炸。

    是時，雲集在廠窖地區的萬餘名國民黨官兵和兩萬多難民，加上本地的1.5萬居民，絕大多數被日軍合圍在這個東西寬10多華裏、南北長20多華裏的陀螺形“口袋”中。

    五月的春雨中，一場慘劇在洞庭湖邊上演了。

    屍橫永固垸

    廠窖大垸中心地帶的永固垸(現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個僅有六七平方公裏的小垸子。

    5月8日下午，天下著毛毛細雨，道路泥濘不堪。聽說日本鬼子沿東西河道向廠窖地區來了，住在東堤一線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難民和一小部分國民黨潰兵，都以為永固垸離河道較遠比較安全，便紛紛朝這裏逃命。

    次日清早，數百日軍從東堤一線撲向永固垸。

    戴吉祿禾場上，日軍把120多名群眾五花大綁，四周架起機槍，用刺刀逼迫人們成排跪下，要他們交出國民黨潰兵和槍支，見無人作聲，便大開殺戒。120多人僅3人生還。

    袁國清屋場70多人；肖吉成屋場約100人；羅菊東藕塘40多人；王錫坤麻地20多人……

    82歲的肖明生老人是永固垸屠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回憶起血腥往事，老人情難以堪:“我家住在永固垸，四代同堂，共有29口人。1943年5月9日午後，10多個日本鬼子衝進我家，父親肖美和、叔父肖桂生和兩個堂伯伯、一個哥哥、一個姐夫、一個侄兒共7人慘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第二天日上午，我家死難的親人還未來得及掩埋，日軍又進村了。當時，全家還剩下22人，除我和大哥及侄兒外逃，留在家裏的一大半是女眷。其中，老祖母已80多歲，侄女小的隻有歲把。鬼子竄入我家，見幾乎盡是女性，獸性大作，但遭到拚命反抗。鬼子惱羞成怒，將我祖母、母親等18人全部推到附近一口深水塘邊中，還用竹篙、土塊撲打，直至淹死為止。隻有抱在手上沒被捆綁的小侄女毛毛，僥幸得救。我自己因全家遭此橫禍，瘋癲了近一年。”

    在日軍的瘋狂殺戮下，永固垸裏屍橫遍地，被殺村民、難民1500多人。外地難民的屍首無人認領，隻得由當地幸存者挖坑集體掩埋，一個墓坑內埋有無名屍首上千具。

 

    甸安河，血水河

    總麵積4000多畝的德福垸(包括現在的德福、漢新兩個村)是南縣通往漢壽、常德的必經之地。垸子西頭，有一條貫通南北、長約5華裏、寬200米的甸安河，是阻隔東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塹。當日軍合擊廠窖時，幾千名國民黨潰兵和大批難民逃到了這裏。

    5月9日早晨，雲集在甸安河以東各個村落裏的數千名的國民黨官兵、難民，前有啞河擋道，後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進不得，欲退不能。

    3000多名國民黨士兵被迫跳進甸安河中，在追擊日軍的機槍彈幕射擊下，幾乎無一生還。日軍隨後對各村進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繩子串起來，集中到甸安河邊的幾個禾場上屠殺。

    甸安河邊的田裏土裏、房前屋後、河中岸邊，到處是屍體。昔日清澈的甸安河幾成血河。一場暴雨過後，岸上的屍體也被衝入河中，北風一吹，又集到甸安河南端，塞滿了一裏多長的河道。屍體腐爛後，臭氣熏天，幾裏之外可聞。從此，當地人稱甸安河為“血水河”——“甸安河，甸安河，屍體擠得個挨個；五裏長河成血海，野狗無橋可通過。”

    瓦連堤，絕戶堤

    5月10日，天剛蒙蒙亮，日軍從東西兩個方向向橫貫廠窖大垸的瓦連堤撲來。7裏長的瓦連堤上住著幾百戶農家，此時還有數千外地難民。

    楊鳳山屋場的巷口，60多個逃難同胞被日軍堵在了這裏。30多個男人綁成一串，趕進深水塘中全部淹死，20多個婦女被驅趕入一所民房，輪奸後被日軍放火活活燒死。瓦連堤西端的風車拐，方圓不足半公裏，被殺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長生回憶說:“挨近風車拐南邊的蓮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趕進湖裏活活淹死。風車拐的堤麵、堤坡上被殺的有200多人。湯二秀屋台上也被殺了100多人。風車拐共28戶人家，被殺絕的就有13戶。”

    據幸存者劉銀生回憶:農民陳臘九被日軍抓到後，被綁在樹上拷打，最後開膛破肚；農民汪宏奎，年過60，耳聾，鬼子見其問話不答，便用刀將他的舌頭與下顎割掉，使其巨痛幾天後死去；一個周姓農民，被日軍剁了好幾刀，通身抹上鹽，再用壇子在其身上亂滾，皮開肉綻慘死；兩個難民被日軍綁在樹上，用刺刀剖開肚子，取出膽囊，再用小瓶汲取膽汁“珍藏”。農民賈運生被日軍抓住後，因想逃跑，日軍竟用刺刀捅進賈的耳朵，來回剜戳，至死方休。

    肖家灣村村民吳桂清回憶說道:“當時我才10歲，我親眼看見一位20來歲的姑娘拚命反抗，就被鬼子倒插在水溝爛泥中，然後掰開雙腿，舉起東洋刀從中劈成兩塊！一個15歲的少女在自家屋後竹坡裏被4個鬼子輪奸，全身被捅14刀。”

    整個廠窖地區被日軍強奸的婦女多達2500多人，僅瓦連堤上就有67名。事後統計，瓦連堤一帶遇害同胞共3000多人，其中73戶被殺絕，330多間房屋化為了灰燼。

 

　　血滿廠窖河

    當陸路上的日軍在廠窖垸裏瘋狂燒殺的時候，水路上的日軍也在廠窖河中幹著同樣的勾當。三天之內，日軍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龔家港的廠窖東西兩側河段中，屠戮船民、難民6800多人，燒毀船隻2500餘艘。

    三麵臨水的廠窖大垸，水上交通發達。東北、西南兩側則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環流而過，另還有一條長約2公裏、寬約400米的龔家港河橫臥於垸內的東南地區。大批逃難的船隻雲集在此，通過廠窖大島兩側大河向常德、益陽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軍汽艇包圍。

    5月9日清晨起，日軍沿河炸船、燒船。先是飛機轟炸，繼而武裝汽艇沿河來回追捕，逼著大大小小的船隻在沿岸一線停靠下來。他們先是上船搜索，擄掠財物，繼而放火燒船。隻見河中火光衝天，大火晝夜不熄。船民、難民哀嚎之聲不絕於耳，數裏可聞。

    在汀浹洲一帶，日軍汽艇堵住湖口子後，將船上的船民、難民趕到附近河洲上，把人們三、五十人為一群，用繩索連串捆綁起來，再將繩子首端拴在汽艇後麵，開足馬力，把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軍將捉住的30多個船民，用一根10來米長的纖繩，套住船民頸項，然後將在場的日軍分成兩隊，各握纖繩一端，像“拔河賽”一樣，不一會，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

    堪比“揚州十日”

    三天殺三萬，日本華中方麵軍第11軍算是創下了一個紀錄，一個挑戰人類暴力極限的紀錄。

    一個月以後，國民黨《陣中日報》的記者袁琴心來到廠窖，她看到的是“兩岸燒焦的船，像曬魚一般的攤擺著。”“廠窖河裏的死屍，簡直使船隻不能通過。隻要船身往河裏一動，前後左右都翻出死屍來，腐爛的肉漿，會將船身四周粘著。草草掩埋的屍體，數十人或百餘人共墓一穴，到處都有。現在經過，猶聞臭氣，骸骨且有被雨水衝露在外麵的，真是悲慘啊！”

    6月6日，《陣中日報》刊發了報道:“此次廠窖、雞窩嶺、丁家洲、肖家灣一帶，被慘殺軍民同胞，為數萬 人以上，該地同胞均已全部殺光，無幸存者，河水為之變色，迄今死屍仍未全部掩埋，當日河內之浮屍，有如廁內之蛆蟲，無從估計數目。此即中古時代所作之‘血洗’，今日親見於廠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國民日報》也發表了記者蘭天所寫的《濱湖浩劫記》，稱廠窖慘案堪比“揚州十日”，“慘遭屠殺達數萬之多，滿地屍首，河水為赤，浮屍斷流，慘絕人寰。有一船夫頭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後3刀，極人間之悲慘。”

    抗戰結束後，長沙《中央日報》記者李震一於1947年來到廠窖。實地采訪後寫下了《湖南西北角》一書，書中這樣寫道:“這是我國八年抗戰稀有的慘案。事隔四年，河岸還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還有燒餘下來的船板。我到廠窖，秋風秋雨的重陽剛過，雲愁霧慘，草木蕭蕭，聽一個身殺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畫著當年悲劇的演出，覺蘆岸淺汀之間，猶森森有鬼氣。”

 

　　被遺忘的大屠殺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對南京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的鬆井石根(時任華中派遣軍總司令)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穀壽夫中將被中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南京製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斬競賽”的日向敏明亦被槍決。30萬同胞的鮮血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償還，但至少首惡得到了他們應得的懲罰。

    可是，廠窖卻被遺忘了。

    指揮江南殲滅戰的橫山勇雖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絞刑，但訴狀中並無廠窖屠殺事實，而這個橫山勇最終也被減刑，於1952年病死在巢鴨監獄。和他一樣逃過一死的還有從1941年到1944年間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俊六，這位日本帝國的陸軍元帥隻被判了個無期徒刑，1958年就被美國人釋放。

    而在廠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軍部隊的指揮官沒有一位受到審判。其中，獨立第17混成旅團的旅團長高品彪雖被國民政府列入了重要戰犯名單，但他早在日軍投降前就被調往關島，美軍大兵壓境之際自殺身死。而其他三人——戶田義直、小柴俊男、針穀逸郎都活到了日本投降，並且由於官階較低，未受到審判。這三人中，小柴俊男在終戰時已經做到了華南派遣軍的師團長，而他的兒子小柴昌俊在2006年曾經訪問了北京，當然，他並不是代表他父親來道歉的。他的身份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曆史修正主義者說，南京大屠殺之所以凶頑伏法是因為遠東軍事法庭掌握了明確的證據，但廠窖慘案卻非如此，所以無法將日軍下層官兵的行為歸咎於類似於橫山勇和俊六這樣的高級將領。但是，眾所周知，紀律乃軍隊之所係。整個侵華戰爭和二戰期間，如若日軍各級指揮機構有意願嚴明軍紀，約束下屬，又如何會從東三省到南洋這無以計數的屠城血案呢？遠東軍事法庭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所參考罪名即有如下一條:“其他普通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包括命令準許違約行為、怠於防止違約行為。前者是指被告利用職權命令部下違反國際公約及戰爭法規，後者則是指被告藐視自己監督的責任，放任或縱容部下違反公約法規的行為。

    身居其位而不約束部屬，縱容甚至鼓勵、教唆官兵殺人，如是觀之，整個日本帝國陸軍，從最下層的中隊長直至陸相，皆有罪！

    也許是廠窖地處偏僻，知者甚少，也許是八年抗戰，血流成海，慘案樁樁件件已經多到讓人麻木。總之，1943年發生在鄂西北的這場慘案很快被埋進了曆史的霧靄中，並且為大多數人遺忘了。

    習慣性屠城

    研究抗戰史，你會發現，抗戰相持階段的中後期，出現的屠城慘案特別的多，1942年的潘家戴莊；1943年的廠窖、平陽；1944年的浙西，更有敵後根據地數不清的掃蕩、清鄉。在這個階段，日軍大本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占領全中國的計劃，它的戰爭重心已經轉移到了東南亞和太平洋。尤其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的戰略重點是與美軍作戰。中國成了一個它無法獲勝又無法放棄的戰場。因此，在抗戰的相持階段，日軍的主要作戰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維持現狀，盡管在正麵戰場仍有大的會戰爆發，但這些會戰要麽是為了改變局部的戰略態勢，要麽是為了實現與中國戰場無直接關聯的戰略目的(如大陸交通線戰役)，與占領全中國無關。日軍的主要作戰行動，不管是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還是正麵戰場的會戰，其根本的目的是維持現狀、以戰養戰，同時盡可能多的消耗中國的抗戰力量。具體到鄂西會戰而言，日軍的兩個目的之一就是消滅該地區的國民黨軍有生力量。廠窖實際上成了日軍這種戰略指導思想的犧牲品——平民也是戰爭的重要資源。

   從侵華戰爭開始至二戰終結，屠城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借用一位曾駐中國的外國使節的話:“整個日本皇軍，就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1932年9月，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士兵200人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屠殺村民3000人，平頂山村被夷為平地。

    1937年12月8日，江蘇鎮江淪陷，日軍屠殺當地民眾上萬人。

    1937年，南京大屠殺，30萬中國同胞遇難。

    1942年12月5日，侵華日軍在河北灤縣潘家戴莊屠殺無辜百姓1280多人，焚毀民舍1000多間。

    1943年5月，廠窖慘案，3萬同胞遇難。

    1943年秋，侵華日軍4萬餘人在河北阜平縣平陽村一帶“掃蕩”，殘殺無辜村民700多人。

    1944年，為報複浙江民眾保護空襲東京後迫降在浙江的美軍飛行員，日軍對浙西進行大掃蕩，累計屠殺25萬浙江百姓。

    1942年2月起，日軍山下奉文部屠殺新馬華人超過5萬。

    1942年，日軍製造巴丹死亡行軍，15000美菲戰俘在行軍途中被虐殺，後繼又有26000人死於戰俘營中。

    1943年起，為修築泰緬鐵路，日軍前後虐殺戰俘、勞工近十萬。

    1945年2月，日軍製造馬尼拉大屠殺，十萬菲律賓人被害。

    燒殺搶掠，屠城滅族，這是人類在前現代的蒙昧時期才做的事，我們已經很難用人類的思想來理解日軍在20世紀所進行的這種人性倒退一千年的習慣性大屠殺。

   戰爭是人類最大的暴力，但在刀光劍影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到糟糕的戰爭和更糟糕的戰爭之間的區別。德國軍隊列隊穿過香榭麗舍大道，這是糟糕的戰爭，但巴黎至少埃菲爾鐵塔、盧浮宮仍然站立在它們原來的位置。日軍進中華門，南京遂成一片焦土，浮屍滿江，這，是最糟糕的戰爭。

    他們還記得這些血嗎？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地實際上就是戰前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戰爭時這裏還是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所在地。2001年，日本把遠東軍事法庭的舊址改造成了一個旅遊景點——市穀紀念館。

    如果你是一位參觀市穀紀念館的遊客，導遊會先請你觀看一段介紹紀念館曆史軌跡的錄像。錄像首先展示日本昭和天皇騎馬的照片，然後是日本陸軍體能訓練的場景。畫麵顯示“日中戰爭爆發”，但所展示的僅是日本報紙對戰況的宣傳。其後，場景切換到“向英美宣戰”。一分鍾後，畫麵變成了“休戰”時天皇向市民下詔書。而對無法繞過的東京審判。導遊隻解說當時東京審判的位置和格局，對於當年戰犯究竟犯了什麽罪、處了什麽刑，隻字不提。

    在原來禮堂左側位置，你會看到當年唯一替日本說話的法官——印度法官帕爾的判決意見書。在東京審判上，隻有帕爾主張全部被告無罪。被告席如今也被改成了戰犯們的“自白區”。

    在二層樓道的牆壁上，你能看到曆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的照片，其中，第35代校長土肥原賢二是東京審判的甲級戰犯。而在紀念館內，他的身份是“校長”，而不是“戰犯”。二樓的過道處，還擺著一排軍刀，其中包括甲級戰犯梅津美治郎的軍刀。

    這七十年裏，我們看到了1971年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的驚世一跪；我們聽到了1951年聯邦德國的政府聲明:“新的德意誌國家及其公民隻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並且有義務作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了。”；我們還看到了1995年，科爾總理繼勃蘭特之後，再次雙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歉意；我們更看到了德國的大型企業出資50億美元，設立“納粹勞工賠償基金”，德國政府先後向波蘭、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國家尤其是受害的猶太民族賠償近1100億馬克。不僅如此，德國還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了反猶太行為的非法性，而且不準為二戰的侵略行徑翻案。

    這些發生在遙遠的歐洲的事件讓我們感歎，為德國民族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全民贖罪意識。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人君特·格拉斯所言:整個德國民族都是有罪的。

    當我們再把目光放到那個和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居身上時，我們看到了什麽？靖 國 神 社終年不斷的香火！拒絕對慰安婦的賠償！連當年清算日本戰爭罪行的法庭都搞成一個如此曖昧的“景點”，你能相信我們的鄰居是在反省嗎？你能相信他們的道歉是真誠的嗎？你能相信他們還記得70年前亞洲各地流的那些血嗎？

（文章來源:鳳凰網曆史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