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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部隊為解放台灣練習遊泳 四萬戰士感染怪病

(2009-10-22 14:57:10) 下一個


三野部隊為解放台灣練習遊泳 四萬戰士感染怪病

2009年10月 
瞭望東方周刊


他接管了上海的衛生係統,又用這個係統服務全國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時左右,人民解放軍20軍59師177團向上海市中心挺進。

進入南京路,馬路兩側擠滿了歡迎群眾,從國際飯店向東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隊維持著秩序。蘇州河邊的敵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槍,衛生員張玉龍聽到前麵人群中有人中彈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搶救,卻被人民保安隊中的醫護人員搶先一步救走。

第20軍是上海戰役的兩支主力部隊之一,肩負著解放浦東的重任。敵人在浦東有網狀的地堡群堅守,衛生隊估計會有一場惡戰。可是在向高行、塘橋、張家樓、高昌廟等地進攻時,一路炸藥開道,連續炸毀了敵人用鋼筋水泥構成的地堡群,衛生隊隻收到少量傷員,倒覺得有些“不過癮”。

現年84歲的陳煜軒老人,當時在177團衛生隊材料室工作。“當時我心裏想,在上海人眼裏,不知道對我們這些衛生兵是怎樣的感覺,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夠威武?穿著粗布軍裝和布鞋布襪,是不是顯得土?”

同日,一輛美式吉普穿越硝煙彌漫的十裏洋場,在華成煙草公司門口停住,車裏坐著的人個矮體胖、戴眼鏡---他叫崔義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衛生處處長的名義,負責上海市醫藥衛生及教育機構接管工作。

此前,崔義田已在江蘇丹陽的幹部進城訓練中,按照陳毅的要求準備了一個月。而他在陳毅麾下工作,到此時正好10年。

崔義田是遼寧錦西人,早年就讀於遼寧醫學院。1939年5月,時任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向新四軍後方醫院院長崔義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義田當即表示:“我是東北人,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國奴,很願意到前方去。”從此開始了他與陳毅長達15年的共事。而這最後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兩天後,上海解放。政務院委任崔義田為上海市衛生局局長。解放軍衛生兵給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來的工作。

清除浮厝24萬具

在擁有了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之後,打掃戰場、搞一場大清潔運動,為大上海“清創”,迫在眉睫。

戰爭之後的大上海,並不隻有“萬國建築博覽會”的華美光鮮,廢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屍浮厝(暴露在地麵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從頭開始。

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剛剛運轉起來的市衛生局,就召集有關人員研究整治方案,組織力量突擊清除垃圾。一周內清除堆積垃圾15000多噸,沙袋泥土3189噸,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後,“清潔運動”被納入“愛國衛生運動”,長年不斷。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衛生局殯葬管理所還不斷收到人民群眾的大量來信,要求處理露屍浮厝。比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帶,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複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鐵路沿線的兩側。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層層亂疊,最多達四五層,臭氣四溢,野狗爭食,目不忍睹,嚴重妨礙衛生。

崔義田認為,若一具一具地處理,難以徹底解決問題,遂報請市府批準,進行全麵清除。據統計,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萬具。

還有增設環衛公共設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處垃圾堆積、汙水橫流、汙濁不堪。國民黨軍隊撤退時又進行破壞,不能帶走的設施統統被炸毀。

解放初期,首先是對損壞的公廁、小便池、垃圾箱進行維修。繼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戶區增設活動廁所和簡易廁所700餘座,垃圾箱4000多隻,初步解決公共設施缺乏的急需。

現年87歲、曾任173團衛生隊長的顧定宇向本刊記者回憶說,睡在馬路上的進城解放軍解大小便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溝圍起來當廁所。”

為解放台灣練習遊泳 四萬戰士感染怪病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澤東就責成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組織三野部隊進行攻台準備,抽出野戰軍主力第9兵團的4個軍進行攻台訓練,並兼任上海地區警備。

時任175團後勤處處長兼衛生隊長的孫克文告訴本刊記者:“為了準備渡海攻打台灣,解放軍戰士們開始學遊泳,每天至少兩個小時。十幾天後,許多人出現了發高燒、風疹塊和腿腫等症狀,並波及4萬餘人。”

“麵對這種前所未見的怪病,我們立即向軍部匯報,並通過上海市委向市衛生局尋求支援。最後確診為‘日本血吸蟲病’。”孫克文說。

崔義田組織上海、江蘇、浙江3省市大醫院的醫務人員和各醫學院校的師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隊,開展血吸蟲病的普查和防治。由於抓得及時,措施得力,染病戰士幾乎都恢複了健康。

“這為以後南方各省市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積累了經驗,可以說是部隊醫療成果向地方轉化的成功範例。”後來出任上海長海醫院、長征醫院院長的孫克文說。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華東地區血吸蟲病流行區域涉及4個省市115個縣區,患者人數600餘萬,幾千萬群眾的生活、生產和生育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崔義田親自帶隊深入到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區蘇北高郵進行調研,采取以消滅釘螺為主,同時查治病人,輔以糞水管理的綜合性防治措施,全麵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公共衛生狀況的改善需要漫長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縣才基本消滅血吸蟲病。

“打預防針、防治霍亂、性病等,是崔義田擔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後主抓的大事。”孫克文說。

但是,性病防治作為工作上的一個尾巴,一直拖到崔義田任期過半才解決。

1951年11月25日晚8點,上海市公安局出動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製度在上海被徹底廢止。

複旦大學社會學係專家沈奕斐解釋說,早在解放之初,共產黨已經有想法要取締全國的娼妓製度。但因為上海市百廢待興,而這些娼妓都有各種各樣的病,當時沒有物質條件給她們治愈。

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療性病常用的是青黴素,當時叫作盤尼西林。“在上海醫藥倉庫裏存放的盤尼西林,原來是準備給抗美援朝的誌願軍的。但是治療性病如果沒有這種藥,療效很緩慢。崔義田向市委打了報告,陳毅特批先把婦女教養所這些姐妹們的毛病治好。”

那時盤尼西林非常昂貴。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個療程治愈的話,單單盤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況很多人都已經是晚期。當時黃金的價值是一兩90元,所以治療一個人的費用超過一兩黃金。單單治療性病這一項,在婦女教養所就用去了18萬元。

國防醫學院學生從台北歸來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衛生局的幹部來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經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見,在黨組會議上決策時,有時甚至發生爭吵。

有些參加接管工作的幹部,對上海某些知識分子的工作作風,以至談吐、衣著、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慣。而崔義田總是耐心疏導,要幹部們主動團結知識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義田自己也是個外來戶。

老部下嚴真在《崔義田紀念文集》中回憶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艱難:“在崔部長領導下接管的藥政係統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單位,如X線機修配所不到十個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藥廠還算比較大,亦隻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裏迢迢隨崔部長南下,卻接管這樣一個地方。”

“經深入了解,這裏人才濟濟,我為之震驚。藥廠廠長是國內著名的藥學界老前輩,我國第一部《中華藥典》的編纂者,國立藥專的創辦人孟目的教授。青黴素實驗室的領導人童村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部的醫學博士??麵對這些專家、高級知識分子,我開始感到任務的艱巨與繁重,隻有經常向崔部長匯報情況,以便更好地執行黨的接管政策。”

崔義田既注意發揮從解放區來的幹部和上海地下黨同誌的工作作用,又從政策上關注上海留用人員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員李穆先任副局長(國民黨撤退時委任李為代局長)。

上海解放之初,崔義田就向華東軍區首長請示,在原國防醫學院舊址創辦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由崔兼任部長。

一位隨國民黨撤退到台北的國防醫學院學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聽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陳毅市長的講話,歡迎國防醫學院的師生回上海,到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工作和學習。他托人向崔義田打聽是否確有此事。崔義田指示說:“這個學生你們應該收下,今後如果還有回來的,你們也應該收下。”

5000兩黃金的訂單

崔義田接管了上海的衛生係統,又用這個係統服務全國。

當時,全國有高等醫學院校43所,華東就有19所,占全國院校總數的44%,而有的省區卻一所也沒有。

不久,陳毅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醫學院校問題,發出“麵向農村,走向內地”的號召。私立上海東南醫學院立即響應。

1949年8月3日,崔義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衛生處長的名義,與該校負責人湯蠡舟、張錫琪等談話時表示:“皖北和皖南還沒有一所高等醫學院校,下去辦學,大有可為。內遷以後如有困難還可以來找我們,上海是你們的娘家嘛!”隨後,該校遷往懷遠。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幾天,崔義田還處理了一件大事。他在辦公室接見了一行神秘來客。

1949年春,經過遼沈、平津兩大戰役後,未來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戰軍奉命揮師南下。部隊渡江前後,瘧疾、痢疾、中暑、胃腸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斷發生。四野後勤衛生部雖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這幾種多發病的有效藥物,疾病發生和蔓延的勢頭仍難以控製。

四野下決心,把曆年積存的老家底--- 5000多兩黃金拿出來,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責成四野衛生部派人攜帶黃金,前往剛解放不久的上海買藥。

任務落在了崔義田頭上。他連夜召開市醫藥公司所屬醫藥處和門市部負責人會議,布置任務:“門市部沒有的藥,拿庫存的;醫藥公司沒有的,找私營廠商想辦法。”

崔義田連夜領著四野來人找藥,一個倉庫一個倉庫地巡視,檢查藥品質量,落實采購數量。一連跑了10多個倉庫。次日,購藥小組成員將購到的藥品裝箱、打包,通過水路和陸路發運到漢口。僅半個月時間,數額巨大的購藥任務即告完成。

幾百箱防治瘧疾、痢疾、胃腸炎等南方多發病的應急藥品,立即發到四野各部隊,很快就控製住了疫病的發展。

5年之後,崔義田“北上”。1954年4月,由周恩來總理提名,他調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兼北京醫院院長。(特約撰稿 劉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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