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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收回外國兵營始末:美國人兩次抗議被退回

(2009-10-16 09:25:55) 下一個


新中國收回外國兵營始末:美國人兩次抗議被退回

2009年10月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60年前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激昂的聲音響徹中外:“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沒說過“中國人站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沒有“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而有“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自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中華民族便一改近代百年屈辱外交史,以前所未有的偉力與氣魄,廢除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敢與帝國主義陣營的霸主美國叫板,不懼威脅恫嚇,一舉收回外國兵營,真叫人揚眉吐氣,大呼“快哉”!

“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1月3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受斯大林委派秘密訪問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澤東與他談話過程中,生動又不失幽默地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

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麽都有,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幹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

這段話被專家學者概括成“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9月29日的新政協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毛澤東“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寫進了“總綱”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毛澤東所說的該打掃的“髒東西”,其中令國人深惡痛絕的一項,是外國在中國的駐兵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後,就在首都北京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還有多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兵營。

“國中之國”裏的外國兵營

清朝末年,東交民巷內原本住有中國各式人等,清廷的多個衙門、王公府第也在巷內,還有俄、英、法、德、美等國的使館。

從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起,八國聯軍大舉入侵,血腥鎮壓義和團又攻占了北京。清朝政府乞和求降,於1901年9月7日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內中規定允許列強在中國駐兵,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界”,界內不許中國人居住,由各國派兵保護。

此後,東交民巷內的中國官民被強行趕出,成了單一的外國使館區。各國使館聯合行動,在四周建造了高大圍牆,圍牆上築有碉堡、槍眼、瞭望孔,巷口安裝了堅固的鐵門,由全副武裝的軍士晝夜守衛,門邊常年張貼通告,警示中國人:“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

東交民巷成了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裏邊的外國兵營,成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大恥辱。

十月革命後,蘇聯宣布放棄沙俄在華特權,改兵營為外交人員宿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將兵營讓給了荷蘭,抗戰勝利後,日本、意大利的兵營被收回。至新中國誕生時,尚有美、英、法、荷等國的外國兵營在東交民巷內。

布告貼到了原外國使館門口

1950年1月6日,打掃東交民巷的行動付諸實施,以北京市軍管會的名義征用美、英、法、荷在東交民巷的兵營,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處、北京市公安局外僑管理科、北京市人民政府逆產清管局配合行動。

這天上午,上述四方人員在禦河橋2號北京市軍管會舉行聯席會議,對征用行動作最後的布置。為示有理有節,在策略上采取“先禮後兵”,即先以布告形式通知其交出兵營,對方若是抵製拒絕,則強製征用。

傍晚時分,4組軍管會代表出發,每組4人,2人交涉,一個聯絡,一個攝影,一式的身穿解放軍軍服,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證章。

他們分別來到美國、英國、法國、荷蘭的原使館門前,將北京市軍管會的布告貼在大門邊的牆上。

這份布告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定,報請毛澤東主席圈閱同意。

此前,新中國已公告世界周知,凡國民黨政府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使領館及其外交人員,在新中國與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前,我們不予承認,隻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對待。

荷蘭原領事菲遠以未接到國內移交兵營的指令為詞加以抵製。法國原領事伯亞洛提出抗議,稱收回兵營是國家間的事情,不能由地方機構的北京市軍管會處理。

美國原總領事柯樂布尤為頑固,在得到門口貼上布告的報告後,急忙令人抄錄下來,譯成英文以急電形式,報告國務院。他又打電話給其他國家的原領事互通信息,得到的回答是一樣的,他們那裏也都貼上了北京市軍管會征用兵營的布告。隻有英國領事包士敦例外,說布告貼上後,仍由剛才來的人揭下來收回去了,原因可能與英國已承認新中國有關。原來就在6日下午,他前往中國外交部,遞交了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照會。

美國人的兩次抗議信被退回

其時的美國,已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柯樂布當仁不讓行使職權,通知各國同人明日前來開會,商討應變之策。

會議由柯樂布主持,他要求大家同心協力采取一致行動,拒絕交出兵營。但出乎意料,英國包士敦的到會僅僅出於禮貌,說尚未接到中國方麵收回兵營的通知,與己無涉,先行告辭離去。剩下的幾個顯得底氣不足,說共產黨遠不如國民黨那樣好對付。

1月9日上午,柯樂布來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處遞交信函,信中以《辛醜條約》及與國民黨政府的“新約”為依據,拒絕交出兵營。

北京市的四個執行單位,對於柯樂布如此這般抵製早在預料之中,按預案從容應對,由外事處將信退還,告知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也因此不予承認國民黨政權承認的美國原駐華外交機構及其外交人員,柯樂布隻是普通的外國僑民,沒有資格代表美國政府向中方交涉。

美國國務院得到柯樂布的報告後,指示他寫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交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作進一步交涉。

柯樂布寫好信後,擔心自己送信又吃閉門羹,建議國務院挽出英國政府幫忙,請英國總領事包士敦轉送,因包士敦正在與中國外交部官員洽談兩國建交之事。

美國國務院采納了他的建議,英國外交大臣貝文也答應了,電令包士敦代送信件。

1月13日,包士敦再次來到中國外交部,會晤我西歐司司長宦鄉,略談幾句後,話鋒一轉:“奉本國政府之命,今天在一個問題上作一次美國政府的代言人,僅僅是代言人而已。並無其他任何用意。”說著把信遞了過去,又加了幾句:“我接到本國政府來電,外交大臣貝文先生對於貴國政府收回外國兵營的情況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國政府,對過去條約中所規定給予領事館之權利,並無忽視之意。”

宦鄉回應說:“必須向你指出,我們所征用兵營,是在過去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下造成的,新中國絕不允許它們的存在。外國兵營在中國的存在,不僅是中國的恥辱,也是派兵來侵略中國的外國自己的恥辱,必須也隻有把它們除掉,才能有助於中外之間關係的改進。”

他本是要包士敦將信還給柯樂布的,拆開掃視之下,感到有向中央報告的必要,心生一計說:“眾所周知,美國尚未與我國建交,柯樂布不過是居留中國的僑民,我們不承認他代表本國政府向中國遞交外交公文的資格與權利,也因此拒收此信。慮及中英兩國剛剛建交,為不使你難堪尷尬,所以決定暫時將信留下,待後再派人送給你還給柯樂布。”

毛澤東莫斯科來電:貫徹征用命令

包士敦感謝宦鄉照顧自己的麵子,連聲道謝。回去後,將會見宦鄉的經過告訴了柯樂布。

柯樂布呆若木雞。顯而易見,威脅恫嚇於新中國毫無作用,已是回天乏術的了,而北京軍管會布告中規定“七日後實施”,今天是最後期限,不知明天如何個實施法?不禁憂心如焚。

再說宦鄉送走包士敦後,細看柯樂布的信函,裏邊充滿了威脅恫嚇之詞。

宦鄉將信的抄件上送中央。國家副主席劉少奇為謹慎起見,電告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望即指示”。

毛澤東立即回電:同意1月13日電,貫徹征用命令征用外國兵營,並準備著讓美國將所有在華之舊領館全部撤走。

強製征用行動開始。1月14日上午,北京市軍管會代表分赴各國原領事館。

9點40分,軍管會代表李幻山、譚誌超,及聯絡員、攝影師各一,來到了原美國領事館。

柯樂布聽到報告,忙不迭地走了出來。他已作了最壞打算,估計中國方麵“大兵壓境”,諸如四麵包圍、大隊武裝軍警湧入,甚至出動坦克助威等等。不料隻來了區區4人,並非氣勢洶洶,詫異驚訝之餘,心裏放寬了許多。

李幻山道明來意,通知對方說:“奉北京市軍管會之命,今日接收兵營。”

柯樂布明知交出兵營已成定局,還要故作姿態抗爭一番,滿口外交辭令說:“兵營係美國政府財產,對於此項征用,我代表美國政府提出正式抗議。因征用所引發之後果,應由征用方負全部責任……”

話音未落,就被李幻山擋了回去:“有什麽話可到軍管會去說,我們不負責聽取和回答你的抗議。帶路,領我們去兵營。”他的聲音不高但不失威嚴,柯樂布不敢不聽,在前引路進入了兵營的院子,邊喋喋不休重複抗議。

李幻山一臉嚴肅:“抗議是你個人的事,我們的任務是執行征用兵營命令你必須服從!”

他巡視一圈後,招手將柯樂布叫到跟前:“我們的通知已發了7天了,但兵營裏的物品仍原封不動,毫無撤離的跡象。我警告你,這是有意違抗我軍管會的命令,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你負責!”說罷,囑攝影師拍了下來。

柯樂布不敢再強了,答應盡快將兵營騰出。

1月16日上午。李幻山等按約定準時來到原美國領事館,先讓柯樂布領著,檢查了兵營裏的全部樓房、平房、車庫、貯藏室、遊泳池等,確認已全部騰清,於是逐一登記造冊,辦理了接收手續。

經一波三折,美國兵營的征用勝利達成。對法、荷等國兵營的接收則先已在14日完成。

4月4日,北京市軍管會主任聶榮臻發布第二十九號命令,令英國領事館於一星期內交出兵營。處霸主地位的美國尚且不能抗拒,包士敦隻能做“識時務者”了,在11日下午1點鍾交付完畢,物歸原主。

繼北京之後,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國兵營也相繼收回,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的“駐兵權”被徹底清除。其深遠意義,可用毛澤東給劉少奇電報中的話概括之:征用北京外國兵營的行動,可使外國尊重中國,而不敢輕視中國。(摘自《檢察風雲》200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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