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教授：中國仍應做好大規模作戰的準備

國防大學教授：中國仍應做好大規模作戰的準備

2010年06月     　來源：中國國防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類危機不斷，但全球性危機少有，因而也沒有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種幾十萬、上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會戰。但要看到的是，當今時代，戰爭形態的演變及社會文明的發展雖對大戰爆發有著強力的製約作用，但並不意味著大戰的消失；發生持續性大規模作戰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因此，對這種作戰行動我們還應給予足夠的重視，並做好相關的研究和準備。

    大規模作戰與維護戰略機遇期

    新世紀新階段，維護戰略機遇期是我軍的重要曆史使命，一旦發生大規模作戰，是否會影響甚至失去戰略機遇期呢？

    當前，我國的周邊環境仍然複雜。這種複雜的環境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會明天就徹底改變；即使國力發展了，周邊環境依然是複雜的；而且隨著國家發展利益的拓展，周邊環境可能會更加複雜。這種複雜的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難保不會撞出大規模作戰的驚雷來，進而對我戰略機遇期的維護產生大的影響和衝擊。但要看到的是，維護戰略機遇期並不意味著不進行大規模作戰，而是必須打贏可能的大規模作戰，尤其是當這種作戰不可避免時。

    當下，長期的和平環境，使人們對戰爭的認識變得簡單了，膚淺了，甚至出現了某些偏見。有的認為，大力發展經濟、維護社會穩定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戰爭和軍事活動會影響和平的寧靜生活；有的認為，戰爭是對經濟建設的破壞，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都會影響社會發展；有的認為，戰爭是人性中的“惡性”造成的，所以世界上戰爭不斷，戰火不息，一些影視作品中宣揚“普世價值”、“另類英雄”，鼓勵人們為正義而奮鬥的精神被淡化。這是不利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更不利於打贏大規模作戰。

    局部戰爭環境中的大規模作戰

    信息時代不能用往日的大規模作戰觀念去展望未來的大規模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諸多大規模作戰，中國革命戰爭也有大規模作戰，兩者卻有深刻的區別，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戰爭規模大小的認識上。對於局部戰爭環境中發生的大規模作戰，我們要用更強的戰略意識、更敏銳的戰略眼光去分析，去研究。

    信息化條件下的大戰潛伏在小戰之中。超級大國發動的局部戰爭，也是全麵動員戰爭資源。對於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一架新型飛機被擊落，一艘航母被擊沉，結果是災難性的，影響是戰略性的。科索沃戰爭中，美軍一架F-117“夜鷹”攻擊機被南斯拉夫擊落，引起世界輿論廣泛關注，有的美國政要發出呼籲：一場真正的戰爭開始了。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我們都稱為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這些戰爭都擺開了大規模作戰的架勢，隻是戰爭雙方的實力太不對稱，才沒有出現以往那種形式的大規模作戰。

    軍事鬥爭基點的轉變與大規模作戰

    大規模作戰不等於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以來，軍事鬥爭基點的逐次轉變也是對大規模作戰認識的不斷深化。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誌對國際戰略形勢和我國安全環境作出了新的判斷，明確提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科學論斷，據此，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從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準備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亦由立足於應付全麵反侵略戰爭，向重點應對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和局部戰爭轉變。新中國成立後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一次重大變化，是建立在“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不會發生的基礎上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局部戰爭中不會發生大規模作戰。20世紀90年代初，適應冷戰結束後國際戰略格局的新特點、海灣戰爭後高新科技及新軍事變革的新發展，提出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意味著大規模作戰將在高技術條件下進行。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美英聯軍的新戰法和高技術武器的運用，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我軍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亦從應對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應對信息化戰爭轉變。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三次重大變化，推動我軍走上機械化和信息化複合發展的道路，信息化水平對大規模作戰的決定性影響開始凸現。

當前，我們雖然處於和平發展時期，但東、西、南、北的安全形勢仍然嚴峻。在此形勢下，必須科學把握軍事鬥爭準備的重心，沒有重心就沒有戰略、就沒有發展。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小問題也可能引發大動蕩。籌劃軍事鬥爭準備，不能出現什麽情況就是什麽最重要，要有全局性的戰略考慮。應對不同方向的安全形勢，維護不同方向的國家利益，需要強化相應的戰略能力，尤其是打贏大規模作戰這一基礎能力。

    和平時期，人們想得更多的是穩定，是經濟，是建設，軍事鬥爭準備容易弱化，這對確保我國的長治久安非常不利。因此，加強軍事鬥爭準備，要應戰與止戰相結合，尤其是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和挑戰的大規模作戰來說，提高打贏它的能力至關重要。

    信息化條件下的大規模作戰

    20世紀中期以來發生的局部戰爭，推動人類社會的戰爭形態發生深刻變化。上世紀70年代的中東戰爭，大量應用精確製導武器和先進的電子器材。80年代的馬島戰爭，導彈和現代化的作戰指揮係統廣泛應用。1991年爆發的海灣戰爭，對陣雙方集中了189萬軍隊，由於高技術的推動，顯露出信息化的基本特征，亦成為人類戰爭史上大規模作戰的一個曆史性拐點，即由強強對抗轉向強弱對抗，大規模作戰主要表現在軍事行動上，而不是表現在戰場搏殺上；戰場的威懾功能強化，搏殺功能弱化。科技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是出現這一拐點的主導因素。信息化條件下，大規模作戰不僅是眾多軍隊的集結，更是科技和智慧的大規模集結和對撞。

    體係破擊改變作戰規模。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是作戰體係的對抗，體係破擊是基本的作戰思想，打敵節點，破壞體係，使對手難以組織有效的對抗，是未來戰爭的基本特點。這使未來戰爭中特種作戰的形式增多，高技術對抗不等同大兵團對抗。

    戰略謀劃控製作戰規模。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主要從時間、空間、信息、心理４個方麵進行控製，勝負的標準是多元的。軍隊不僅要贏得戰爭，更要贏得和平。戰爭不以獲取暫時的、局部的、單方麵的利益為勝利，而要追求長遠的、全局的利益。評價戰爭勝利的最終標準，是能否征服人心，不是殲滅多少軍隊。

    大規模作戰與軍事力量發展

    軍事力量發展必須適應維護國家主權和核心安全的需求，而大規模作戰能力則是對軍事力量發展的強大牽引。因為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大規模作戰的基本考慮，也是軍事力量發展的原動力之一。

    新形勢下，鞏固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的成果，推進大規模作戰準備特別是能力的穩步提升和有的放矢，首先要把當前軍事鬥爭準備的主要矛盾解決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運用科學技術是第一戰鬥力。如果我們的軍隊建設仍停留在人多勢眾的機械化時代，信息技術的含量不高，戰鬥力生成就不強，在未來戰爭中，就會處於能力素質的低端，就不可能在同一個層次上與對手較量，打贏大規模作戰的美好願望就無法實現。

    近年來，我軍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頻率提高，但軍事鬥爭準備牽引軍隊發展的“抓手”作用沒有弱化。和平時期，軍事鬥爭準備是長期的，未來戰爭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發生，都難以預知。軍事鬥爭準備要經得起時間考驗，經得起戰爭檢驗，就要深刻剖析兩者的關聯，科學處理軍事鬥爭準備強度與軍隊發展速度的關係，軍事鬥爭準備重點與軍事力量發展難點的關係，尤其要在非戰爭軍事行動中提升核心戰鬥力。（國防大學教授　蔡仁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