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10年03月 鳳凰網曆史
核心提示：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製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隻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隻是表麵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讓大清朝得以“軟著陸”的正是愛新覺羅·載灃
本文摘自《國運1909》作者：雪洱[澳]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紫禁城的雞叫
愛新覺羅家是幸運的，當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時，那個被他們剿滅的葉赫部落的女人，卻在一個“女人被當做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裏”頂起了大半邊的天空。
1909年，大清國終於聽到了久違的雄雞報曉聲。
一個葉赫那拉(慈禧太後)走了，另一個葉赫那拉(隆裕太後)來了，新的牝雞繼續司晨，但畢竟還有個攝政王，屬於“叔嫂共和”，公雞算是回到了久違的崗位上。
雞公、雞婆一起報曉，盡管有點怪異，卻成為大清國末世的一大基本國情。“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這對可憐的母雞來說實在太苛責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職外，還挑起本不是她做的報曉任務，既當媽又當爹，卻因此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勞之外還得任怨，似乎家國的所有不幸都源於她的越位，而非公雞的缺位或無能。
其實，但凡有點姿色的“牝雞”，往往被曆史當作推卸責任的借口，所謂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男人們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國時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對這樣的混賬邏輯很是憤然，留下一首麻辣詩篇：“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罵盡天下兒郎，痛快淋漓！
大清國兩代葉赫那拉太後垂簾聽政都受苛責：慈禧精幹，被責專擅；隆裕無能，又被責窩囊。這仿佛說，她們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於傾覆。江山社稷都承載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點，一國的大老爺們似乎也隻留下些指責女人的勇氣了。
如果海選曆史上的女性反麵人物，慈禧太後應該是能進入前三甲的，甚至超過武則天。有關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當作了信史，其實不少是中外抹黑宣傳家們的創作，將武則天的小說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績方麵，慈禧太後與則天女皇無法相提並論。大清國但凡內政外交的失敗，多被歸咎到這個深宮裏的寡婦身上，仿佛隻要她不是那麽昏庸、殘暴、愚昧，大清國就還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這樣的邏輯是荒謬的。且不說一個能從“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無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階級鬥爭新動向的王朝怎麽可能容忍一個淫亂、腐敗的女人母儀天下、繼而葬送帝國，即使慈禧太後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麽呢？
中國的政治運動最為嫻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創造一個妖魔，以便能將所有的責任都承擔起來，大多數人就可以安心地以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輕裝跑步進入燦爛的新時代。更何況，將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僅有利於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於建立自己的偉大形象。武則天與慈禧太後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的孫子更爭氣，整出了一個開元盛世的好局麵，連帶著那頗有爭議的奶奶也大為爭光；而慈禧的孫子卻把江山“一會兒就完了”(溥儀登基大典上載灃哄兒子時急不擇言的話，被當作亡國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曆史評價就更顧不上了，最後連老奶奶的墳墓和遺體都被蹂躪和侮辱。
針對慈禧太後形象的大規模妖魔化運動，是在戊戌政變之後流亡海外的康梁們挑起來的。曆史考證已經發現，康聖人有關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經過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導者們(所謂“軍機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頭)死無對證，官方又對內情諱莫如深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康有為將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誠戰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緒皇帝被無限神化的同時，慈禧太後也被無限妖魔化，營造出以帝後為代表的兩條政治路線鬥爭。康梁將武則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個“政治上反動、生活上淫蕩”的妖後，迎合了西方大眾無論在上半身還是下半身對中國的簡單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經閉塞了。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得的巨額紅利令整個世界豔羨。英、法、德、意等國紛紛改變了自己的中國政策，將老資格、溫和的“中國通”們調離駐北京公使的崗位，換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務專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在地圖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評價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原駐開羅總領事竇納樂時，就感慨道，“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於對付非洲黑人的經驗”，這將破壞“我們多年來將中國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當時最著名的駐華新聞記者，如《泰晤士報》的莫裏循、濮蘭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問題的英國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報道。莫裏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記(現多收藏於澳大利亞悉尼)，與其報道的內容完全不同。而濮蘭德與巴克斯合作出版的暢銷書《慈禧外傳》(直譯為“太後治下的中國”)及《清室外記》(直譯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幾乎完全基於想象與偽造，卻被海內外史學界一致當作信史引用了數十年。巴克斯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他和慈禧太後之間奇異的性交往，居然都沒有引起史學界的任何懷疑。
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了的一個荒唐故事，是所謂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的母子對立。太後畢竟不是女皇，可以隨時撤換太子；太後的權力是兒子做皇帝派生出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充滿貓膩的戊戌政變中，至今也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慈禧太後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調整，但正如八年後大清決定推進憲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國、利君、利民，就是不利於官——這就需要相當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戰爭後積累起來的改革共識，被冒進的維新派們輕率地揮霍濫用，變法成為操切的大躍進，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業到處無謂樹敵，成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力度之大，甚至威脅到了皇位。太後出麵喊停，實際上是母子分工、紅臉白臉，將隨時能爆炸的局麵緩和下來。而六君子便如當年的商鞅，借其腦袋當刹車使了。戊戌政變後，除了政治體製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繼續推行。無論曆時30年的洋務運動，還是此後更為深刻的憲政改革，慈禧太後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台上，這是難以用“被迫”、“偽裝”等詞匯進行解釋的。
隻要我們不帶偏見，就能發現：如果沒有以慈禧太後為核心的決策層的明斷和遠見，清王朝就不可能從鹹豐年那樣深度的內憂外患中恢複過來，就不可能駕馭那些文武全才、個個堪為人傑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興”，就不可能在甲午戰爭後國際國內的複雜局麵中繼續挺過17年的艱難歲月。
愛新覺羅家是幸運的，當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時，那個被他們剿滅的葉赫部落的女人，卻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裏”頂起了大半邊的天空。那無法考證的葉赫部咒語自然是無稽之談：自同治開始，愛新覺羅家的皇帝都流淌著葉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了。
不管公雞母雞，能司晨的都是好雞。問題是，大清國實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風雨雷電無法喚醒的地步。雞公雞婆那微弱的報曉聲，隻是令大清國的拂曉更顯得昏暗蒼白，如同黃昏……
愛新覺羅軟著陸
選擇載灃實在是慈禧太後的遠見。載灃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體麵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製”。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國的掌舵人愛新覺羅？載灃被燦爛的陽光照耀著，他的身後拖出了長長的陰影。
這位“嘴上沒毛”(照片為證)的“80後”(生於1883年)，同乃兄光緒皇帝一樣，“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美國醫生記載)。
能在接班人的內部“海選”中脫穎而出，能被掌國40多年的老佛爺欽定為接班人，小灃哥無疑是有幾把刷子的。但吊詭的是，在親朋、敵手乃至後世史家們眼中，年輕的攝政王卻被公認為“優柔寡斷”、“懦弱無能”。史家一般認為，載灃的“出線”憑借的是裙帶關係：他雖是庶出，卻自幼被嫡母葉赫那拉氏(即光緒生母、慈禧親妹)撫養，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組織”一手安排——慈禧太後親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後親信、手握槍杆子的榮祿榮中堂。
大家其實都忽視了，正是在這個“窩囊王爺”手中，下崗了的滿清皇族卻成功地實現軟著陸，全身而退，創造了帝王行業中的奇跡。古今中外，皇帝這個金領職業莫不伴隨著巨大風險，下崗皇帝的命運一般隻有一個默認選項：斬草除根。在高喊進步、自由的共和狂飆中，包括法蘭西、英格蘭等國的君主，其曾經高貴的頭顱都被以人民的名義切下；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家族，則更是在紅色恐怖中被滅門焚屍、銼骨揚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種族和國界。而愛新覺羅家族成了一個例外。
太後指婚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後就已經為光緒皇帝預備了接班人，方式則非常獨特——為載灃指婚。 這一年的農曆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回鑾到了保定，慈禧太後突然下旨：將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許配給18歲的載灃。 榮祿是慈禧太後的親信，野史中有不少他與慈禧的風流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與西方記者合謀的政治抹黑宣傳。
從慈禧太後掌權以來，榮祿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槍杆子；庚子事變後，榮祿帶兵保護著流亡中的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還積極支持張之洞、劉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張，成為“辛醜變法”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據說模樣相當不錯，在家裏十分受寵，被慈禧太後收為義女——慈禧曾說過“這姑娘連我也不怕”，關係非同尋常。
瓜爾佳氏特別能花錢，據說婚後載灃想過很多辦法限製她的開支，都不見效。載灃用過摔家夥的辦法，比如拿起條幾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決心。因為總摔東西，未免舍不得，後來專門準備了一些摔不碎的銅壺鉛罐之類的東西，響聲大，損失小，但也沒有效果。 慈禧這次指婚，當然首先是為了酬功。
載灃當時已經襲了醇親王的爵位，瓜爾佳氏一過門就是現成的一個王爺福晉，這對榮祿來說是一種特殊的報答。但這一決定遭到了載灃生母、老醇親王側福晉劉佳氏的反對。原來，在母親的主持下，載灃此時已經與希元之女訂婚，還放了“大定”，就差圓房了，按習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時退婚便等於休妻。希元早已過世，之前曾任過吉林將軍。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間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將領德楞泰。
據說劉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後意誌堅定，毫無轉圜餘地。希元之女不愧為將門出身，個性剛烈，退婚之後便自殺身亡。 榮祿之女瓜爾佳氏也是將門之後，性子十分剛烈。清王朝覆亡後，她還經常與那些太妃們變賣首飾等暗中支持複辟運動。因端康太妃(即光緒皇帝的瑾妃)對溥儀管束過嚴，甚至派太監監視——按照溥儀的說法，“就和西太後對待光緒一樣”——在老師們的鼓動下，15歲的溥儀進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氣急敗壞，把瓜爾佳氏叫去痛責，瓜爾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鴉片煙自盡身亡。
如果僅僅是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將榮祿之女指配給其他宗室；但是作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慈禧太後或許想得更為長遠。光緒皇帝既然是性無能者，早日解決他的接班人問題就更能維持政權的安定。顯然，即使由光緒自己選擇，也必然首先從自己親兄弟的兒子們中選擇。載灃雖然隻是庶出，卻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後之妹葉赫那拉氏所撫養，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作為醇親王家中實際上的長子，載灃無疑將是光緒皇帝今後最可信賴倚靠的手足。為載灃擇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為今後的皇帝擇母。
而榮祿經營大半輩子，在政界、軍界建立了廣泛的人脈網絡，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官員，與其結親，不僅將為載灃及日後的小皇帝增添強大助力，也將令榮祿更為忠心和盡心。實際上，載灃後來能安坐在攝政王的位置上，來自榮祿一係、包括榮祿舊部袁世凱的效忠是基本的條件。 當然，載灃的脫穎而出，也是他自己掙出來的。18歲這年(1901年)，一個艱巨的任務落在他頭上——出使德國，為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向德國皇帝賠禮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學界普遍認定為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的導火線。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國波茨坦的貴族，在1881年進入外交部門並被派往中國之前一直是個軍人。來華後，他曾任駐廣州和天津等地領事，1889年回國；之後在美國和墨西哥任職，並娶了美國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國，升任駐華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為是。當時，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北京城的局勢已經相當緊張，而克林德不顧其他國家公使的勸阻，堅持孤身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在路上與清軍發生衝突而被殺。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克林德事件大為震怒，在為派往中國的大軍送行時要求士兵們毫不留情地教訓中國人。德國軍隊抵達中國時戰爭早已結束，北京已經在聯軍的占領之下，但德軍依然對北京及周邊地區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在八國聯軍逼迫下簽訂的《辛醜條約》，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並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為德國人“滌垢雪侮”。 德國人之所以選中了載灃，一是因為其級別高，貴為親王，二是因為他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最令大清帝國難堪的是，載灃到達柏林後，被要求在覲見德國皇帝時使用跪拜禮。這並非歐洲的常規禮節，顯然德國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國。跪拜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自乾隆年間以來就成為中外外交紛爭的一個焦點。首批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堅持認為雙膝下跪是一種奇恥大辱，寧可無功而返，也不願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載灃自然不願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國家形象，北京也堅拒這樣的禮儀安排，雙方來回拉鋸，總算免除了這一要求。 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製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中，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象的寬容和豁達。
可以說，德國之行不辱使命，令載灃得到了慈禧太後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為青年幹部，載灃得到了迅猛提拔：20歲，升任隨扈大臣；23歲，執掌首都警衛部隊健銳營，並升任正紅旗滿洲都統，成為一品大員；24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候補國家領導人。在一個變革的年代裏，大清國什麽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根正苗紅而且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自己人”。老太後正在加快推進對載灃的栽培，“扶上馬、送一程”。
除了血統、能力方麵的考量，載灃本人能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關鍵所在。當時朝中政爭旗鼓相當的是兩派力量：一方以慶親王與袁世凱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凱，另一方則是瞿鴻禨。而隻有載灃能被他們雙方所接受。載灃在相當多的問題上不輕易表態，這一貫被人理解為他的能力比較弱，“不能”表態，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願”表態，以保持一種超然姿態。
如果載灃不是這麽“軟弱”、這麽溫情，而是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不擇手段，誓死捍衛，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別在於：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曆史已經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個多世紀的慈禧太後的遠見。載灃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體麵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製”。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麵風光、其實內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勳，一個是內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麵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被一廂情願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勳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後自號“書痞”，撰聯道：“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鬥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倆串通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製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隻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隻是表麵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的密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