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本文摘自《黨史縱橫》 2009年第11期，作者:徐秉君
飛行事故還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軍區空軍政治部值班室(時任秘書)值班，突然接到指揮所的一個電話通報，說黑龍江某航空兵團飛行一大隊的一架殲－6飛機，在中午12點左右起飛後不久失蹤，飛行員是該大隊的王寶玉，經空中搜尋未發現任何蹤跡，無論是飛機還是飛行員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擴大搜尋範圍，請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態的動向，一旦有消息和情況立即按程序上報。
當時我估計最大的可能是發生了飛行事故。因為當天該團正在飛的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個難度和風險較大的科目，也是一個容易出現問題的科目，稍有不慎就會釀成飛行事故。當我把電話通報向政治部首長報告後，他的第一反映是擔心空中防線出問題，讓我立即通知保衛處密切關注防線方麵的動向，同時調閱飛行員政審材料，並做好應急準備。
空中防線安全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誰都不願意觸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飛行員是駕機叛逃，周邊環境並不具備條件。距離最近的國家當屬朝鮮和韓國，朝鮮是友好國家，即便飛過去也能引渡回來；韓國當時與我國雖然還沒建交，但也正在醞釀，在此之前曾發生過海上偷渡事件，經雙方協商也都妥善解決，這意味著假借韓國叛逃的路也已經被堵死。而如果直飛台灣，這麽遠的距離這種輕型殲擊機的油料根本就不夠。那麽，最後一個方向就是北麵的蘇聯。可是，自 1989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蘇方正想借機恢複同我國的友好關係。稍微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清楚，在這種前提下，蘇聯怎麽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複的正常關係當兒戲?一個普通的飛行員，怎麽能同一個國家的利益相提並論呢?所以，機關裏許多同誌都認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測可能是出了飛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卻偏偏就發生了。當天晚上，蘇聯塔斯社播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於當天下午12時45分，在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降落，飛行員要求到美國政治避難。我們這才確認王寶玉駕機叛逃已成事實。軍區空軍機關立即啟動應急預案，一方麵迅即將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上報空軍和總部；另一方麵軍區空軍組成聯合工作組趕赴航空兵某師緊急調查處理。
尷尬的遠東“紅場飛機事件”
事件發生後，人們不由得聯想到1987年5月28日，發生在蘇聯莫斯科的“紅場飛機事件”。這天傍晚，一位年僅19歲的德國青年馬蒂亞斯·魯斯特，駕駛一架單引擎“塞斯納“172運動飛機，穿越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體係，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紅場。令蘇聯當局感到震驚、尷尬和惱怒。
當時，舉世公認蘇聯擁有世界上最嚴密的空防體係。據美國估計，蘇聯擁有14000個地對空導彈發射架，10000台防空雷達和2100架隨時待命起飛的噴氣式截擊機。這些武器裝備構成了難以逾越的空中屏障。在莫斯科周圍，更有一個幾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係統，足以抵禦核打擊。 1960年5月美國一架u-2高空偵察機曾深入蘇聯境內，被蘇聯導彈擊毀；1983年8月，一架韓國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機偏航闖入蘇聯領空，被蘇聯飛機發射的導彈擊中，機毀人亡。而這次，號稱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網，竟讓一個僅有40飛行小時經曆的業餘飛機愛好者輕易越過，而且暢行無阻地突破了天衣無縫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髒地區，這不能不使蘇聯當局驚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軍事評論家說:“沒有什麽比這次飛行事件更使蘇聯當局難堪的了。”
為此，5月3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撤銷了國防部副部長兼防空軍總司令亞·科爾杜諾夫的職務，75歲的國防部長索科洛天元帥也被撤職，由64歲的亞佐夫大將接任。這種決然措施在二戰後的蘇聯曆史上極為少見。事後，蘇聯國土防空軍又有三百多名軍官被解職，一些人還被投入監獄。同一天，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宣布，魯斯特的舉動是“侵犯蘇聯領空”的行為，他已被拘留審查。31日，蘇聯新聞社社長法林表示，紅場飛機事件不會影響蘇聯和聯邦德國的關係，並稱:“應該感謝他提醒我們注意到防空係統存在的漏洞。” 而此次王寶玉駕機叛逃蘇聯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驚。如果說“紅場飛機事件”是偶然的話，那麽王寶玉駕機輕易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就不能再用偶然來解釋了。差別在於，前者是一般的民用運動飛機，而後者卻是貨真價實的軍用飛機。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時09分，空軍航空兵某團一大隊飛行員王寶玉。駕殲－6飛機正常起飛進行晝簡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到達預定空域後，他便右轉彎，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飛行，不久就飛過邊境。他原本計劃直飛蘇聯鳥格洛沃耶機場，但到達機場上空後發現，這個機場正在維修不能著陸，便又改飛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由於超低空飛行耗油量大，到達機場上空時油料也快耗盡，好在這個機場是個轟炸機機場，跑道既長又寬，他便直接對準跑道強行著陸。12時45分，飛機降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當他將飛機滑出跑道，再轉到一個停機坪關車停穩後，仍沒有引起蘇軍的注意。因為沒有梯子他下不了飛機，隻好打開座艙蓋通風透氣，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飛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約過了10多分鍾，王寶玉看到一名蘇聯士兵走了過來，便向他招手示意，這才引起蘇軍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離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級報告去了。不一會兒一輛汽車開了過來，從車上下來一名軍官和幾名士兵，當他們確認這的確是一架中國飛機時，不由得大吃一驚，那種驚異的眼神分明是在問:“這架中國飛機怎麽會飛到這裏呢?”隨即，他們架好梯子，幫助王寶玉下了飛機。當蘇聯軍官找來翻譯，得知王寶玉的意圖後，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級報告。接著，這位軍官又苦笑著說:“你這一來，又成了遠東的‘紅場飛機事件’，我們的許多軍官也會像紅場飛機事件那樣被撤職了。”
然而，這次事件在蘇聯當局引起的震動和影響，遠遠超過了魯斯特“莫斯科紅場飛機”事件。因為，當年魯斯特駕機飛人蘇聯領空時，蘇聯防空軍還是在第一時間發現了目標並做出反映。而這次卻大不相同，嚴重性在於蘇聯對中國的一架軍用戰鬥機飛入領空，並輕而易舉地降落在他們的軍用機場，而蘇聯的防空係統竟然沒有作出任何反應。與此同時，還從反向證明了中國空軍飛行員高超的飛行技術和過硬的訓練水平。這一事件足以說明，蘇聯“防空體係存在的漏洞”不僅還沒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確還“很大”。為此，蘇聯當局又撤換了蘇軍的一批高級將領和與之有直接責任的軍官。
天之驕子的墮落
王寶玉，山東青島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飛入伍，1984年10月入黨，航校畢業後被分配到空軍某師航空兵團一大隊任飛行員。從表麵上看，王寶玉少言寡語，但很有“思想 ”，而且個性很強；平時很愛看書，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於鑽研飛行理論，飛行技術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強。疑心較大；不善交際，群眾關係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隊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家都是把他作為重點幫帶對象，以使其能盡快融入作戰部隊這一特殊團體。漸漸地，王寶玉適應了作戰部隊的生活，在大麵上也願意與大家溝通和交流，但從不肯與大家敞開心扉，因此還是很難與大多數性格豪爽的飛行員真正相融。有時他覺得一些愛開玩笑的飛行員很淺薄，甚至還嘲笑他們沒有思想和頭腦。但大家並不介意，隻是認為他書生氣濃一些，因而也從不計較。好在王寶玉比較聰明，接受能力也比較強，在飛行方麵進步很快，所以這一階段他經常可以聽到領導及戰友的表揚和讚賞，從而使他在心裏有了一種優越感。同時，也暫時滿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種一定要出人頭地的虛榮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又發生了變化。與他同批分配到部隊的飛行員，有一部分由於綜合素質提高很快，先後被提拔到了領導崗位；而他對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時卻沒有自己的份兒，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傷，並且心理日漸失衡。而這一時期，他的家庭也出了問題。1988年，王寶玉結婚後不久便辦理了家屬隨軍手續，但這時正是改革開放步伐加快階段，地方上漸漸打破了“大鍋飯”體製，許多富餘人員開始被剝離，這就給部隊幹部隨軍家屬的工作安置帶來很大困難。對此，他開始發牢騷、講怪話，發泄不滿。後來，組織上經過努力終於在師部駐地為其愛人安排了工作。但由於他愛人性格外向，又很善於交際，分居兩地他很不放心。於是，他又向已調任副師長的老團長提出，要調到師部駐地飛行團工作的要求。本以為老首長能給他一些關照，沒想到治軍嚴格的老團長對他過多考慮個人問題的想法給予了嚴肅批評。不久，師裏又提拔了一批飛行中隊長和大隊長，王寶玉再次無緣提升。他因而認為是老首長從中作梗，對他打擊報複。與此同時，王寶玉與妻子的關係也日漸緊張，兩人經常吵鬧。妻子多次嘲罵他沒能耐、窩囊，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後來，王寶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學習”上。這一時期，他看了許多西方哲學著作和一些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學說，開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發展到違反有關規定經常偷聽反動廣播。
起初，團裏對於王寶玉的思想變化還是重視和掌握的。1989年2月，團政治處因王寶玉不能正確對待家屬工作安置，與領導關係緊張等原因，將其列為思想工作重點人。
除了有針對性地做思想工作以外，團裏還盡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給王寶玉以更多的幫助和照顧。團領導為王寶玉改善夫妻關係盡可能創造機會和條件，借其妻子回青島老家生孩子的機會，特批準他單獨去青島療養院療養和休假，時間長達兩個多月。實際上，這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因為這段時間，正是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時候，這也是造成王寶玉政治立場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飛行員的待遇也在不斷提高，再加上其家屬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麵的問題都基本解決，王寶玉也有了“新”的變化，工作表現勤奮積極，平時的怨言和牢騷少了，家庭關係也有了緩和，群眾關係日漸融洽。這些“進步”確實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1990年5月，團領導鑒於他“進步”較大，便撤銷了其思想工作重點人。
其實，這期間王寶玉在“積極進步”的掩蓋下，已經開始秘密準備駕機叛逃。他利用訓練和演習的機會，仔細研究周邊國家機場的數據、航線、氣象等方麵的資料，並將相關數據熟記在心。
8月25日，王寶玉終於找到機會，借飛行訓練之機實施駕機叛逃。這時，他已下定決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登機前，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給了與他交接飛機的飛行員，盡管他們是航校的老同學，但這位飛行員還是感到有些奇怪，以為王寶玉是嫌戴手表礙事請他暫為保管而說的玩笑話，所以也沒太在意。隨後，王寶玉轉身登機，旋即起飛，正常出航，到達預定空域後，突然轉航脫離編隊，超低空直向蘇聯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飛去。
引渡與審判
此時，由於中蘇已恢複正常關係，所以王寶玉駕機叛逃事件發生後，兩國馬上啟動了外交程序，以期通過外交途徑使這一問題盡快得以妥善解決。
8月26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與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分別趕赴哈爾濱，就“8·25”事件進行緊急磋商。因為當時蘇聯迫切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正好利用這次事件來向中國表明恢複友好關係的誠意。雙方經談判交涉，決定對這次事件低調處理。對於中方提出飛行員的引渡問題，蘇方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雙方很快達成引渡協議。根據協議，中方安排一架圖154專機直飛蘇聯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引渡王寶玉，同時將其駕駛叛逃的那架殲-6飛機空轉回國。
然而，在具體細節上還是遇到了麻煩。蘇方認為，王寶玉已經提出政治避難問題，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問題應由蘇方負責，同時不能讓王寶玉有絲毫察覺，而且中方不能在蘇聯領土對其實施逮捕。最後，雙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圖154專機艙門為界，艙門以外的各項事務由蘇方負責，艙門以內的事務則與蘇方無關。
為了保證順利引渡移交，蘇方對王寶玉講，蘇聯軍方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如何處理他提出的到美國政治避難的要求。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滯留在這個基地，為了保證安全，決定給他換一個地方等候消息。由於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轉移途中給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諒解。王寶玉欣然同意。
可是，計劃空轉的殲－6飛機由於王寶玉是強行著陸，因而造成輕微損傷，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雙側減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蘇方基地又是一個轟炸機場，既沒有修複能力，又不具備飛行保障條件。但蘇方還是利用機場的現有條件積極給予了保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8月，雖然氣候宜人，但在毫無遮蔽的機場跑道上，蘇方人員還是忙乎得汗流浹背。於是，我方人員便從專機上搬出一箱可口可樂。世一位蘇軍上校接過拉力罐飲料竟不知是何物，顛過來倒過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方人員這才發現這位上校可能還沒見過這種罐裝飲料，便替他把飲料打開請他喝。或許是第一次嚐到這樣的飲料，蘇軍上校一邊翹著大拇指一邊喝，一口氣竟連喝了3罐。
後來，我方人員幹脆把專機上的備用飲料和一些方便麵等食品，都搬下飛機送給了蘇軍的保障人員，這讓他們欣喜若狂。於是，他們盡全力為我方提供保障，甚至連給飛機添加的油料都免收了費用。盡管如此，殲－6飛機的減速板仍未能修複。但我方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飛機留在蘇聯。於是，擔負空轉任務的一位副團長果斷決斷:駕駛打開減速板的殲－6 飛機空轉回國。即使飛不到目的地。萬不得已被迫舍棄，也要讓它留在自己的國土上。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空軍的尊嚴，更關係到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最後，這位副團長駕駛著這架故障飛機，硬是憑著自己過硬的技術和頑強的意誌，將飛機安全地空轉回了祖國。王寶玉被引渡回國後，立即被開除黨籍、軍籍。後被空軍軍事法院以背叛祖國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空軍通過這起事件，舉一反三教育部隊，並製定和完善了各項措施，從而從根本上杜絕了這類問題的發生。因此，這次事件便成了建國以來最後一次駕機叛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