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10年03月 人民政協報
申伯純的一席話1959年年底，首批33名戰犯獲得特赦，成為新中國的公民。一年後，他們當中的七人，即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和周振強，被批準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此後，隨著戰犯的分批特赦，文史專員也逐批增加，共有21人分四批得到任命。除第一批七人外，還有溥傑、範漢傑、羅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黃維、文強、趙子立等人。
這21人中，隻有溥儀和溥傑是偽“滿洲國”戰犯；另外19人均為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當中不乏黃埔出身、位及兵團司令並聲名顯赫者。後來，經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有三人變更了原身份：沈醉按起義將領對待，李以劻按投降人民對待，杜建時不以戰犯對待；原國民黨第四兵團司令官趙子立則屬於曾被錯誤關押的起義將領。
上世紀60年代，地處西城區的清順承郡王府是全國政協機關所在地，文史專員室就設在王府的東跨院。這是一座結構別致的院落，庭內兩棵參天古槐更襯出院子的古樸和清幽。1961年3月1日下午，溥儀等七位文史專員來到這裏，用當年流行的說法，是“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在一間會議室接待了他們。申伯純和專員們一一握手，連連表示歡迎。他對溥儀說：“政協機關辦公的這個大院，清朝是順承王府，後來是張學良公館。溥儀先生，您從前當皇帝的時候，來過這裏嗎？”溥儀答道：“我知道有這個王府，但沒有來過，那時實際上有許多人在監管著我，沒有到處遊玩的自由。再說，這裏是一個小王府，不大，也沒啥好玩的。”申伯純聽後哈哈一笑，隨後說：“溥儀先生，從今兒個開始，您就可以天天到這兒上班，為國家出力了。你們被任命為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也就是國家的一名工作幹部。文史工作在政協是開創性的，才一年多時間，但周恩來主席對此有著十分重要的具體的指示，希望你們在著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學習、討論一段時間。你們今後的工作任務有兩條：一是寫稿，一是看稿。生活上有什麽困難，可及時向文史辦公室提出，你們要把這裏當成自己的新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曆史，寫出來會引人注目，受到歡迎的。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可以說，從今天開始，你們是新生活曆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有作為的……”
申伯純的這番話，後來被一一落到實處，現在回顧起來，是頗有前瞻性的。二十年後，即將從人大曆史係研究生畢業的黨德信到政協機關聯係工作時，曾路過這個院子，他隔著窗戶，看見專員室裏“坐著幾個身穿深色中山裝的老年人，正在伏案審閱資料”。這場景與二十年前恐無二致，而二十年的變化在於，文史專員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走出這個院子，遍及大江南北、千家萬戶，不再是剛起步時的“始於足下”了。
大有作為的案頭天地
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些文史專員都以另一種身份經曆過某些重大曆史事件，現在再去回顧親曆的往事，無論著述還是審稿，他們都不難進入角色。溥傑曾說：“由於我們在舊社會都有特殊的經曆，一般說來，都能勝任評閱稿件的工作。至於寫自己的回憶錄，我們這些人的經曆確也可以寫出有價值的史料。記得杜聿明寫的《淮海戰役親曆記》，連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看了都點頭稱讚寫得好。”
另一方麵，文史專員們的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也有目共睹。1970年，方靖(曾任國民黨79軍中將軍長)在政協禮堂門前被一個學騎車的女孩撞倒，致右腿骨折，留下殘疾。但此後十來年間，他堅持每天徒步數裏去專員室上班，而且常常是頭一個到，最後一個鎖門離開。文強著文回憶說：“我在自己感興趣的文史資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組。後來又陸續奉命參加到軍事組和社會宗教組。我歡天喜地的，一切聽指揮，並與董益三專員形影不離，搭車到政協機關上班，經常是早到遲退，雖然年過古稀，卻有著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時間不夠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軍統少將，擔任文史專員後，用心鑽研業務，審稿極其認真。他曾頗有心得地談及工作體會：“核稿並不是很困難的，也不是非得知情人才能審，但除了掌握曆史知識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撰稿人當時的身份職務，據此可以大體看出稿件所述內容的真偽、價值。舉例說，一個排長去敘述北伐戰爭各個戰場的戰況，顯見是編寫的，如果隻是回憶他所參戰的戰場詳情，那麽也許就是一篇很好的‘三親’史料了。”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還書麵提出了一份對征集來的淮海戰役資料的整理意見，甚為詳盡。他病重時所立遺囑內，有這樣一句話：“餘自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軍事組工作後，除負責審核各方麵來稿外，並撰寫、整理遼沈、淮海等親身經曆諸戰役之經過，還計劃撰寫抗日期間昆侖關、中緬印戰區等戰役之曆史資料，以供史學家之參考及後代教材之用。年來宿病日趨惡化，深感時日無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項任務，奈何力不從心，殊為遺憾！”從中不難看出，文史專員一職對於晚年杜聿明而言，是多麽的重要。
文史專員對於本職工作，大多傾注了大量心血，同時也得到了豐厚的社會回報，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專家學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不乏他們的讀者。經他們的手審訂或撰寫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訂正了大量重要史實，一些被長期塵封的曆史真相因為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正如著名曆史學家胡繩所言：“他們所敘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細節。有些資料可以視為某一領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類似《我的前半生》(溥儀著)、《軍統內幕》(沈醉著)這樣的作品，一經麵世即引起熱烈的社會反響，成為家喻戶曉的暢銷讀物；溥傑、宋希濂、文強、楊伯濤等人寫的回憶錄或自傳，也都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沈醉的女兒回憶說：
我父親曾告訴我說，寫文史資料是周總理交給他的任務。他說，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羅瑞卿副總理等領導人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他們前兩批特赦戰犯時，周總理就對他講：你在軍統那麽多年，跟在戴笠身邊那麽久，你把軍統的種種內幕如實地寫出來。不論是你自己幹過的，或是看到和聽到的那些阻礙革命、屠殺革命人士等見不得人的東西，都揭露出來，讓後人知道革命的艱難和反革命的殘暴，使大家懂得革命來之不易，是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艱苦奮鬥幾十年，犧牲多少人才換來今天的紅色江山。你如實地把這些寫出來，這就對後人起了反麵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了對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醉回去後馬上動筆，以不辜負周恩來的教誨。他很快就寫出《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由群眾出版社內部出版。第二年，周恩來再次接見他們時，對沈醉說：“你寫的那本書，害得我看了整整一個晚上沒睡覺。主要是你講了真話，吸引了我。”周恩來還告訴沈醉，他以前對戴笠的情況也有所了解，但仍有好多事情連接不上，看了這本書，他才恍然大悟……
文史專員中的大多數人，後來陸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的黃森回憶說：“我在政協全體會議上，和專員們一起編在特邀組裏，我和文強擔任這個組的正副組長。這個組來自國家機關的老同誌較多，他們在解放前或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或在內戰前線上打過仗，同特赦人員過去是兩個對立的營壘，冤家對頭。但是硝煙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同誌般的一起參政議政。專員們認真審讀會議文件，積極參與討論，有的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的偶有所感、即席發言，爭先恐後，無拘無束。發言內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樣隻是對新中國的讚頌，而是對社會生活中的消極現象、不正之風直言批評，對應興應革的事情積極獻言建策。”
各具風采的“大家庭”
文史專員來自五湖四海，從前的身份和經曆也各不相同，但都頂過戰犯的帽子；這座古色古香的王府大院，又成為他們晚年共同的歸宿。
他們當中，溥儀的身份顯然最特殊，但作為文史專員，他和大家愉快相處，猶如一家人。他自己常說，在政協從事文史工作，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時光”。盡管帝製覆亡已半個世紀，中國也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但他“皇帝”的影子並沒有完全被民間抹去。在《我的前半生》審稿座談會上，時任中華書局編輯的李侃提出一些“頗有點憤憤之意”的尖銳意見，令李侃沒有料到的是，他麵前的作者與想象中的完全兩樣：“這位當年的‘皇帝’卻表現出虛懷若穀的樣子，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意見，耳聽手寫，連連點頭。他身穿灰布中山裝，乍一看去，簡直就是一個普通幹部，又像個中學教師，連一點皇帝的‘影子’也不見了。給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談會後舉行聚餐，這位當年‘鍾鳴鼎食’、‘宮廷傳膳’的皇帝，卻和大家一樣，舉箸大嚼，有說有笑。”與李侃想法相近者當時大有人在。李以劻(曾任國民黨121軍中將軍長)和溥儀成為同事後，來往較多，他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憶：
我家住在北京和平裏，溥儀夫婦住在觀音寺22號，兩家時有往返。1964－1966年，每年春節都互相拜年，初二我們夫婦到溥儀家，午餐後回家；初三他們夫婦帶著一個燒雞到我們家回拜，所謂投桃報李也。從1964年春節開始，住和平裏的街坊知道“宣統”來我家拜年的消息後，不少人以看我們夫婦為借口來一睹“宣統皇帝”的風采，一時間門庭若市。溥儀置身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和大家共享新春的快樂。
溥儀和溥傑作為偽“滿洲國”戰犯，是文史專員中的“另類”；其他專員全是國民黨將領出身。不論以前軍銜、職務高低，到政協工作後，他們的地位按說已一律扯平，但潛在的上下級關係，還時有體現。比如黃維和楊伯濤從前同為陳誠係將領，楊為軍長，黃是兵團司令，盡管楊伯濤任文史專員的資曆早黃維十餘年，但他仍將黃尊為“上峰”，有時因稿件內容等問題被黃維申斥，也不敢“造次”。此外，這些“國軍”將領還保持著一個相同的習性，即站立時筆管條直，走路時目不斜視，開會時正襟危坐。上世紀80年代就從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專員共過事，他和筆者談到，他們開會時的“坐姿”，與電影裏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時那些將領的姿勢沒什麽區別。這應該是他們年輕時被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王合忠說，當時拍重大戰爭題材的電影，如《大決戰》等，黃維、文強等文史專員都曾被邀請去參加審片。其實不必發言，他們的一舉一動，想必就能對導演起到“現身演示”的作用。
做派相同，並不意味著想法也完全一致。1987年2月16日，黃維、文強等會見來訪的美國陸軍指揮學院研究員鮑嘉禮，王合忠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見。他告訴筆者，美方在座談時問黃維等人：“你們當年將美式裝備武裝到了‘牙齒’，為什麽敗在‘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手下？”文強答道：這是人心向背所決定的。國民黨腐敗渙散，失去人心；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黃維則認為：共產黨已經鑽進我們最高統帥部的內部，等於國民黨軍隊在受共產黨指揮。明知這條路走不通，也要奉命往裏麵鑽，焉能不敗？黃維和文強都參加過淮海戰役，同一天被特赦，同一批進政協工作，都在文史工作和對台工作中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從他們的回答中，能讓人感到兩人在對事物的認識上以及性格上的差異，這就是所謂的“合而不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