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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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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恩怨
波俄兩國曆史上發生過多次衝突和戰爭： 基輔羅斯繼承危機 – 莫斯科 / 立陶宛 – 利沃尼亞 – 1605 年– 1618 年間的衝突 – 斯摩棱斯克 – 1654 年– 1667 年間的衝突 – 波蘭王位繼承戰爭 – 巴爾聯盟 – 1792 年間的衝突 – 柯斯丘什科起義 – 十一月起義 – 一月起義 – 波蘇戰爭。
波俄恩怨在波蘇戰爭中進一步激化：
1919 年 2 月－ 1921 年 3 月，蘇俄與波蘭第二共和國為擴張領土和影響力，爆發波蘇戰爭。
1920 年，波蘭在協約國和羅馬教廷支持下的向東擴張，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 1921 年 3 月 18 日締結的裏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 12-13 萬蘇維埃戰俘於 1919-1921 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 65000 到 70000 回到了俄國，超過 6000 人成為了白衛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 2000 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在 1920-1921 年間， 45000 被俘的紅軍戰士在波蘭被處死。
未完成的蘇聯紅軍戰俘紀念碑
波蘭的領導人和媒體總是喋喋不休地提醒俄國對卡廷大屠殺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卡廷”正是華沙對莫斯科施壓所用的王牌，尤其是當俄波關係處於低穀的時候。此外，一些波蘭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稱，卡廷和其他一些類似事件（在1939-1940年間迫使波蘭人從波羅的海國家和原來的東波蘭向烏拉爾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移民）是一種針對波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對於俄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多虧了波蘭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烏克蘭也開始試圖依樣畫葫蘆，將目光聚焦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但是，華沙並不想銘記那些在1919-1921年間死於波蘭集中營的成千上萬的俄軍戰俘。出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蘇聯也不想喚起對這場悲劇的記憶，至於波蘭甚至連自我辯白都免去了，更別提什麽道歉了。
不過，在1951年，斯大林和後來的波蘭領導人貝魯特簽署了一份文件，預計不晚於1953年在Tuchola（盧布林附近）——20世紀20年代最大的幾個關押蘇軍戰俘的集中營之一就坐落與此——樹立一座紀念碑。為完成這項工程，活動於20世紀20年代的特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以及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一位親曆了這些事件的作家、曆史學家、和記者）的文章被發掘出來。
一份死者名單，附帶著綏拉菲摩維支的社論，原定在1941年發表以紀念結束俄波戰爭的裏加條約簽訂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紀念日）他們已不可能完成這些，而是完全地考慮對波蘭抗德鬥爭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占了巴爾幹半島，二戰打斷了他們的工作。始建於1952年的Tuchola紀念碑則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與斯大林的逝世隻隔了兩天。
波蘭：“從海到波瀾壯闊的海”
在協約國的政治經濟援助下，畢蘇斯基和波蘭（它的獨立已為俄國臨時政府於1917年所承認）的領導人們對原波蘭-立陶宛共同體的故土提出主權要求。也就是說，波蘭向莫斯科提出了一條新的國界線，完全循著17世紀的舊貌，從斯摩棱斯克到基輔到維捷布斯克直到大盧基。
波蘭於1918年秋獨立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決定發表聲明，索要立陶宛維爾紐斯地區、白俄羅斯和半個烏克蘭。最後一個幾乎在1920年秋成為現實。但是，一個波蘭國家領導人夢寐以求的“從海到波瀾壯闊的海”（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波蘭並沒有實現。
華沙希望蘇維埃俄國可以與畢蘇茨基進行談判，以防止可能出現的波蘭--白衛軍聯盟。這個如意算盤在1919年看起來像那麽回事，當時畢蘇茨基拒絕了對南方戰線上屢戰屢敗的鄧尼金軍隊的支持。鄧尼金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畢蘇斯基從他們身上竊取了勝利果實。此外，畢蘇斯基還把他的這一決定告知了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見《畢蘇斯基：傳說與真相》，華沙，1987）。
但是，波蘭在協約國和梵蒂岡支持下的向東擴張並沒有就此打住。蘇俄也並不打算改變其在東歐進行一場革命戰爭的意圖（至少在新經濟政策開始以前）。這就是1920年戰爭爆發的原因。
根據列寧的傳記（莫斯科，1977-1978），《列寧：戰爭信件》分冊（莫斯科，1956）和波蘭的包括了社會主義時期出版物（例如A.Leivand，Polska Partia Sotsialistytszna vobets voiny polsko-radzietskiej，1919-1921. - 華沙，1964）在內的史料，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領袖們計劃在波蘭實行快速蘇維埃化並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在1920年7月，列寧要求“大力加強對波蘭的施壓”。
那場戰爭的結果被載入史冊。在1920年夏，國際聯盟嚐試進行調停，並給衝突雙方以一條“種族邊界”。這條邊界被冠以劃定它的英國政治家的名字：“寇鬆線”，它位於現在的白波、烏波邊界以西。但是，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讓波蘭人可以提出向東移動邊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裏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消滅赤狗……”
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在蘇俄戰俘和移民身上發生了什麽呢？根據俄國曆史學家I.Sukhov的數據，蘇俄人民國防委員會報告了14萬戰場之外的失蹤、傷病和死亡。而被關押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公民的數目為66000，被拘留的數目則為50000。根據俄國和白俄羅斯1920年-1922年間的移民來源數據（包括俄羅斯第三軍和白俄羅斯人民誌願軍司令部的報告），當時在波蘭有超過73000名蘇軍戰俘。
問題初步暴露於1918年11月，時任波蘭外交部長的L.Vasilevskiy針對莫斯科可能對波蘭代表團進行的扣留（這決不可能發生！），正式警告莫斯科，華沙將對在波蘭的俄國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幾乎所有的蘇俄大使館被遣返人員，以Veselovsky為首，都在華沙被殺害（見“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員Manuylskiy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代表團試圖尋找在1921-1923年間被關押的戰俘和被關押者的命運，代表團的最終正式報告指明“波蘭政府把他們當作奴隸一樣看待……在一些集中營裏，被關押者在死亡威脅下被強迫搬運他們自己的糞便而不是馬糞，刑罰……是北非式的嚴酷。因為波蘭代表團的破壞，談判毫無進展”（見，例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全權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華沙的調查）
《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華沙前線特別通訊員亞曆山大·綏拉菲摩維支也報道了對紅軍戰俘所施加的滅絕人性的刑罰：“對俄國戰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軍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軍官們異口同聲‘消滅赤狗！消滅俄國侵略者！’。俄國統帥部試圖讓華沙人道對待戰俘和當地居民，未果。我國嚐試向國際聯盟和波蘭的鄰國呼籲以改善境況，未果---因為白色波蘭的阻撓。”
上述代表團在1922年下半年改組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領導的“進攻”華沙所妨礙。這些製訂蘇俄軍令的領袖們對於遣返波蘭戰俘表現得興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些，而那些後來成功逃到德國和立陶宛的士兵把這些說了出來。
在紅十字會、綏拉菲摩維支、共產國際和波蘭共產黨的協助下，這個委員會最終得以完成一份名單，仍被波蘭關押、已被殺害抑或是在行動中失蹤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們曾計劃將這份名單出版或者至少遞交給波蘭方麵。但是，最終決定將其封存在蘇維埃檔案館。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和弗拉基米爾·基裏洛維奇，孀居的太後瑪利亞·費多羅夫娜，鄧尼金將軍和安東尼大主教（後來的海外俄羅斯正教會頭目）試圖說服華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戰俘以***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們的呼籲被華沙無視了。
紅軍戰俘 ---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先驅
波蘭司令部慘無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蘭軍官的抗議。波軍聯合參謀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在1922年2月報告畢蘇斯基：“……圖措拉集中營被囚犯稱為死亡營，在那裏有整整22000被殺害……”
波蘭、俄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史料證明存在著四個這樣的營地。但是，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卡廷的先驅正是這最駭人聽聞的兩個死亡集中營：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根據最新的波蘭、俄國、德國和立陶宛史學家研究，12-13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白衛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所以，總共有超過45000人在死亡營裏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會被找到？
最後，給那些願意自發地做一點研究並查閱記錄大屠殺的文獻的人們一些建議。關於“波蘭卡廷”的實用數據可以在俄國和烏克蘭的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找到。或許綏拉菲摩維支的個人檔案館也藏有這樣的文獻：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在這項研究上。綏氏所有的著作和書信都已經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調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蘭檔案館找到。
在1994年，《選舉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基於畢蘇斯基文件的文章聲稱，波蘭司令部對軍官們下令，不抓一個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傷的等等統統殺掉。對此，波蘭當局沒有發表一點評論。
二戰期間德蘇入侵瓜分波蘭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首度入侵和占領西部波蘭，在半個月後的 9 月 17 日，也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密約簽訂後的三星期，蘇聯在毀壞波蘇互不侵犯條約下入侵和占領東部波蘭，並關押 25 萬到 454,700 名波蘭士兵。
最早於 9 月 19 日，內務人民委員部接獲拉夫連季·貝利亞的指示，成立戰俘理事一職，以管理波蘭戰俘。
蘇俄處決波蘭戰俘
10 月中旬，德國提出，德蘇雙方應按出生地交換各自手中的波軍官兵，蘇聯政府同意。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3 日向德方移交 42492 名波軍官兵，德方則於 1939 年底以前向蘇方移交 13757 人，德方移交的人員經甄別後，大部被遣散回家。到 1939 年 12 月 1 日，在科澤爾集中營 ( 卡廷森林附近 ) 關押波軍軍官 4727 人，斯塔羅別爾和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關押 5963 名和 3964 名波蘭軍官和警官，三處相加，近 15000 人。其中以科澤爾集中營為最重要，關押將軍 4 名，上校 24 名，中校 79 名，少校 654 名，下級軍官及文職人員 3000 多名。此時，波蘭軍官中較為普遍的憂慮是怕蘇方將他們移交納粹德國，其中以猶太人為最。蘇聯政府則一方麵通報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聲稱蘇聯準備解散集中營，按波蘭軍官誌願遣散他們，同時向波蘭軍官散發誌願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麵又加緊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員。 1939 年 11 月 14 日成立的德蘇混合委員會，經過磋商，完成了被關押人員的互換任務。
蘇聯政府認為波蘭戰俘是一個大包袱（一方麵，蘇聯在緊張的備戰中為其要消耗寶貴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麵，波蘭戰俘可能隨時反抗蘇軍的監禁），遂決定先處理掉波蘭戰俘中的軍官。除掉了軍官，其餘的士兵就會處於群龍無首的境地。蘇聯有關方麵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肉體上將他們消滅掉。 1940 年 3 月 5 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部長）貝利亞專門就對 2 萬餘名以波蘭軍官為主的戰俘和犯人實施槍決一事寫出報告上交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審批，隨即獲得批準。
1940 年 4 月初，處決波蘭戰俘的行動正式開始。數百名被俘的波蘭軍官被從上述三個戰俘營帶上汽車，秘密運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員站在波蘭戰俘身後，用手槍對著他們的後腦開槍。掩埋之後，蘇方人員在上麵鋪上了厚厚一層土。不久，第二批戰俘又被運到該地被同樣處理。直至當年 5 月中旬，蘇聯方麵在卡廷森林共處決波蘭戰俘 4421 人。他們被分別埋入 8 個大坑，上麵鋪滿鬆樹和白樺樹。
在 1940 年 4 月 3 日到 5 月 19 日，大約有 22,000 名在囚人士被處決。從 1956 年一份由當時的克格勃領導人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謝列平給予赫魯曉夫的備忘錄中，證實有 21,857 人在不同刑場中被殺，計有卡廷 4,421 人、斯塔洛柏斯克營 3,820 人、奧斯塔什戈夫營 6,311 人以及其他拘留所的 7,305 人。
據不完全統計，被屠殺的人包括一名海軍上將， 2 名陸軍上將， 24 名陸軍上校， 79 名陸軍中校， 258 名陸軍少校， 654 名陸軍上尉， 17 名海軍上尉， 3,420 名非指揮職軍官（ NCO ，準尉、軍士）， 7 名隨軍牧師， 1 名親王， 43 名官員， 85 名士兵， 131 名難民。此外，遇害者中還包括 20 名大學教授（包括數學家斯特凡·卡茨馬爾玆（ Stefan Kaczmarz ））， 300 名醫生，幾百名律師、工程師、教師、 100 多名作家和記者以及 200 名飛行員。
發現與隱瞞
1941 年 6 月 22 日，蘇德戰爭爆發。 7 月，德軍占領了斯摩棱斯克。 1943 年春，德國作戰工兵師為修複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毀的鐵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強行招募來的羅、捷、匈、波、荷、法等國的勞工，驅趕到卡廷森林裏幹活。 4 月 13 日，幾名勞工在掘地的時候，挖到一座埋著許多軍官和士兵的大墳。德軍發現這些官兵身上的軍服既不是蘇軍製服，又不是德軍製服，便找來一些納粹官員著手調查，並聲稱：經德方組織的國際委員會驗屍確定，這些穿著波蘭軍服的官兵死於 1940 年春，是被蘇聯人殺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電台一宣布，立刻震驚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陣營內部，蘇、波、英三國的關係頓時蒙上一層陰影。
兩天之後，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這一暴行是德國人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人。 4 月 16 日，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前去實地調查，並要求蘇聯提出正式報告，說明流亡蘇聯的波蘭軍官的下落。波蘭政府聲明指出：我們對德國宣傳機器的謊言已習以為常，我們也知道它張揚此事所隱藏的目的。然而，鑒於德國人大量而詳盡地報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發現數以萬計的波蘭軍官屍體，又斷言這些軍官係蘇聯當局在 1940 年春殺害，我們認為有必要由權威的國際機構對這些“萬人塚”進行調查，並對所傳的事件進行核實。
4 月 21 日，斯大林通知丘吉爾和羅斯福，他準備與西科爾斯基總理的波蘭流亡政府絕交，因為這個政權聽信法西斯的誹謗。丘吉爾和羅斯福呼籲斯大林不要這樣，希望他維護盟國之間的團結，共同對敵。丘吉爾認為，即使波蘭政府愚蠢到聽信德國的指控，但盟國之間沒有時間爭吵，我們必須打敗希特勒。但是， 4 月 25 日，蘇聯還是宣布與波蘭政府斷交。
1943 年 9 月 29 日，戈培爾得知德軍即將撤出卡廷地區後，在他的日記裏寫道：“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放棄卡廷。毫無疑問的布爾什維克很快會‘發現’我們槍決了 12,000 多波蘭軍官。這個小插曲在將來會給我們帶來不小的麻煩。蘇聯無疑會如其所願的發現一個又一個墓地，然後把這些歸罪於我們。
1943 年 10 月初，蘇聯紅軍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蘇聯政府成立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被俘波蘭軍官事件確認和調查特別委員會”，針對德國 1943 年 4 月 13 日聲明，組織了一個“反調查”，邀請了西方記者數十人，由向導帶領對卡廷森林的大墓進行了一次參觀。此舉目的是要外國報刊相信，在那裏挖掘出來的波蘭人屍體是德國人在 1941 年夏末秋初槍殺後掩埋的，並不象德國人先前控告的那樣，是俄國人在 1940 年春天幹的事。記者們被指點看了 7 座大墓，然後又看了蘇聯醫生正在進行的許多屍體解剖，醫生把一塊塊腦、肝、髒等放在餐碟裏展示，並大聲說機體組織很新鮮，意思是說這些是兩年前的德國人所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國人所為。美駐蘇大使哈裏曼的女兒、戰時情報處工作人員凱思林是這個記者行列中的一員，她寫道：俄國人從波蘭死者的口袋裏掏出來的文件中，發現一份日期是 1941 年夏的信件，這倒是個極好的證據，但是，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裏有 1940 年 3 月和 4 月的報紙和信件，包括一份 4 月 11 日的《消息報》 ( 蘇聯政府機關報——筆者 ) ，這點點滴滴的證據正好與蘇聯論點相抵觸。西方記者不得對 5 個證人提出問題，許多證詞聽起來很流利，好像經過仔細排練似的。凱思林最後指出，總的來說，盡管有些漏洞，證據混亂和自相矛盾，俄國人的論點還是有說服力的。
1945 － 1946 年，在紐倫堡審判德國戰犯時，爭論再起。隻因雙方都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此案成為二戰以來懸而未決的謎。二戰後，西方有關著述較普遍地認為，此事是蘇聯人幹的，蘇聯則堅決否認。蘇聯史著對此始終諱莫如深，竭力閃避。
二戰後調查
卡廷懸案的真相，一直是波蘭人民、議會和輿論界最為敏感、激動和關心的問題。在華沙的公共墓地上專設了“卡廷公墓”。每逢節假日，前往那裏憑吊的人絡繹不絕，香火不斷，鮮花堆積如山，其盛況超過了其它所有墓地。為了滿足波蘭人民的心願， 1987 年 4 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國務委員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出訪蘇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雙方簽署了《波蘇意識形態、科學和文化領域合作宣言》，決定解決兩國關係史上的“空白點”和“懸而未決的問題”。按照這個宣言精神而成立的兩國曆史學家聯合委員會決定對卡廷事件等進行全麵的調查。 7 月 11 日－ 14 日，戈爾巴喬夫訪問波蘭，兩國發表聯合聲明中對查清波蘇曆史遺留下來的“空白點”問題時強調指出“應該加快調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來源的材料，調查兩國關係史的各個方麵”。
波蘇史學家聯合委員會波方成員、波蘭研究二戰史的著名專家沃•科瓦爾斯基教授說，據了解， 1943 － 1944 年間，就這一暴行所進行的調查工作，一共公布過 3 個文件：①由 12 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和刑事醫學專家小組的記錄報告；②德國情報機構受其外交部委托於 1943 年春在柏林公布的關於卡廷屠殺的文獻資料；③ 1944 年 1 月 24 日，在莫斯科公布的關於波蘭被俘軍官被德國法西斯匪徒槍殺的專家委員會的聲明。此外， 1945 年以後，在國外公布過一些關於這一問題的證詞和回憶片斷等。沃•科瓦爾斯基教授指出，所有這些都缺乏波蘭方麵的、全麵的文件。他說，經過多次尋找，終於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檔案館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貴的文件。它就是 1943 年 6 月波蘭紅十字會秘書長卡•斯卡爾仁斯基在波蘭紅十字會總部會議上的“秘密報告”。 1945 年 6 月，這個文件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爾仁斯基委托英國駐華沙大使館臨時代辦裏•漢凱伊保存。這個文件幾經周折於 1946 年春被存放在倫敦的外交部檔案館裏。 1989 年 2 月 18 日，波蘭《複活》報以《來自卡廷的報告－－波蘭紅十字會的秘密報告》為題，將這份文件首次公布於眾。
《波蘭紅十字會的秘密報告》指出， 1943 年 4 月 14 日，波蘭紅十字會應德國占領當局的請求，派出一個由 4 名技術委員， 1 名總部代表．即波蘭紅十字會秘書長卡•斯台爾仁斯基組成的 5 人調查團，前往蘇聯的德占區斯摩棱斯克調查波蘭軍官墳墓。 4 月 15 日，調查團到達斯摩棱斯克。當晚，德國當局提供了一份關於屠殺情況的報告，經過技術委員同當地居民進行幾周的調查，證實了這份報告中如下情節屬實：“當地鐵路工人、農民說，從 1940 年 3 月初到 4 月下旬，每天有 2 － 3 輛裝滿被捕的波蘭軍官的車廂偷偷地運到格涅日多夫站來，他們被汽車運往鐵絲網圍繞的區域……”。其中一位還證實說：“每天都能聽到許多喊聲和槍聲。” 4 月 16 日上午 9 點鍾，調查團到達卡廷，這裏距離公路隻有幾米遠。在墳墓之間林中的曠地上，放著被法醫檢驗過的波蘭軍官的屍體。斯卡爾仁斯基說，他仔細查看了所有的屍體，他們的傷口無例外地是用轉輪手槍子彈打的，子彈打進後腦勺從前額出來。很顯然，傷口是同一性質的，射擊的是同—個方向，所有的射擊都是用手槍．所有的軍官都是近距離站著被打死的，部分屍體被緊緊地背綁著手，這可能是他們進行過自衛和反抗。他們身著波軍軍服，佩戴著獎章、裝飾品、校級的標誌，褲子和鞋這些東西都尚完好。他還特別仔細地看了兩位將軍的屍體，他們被證實是斯莫拉文斯基將軍和博哈羅維奇將軍，這從他們的將軍級鑲條的標誌上可以看出。從大量的死者日記中，人們發現了大屠殺的受害者之一索爾斯基少校被殺之前的一份記錄，記錄就在索爾斯基少校的屍體旁邊，這份記錄的時間是 1940 年 6 月 ( “ 6 月”與前後說法有矛盾－－筆者 )9 日，記錄者說：“那天淩晨 3 時 30 分，一小分隊波蘭軍官被蘇軍從被關押的白俄羅斯的一個軍營科澤爾斯克帶到斯摩棱斯克，早晨 5 時前幾分鍾，我們被叫醒並被押上囚車，我們到了一個小樹林，看來那裏是一些別墅。在那裏，除了腰帶和鉛筆刀外，他們取走了我們的戒指和手表，那時手表的指針指向 6 時 30 分，他們會將我們怎麽樣？……。”大約幾分鍾之後，索爾斯基少校即遭槍殺。從屠殺時起，在路兩旁所植的鬆樹生長的情況可以看出，屠殺是在 1940 年春天，植物學家也作出同樣的判斷。關於屍體的數目，斯卡爾仁斯基認為應為 4000 多人。 4 月 17 日，他回到華沙，技術委員繼續留在那裏。 4 月 18 日早晨，他口頭向紅十字會總部報告了卡廷之行。報告要點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發掘的波蘭軍官墳墓；從這些屍體傷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行刑；從屍體旁找到的紙張可以斷定，屠殺的時間是在 1940 年 3 — 4 月間，迄今為止，隻能確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 ( 約 150 人 ) 。波蘭紅十字會技術委員在卡廷森林自 1943 年 4 月 15 日工作到 6 月 7 日，法醫共檢驗了 4243 具屍體，其中 23l 具屍體被分別埋在 6 個大墓穴裏， 2 位將軍被分別單獨埋著。每個墓地的麵積為 60 × 36 即 2160 平方米。蘇聯史學家也作了努力。他們在發掘檔案資料過程中，隻發現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 1941 年 6 月 10 日，即在德軍進攻蘇聯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蘇聯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蘭人，據此還不能判斷什麽。蘇聯史學家根據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證詞所提供的線索，發掘和整理出 4 類檔案資料： 1 、蘇方接受波軍官兵的總數及變化數 ( 包括；遣散、蘇德交換、關押在其它集中營裏有案可查者、失蹤數 ) ； 2 、清理有關集中營的蘇方命令及押送人數檔案； 3 、任務完成的總結報告； 4 、 1940 年 5 月以後有關集中營的關押人員更新情況。有了這些檔案，真相也就大白了。這些檔案提供了如下事實： 1939 年 9 月 17 日淩晨 5 時 40 分，蘇軍進攻波蘭東部領土即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 18 日波軍總司令雷茲•西米格威元帥向波軍發布命令說，蘇聯不是交戰國，不要抵抗。蘇波軍方經 10 餘小時談判，蘇軍答應，如波軍放下武器，可保證波軍官兵人身自由。當時，波蘭東部總數約為 30 萬人的波軍絕大多數都執行了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動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羅馬尼亞。有 130242 名官兵流亡到蘇聯，這批人到了蘇聯後身份立刻變成了戰俘，失去了蘇波協議規定的人身自由，統一交給由貝利亞簽署的第 0308 號命令成立的內務部戰俘局。 9 月 19 日在該局統轄下成立了 138 個轉運站和 8 個分配集中營，每個集中營約集中萬名波蘭官兵。 9 月 21 日，蘇一高級將領寫信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建議把波蘭蘇占區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國家，蘇聯最高領導同意這一建議。 10 月初，內務部長貝利亞簽署命令，遣散 4400 名士兵。與此同時，在 10 月 3 日，貝利亞下令將波軍中的憲兵、中高級軍官、下級軍官及士兵、波蘭德占區出生人員分類分營集中管理。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在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問蘇聯之際，蘇聯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
原始文檔
在貝利亞給斯大林的 1940 年 3 月 5 日的文件備忘錄中，提議處死波蘭軍官
1943 年卡廷屍體發掘現場 . 照片由波蘭紅十字會拍攝
卡廷公墓的萬人坑
已經證實的與卡廷大屠殺相關的蘇聯文檔拷貝（第二頁為簽署後的死刑執行命令文件，簽署人為斯大林，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克裏門特·伏羅希洛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揚，米哈伊爾·加裏寧以及拉紮爾·卡岡諾維奇）： 
以下來自波蘭共和國官方網站中文版
卡廷慘案
對於波蘭人來說，卡廷 (Katyń) 是蘇聯政府對波蘭民族的罪行的標誌。從 1917 年到 1991 年之間，卡廷慘案使波蘇的緊張關係達到了頂峰。在二次大戰期間，波蘭的重要人士在多處被集體屠殺，首先被發現的一處是俄羅斯斯摩棱斯克 (Smoleńsk) 附近的卡廷樹林，從此 “ 卡廷慘案 ” 就成為了波蘭人被屠殺的代名詞。
卡廷的屠殺是由蘇聯人秘密執行的，自蘇聯紅軍在 1939 年 9 月 17 日進入波蘭後，多達 22000 名波蘭國民被押進監獄或被捕。按照 1940 年 3 月 5 日蘇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秘密決定，大約 15000 名被 NKVD( 內務人民委員部 , 蘇維埃秘密警察組織 ) 逮捕的波蘭人和 7000 名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和國西部（也就是 1939 年屬於蘇聯的東部波蘭土地）被監禁的波蘭人都被執行了秘密槍決。
被處決的人主要是波蘭的重要人士，包括軍官、警察、行政官員，還有知識分子代表和文化精英等。他們被埋在萬人坑裏，在蘇聯境內至少有 5 個這樣的埋屍地點。在 1940 年 4 月到 5 月間，分別來自三個特殊 NKVD 集中營的波蘭人被押上火車並運送到處決地點：卡廷 ( 科澤利斯克 Kozielsk 營 ) 、加裏寧 ( 奧斯塔斯科夫 Ostaszków 營 ) 、和哈爾科夫 (Starobielsk 營 ) 。在加裏寧 ( 如今的特維爾 ) 被屠殺的人埋葬在曼多依 (Miednoje) 。而其他在這裏被監禁並處死的則埋葬在過去不知名的地方，現在知道的有兩處，分別是位於白俄羅斯明思克附近的 Kuropaty 和烏克蘭基輔附近的 Bykownia 。
在蘇德之戰爆發後，波蘭流亡政府在 1941 年開始與蘇聯政府建立正式的關係，蘇聯官方從未告訴波蘭任何關於那些 “ 在行動中丟失的人 ” 的情況。 1943 年 4 月，駐紮在斯摩棱斯克 (Smoleńsk) 的德軍在卡廷樹林發現了一個埋著許多軍官和士兵的大墳，德軍於是大肆渲染以抨擊蘇聯。蘇聯當局則矢口否認並指責，是德國人屠殺波蘭人然後企圖嫁禍於人。最後斯大林以 “ 誹謗蘇聯 ” 為借口中斷了與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的關係。
卡廷事件是蘇聯時期克裏姆林宮的最高機密。二次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時，蘇聯未能把這個事件的責任推到德國身上，但同時也成功避免了被追究責任。蘇聯官方無視事實，一直用 “ 卡廷謊言 ” 作解釋，聲稱 “ 蘇聯與屠殺沒有任何關係，德國法西斯才是罪魁禍首 ” 。
卡廷慘案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係列政治紛爭的結果。蘇聯希望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無產階級政府，而戰前的波蘭與蘇聯之間的敵意也在不斷加深。在 1920 年波蘇戰爭以波蘭的勝利為結束後，蘇聯不得不放棄將革命推向西方，斯大林被批評其在波蘭戰線上的錯誤決定，蘇維埃當局把西方鄰國看作是主要的敵人。在 1937 年到 1938 年的蘇聯 “ 大清洗 ”(Great Terror, 旨在平息醞釀在全國的反布爾什維克叛亂 ) 運動期間，蘇聯人用極端的手段打擊國內的波蘭人群體。當時超過 7 萬波蘭人（蘇聯公民）被人用手槍擊中後腦而死亡，大清洗中，每十個受害者中就有一個是與波蘭有關係的。後來，蘇聯使種族清洗的機製更加精密了。
1939 年 9 月，與希特勒簽訂了條約後，斯大林向正在抵抗德國人的波蘭發起進攻，他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永久摧毀波蘭的獨立地位。在入侵最開始的時候，蘇聯一如既往地隔離（或當場槍殺）那些他們認為是波蘭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特別是官員。可以想像，蘇聯當局對種族清洗是早有預謀的，就像德國人在他們的領地所計劃的一樣。對於被囚禁者，蘇聯並沒有按照國際法對待他們，所以他們一直堅持著他們如此一致的謊言。
隨著 1943 年波蘇關係惡化，以及蘇聯在 1944-1945 年支配了波蘭的領土，蘇聯成功把這個被征服的國家以共產主義傀儡政府的形式一直統治到 80 年代。在這段時期，任何要求獲知卡廷事件真相的人均被看作是反對蘇聯和反對波蘭人民共和國份子。這就是戰後波蘭一直被 “ 卡廷謊言 ” 所駕奴的原因。
隨著 1989-1991 年蘇維埃集團的解體，要求解釋卡廷事件真相的呼聲也同時出現在俄羅斯。許多俄國人幫助尋找那次罪行的真相。 1990-1992 年，卡廷事件的主要文件被公開，其中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在 1940 年 3 月 5 日的決定，並有斯大林的簽名。在 1993 年 8 月，一批俄國曆史學家在莫斯科進行了一次專業的鑒定，坦誠地表述了這次事件的過程以及事後的謊言。
卡廷事件的罪犯一直沒有得到審判。雖然主謀和超過一百個執行者 ( 在 “ 營地清洗 ” 中獲得酬勞的人的名單被公開 ) 已經確定，但是俄方的調查被中止了，俄國當局拒絕就這一事件發表任何評論。沒有人被懲罰，將來也沒有。
對於這個事件還有一個重要的線索。在卡廷、 Miednoje 和哈爾科夫分別有三個由波蘭人建立的公墓，每一個公墓都刻有這 15000 名死難者的名字。這是蘇維埃政權罪行後所保留的墓地中的特例。
茲比格涅夫 . 格盧紮
外國文獻：
弗拉基米爾 (Vladimir Abarinov) ，《卡廷之迷》，俄新社，莫斯科， 1991.
ISBN: 5-7020-0374-8
弗拉基米爾 (Vladimir Abarinov) ，《卡廷的凶手》， Hippocrene Books Inc ，紐約， 1993.
ISBN: 9-7818-0032-3
雷考得裏 (Ray Cowdery), 《卡廷：證據的記錄》， Victory WW2 Publishing Ltd., 1995.
ISBN: 0910667438
弗蘭茲 · 卡戴爾 (Franz Kadell), 《卡廷謊言 . 被篡改的曆史 . 事實、文獻與證據》 (The Katyn Lie. History of Manipulation. Facts, Documents and Witnesses.), 慕尼黑 : Herbig, 1991.
ISBN: 3776616768
格爾德 · 凱瑟 (Gerd Kaiser), 《卡廷：罪行與國家機密》 (Katyn - Crime and State Secret), 柏林 : Aufbau Taschenbuch, 2002.
ISBN: 3746680786
納塔利婭 ·S· 列別傑娃 (Natalya S. Lebedeva), 《卡廷 . 違背人性的罪行》 (Katyn. Crime Against Humanity), 莫斯科 , Kultura 1994.
沃伊切赫 · 馬特斯基 (Wojciech Materski), 安娜 ·M· 西恩西亞拉 (Anna M. Cienciala), 納塔利婭 ·S· 列別傑娃 (Natalia S. Lebedeva), 《卡廷：沒有懲罰的罪行 ( 共產主義係列史記 ) 》 (Annals of Communism Series), 耶魯大學出版社 , 2008.
ISBN: 978-0300108514.
艾倫保羅 (Allen Paul), 《卡廷：斯大林的屠殺與波蘭重生的種子》 (Stalin's Massacre and the Seeds of Polish Resurrection),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ISBN-10: 1557506701 ISBN-13: 978-1557506702
魯道夫 ·G· 皮蓋亞 (Rudolf.G.Pikhoia), 納塔利婭 ·S 列別傑娃 (Natalya S. Lebedeva), 亞曆山大 · 蓋伊什托爾 (Aleksander Gieysztor), 沃伊切赫 · 馬特斯基 (Wojciech Materski) et al. (ed.), 《卡廷 . 一場不宣之戰的俘虜》 (Katyn. The Captives of an Undeclared War.), 莫斯科 , 1997.
ISBN: 5 89511 002 9
喬治 · 桑福德 (George Sanford), 《卡廷和 1940 年蘇維埃大屠殺 . 真相、審判與記憶》 (Katyn and the Soviet Massacre of 1940. Truth, Justice and Memory), 俄國與東歐研究 Basees/Routledge 係列叢書 , Routledge, 2005.
ISBN 13: 978-0-415-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