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思想的演變看1962年中印衝突 3

二十世紀的中國和印度

 

對昔日輝煌的眷戀

在西方國家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社會中，印度一直處於殖民統治之下，中國也與歐洲列強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但在20世紀之交，中印兩國開始崛起。兩國民眾都意識到本國在世界秩序中處於落後的地位，都在對過去的曆史進行重新研究與反思，爭取實現國家複興。兩國的民族主義和改良運動，不僅是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為了重現過去的輝煌。中印兩國人民對於祖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以為豪。過去的成就不僅是他們國際地位的象征，還影響著他們對於鄰國以及外部世界的看法。“中印兩國的民族主義者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廣大周邊地區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中印兩國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過去輝煌曆史的影響。

印度的改良運動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其倡導者是拉姆莫漢羅伊大君和梵學家伊斯瓦·維達撒迦等人。拉姆莫漢羅伊大君廢除了寡婦自焚的習俗，維達撒迦則積極主張寡婦再婚，並且幫助建立了印度婦女教育體製。在此後的歲月裏，印度改良運動與民族主義鬥爭密切聯係。印度近代民族主義者有著堅定的觀念——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其影響力遍布廣大周邊地區。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創始人努力探尋可與歐洲相媲美的印度光榮曆史。他們發現，在印度曆史上隻出現過短暫的帝國時代，多數時候均處於四分五裂和自相殘殺的狀態下。但他們並沒有氣餒，將探尋的目標轉向印度次大陸對其它地區的宗教、語言等文化影響。在19世紀初期，印度的改良與變革運動還較為溫和，也沒有要求獨立的傾向。但到了20世紀早期，印度的自由和民族主義運動已經和爭取獨立緊密結合在一起。

中國的改良運動起步較晚。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終於意識到清政府腐敗無能。自鴉片戰爭（1839—1842年）以來，中國多次遭受列強欺淩，國際地位每況愈下。此外，許多中國人也意識到，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結構也是導致國力衰落的重要原因。最終，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促使清政府對實施變革的問題進行認真考慮。而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也使得中國知識界許多人士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並且在此後的幾十年裏一直努力推動國家和社會變革。他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方式，包括溫和改良主義、暴力民族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其中一些方式甚至相互衝突。許多年輕人從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中尋找答案，或是借鑒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中國文學作品中也常常反映出對國家衰落的反思。麵對政治動蕩和經濟滑坡的威脅，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習俗沒能適應情況的變化，並被視為導致中國衰敗的主要根源。

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許多與印度相似之處，也認為中國在曆史上大多數時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還曾經是一個統一的強國，其影響力擴展到亞洲的廣大地區。

 

不可避免的接觸與衝突

中印兩國的傳統影響範圍有相當一部分是重迭的。佐治亞理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高龍江對於印度在1947年3—4月新德裏首屆亞洲關係會議上的政策主張，與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學校課本中的地圖進行了比較研究，並且在他的新作中專門繪製了地圖，形象地展示了中印兩國的傳統影響範圍。高龍江教授注意到，新德裏會議認為，緬甸、暹羅、馬來亞、柬埔寨、占婆、蘇門答臘、爪哇和巴裏等東南亞地區“在宗教、語言、藝術和建築領域曾經受到印度的深刻影響……在這些遙遠的國度，印度文化曾經有幾個世紀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中，緬甸的文字、宗教和正統文學源於印度。在位於今天越南南部和柬埔寨東部的占婆，印度—占婆文化主導了一千年（公元3—12世紀）之久。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印度向這裏的印度教和佛教統治者發出宗教指令，並提供政治支持。印度尼西亞與印度的傳統關係一直延續到15世紀……印度北部的尼泊爾也是在與印度的互動中形成的。印度的影響範圍還曾經延伸到西藏。公元7世紀，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字傳入西藏，此後幾乎沒有任何變化，一直延續至今。印度的傳統影響範圍還包括今天的斯裏蘭卡以及中亞地區。許多學者認為，印度的傳統影響力主要應歸功於佛教的傳播， “大印度”的概念也由此應運而生。

高龍江教授通過研究關於中國附庸國的曆史記載，對中國的傳統影響範圍進行了推測。他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看來，中國影響範圍遍及亞洲腹地、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中國1954年出版的課本中，地圖上清楚地標示了昔日附庸國的地域範圍。這幅地圖表明，從1839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贏得解放期間，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攫取了大量的領土。中國教育部門選取這幅地圖，意在警示國人不要忘記曆史的苦難和創傷，與政府共同努力，洗刷過去的恥辱。中國文化在這些附庸國傳播和滲透，而這些附庸國也從中獲益很多。

正如上文所述，印度雖然文化傳統久遠，但在政治上還是個新興的國家；而中國則在文化和政治方麵都有著悠久的曆史。由於長期缺乏明確的戰略思想，印度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文化領域。而中國則與鄰國保持著密切的政治和文化聯係。鑒於兩國的影響範圍發生重迭，雙方不可避免會進行一些實質性的接觸，無論是在文化還是政治領域。印度對中國的文化影響體現在很多方麵，典型的事例就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不過，由於印度沒有相應的政治中心，與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接觸相對有限。鄭和在與印度的交往中，主要是與南部沿海地區的地方官員打交道，而不是更高層次上的政治領導人。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獨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隨著中印現代政治製度的建立，由於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傳統勢力範圍的影響，雙方關係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或者至少是出現緊張狀態。經過近兩千年時斷時續的文化交往，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終於開始將對方視為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實體，兩國之間的角逐也由此展開。

 

從協作到衝突的中印關係

 

在20世紀50年代，中印兩國都在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國際地位。中國的主要目標是與資本主義作鬥爭，並且於1950年參加了朝鮮戰爭。印度則將自己視為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且將中國的支持和協作作為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尼赫魯在著作《印度的發現》中，用了相當的篇幅突出介紹了過去2000年的中印交往。按照他的說法，西方國家的控製使得中印之間的交往被中止。但隨著中印兩國自豪、獨立地重新屹立在世界舞台，兩國可以將這些交往繼續下去。“如今，命運已經峰回路轉，而過去的記憶仍然印刻在中印兩國人民的心中。新一代虔誠的朝拜者越過高山來到對方的疆土，帶來了佳音和祝福，建立起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友好關係。”這種觀點也得到了印度學術界的讚同。

因此，在中國和平解放西藏之後，印度在1950年的聯合國大會上仍然支持中國。“當時世界上一些國家視社會主義中國為‘洪水猛獸’，但在1955年4月於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29國會議上，印度仍然積極支持中國政府和周恩來總理，並推動中國與亞非國家的交往。”印度還於1954年與中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確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調雙方將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處理兩國間的爭端和誤解。當時印度顯然是在向中國示好，並且不惜在一些問題上做出讓步。不清楚是因為公開材料的缺乏，還是出於其它緣故，當時中國如何看待印度，目前還難以知曉。《毛澤東選集》並沒有論及印度問題，《周恩來選集》也沒有對中印關係進行論述。不過，在辛格博士等撰寫的研究報告《1962年中印衝突史》中卻這樣寫道：“盡管印度將‘和平共處’作為國際行為的準則，中國卻視之為外交工作的權宜之計。”

1950年西藏的和平解放，使得中印兩國從此真正成為鄰國。英國人幾年前就已經預見到了這種結果，並且企圖維持西藏的獨立狀態，稱這是為了讓西藏作為中印之間的緩衝區。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上，中國代表拒絕接受此前英國與西藏代表達成的邊界劃分方案，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管轄，不具備簽署邊界協議的法律地位。雖然印度方麵將該協議作為邊界劃分的依據，但中國政府拒絕接受，稱協議是不合法的。

在當時印度的領導層，隻有內政部長瓦拉巴伊·帕特爾意識到中國抵近印度北部邊境將對中印關係可能造成的影響，他在致尼赫魯總理的一封信中表達了自己的關切：“曆史上，我們幾乎沒有擔心過東北邊境的安全。喜馬拉雅山一直是北部威脅難以逾越的屏障。友好的西藏不會給我們帶來麻煩。但隨著中國軍隊進駐西藏，中國的勢力範圍幾乎抵達我們的家門口，可能會使印度重新處於危險的境況。在尼泊爾、不丹和錫金等北部和東北部鄰國，在大吉嶺地區和阿薩姆邦的部落地區，以及邊境線尚未明確的一些地區，那裏許多民眾與西藏乃至中國有著姻親關係，這可能會給中印關係帶來潛在的消極影響。”

帕特爾進一步分析道：“中國內戰已經結束，而中國堅持對西藏擁有主權，這意味著印度與西藏進行的所有談判都可能不為中國所認可。” 帕特爾認為，對於新近出現、尚未確定的中印邊界可能造成的影響，印度無論是在戰略還是政治上都缺乏準備，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崛起的態勢。在美國布魯克林研究所教授斯蒂芬·科恩看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印度的談判代表和決策者在麵對中國時會感到頭疼。除了少數中國問題專家以外，印度的大多數官員對中國問題知之甚少。在他們看來，中國人難以捉摸，自高自傲，以自我為中心。讓印度官員覺得特別傷腦筋的是，中國似乎以輕視的態度看待印度在地區、在亞洲以及在世界的地位。

真正的裂痕出現在1954年中印協定簽署之後。南伊利諾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瑟·斯坦克認為，在印度看來，協定解決了中印之間包括邊界在內的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國的沉默使印度更加堅定了這種看法。而周恩來總理的態度則不同。他表示，邊界問題之所以沒有被提及，隻是因為解決的條件還不成熟，而且中國方麵對這個問題還沒有進行充分的研究。從那年起，雙方開始競相指責對方侵犯本國領土。

回顧中國戰略思想的發展過程，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周恩來總理的聲明。他的話可以從兩個方麵去理解：一是解決的條件不成熟；二是中國還沒有時間對中印邊界問題進行研究。第二個原因還可以接受，但第一個原因就有些模棱兩可了。德利奧斯認為，中國語言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說半句話留半句話。對中國的戰略利益進行分析，也許會發現中國可能有其它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規劃。曆史上，中國一直希望在周邊地區占主導地位。中印兩國在阿魯納恰爾和阿克賽欽這兩個地區存在著爭議，其中阿克賽欽的戰略位置更加重要。為了維持對西藏的控製，中國需要建立交通運輸線，最佳方案就是修築一條從新疆到西藏的公路——而阿克賽欽則是這條公路的必經之地。事實上，這條公路已經秘密開工。

《1962年中印衝突史》稱，即使印度政府得知這一情況，他們也不會引起足夠的重視，直至中國媒體宣布工程竣工。

實際上，坐等時機成熟並不符合毛澤東“不打無準備之仗”的原則。此外，中國在停火之後一直堅守著阿克賽欽，也是中國實現戰略目標的需要。而印度方麵的反應也表明其戰略思想本質上是被動應對式的。印度政府特別是尼赫魯的觀念還停留在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非正式表態。斯坦克認為，印度的行為表明他們對於中國的戰略意圖似乎真的是一無所知。

在中印爭端的後幾年，印度曾經企圖推行帶有先發製人色彩的“前進政策”，將部隊部署到中印邊境附近地區。不過，多數時候印度的反應是被動的，因為中國幾年前就已經占據了主動。

對中印兩國的戰略思想進行分析，並不是為了就此對曆史事件作出全麵解釋，而是希望為曆史分析提供啟發性的思路。上述推論表明，對中印衝突需要進行更全麵、更深入的分析，特別是要結合中印關係的背景和現狀。本文的目的即在於為未來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模式。

中印衝突對於兩國的影響是不同的。中國鞏固了對西藏的控製，並且使印度這個可能製造麻煩的鄰國暫時偃旗息鼓。而中印衝突正好發生在“大躍進”運動行將結束之際，衝突對於中國國內民眾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而印度從此開始大幅度增加防衛開支，並且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政治。印度評論家施瓦潘·達斯古普塔最近在《今日印度》國際版撰文指出：“從此以後，印度在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不再將自己視為‘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而是開始積極擠身於大國俱樂部。”對於印度的這種轉變，中印衝突的影響不可低估。

 

結  論

 

本文從曆史背景出發，對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中印關係進行了探討。雖然這種曆史分析模式用於研究發生在40年前的事件，但我們應該注意到，昔日的曆史輝煌對於中印兩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顯著的作用。印度人對於1962年的中印衝突一直記憶深刻。因此，對於這些事件的曆史影響，我們不能僅僅封存在曆史檔案裏。

本文著重分析了中印兩國曆史經曆對於文化和政治統一的不同影響。一方麵，中國長期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統一，而印度則是統一的文化伴隨著偶爾出現的政治統一。中國在曆史上大多數時期是作為統一的國家出現在世界舞台，而印度次大陸則是由多個各自為政的國家組成，隻是偶爾實現過國家的聯合。另一方麵，兩國文化的實用性不同，這集中體現在兩國的曆史觀以及對曆史檔案的保存方麵。在20世紀50年代中印兩國處理雙邊關係的過程中，曆史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兩國都是按照曆史上形成的行為模式在行事。

本文從戰略文化、戰略思想以及中印雙邊關係等視角出發，對1962年中印衝突進行了分析，目的在於促進學術界更深入地研究中印兩國的戰略思想及其產生的影響。如今，在世界各個地區以及各種宗教中，正統觀念進一步增強，增進相互理解也就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必要對戰略思想和戰略文化的形成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我們的安全觀念和戰略思想的領域不能僅僅局限於軍事領域，而是需要進一步拓寬。正如蘇布拉馬尼亞姆所言：“在當今世界，國家麵臨的威脅更加複雜，其範圍也更加廣泛，不僅包括可能麵臨的直接入侵，還包括非軍事領域的威脅。國家安全的範圍也更加廣泛，包括食品安全，能源安全，自然資源的保障，以及高新技術的開發，等等。”這使得戰略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2009年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