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上世紀50年代曾選派300名間諜監聽中國(組圖)

英國上世紀50年代曾選派300名間諜監聽中國

2010年03月      　來源：環球時報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從1955年開始，英國連續六年時間選送剛剛離開校園的年輕人學習中文，然後將他們送到遠東地區做間諜。近半個世紀後，他們的故事才公之於眾。

第一期漢語學習班的學員在香港

    他們的傳奇經曆是那些抱有遠大理想的畢業生們所夢寐以求的。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應招去一個地方，宣誓保密，然後接受一門外語的培訓，再後被送去感受異國風情。

    對英國政府戰時兵役係統招募的大約300名年輕人來說，這樣的經曆完全不是傳奇小說中出現的情節。

    這一經曆改變了這些現在已經年近70歲的人一生的命運。另外一個附帶效應是，它為諸如牛津、劍橋、利茲、愛丁堡等大學，甚至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家的大學培養了一代中文講師。

學員之一還留下了當年學習的筆記

    故事開始的年代，世界被分成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毛澤東成為中國的領袖使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一時間變得很敏感，突然成為戰略要地。英國政府決定需要一批可靠的人駐紮在香港，專門收聽“隔壁”中國大陸的無線電信號。可問題是，有幾個英國人能懂漢語呢？

    用筆名“納吉爾·維斯特”撰寫情報曆史的魯泊·阿裏森說，英國政府決定訓練漢語人才，於是要求每個年滿18歲的人必須為國效力的英國戰時兵役製度，就提供了巨大的免費資源。這些年輕人無論他們喜歡與否，都有義務為國家服役兩年。

    這一戰時兵役製度下招募來的年輕人有的被送到馬來西亞、朝鮮、肯尼亞或者塞浦路斯打仗。但這些人中的佼佼者部分則被安排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服役方式——學習外語。而最常見的外語是俄語。

    招募天才

    可是，怎麽才能篩選出有學習漢語潛力的語言天才呢？實際上，甄選過程更像是競猜遊戲。誰也不能肯定要學好這樣一門外族人的語言究竟需要哪些天分。於是，原本要到劍橋學古典文學的，正在受訓成為會計師的，還有學文學藝術的，都被選去學漢語。

    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甄選過程非常意外。比如說，一群年輕人在列隊檢閱時被問：誰的法語學到中學畢業水平？有一個人舉起了手，結果他被選去學中文。

    瑞格·亨特回憶說，他和另外兩個人原本準備學俄語的，一天被招去見長官。

    長官問：願不願意轉去學剛剛開辦的漢語課程？

    “我們想都沒想就回答：願意！長官！結果這一下改變了我們的人生。”

    邁克·華萊士主動地選了漢語課程，原因僅僅是可以離心上人（後來的妻子）近一點。

    這些新招來的漢語學員對中國完全沒有了解。有些甚至從來不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有漢語這種語言。不過，在宣誓嚴守機密後，他們開始了學習課程。授課地點通常設在英國中部的空軍基地。

    全新世界

    學員之一的大衛·麥克姆倫，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漢語教授，他的雙胞兄弟詹姆士則在牛津講授日文。大衛回憶說，他們當時的嚴格教學方式是一個“語言老師最理想的教學模式“。

    “頭兩個星期的時間全部用來大聲朗讀正確的音調。但是你在教本科生的時候根本不可能這樣訓練。實際上這樣做很有好處。”

雖然訓練很嚴格，但是紀律卻相對鬆懈。曾經擔任授課老師的派迪·雷恩已經87歲了，他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駕駛轟炸機。他說，參加漢語培訓課程的這些聰明學生“跟普通服戰時兵役的人非常不同，紀律方麵相對放鬆很多。“完全沒有那種下令把頭發剪短之類的事情”。

    課程持續一年的時間，之後學員們就被空運到香港去，沿途會停靠一些令人羨慕的好地方，像的黎波裏、羅馬、伊拉克、卡拉奇、新加坡，等等。

    東方之珠

    對這些1950年代來自英國的年輕人來說，香港就像是一個新世界。

當年學漢語的學員與本文作者合影

    麥克·華萊士回憶說：“香港像一個永遠不關門的商店。不管白天晚上，街道上總是人擠人。你沿著任何一條小巷子都可以找到餐館，可以看到治療各種古怪病症的告示牌，通常配上血糊糊的圖片。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不同。那段時間真是很奇妙、很刺激。”

    這些年輕人被告知他們的工作：帶上耳機坐下來監聽，快速記錄所有能聽到的中文內容。由於每天24小時都需要人值班，每個班的時間很長，有時候也很無聊，特別是他們並不知道聽到的廣播內容究竟有什麽重要性。

    多虧有曆史檔案處公開的文件，再加上其他相關的人士所做的調查研究，他們現在終於知道當時記錄的有中國共產黨空軍的行動情況、還有監視大陸航班進出香港的情況。

    雖然他們在每次交班時都不知道自己記錄的內容究竟會被如何處置，現在他們也終於明白這些記錄都在香港分析並與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情報機關共享。

    由於在受語言培訓時著重技術性語言和數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很高興地發現工作起來並不那麽困難。

    麥克·華萊士回憶說，有些中文廣播語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專門為我們說的。

    在約翰·諾裏斯看來，中國人都知道當時他們的監聽行動，因為他們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裝了一個很大的天線。

    他們在酒吧裏經曆的故事似乎更印證了他們的猜測。

    “你點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會說：你在山頂工作。我們連忙否認，但是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這些人當中誰也不認為自己在冷戰期間做了任何貢獻。不過奈吉爾·韋斯特說，他們的工作記錄每天中國方麵的活動其實是很重要的，這樣可以看出中國活動的模式，如果有任何變動，或有任何軍事調動都能馬上察覺。

    重逢

    雖然無法檢測這些年輕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報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經曆對他們的人生至關重要。

    他們在當時建立的友誼和聯係一直延續至今，在互聯網的幫助下，許多人保持著聯係，恢複了聯絡，隨著時間的流逝，每年的聚會人數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時候，第五期學員班的聚會預計將有三十多個人參加。

    這些人當中許多繼續學習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後來的商業活動中發現中文很有用處，更多的人最後正式走入了情報係統。

    他們當中還有些人在服役兩年後甚至再也沒有說過一句漢語，但是他們也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可以講述他們在中學畢業之後，上大學之前那兩年的傳奇經曆。

    他們的故事即使是放在007小說中，也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