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最後的武鬥罹難者墓群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楊繼斌 發自重慶
這裏埋葬著超過400名文革武鬥死難者，也深藏著一代人的記憶，和我們必須直麵的曆史。
連石頭也會老。40年前的沙頁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經近乎一座座無字碑了。1992年出獄後，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來墓地的荒草和雜樹中坐一會。這裏埋著他的戰友。這些年，他親眼看到石製墓碑上的、撲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風化殆盡。而他自己，這個“文革”時期的重慶武鬥組織“8·15”派“政委”，也已經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關研究者及親曆者曆時十餘年的奔走呼籲之後，全國僅存的一個“文革”武鬥死難者墓群被評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它已經在重慶市沙坪壩公園西南角潛伏了40年。
占地約3000平方米的墓園緊鄰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約三米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清晨，這裏能聽到山後複元寺小學裏稚氣的的讀書聲。下午，落日會把山丘西側天主教堂頂上巨大十字架的陰影投射到墓地。
沙坪壩區在武鬥中是“8·15”派的根據地。所以這個墓地埋葬的，幾乎全是“8·15”派的死難者。國民黨時期，這個山丘便屬知名愛國人士饒國模的私家墓地，時稱複元寺墓地。抗戰期間，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病逝的幹部，便葬於此。周恩來之父、鄧穎超之母亦曾安葬在這裏。
武鬥開始後，死傷不斷擴大，一些大的工廠學校(如重慶大學、建設廠等)多在自己的單位內開辟墓地安葬。而一些小單位的罹難者，因為單位內找不到安葬空間的，便被葬在了這裏。
40年前，這裏尚處於重慶市的偏遠地帶，山丘下是藕塘，再往東便是水田。但隨著重慶市區的迅速擴張，墓地一步步走進繁華的城區腹地。藕塘在1980年代變成了人工湖，一座自由女神像立於距離墓地不到200米處。如今，墓地周圍的林蔭道上，四處懸掛著“紅歌會”的招牌。
隨即同幾個唱紅歌的老人聊起，竟有當年參加過武鬥者，隻是竟不知有五百多同齡人埋葬於不遠處。每天都有老人在這裏合唱紅色歌曲。這同樣是安葬於此者生前所熟悉的旋律。
學校埋不下這麽多屍體，便選中了沙坪壩公園
軀體被白布包裹起來，穿上軍裝，別上領袖像章，埋在了淺淺的坑裏。
65歲的周家瑜，是當年武鬥“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揮、參與、槍殺、打死被俘的無辜群眾”，周家瑜入獄16年。“武鬥烈士墓被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曆史能給我當年的戰友一個名分。”周家瑜說。
現存的墓園地麵建築，可以佐證周家瑜他們當年信仰的赤誠。多數合葬墓的主體設計是模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碑身、碑頂一般都飾有“8·15”派的徽記，嵌著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模仿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
鄭誌勝是周家瑜當年的“戰友”，在“8·15”派中，人稱“屍長”——他專門處理武鬥死難者屍體。
最初選中沙坪壩公園這裏作為墓地的，就是重慶大學的“8·15”派。因為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前線仍然在每天製造著死亡，“8·15”派的勤務員(即領導人)開始在市區尋找空地。
40年後，“屍長”仍然記得育才中學女生梁自巧送來的樣子。“生前我就認識，矮矮的，白白胖胖、齊耳的短發用發夾別到腦後，見了大學生老大哥總是微笑著，一對圓圓的酒窩。”鄭誌勝說。
梁自巧年齡雖小，卻是20中紅衛兵團中的活躍分子，時常來找鄭誌勝他們，領了傳單去大街上散發。7月間，她去給守清水池的大哥哥們送飯時，在建設廠三八宿舍附近罹難。
最初產生的屍體，並沒有及時下葬，他們作為對方的“罪證”，要保留下來。但時值重慶最熱的時候，“大部分屍體已經變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體彌散著令人窒息的腐氣，戰俘用手中的幹樹枝驅散蒼蠅。”鄭誌勝說。屍體防腐的方式，便是往體內注射甲醛，然後將屍體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鄭誌勝親自輸甲醛的第一人。屍長劃開女孩的皮膚後，錯把神經當成了股動脈，打開夾膠管的鑷子，甲醛溶液沒有流進那“股動脈”，而是遇阻反濺到他的右眼裏。後半生裏，這隻右眼都一直折磨著他。
但在處理第二具女屍的時候，他已經很熟練了。注射完甲醛，讓俘虜們給屍體裹上從沙坪壩百貨公司購來的一匹白布，然後穿好軍裝，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章，把頭發洗淨後晾幹，梳得很整齊，用一塊木板安放在防空洞裏，放了十多天等親人來看了才入殮。然後有學校運去沙坪公園掩埋。
實際上在熱兵器卷入武鬥之前，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鄭誌勝想到沙坪公園藕塘西邊的小坡上那塊曆史遺留的墓地。鄭誌勝和黃順義帶著“重大8·15”的介紹信去沙區公園辦公室找到“園林8·15”的勤務員何太福，後者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於是在“沙坪公園小烈士墓”進門第一平台左邊，包自成、李葉明、陳樂洲就順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啟出來，抬過去，埋在第一平台右邊。
從墓碑上的文字推斷，沙坪壩公園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當時挖坑安埋屍體的，幾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虜。“墓地裏原來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軍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來，給‘8·15’的屍體騰位置。”曾鍾說，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資料的研究者。
屍體一具具運過來，標準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詞，鳴槍。起初整個墳地並無規劃，俘虜們東挖一個坑，西埋一個人，倉皇之間，也並沒有墓碑，就立一個木牌子，上書死者的姓名，所屬單位，以及死亡時間。
根據研究者陳曉文提供的碑文資料，死亡者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2人)，年齡最大的60歲。這裏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鬥死難者。
墓碑的大小，顯示著一種獨特的等級製度：死者所屬的單位越大，則墓碑越高。“有錢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說。——向大金，一名從郊縣來到重慶參加武鬥的農民，就隻擁有一個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後，“8·15派”開始有組織地重新規劃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協議很快破裂，死亡生產線再次啟動，於是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從1968年開始，是年造墓38座。石條、混凝土、磚塊這些建築材料，幾乎都是強行從市區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銷兩派的總部，並收繳武器，大規模的武鬥才停止。但兩派的基層組織保留了下來，繼續運轉，所以，死亡生產線一直運作到1969年1月才結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識青年都下鄉了。
在這塊不大的墓園裏，鄭誌勝們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屍體，絕大多數都和梁自巧一樣年輕，一樣洋溢著“革命的熱情”。
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
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誌勝所在的防空洞裏。
周家瑜並不覺得當年的武鬥有什麽錯誤。“我們當年的戰鬥是遵照黨中央的決議，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的烈士一樣，是為自己的信仰獻身的。”他是武鬥存活者中，“堅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當年重慶大學的大學生周家瑜、鄭誌勝兩人卷入血腥武鬥並成為一派的領導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一點都不關心政治，他們到處貼大字報，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說。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慶大學的老校長鄭思群被重慶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組綁走，那麽大年紀的老人光著腳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決定“造反動市委的反”。——此前鄭校長每年都給周家瑜發獎學金，周視之如父。
鄭誌勝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樣。鄭校長曾送給光腳上學的鄭誌勝一雙鞋子。
“我是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的。”許多年後，鄭誌勝感慨道。重慶當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親曆者提供的武鬥發展脈絡是：第一次武鬥發生於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灣體育場發生械鬥，但並無人員死亡，可是血腥卻被激活。此後的半年內，長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記載的死亡，發生於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級，7月7日，嘉陵江大橋的一次武鬥時，“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徑運動步槍，擊傷數名“8·15”成員。隨後，武鬥迅速過渡到熱兵器時代。
據周家瑜介紹，重慶武鬥中激戰的雙方“反到底”和“8·15”兩派，原來屬於“8·15戰鬥隊”。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再加之對羅廣斌等關鍵人物的支持出現分歧，1967年2月，黃廉、鄧長春等人從“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鬥最血腥的時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層也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一切看起來像是遊戲——周家瑜和“反到底”黃廉、鄧長春是好朋友。幾個人經常在一塊吃飯、聊天，有事還互相幫忙。
但他們領導的兩大組織，每天都在屠殺著對方。
抗戰時，國民政府將全國的主要兵工廠遷到了陪都重慶，解放後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經過建國後十多年的“三線建設”備戰，到1960年代中期，“重慶已經是亞洲最大的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學者王康語)。7月7日“橋頭槍聲”後，雙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產坦克、高射機槍、自動步槍的各個兵工廠，於是，除了飛機、導彈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裝了雙方的戰鬥員。
“重慶武鬥激烈的另一個原因，便在於重慶是一個移民城市。所以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說，“抗戰時，全國的知識精英和熟練工人，被國民政府有組織地遷徙到重慶，抗戰結束時，重慶的總人口翻了數番。”
作為武鬥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周家瑜的經曆佐證了王康的分析：“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為了保護毛主席來參加武鬥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經打擊過自己的司法機關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挾進來，然後稀裏糊塗就犧牲掉的。”周家瑜說，他認識的一個低年級同學，因為喜歡把子彈殼做成鑰匙鏈，掛在屁股後麵叮叮當當的響，為了撿彈殼，被打死了。
“市政服務沒有了，渝中半島變成了垃圾堆；糧食、蔬菜的供應都斷了，我的父親是‘8·15’派的幹部，但是家裏也沒有吃的。”57歲的席慶生回憶道，“母親帶著我和弟弟準備去到重鋼李子林投奔親戚，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麵時，一個‘8·15’的人剛擦完槍試槍，把我母親打死了。”
但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沒有人懷疑過戰鬥的意義，或者思考過局勢的複雜。王佑群——2000年後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當時還是一個小姑娘：“看到鄰居的大姐姐們穿著軍裝，係著武裝帶，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說的‘颯爽英姿’，很羨慕，盼望著長大後成為她們中的一員。”
中山大學教授、學者劉小楓當年也還是少年。在他的回憶裏，連兒童也組成了“戰鬥隊”相互廝殺：
“我家門前的小巷已經封鎖了，三四個女高中生戒守在這裏。時值7月，天氣悶熱，繃緊的武裝帶使她們青春的胸脯更顯豐實，草綠色的鋼盔下有一張張白皙、嬌嫩的臉，眼睛大而亮麗。重慶姑娘很美……她們手中的五六式衝鋒槍令我生羨。”
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誌勝所在的防空洞裏。
更多的親曆者開始反思那一場劫難。“屍長”鄭誌勝說：“1967年的8月，重慶武鬥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進深淵的日子。別人的血、汗和淚；我的血、汗和淚交融在一起，流進了深淵。我在噩夢中掉了進去，苦苦掙紮。”
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藥、和有意無意的遺忘與冷漠一點點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誕“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記者跟隨在公園工作了一輩子的王佑群進入墓園。滿目盡是濕漉漉的枯敗植物，高聳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壯語尚在，但當年捍衛這些話語的、墓裙上的姓氏，則能辨者無幾。一隻野貓在鬼針草和矢車菊間尋找著什麽。
墓園西高東低，布局雜亂，一條通往小道落滿枯葉，以此為中軸，兩側的墳丘雜亂而破落。
沙坪壩公園這裏的武鬥罹難者墓群，並不是重慶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鬥結束後，幾乎每個工廠學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鍾、陳曉華二人的調查結果顯示，重慶當時七區三縣，與此相類似的紅衛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個，建設廠清水池、重大鬆林坡、體育館、牛角沱大橋南橋頭、朝天門碼頭街心花園等處，當年都有掩埋紅衛兵的墓地。
但這些墓地絕大多數在“文革”後便被鏟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藥炸掉的，因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覺得這些人作孽太多。”曾鍾說。
到1970年代後期，沙坪壩公園裏的武鬥罹難者墓群，已經是重慶市惟一的一座較大規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顧城跟父親顧工到重慶采風，他意外走進這片年代並不久遠，卻似早已被世人遺忘的荒墳。他留下了最早對紅衛兵進行反思的詩作《紅衛兵墓》：
淚，變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蓋了墳碑。
死者帶著可笑的自豪，依舊在地下長睡。
在狂想的銘文上，湮開一片暗藍的苔影
但在顧城用筆解構武鬥“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農民，已經開始用他們的撬棍解構紀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話語了。從1972年開始，鄰近村子的農民便越過墓園一堵失修頹圮的土牆，進來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蓋豬圈。
原公園黨支部書記李崇同告訴記者，1975年前後，政府全麵整頓時修葺公園，才用竹籬笆補上了垮塌的土牆，讓墓園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護。但鄭誌勝提供的信息是，竹籬笆並沒有擋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羈押的鄭誌勝趁著外勤的機會，特意請求看守到墓園看看。他剛進門口，便看見一群農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著墓碑石回家。鄭將之斥回。
但曆史已經在顧城的筆和農民的撬棍下展現出他的殘酷。不管當年的這些年輕人是以何種熱情、為一種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這種崇高便已經支離破碎了。
40年的時間裏，墓園也不止一次麵臨滅頂之災。
據李崇同介紹，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幹部給四川省委寫信，要求拆除此處墓地。理由是“這是文革派係鬥爭的遺留，不利於團結”，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到墓園走了一圈，並未直接表態。隨後，他批示了“三不原則”：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幾個月後，重慶市民政局撥款修建了更高更結實的圍牆。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園的再一次拆除危機，則與商業開發有關。1993年、2005年，先後兩次傳出鏟除墓地做商業開發的消息，但重慶眾多人士積極奔走，呼籲保護墓園。
另一方麵，重慶市文物保護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處的文物價值。吳濤，重慶市文物保護處副總工程師，他回憶道：“1990年代後期，我就向上級打報告，提出保護沙坪壩公園的武鬥死難者墓地，但因為當時整個環境還很保守，這個報告沒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轉機出現，國務院下發了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們當時覺得可以趁著這個機會開始申報文物保護單位。”沙坪壩公園現任主任錢立全說。當時公園管理處從外麵聘請了李中華，在加上公園的職工秦本誌和公園的退休職工王佑群三人組成調查組，開始半公開地對墓園的史料及當年的經曆者、死者親朋等進行調查。
2008年4月10日，國家文物局在無錫召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論壇。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提出，應對“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時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築物、構築物采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合理保護”。單的講話，徹底解放了公園的調查、申報工作。
無錫論壇四個月後，沙坪壩公園向沙坪壩區申報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當天就通過了。2009年初，沙坪壩區文物保護科開始重新整理資料，向重慶市文保處申報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我們就紅衛兵墓園評文物的申請，召集了20名文史、黨史、建築史、規劃專家等，開了兩次討論會。”吳濤回憶，“兩次論證會，沒有一專家有異議。大家隻是討論改用哪個名字。斟酌過武鬥墓、文革墓等，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定名為紅衛兵墓園。”
2009年12月15日，重慶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共193處，紅衛兵墓園名列其中。“這表明我們的政府越來越自信，也越來越理性了。”吳濤說。
“必須直麵父輩的曆史”
“每一座墓碑後麵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而對於這些墓碑後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對於那些親曆過武鬥的人們，不管是“死硬派”還是“反思者”，都希望曆史能以此為契機，給40年前那群熱情洋溢的青年一個中肯的評價。
“紅衛兵曾將自己的全部赤誠獻給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後來卻被曆史作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經的“8·15”一員，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華說。
伴隨墓園的衰敗破碎，當年那段曆史也在時間流逝與人們的集體遺忘之中逐漸模糊。當年經曆過武鬥的當地知識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僅有的中堅力量。
重慶出版社的陳曉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發現墓碑風化嚴重，開始和劉凱娟、賀洪誌等8人抄錄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陳曉文在中學同學劉小楓的慫恿下，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了《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將這處墓群定名為“紅衛兵墓地”並流傳至今。——但這被後來的研究者視為一大缺憾。調查結果顯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員身份大多不是學生(紅衛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鑒於陳曉文他們抄錄的墓碑因為風化有大麵積殘缺，沙坪壩區教師進修學校退休教師曾鍾開始在墓地蹲守，進行窮盡式調查。“這是最笨的辦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著，有人來上墳，就和他聊，然後這些死者家屬就會一個傳一個，幫我收集資料。”曾鍾說。
“每一座墓碑後麵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曾鍾說。而對於這些墓碑後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研究者們希望至少將墓園中埋葬的所有死難者生平經曆整理成集，但這個工作至今隻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鍾舉例說，113座墓碑中有兩座無字碑——建成就一直沒刻字，他通過多次走訪終於弄明白了其中一座“無字”的原因：一對建設廠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級幹部，妻子是總部話務員，後因懷疑妻子是“反到底”間諜，兩人分別被秘密處死。入葬時因為“間諜”一說並無實質證據，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來。
“另一座無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沒有調查清楚，當事人在世的越來越少，以後調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曾鍾說。
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時間太久遠了，很多人記憶模糊。另一方麵，當事人紛紛老去，有時約好了見麵，要見麵時卻發現人死了，或者中風了，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十幾次。”除了時間，研究者們的障礙還包括幾乎是群體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攝影教師田太權被認為是用鏡頭解讀這個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進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個中午。“圍牆外麵陽光燦爛，但墓園裏麵卻一場陰森，我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破損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麽青春那麽美的生命，就這樣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頓悟，構成了田太權後來“文革”係列作品的基調。在他沙坪壩紅衛兵墓的攝影作品裏，墓碑像莊稼一樣從年輕的軀體上生長出來；鬼影幢幢的纖細身體，穿行在堅硬、冰冷的墓碑之間。
有一天下午，田太權正在墓群間創作，一位年輕的老師帶著一群小學生意外地闖了進來。——老師以為這裏是一個烈士陵園，他帶孩子們來接受革命主義教育。但進來之後卻發現是一處“文革”武鬥罹難者墓群。便趕緊帶著孩子們出去了。
田太權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於墓碑的瞬間，在後期處理時，他讓這些2000年前後出生的孩子，行走於40年前死於非命的軀體之上。
“曆史是無法回避的，這些孩子必須直麵他們父輩的曆史。”田太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