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10年04月 中青在線-青年參考
3月29日至30日，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對進一步加強和推進對口支援新疆工作進行動員部署。鮮為人知的是，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對口支援新疆”的財政製度就已誕生。為了加快新疆發展、維護新疆穩定，重新審視當年的一些做法，不無裨益。
1.內地省份“協餉”支援新疆財政
1759年，清政府完全平定了中國西北邊疆的叛亂和割據勢力。乾隆皇帝取“故土新歸”之意，將西域改名新疆，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管轄天山南北超過200萬平方公裏的遼闊土地。在短短30多年的時間裏，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全國各地的支援下，利用當時新疆的資源優勢(主要是可墾荒地和草原)，實現了較快的經濟發展。
乾隆年間，清政府為了鼓勵各族人民發展生產，在新疆采取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一些地區和民族完全免稅，如哈密和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人，以及蒙古族土爾扈特東歸部眾。另外，清政府在其他地區的稅率也很低。例如，清朝在牧區征稅很輕，牛馬稅為百分之一，羊稅為千分之一。
保衛邊疆是建設邊疆的前提，乾隆年間，清朝在新疆常駐的軍隊約4.5萬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新疆每年的軍政費用需白銀200餘萬兩，而新疆全年貨幣形式的賦稅收入，僅有白銀10餘萬兩。清政府規定，新疆的所有財政收入都留歸新疆各地使用。新疆地方財政的收支差額問題，則通過內地省份的“協餉”解決。
從1760年開始，清政府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200萬至300萬兩白銀，充作新疆軍政費用。當時，全國有25個省級行政區，除了財政比較緊張的黑龍江、吉林、盛京、烏裏雅蘇台(今蒙古國)、廣西、貴州、雲南、西藏、甘肅、青海外，其他的省以及粵海關、閩海關、江漢關、江海關等海關，都要分擔新疆所需的財政支出。
每年春夏間，新疆各地核定本地次年軍政事業所需費用，將開支預算分別上報中央政府的戶部(類似於今天的財政部)和駐在蘭州的陝甘總督衙門(類似今天的蘭州軍區)。戶部審定該預算後，按內地各省區和海關財政收支狀況分攤。各省區和海關接到分攤數額後，按期將銀兩解送陝甘總督衙門，再由新疆派人領取，分存新疆各地銀庫，按月給各地公職人員和駐軍官兵發放。
這些費用，大部分用於駐新疆清軍官兵和辦事人員(包括內地來的滿、蒙、漢族官員和新疆本地的維吾爾等族官員)的工資及日常行政開支，還有一部分用於重大的公共工程，如水利和道路建設等。
2.清政府共撥給新疆近4億兩白銀
當新疆遇到大事時，由清朝中央政府撥專款支持，稱為“專餉”。例如，乾隆年間的土爾扈特東歸(編者注：土爾扈特是我國蒙古族中一個古老部落，明朝末年部族中的大部分人離開新疆故土，到了當時尚未被沙皇俄國占領的伏爾加河下遊開拓家園，建立土爾扈特汗國。後因不願向沙俄稱臣，曆盡艱辛於公元1771年回到祖國)，中央政府撥出專款20萬兩白銀用於救濟和安置。道光年間，平定境外浩罕汗國支持的張格爾叛亂時，中央政府共撥專款白銀1000萬兩以上，其中400萬兩來自戶部，200萬兩來自皇帝的內庫，還有400萬兩從其他渠道籌措。清朝最大規模的撥款，是19世紀70年代，反擊英俄支持的浩罕汗國阿古柏的入侵。《劍橋中國晚清史》稱：“七年之中總數逾5230萬兩協餉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勝利的惟一決定性因素。”1876年2月1日，清廷發出上諭：“國家經費有常，此次籌借巨款，係天下合力，辦西陲軍事，竭十餘年之力，辦今日軍事。”
據齊清順在《清代新疆的協餉和專餉》一文中的研究，1760～1911年，清政府撥給新疆的協餉和專餉，總計高達近4億兩白銀。
這套製度，類似於今天的財政轉移支付和發達地區對口支援，為新疆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經費支持。
新疆的協餉製度，在當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發達地區對邊疆的支援製度。類似的還有西藏，但清朝從內地派駐西藏的官員和軍隊，總計隻有數千人，財政支援的規模無法與新疆的協餉製度相比。
此外，江蘇、廣東等地的商人，也曾聯合捐款上百萬兩白銀，補充新疆的軍政費用。
3.烏魯木齊等城的規模迅速擴大
每年數百萬兩白銀從祖國內地進入新疆，其中大部分作為工資發放，形成了比較強勁的購買力。很多內地商人看準新疆這個市場，西出嘉峪關，在新疆長期居住，促進了新疆城市的大發展，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到18世紀50年代才建立城市，乾隆皇帝親自以漢語命名為“迪化”，但蒙古語名“烏魯木齊”仍在官方和民間繼續使用。《西陲總統事略》稱，烏魯木齊“商賈輻輳，百物灌輸，為關外北路一大都會”。早在1762年，來自內地的商人就開了500家店鋪。當時的烏魯木齊，有一條“江南巷”，是來自南方的人們聚居的地方。
新疆城市的迅猛發展，並不限於烏魯木齊。在伊犁地區，清朝統一後新建了惠遠、惠寧、寧遠、綏定、廣仁、瞻德、拱辰、塔勒奇、熙春九座相距較近的姊妹城，總人口十多萬人，是當時中國最大城市集群之一。據趙翼的《皇朝武功紀盛》，伊犁“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群，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清政府每年運到伊犁，供各族人民消費和邊疆貿易的茶葉，就達幾十萬斤。此外，天山南北的巴裏坤、哈密、吐魯番、喀什等城市也發展很快。
4.屯田政策讓農牧業迅速發展
大城市的出現，離不開糧食的供應。18世紀上半葉，新疆長期戰亂，人口稀少，農業落後。清政府在統一新疆後，采取了屯墾戍邊、鼓勵移民的政策。天山以北原是牧場，清王朝在這裏屯田，包括漢族、回族士兵的“軍屯”，漢族、回族農民移墾的“民屯”，滿族、錫伯族、蒙古族、達斡爾族等民族士兵和家眷的“旗屯”，維吾爾農民的“回屯”，各族人民一起開墾農田，改變了原先的生產麵貌。
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的《新疆史綱》介紹，清政府規定，內地願到新疆屯田的農民群眾，由官府提供車輛、沿途生活費用，並派人護送到屯田目的地；農民到達屯區後，官府提供土地、農具、種子和房屋、口糧等，助其安家；農民墾種的土地，按照政府規定的份額，六年之內不征賦稅；如果農民開墾超出份額的土地，這些土地長期不征賦稅。清朝還組織了6000戶南疆的維吾爾族農民到伊犁地區種地，後來又有至少8000戶維族農民自發來到天山以北，從事農業生產。
這種在中央政府統一部署下，各族軍民廣泛參與的屯田事業，可以視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曆史先驅，它對保衛、開發和建設新疆，具有重大意義。
新疆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聚居區，通過引進中原的農具，也提高了生產力。新疆的糧食和棉花產量迅速增加，滿足了當地的需要。乾隆後期，新疆已成為大清西部的糧倉，烏魯木齊等地一再出現糧食過剩的情況。為防止穀賤傷農，清政府曾經下令暫停軍屯田工作。在甘肅等鄰近省份遭災缺糧的時候，乾隆一再下令調撥新疆存糧轉運救濟，並組織災區人民移居新疆。
新疆的牧業生產也有巨大發展，在清朝統一新疆12年後，土爾扈特部反抗沙俄壓迫，萬裏東歸，清政府立即從新疆地區調集了牛羊13萬多頭予以救濟，英吉沙的伯克(維吾爾族地方政府首領)捐獻出6000多件皮襖贈與東歸部眾。當時新疆畜牧業的生產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5.清朝對新疆治理也有教訓
各族人民共同投身於新疆的開發建設事業，其前提條件就是各族和諧相處。在民族關係中，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對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的尊重，就是對整個民族的尊重，在這方麵，清政府極為重視。乾隆帝本人，就注意學習各民族語文，他不僅精通滿語、漢語和東蒙古語，還大致通曉西蒙古語、維吾爾語和藏語，能與覲見的少數民族政治和宗教首領，用其本民族的語言直接溝通。
對少數民族的尊重，還體現在其他方麵。清朝於1760年開始在新疆南部發行銅幣。該幣正麵鑄漢文“乾隆通寶”，背麵鑄有鑄造局地址，一邊是維吾爾文，一邊是滿文。
從清朝統一新疆到乾隆帝去世的40年裏，新疆保持了基本穩定，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當時雖還沒經濟統計指標，但從當時內地人民不斷自發遷居新疆來看，新疆的人均GDP，很可能已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可惜的是，這種勢頭沒能保持下去，後來的連年戰亂，讓早年的建設成果破壞殆盡，新疆西部5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也被俄國侵占。
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在19世紀初，鴉片走私猖獗之後，清朝迅速衰落，祖國內地遭受侵略和戰亂，斷絕了對新疆的財政支援，是其重要原因。
就對新疆的治理本身來說，清政府在執行民族政策的過程中，片麵注重維護各族上層利益，沒能讓發展成果為各族群眾共享，這也是導致社會矛盾逐漸激化的因素。來自內地的滿漢官員日趨腐敗，嚴重敗壞了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形象，最終引發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族群眾大規模造反，給外敵入侵造成可乘之機的曆史教訓，特別令人警醒。
另外，清政府片麵強調邊疆的穩定，長期采取輸血型的財政支持，而沒有積極開發新疆自身的資源，甚至對民間自發集資采礦的行為，采取鎮壓措施。清政府也沒能利用新疆的邊貿優勢，增加政府收入，而是片麵強調“懷柔遠人”，對外國商人征收的關稅不到4%，甚至完全免稅。這樣，新疆對內地省區的財政依賴無法減少，既阻礙了新疆的發展，最終也不利於新疆的穩定。（特約主筆 孫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