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紅軍情報工作的麵紗：曾希聖可以識“天書”(圖)

揭開紅軍情報工作的麵紗：曾希聖可以識“天書”

2010年03月             　來源：北京日報

 

曾希聖(1904-1968）

    近年來，隨著“諜戰劇”的熱播，以往鮮為人知的有關民主革命時期我黨情報工作的曆史，被揭開了麵紗，為普通大眾所關注。那麽，學界關於這方麵研究的進展情況如何？

    -關於我黨情報工作具體負責人的研究

    葉劍英說：“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

    關於我黨情報工作的具體負責人研究，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人物傳記，主要涉及到了四位傳奇式的人物——李克農、潘漢年、曾希聖、王諍。關於李克農、潘漢年，傳記或傳奇方麵的書籍文章比較豐富，人們比較熟悉；而關於曾希聖、王諍的則相對較少。

    近年來，關於曾希聖的研究主要是《曾希聖傳》，此外還有少量回憶文章。曾希聖是紅軍時期軍委二局的局長，負責對敵軍電報的破譯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位無名英雄。據記載，僅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曾希聖領導的團隊就先後破譯敵人密電數萬份之多。尤其在長征中南下貴陽時，曾希聖在危急關頭利用掌握的密碼冒充蔣介石的電報調開了追敵，使紅軍避免了不得不在烏江邊背水一戰的危險境地。葉劍英說：“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並說，“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曾希聖等同誌提供的準確情報。”徐向前也回憶說：“《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麽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

    關於王諍的研究主要是《王諍傳》。王諍是紅軍時期軍委三局的局長，負責軍委的通訊工作。他是紅軍中最早使用無線電進行通訊聯絡和偵聽敵情的傳奇人物，對紅軍使用無線電通訊技術為戰爭服務作出了重大貢獻。徐向前說：“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聖、王諍等，對敵情也了如指掌。”

    - 關於情報工作對我軍軍事行動的影響

    研究者認為，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情報信息的及時準確是前提，正確運用是關鍵

    關於紅軍的反“圍剿”戰爭和長征。研究者認為，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情報信息的及時準確是前提，正確運用是關鍵。當時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的反“圍剿”戰爭都取得輝煌戰果，因為這兩支部隊都擁有高超的電報破譯技術。特別是紅四方麵軍的張國燾，盡管他並不擅長戰略戰術，卻被指戰員認為是能掐會算用兵如神的能人，因此擁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能人是紅四方麵軍無線電破譯部門的幕後英雄。對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當時掌管紅軍情報工作的劉伯承打了一個非常經典而生動的比喻：“玻璃杯裏押寶，看得一清二楚。”

    研究者認為，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軍事角度看是丟棄了情報的優勢。當時雖然同樣破譯了敵軍的許多電報，但為了達到“拒敵人於國門之外”的目的，紅軍變運動戰為陣地戰，死拚硬打以短擊長，使得破譯的情報毫無用武之地，最後被迫轉移。

    研究者還指出，紅軍長征的勝利，尤其是關鍵的四渡赤水的危急關頭，每次軍事行動無不以及時準確的情報信息為決策的基礎，從而屢次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從長征的提前出發，通道轉兵由湘入黔，遵義會議的從容舉行，每次渡赤水的方向、地點、時間和目的，桐遵戰役，奔襲貴陽，挺進雲南和北渡金沙江等決策，無不以情報為依據。林彪等軍隊高級領導人抱怨紅軍行軍“走弓背路”，其實是不了解情報的來源，因為當時的無線電破譯是最大的機密。

    - 關於情報工作所發揮的作用

    毛澤東曾對長征中的情報工作作過高度肯定，指出：“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關於長征中情報信息發揮的作用是學者研究的一個重點。不少研究者梳理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情報所作的高度評價。比如，當時任中央縱隊副司令員的葉劍英在1975年回憶長征時說：第四次渡赤水後，在龍裏、貴定之間不過30公裏的地方，紅軍進進出出，來回穿插，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心裏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靠二局軍事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是不容易下這個決心的。

    李先念也回憶說：軍委二局為毛澤東同誌製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

    對長征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軍委二局，毛澤東也作過高度的評價：“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甚至還說過，“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毛澤東還先後兩次為紅軍的偵察電台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裏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

    在解放戰爭時期，情報更是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當時國民黨的關鍵部門，如中央黨部、國防部、陸海空三軍的司令部、江陰要塞、保密局、甚至南京電台總站，都有紅色特工在活動。我黨當時情報的準確與迅速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用周恩來的話說是：“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劉宗寬（1905－1992）

    - 關於敵人營壘裏的紅色特工的作用和貢獻

    劉伯承在解放重慶後稱讚劉宗寬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

    情報戰線的輝煌成果來自情報戰線的一大批傳奇人物。這些傳奇人物除了我黨我軍情報工作的具體負責人，主要是敵人營壘裏的紅色特工。這些紅色特工是這些年來學界關注的一個重點。

    這樣的英雄人物很多，近年為人們所熟悉的錢壯飛是一個傑出的代表。其他的如打入國民黨中央機要處，從1938年至1949年常在黨、政、軍、特高層秘密會議擔任機要速記員的沈安娜，記錄過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及中統和軍統負責人在會議中的發言。還有蔣介石的侍從室少將高參段伯宇，汪精衛的機要秘書汪錦元，國民黨國防部第三廳的中將廳長郭汝瑰，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處科長王啟明，沈陽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處主管機密室的趙煒，北平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部少將作戰處處長謝士炎和作戰科科長朱建國，胡宗南的伺從副官和機要秘書熊向暉，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衛立煌的機要秘書趙榮聲，傅作義的機要秘書閻又文，李宗仁的隨身參議劉仲華，湯恩伯的少將參議陸久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劉宗寬，等等。這些紅色特工絕大部分都是打入敵營內部的，個別的屬於策反成功，如中統山西省和陝西省調統室主任繆莊林和李茂堂兩人，從而掌握了延安周邊的動態。

    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特工的功績，徐向前作過這樣的評價：“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這方麵，情報工作功不可沒。”

    對解放戰爭時期紅色特工的功績，劉伯承在解放重慶後稱讚劉宗寬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周恩來認為，解放戰爭時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是“後三傑”；毛澤東曾多次談到熊向暉的作用“頂得幾個師”，還認為這一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 關於情報工作中的中共特別黨員

    學界對情報戰線上的特別黨員的研究，還處於若明若暗之間

    發展特別黨員也是我黨情報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關於入黨的條件增加了一條並不起眼的新內容：“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黨的各級委員會均有直接征收或通過新黨員之權。”正是這條規定，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的產生打開了大門。

    目前，對情報戰線上的特別黨員的研究，學術界還處於若明若暗之間。近年來，學界披露了多位情報戰線上的中共特別黨員。如1925年秘密入黨的著名報人邵飄萍；原大力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的楊度1929年秘密入黨，周恩來臨終前還特意讓秘書把楊度的入黨經過寫入《辭海》中的“楊度”條目；著名電影明星金山1932年秘密入黨，1949年初還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顧問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結果自然使得政府代表團毫無秘密可言；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和王昆侖1933年秘密入黨，胡愈之的黨員身份到1978年才正式公開；著名企業家盧緒章1937年秘密入黨，長期以來以企業作掩護，為黨提供了巨額的經費和大量的物資；“七君子”之一的沙千裏和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1938年秘密入黨；張學良的高級幕僚閻寶航也是特別黨員，閻寶航秘密入黨是在1936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一直以民主人士和黨外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在情報戰線功勳顯著。總之，這類特別黨員分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為數不少，能量巨大。(作者孫果達 / 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