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社會結構
中國和印度的社會結構都經曆了獨特的發展曆程，並且對兩國的文化習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種姓製度是印度社會的重要特征。這一製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1500年，當時中亞的印歐語係民眾遷移到印度次大陸，與當地民眾共同生活。種姓製度很可能產生於這些民眾之間相互聯係、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印度社會最初是按照社會地位和職業劃分，但後來逐漸演變成更加複雜的體係，將社會人為地劃分為不同的種姓和亞種姓。
“瓦爾納”製度是種姓製度的最初形式。起初，“瓦爾納”的成員資格似乎是以個人技能為基礎，而不是家庭出生、社會地位或財產。然而，到了裏格—吠陀時代末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產生了社會等級世襲製。“瓦爾納”按照地位高低將印度社會分為四個階層：
——婆羅門，包括教師和牧師；
——刹帝利，包括武士、管理者和貴族；
——吠舍，包括商人和農民；
——首陀羅，包括奴仆。
這種分類法為種姓製度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但在幾個世紀以後，印度的種姓製度變得更加複雜，劃分也更細。整個印度被分為數千個種姓和亞種姓，其基本單位是“迦提”，由地方鄉村社團組成。對“瓦爾納”製度的研究有助於學術界全麵了解和掌握印度的種姓製度，但關於印度種姓製度的學術著作主要還是集中在對“迦提”的研究。種姓製度限製了印度的社會流動，同時也成為許多法律論述的依據。種姓製度滲透到印度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就連那些轉而信奉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的民眾，也會將種姓製度帶入新的宗教，從而促使其它宗教中也形成了新的亞種姓。
伊斯蘭教傳入印度次大陸後，印度社會嚴格的等級製度並沒有發生改變，反倒是伊斯蘭教受到了印度傳統習俗的影響。達卡大學國際
與印度情況不同，等級製度在中國並沒有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麵。中國社會的基本觀念是以家庭為中心，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中國最早的王朝——商朝（公元前1766—1122年）。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這種觀念已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將社會視為各種關係和行為互動的聯合體——不僅體現在物質世界，還體現在精神世界——這種互動建立在慈悲、孝道和禮節的基礎上，以促進社會穩定，防止混亂和危機的發生。
但直到宋朝時代，隨著新儒家文化的複興，儒家思想才在中國社會中建立起主導地位。荷蘭萊頓大學已故漢學
印刷術的發明和推廣，為平民進入精英官僚階層提供了便利條件。事實上，印刷術所產生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使人們對於精英階層的構成有了新的認識。官僚階層始終是地位和權力的代表。自漢朝以來，貴族一直在官僚階層中占主導地位，隻有一些文人通過科舉考試被選拔進入這一階層。到了唐朝，科舉製度越來越拘泥於形式。由於費用高昂，應試者人數有限，且多為有權有勢者。而隨著工藝手冊和文學作品的大批量印刷，接受教育已不再是貴族和地主的特權，越來越多的民眾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社會地位和學識的象征——即使是準備考試也可以獲得相應的地位。新興的文人精英階層由此產生，他們不一定很富有，但卻為了科舉考試而刻苦攻讀，這種現象在1200年左右達到頂峰，社會流動性是這一階層的重要特點。事實上，加利福尼亞大學
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官僚階層在國家政策的製定、實施和管理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他們的目標圍繞著一個主題——對“中央王國”實施有效管理。相比之下，印度的官僚階層主要由軍人組成，他們並沒有形成有機的組織體係，其管理也沒能延伸到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麵。印度曆史上唯一一次建立官僚機構的嚐試，就是考底利耶的《政事論》，這部著作也被視為印度政治體製思想的萌芽。然而，《政事論》的思想和見解卻在中世紀早期一度失傳，直到19世紀才得以複興。即使是阿克巴的曼沙布達裏製，也是建立在軍人統治者實施民事管理職能的基礎之上。英國人將官僚機製輸入印度，但印度人直到20世紀之交才獲得了參加官員錄用考試的權利。
中印兩國社會流動性的差異，決定了兩國政治特征的根本區別：在中國，特別是在公元1000年後，印刷術的推廣，以及印度更強的社會流動性，都有利於中國實現政治統一；而印度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政治分裂，地區方言的演化，社會流動性的不足，這些都導致印度政治地區化的形成。
文化傳統和規範
中印兩國文化習俗和規範的發展過程也有著本質差異。兩國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雖然都經曆了實質性的變革，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確實存在著各自所特有的社會和文化規範，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印度次大陸雖然處於政治分裂的狀態，但印度文化也有自己的核心，這就是產生並體現於印度最主要宗教的印度教文化。許多人認為，印度教不僅是一種宗教，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沒有語錄或手稿，沒有形成社會製度，也沒有先知或預言。關於印度教，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沒有固定模式的信仰”。這種“無固定模式”的特點也使得印度教可以適應並且吸收許多外來文化特征，同時滲透到印度基督教徒、猶太人以及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這正是以印度教為基礎的印度文化的優勢所在。
迪特瑪爾·羅特蒙特和赫爾曼·庫爾克在《印度史》中對印度文化的發展曆程進行了探討，認為有四個因素對中世紀早期印度文化的形成具有關鍵的影響。首先是地區王國的出現，其次是婆羅門教向印度教的轉化。而方言和地區性政治中心的演變，則推動了地區文化或亞文化的發展。
盡管印度社會發展表現出地區化的特征，但印度教文化作為聯係印度人民的紐帶，一直深深地植根於印度大眾之中。美國蘭德公司戰略分析家喬治·坦納姆注意到：“許多印度人都有這樣的觀念，即文化是印度生活的主要特征。而這種觀念對印度社會產生的影響，比文化本身還要大。” 在印度人的潛意識裏，印度是一個建立在“雅利安國”概念基礎上的文化實體，即一個由亞歐語係人組成的統一的印度。而印度的種姓體製雖然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種種缺陷，但它在維護印度的文化實體地位方麵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與部落體製不同的是，種姓體製是橫向而不是縱向地劃分社會階層。因此，在社會的上層，對南部地區的婆羅門而言，與北部地區婆羅門要比與本地區下級階層的關係更近，反之亦然。各邊遠地區朝拜聖地的分布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喜馬拉雅地區的阿馬爾納特和克達爾那司，阿薩姆邦的迦摩佉耶，泰米爾納德邦的肯亞庫馬裏，以及古吉拉特邦的德瓦爾卡。這些朝聖中心也形成了印度的文化疆界。而印度兩大史詩《摩嗬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的影響範圍一直延伸到那加蘭邦、泰米爾納德邦甚至阿富汗，更證明了這一點。
印度教文化有一些基本觀念得到了廣泛認同，包括遵守教規，因果報應，命運輪回。在印度人看來，生活是實用主義、現實主義、宿命論和消極主義平衡運動中產生的複雜的綜合體。印度教文化對印度生活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包括邏輯性、情感、傳統、天數和直覺。這些觀念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印度人相信生、死、複興的輪回不僅僅是人類的命運，而且代表著宇宙的運轉。
研究中國文化，絕不能忽視儒家思想的廣泛影響。早在漢朝時期（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儒家思想就已經在中國獲得了正統地位，此後也一直得到皇室的推崇。儒家文化的經典著作——《大學》中的基本思想正是源於這一時期，並且對個人的自強不息及其對家庭、國家以及世界和平的積極影響作了係統論述。按照儒家思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其所作所為也必須尊重他人的社會地位。“以君為君，以臣為臣；以父為父，以子為子。”因此，社會視為各種關係和行為互動的聯合體——不僅體現在物質世界，還體現在精神世界——這種互動建立在慈悲、孝道和禮節的基礎上，以促進社會穩定，防止混亂和危機的發生。在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這種觀念也再次得到了體現。“中國自視處於世界的中心，向國內外推廣自己的文化知識和官僚體製。”
不過，儒家思想在中國普通民眾中並沒有得到一致認可，
儒家學說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宗教？這個問題不好回答。許多人認為，儒家學說是“關於道德和政治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嚴格地說屬於世俗的範疇。”不過，哥倫比亞大學儒家學者
實用性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主要差別。在中國文化中，實用性不僅體現在儒家學說的世界觀，還在中國人的曆史觀以及檔案保存中得到了反映。中國人對曆史檔案非常珍惜，特別是那些得以流傳至今的地方城鎮和鄉村的文字記載，這些檔案是中國曆史學者寶貴的信息財富。印度人對曆史似乎並不關注，這可以歸因於政治和體製因素以及生活哲學。重視保存曆史檔案，可以對過去發生事件的細節進行梳理和思考，這對於預測未來發展前景很有幫助。
我們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文化和政治統一是中國曆史的特色，而在印度曆史上隻是偶爾實現過短暫的政治統一。整個印度次大陸的政治製度是脆弱的，並且常常被打破。因此，中國在曆史上大多數時期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出現在世界舞台，而印度次大陸多數時期處於分裂狀態。社會和文化因素使這種差異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與政治進程密切相關。官僚體製使中央集權得以維護，而這種傳統和慣例逐漸影響到廣大民眾。在印度，社會和文化發展與政治進程並沒有多少聯係。
中印戰略思想的形成
這一部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不同的曆史發展進程，是否會形成不同的戰略思想？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在戰略思想方麵有著悠久的曆史傳統。而對於印度的戰略思想，目前所掌握的情況還難以讓學者們形成一致意見。
印度戰略思想的形成
有關印度戰略思想的研究成果並不多，這也表明印度人對戰略思想不是很重視。事實上，近年來這方麵唯一一項研究成果的作者還不是印度人。喬治·坦納姆的著作《印度戰略思想的闡釋》，正如標題所示，並沒有對印度戰略思想進行全麵係統的研究，而是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對印度戰略思想作出的說明和解釋。坦納姆也注意到，印度基本上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思想和戰略規劃。在印度國內，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主席蘇布拉馬尼亞姆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在與作家阿米塔夫·戈什的一次會談中，蘇布拉馬尼亞姆稱印度是非教條主義社會，即使在宗教信仰方麵也是如此。在他看來，印度在處理國內問題上也表現出這一特點——對付反叛分子的辦法不是消滅他們，而是爭取讓他們歸順。
研究印度問題，必須考慮到印度文化曆史悠久但政治曆史短暫的特點。正如前文所述，印度文明雖然是文化的統一體，但在政治上卻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使得印度戰略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坦納姆認為，印度曆史的主要特色無非就是種姓製度、地區化和語言。因此，印度戰略思想主要體現在各地區國家相互之間的競爭和戰爭中。《政事論》中的“曼荼羅”地緣政治思想，就是這種地區國家間互動的典型範式。根據“曼荼羅”思想，國家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同心圓來分析：在各層圓圈中，一個國家最直接的鄰國總是被視為敵人，而緊接著的外圈即敵人的鄰國被視為朋友，依此類推。而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建立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之上。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指出：“處理對外關係可以有6種方案：和平共處，戰爭，中立，進攻，聯盟，還有雙重政策，即與一國實現和平，而對另一國發動戰爭。”雖然具體的文字在一千年前就已經失傳，但這些基本原則卻流傳至今，並且得以付諸實踐。
非擴張主義也許是印度戰略規劃的特征之一。但如果就此認為印度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恐怕會招致非議。事實上，印度政治統一的曆史並不長，他們究竟是崇尚和平還是推行領土擴張，還難以下定結論。在機會出現時——例如在莫臥兒和孔雀王朝時期——擴張主義也曾一度在印度盛行。在坦納姆看來，印度對宿命論和現實主義的推崇，以及印度人的曆史觀（尊重曆史但沒有記載和研究曆史），也對印度的戰略規劃有著消極影響。相比之下，在中國精英階層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對於戰略規劃則更為實用。
印度戰略思想本質上是被動式的。印度軍隊很少會對戰略環境主動進行研究或采取行動：大多數反侵略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不是發生在邊境地區，而是在印度次大陸的腹地。這種趨向一直延續到現在。印度前空軍司令蘇裏元帥曾經指出，印度空軍作戰思想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的。坦納姆記得蘇裏元帥在談及巴基斯坦努力研發先進的預警係統時曾經表示：“等到巴基斯坦真的具備了這種預警能力，我們再研究應對方案。”
在過去的一百年裏，印度自由和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一直在努力促使印度的政治聯係更緊密。但他們並沒有考慮在印度次大陸建立起一個能夠持續較長時間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也沒有進行過長遠的戰略規劃，使得印度外交政策的實施顯得不太切合實際。這也是當代印度將長期麵臨的戰略挑戰。
中國戰略思想的形成
與印度的情況不同，關於中國戰略思想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都是碩果累累。古代時期，中國戰略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武經七書》，其中包括孫子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在中國曆史上，《武經七書》是曆朝曆代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的必讀著作。近期的研究成果包括蘭德公司出版的兩部作品。其中，中國軍事問題專家馬克·柏裏斯和亞柏拉姆·舒爾斯基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軍力使用方式》中，兩位作者引經據典，對未來中國軍力使用的方式進行了分析。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艾西利·特利斯和邁克爾·史文在《中國大戰略》中，對中國戰略的曆史發展和現實情況進行了更為全麵、更具權威的研究。澳大利亞邦得大學學者羅西塔·德利奧斯在《中國戰略文化——曆史的傳統》中，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當代中國的防衛思想進行了剖析。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則在《文化現實主義： 中國曆史上的戰略文化和大戰略》中，對《武經七書》的文本和明朝外交決策進行了比較研究。
研究中國戰略思想，必須考慮到中國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都有著悠久的曆史。政治上的統一使中國可以對國家治理和未來發展進行更深刻的思考。此外，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發生內亂，特別是在麵臨外來威脅的時候。中國邊界防守薄弱，曆史上屢次遭受外敵入侵，因此大多數中國人常常將內憂和外患聯係起來。而中國的官僚機構一直按照中國的行為規範運轉，這種官僚體製主要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原則，其核心內容是在社會內部和對外關係中建立和維護等級製度。但特利斯和史文也注意到，中國統治者在製定政策時也會注意聯係實際。“當遇到強大的現實或潛在敵手時，他們也不會死抱著三六九等的原則不放。”
中
學者們結合曆史資料和分析研判，對中國的戰略文化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國內的社會動亂和鄰國的入侵，是中國的兩項基本的安全關切。特利斯和史文對中國封建社會早期曆史進行了跟蹤研究，發現鄰國之間的絕大多數戰爭都是為了消除潛在的危機。德利奧斯也認為，“根據中國的戰略傳統，包括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隻有在有把握取勝的情況下才發動反擊。”毛澤東本人就曾說過：“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因此，中國戰略思想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保持耐心，再就是要一鼓作氣。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2009年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