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我為國王們講授祖先的曆史，是為了讓他們以史為鑒。人類社會有著悠久的曆史，而未來則是曆史的延續。
——引自馬姆杜·庫亞代《鬆迪亞塔——古馬裏史詩》
邊境線就是鋒利的刀刃，決定著戰爭與和平，決定著國家的生死存亡。
——喬治·寇鬆勳爵（1898—1905年任駐印度總督，
1919—1924年任英國外交大臣）
從戰略思想的演變看1962年中印衝突
作者：哈弗福德學院曆史係研究生
阿魯納布·高許（印度）
編譯：王濤
中印曆史對比分析
地理環境的影響
在2億多年前，印度大陸板塊緩慢但卻執著地漂過古地中海，向著亞洲大陸板塊襲來，預示著印度和中國將發生對抗。而在大約6千萬年前，這兩個大陸板塊迎麵發生碰撞之後，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喜馬拉雅山，由此構成了20世紀中印衝突的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在中印兩國的曆史進程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對於兩國的強國目標和安全理念的確立。隨著曆史的發展，中印兩國的疆域也在變化。如今，兩國境內都有一些地區在曆史上從未完全控製過。因此，在關注兩國的地理環境時，我們將更注重其所處的地區，而不是目前的邊界線。
南亞地區四周有著獨特的地形特征：西北和東北部分別是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西南和東南部分別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這也使得南亞被冠以“次大陸”的銜稱，而印度在該地區中有著明顯優勢。賓迪亞山將南亞地區大體分割為北區和南區。北區主要由
中國的地形以山區為主，主要山脈包括天山、昆侖山以及喜馬拉雅山的一部分。西藏位於中國西南部，戈壁沙漠則位於中國北部。中國主要有三大河係：
地形地貌對於印度次大陸相關國家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有著重要影響。在國內政治方麵，由於北部山區和南部海灣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南亞次大陸似乎有些與世隔絕，這裏隻是發生過零星的幾場侵略戰爭，但這些戰爭大都蔓延到整個地區。侵略行動主要發生在北部富饒的平原地區，這裏的戰略地位也就顯得更加重要。北部地區適合農業耕種，在這裏建立的王國國土麵積也比較大；而在南部沿海地區建立的王國普遍麵積較小。北部地區在遭受雅利安人入侵的同時，也逐漸融合了印歐語係的文化；而南部地區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傳統的德拉威語言文化，這裏臨近海灣，有著濃厚的航海文化傳統。在這一地區，特別是中南部地區的不同水係，逐漸形成了語言和文化上的細微差別。因此，在外界看來，印度次大陸似乎是一個整體上的地理概念。事實上，次大陸內部各個地區還是有著實質性差別。
從外部看，印度次大陸位於現代世界的地理中心。在東半球的地理版圖上，如果在非洲南部與俄羅斯東北部以及澳大利亞與英國之間分別劃一條連接線，印度恰好位於這兩條連線的交點。
不過，不知道印度次大陸的居民自己是否意識到，處於世界的地理中心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在曆史上，地理中心位置使他們處在國際貿易的戰略要地。無論是陸上貿易還是海上貿易，印度都是必經之地。事實上，沿著絲綢之路交易的貨物中，有相當一部分被運到印度西北地區，再從那裏裝船運往歐洲。美國曆史學家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所謂的印度洋貿易，早在一千年前就逐步取代了絲綢之路在世界貿易中的主導地位。而印度正好位於這些海洋貿易航線的中心。
由於中國的地理特征，大多數人口集中在東部和東北部的江河流域。中國一直麵臨著西伯利亞大草原遊牧部落的威脅。與印度次大陸相比，中國的地區差異並不大。南部地區盛產大米，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也因此得到拓展。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在過去兩千年裏一直是全球貿易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印度一樣，中國也實行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開展貿易隻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絲綢之路”正是根據中國出品的絲綢產品命名。而中國在貿易中隻需要購進馬匹。此後，隨著海洋貿易的出現，中國的貿易也得以延續，但仍然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
總而言之，中印兩國的地理環境既使它們在全球貿易體係中占據重要地位，也使它們一直麵臨外敵入侵的危險。中國北部邊境承受的壓力很大；而印度則由於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隻有幾條通道可以進入大陸的腹地。地理環境還使兩國民眾之間的交往受到了限製，特別是印度的地理特征促使這個國家形成了單一的文化氛圍，雖然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政治進程與體製建設
中印兩國政治體製的形成已有幾千年的曆史。印度的城市化生活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時期，並於公元前2500年達到頂峰，影響範圍延伸到巴基斯坦大部以及包括印度旁遮普、古吉拉特和拉賈斯坦邦等在內的廣大地區，甚至還向東拓展到恒河平原。中國最早的王朝則是公元前1766—1122年的商朝。不過，中印兩國第一次實現政治統一都發生在幾個世紀以後。
海德堡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迪特瑪爾·羅特蒙特和弗賴堡大學印度問題專家赫爾曼·庫爾克在著作《印度史》中，對印度次大陸早期國家建立的過程進行了探討，並將這一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在公元前6—7世紀，在經過多年的競爭之後，有16個強國脫穎而出。在此後的帝國時代，其中的某一個王國會建立起相對於其它王國的支配地位。公元前4世紀，旃陀羅笈多·孔雀在印度次大陸建立了龐大的孔雀王朝。發表於公元250 年的《政事論》，其主要內容就是對這一時期政治經濟體製的論述。孔雀王朝（公元前322—185年）延續了大約140年，其間控製了印度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孔雀王朝在印度次大陸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機製性挑戰，那就是如何控製整個次大陸，在一個擁有多個民族、語言、宗教和習俗的地區實施管轄。
旃陀羅笈多的孫子阿育王是孔雀王朝最有名的君主，他以獨特的方式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阿育王在孔雀王朝的統治時期相對較長，在此期間，印度曆史上第一次有了較為完整的檔案記錄。阿育王以《正法》為基礎實施統治。他借助文化的作用，促使不同階層、各行各業的民眾共同效忠於國家。以現在的觀點看，當時的孔雀王朝實際上並不具備建立國家的條件，但有了《正法》的凝聚力作用，孔雀王朝中央集權製政體可以對王朝實施有效的管轄。“當時在那個文化多元化的社會裏，如果一個政體能夠實施有效的統治，其中肯定有某種成功的因素。而《正法》一直在發揮著黏合劑的作用。”
如今印度的領導人也麵臨著當年阿育王遇到的問題。尼赫魯大學曆史學家羅米拉·塔帕教授認為：“阿育王已成為當今印度民眾心目中的聖賢。他崇尚非暴力思想，並且積極推行和平共處政策。印度人認為，是阿育王建立了印度的政治傳統，包括反對暴力，包容各種政治和宗教信仰。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了許多個世紀，並且在甘地的政治哲學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作為一代君主的阿育王已經融入印度的曆史進程之中，但他的思想卻得以源遠流長。在印度的曆史長河中，阿育王的名字一直為國人所熟知，他頒布的法令一直流傳至今，中世紀的一些法典也借鑒了阿育王的經驗。但遺憾的是，阿育王最著名的《正法》卻沒能保存下來。此後印度的
無論是出於曆史原因還是事過境遷，阿育王的思想和政策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結果導致印度次大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其中，一些大國在北部地區繼續存在；而南部和東部地區還是以小國為主。
在孔雀王朝之後，印度次大陸的北部地區仍然是一些大國占主導地位，不過這些大國的控製範圍從未向南越過賓迪亞山。這些大國中最有名的是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這也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視為印度文化的鼎盛時期。在印度次大陸的南部地區還是以小國為主，他們既締結聯盟對抗北方，又相互衝突爭奪地區主導權。
從6世紀到15世紀，整個印度次大陸一直處於政治分裂狀態。在此期間，伊斯蘭教於10世紀傳入次大陸，並於13世紀初在德裏紮根。他們和早期的匈奴以及其它入侵者一樣，都是通過興都庫什山的通道進入印度次大陸，其控製地域以北部平原為中心。
在南部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獲得了獨立。在公元550年左右，印度文化越過孟加拉灣傳入東南亞，並在那裏生根發芽。不同文化的交往最先發生在印度的泰米爾納德邦。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在孟加拉、比哈爾、奧裏薩邦以及東南亞地區，跨文化交流已成為普遍現象。但是，文化交流並沒有對這裏的政治體製產生影響。
在莫臥兒王朝時期，印度次大陸再次實現了統一。莫臥兒王朝的祖先蒙古人在幾個世紀前曾經控製了從東歐到中國的廣闊領土。莫臥兒王朝再次遇到了阿育王曾經解決的問題。阿克巴大帝被普遍認為是莫臥兒王朝最偉大的君主，他在統治期間（公元1556—1605年）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製。“事實上，在對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的管理和控製方麵，阿克巴大帝比孔雀王朝以及英國人做得都要好。在征服了這些地區之後，阿克巴大帝從當地人中間選拔管理人員，他的莫臥兒後裔以及早期的英國殖民者也都借鑒了這種做法。”
在民族統一問題上，阿克巴大帝有兩個重要主張。一是他的宗教融合思想，他主張將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合並，這集中體現在他嚐試建立“神聖宗教”的努力。二是他的建軍思想。他認為在保持較大規模後備軍的同時，有必要建立一支常備軍。不過，即使是在莫臥兒王朝的鼎盛時期，其勢力範圍也從未擴展到印度半島的南端以及東北部地區。
在英國人殖民統治時期（公元1858—1947年），印度次大陸曆史上第三次實現了統一的管轄。正是在這段時期，現代民族主義思想開始在印度萌芽。縱觀印度曆史，大多數時期主要表現為地區分裂的特點，其間隻有三次由強國實現了印度次大陸大部分地區的統一。此外，印度北部地區一直麵臨著中亞的威脅；而南部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由於海洋貿易的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海洋戰略定位，因而較少受到北方的影響。
公元前221年，隨著秦朝的建立，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中央集權。在此前的幾個世紀，諸侯紛爭是中國曆史的主要特征，特別是在戰國時期（公元前770—221年）。秦朝之後是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國“漢族”的名稱也正是源於這一朝代。此後中國經曆了一係列封建王朝的變遷，其中多數王朝以北方地區為中心，南方的大片農業耕種區也在控製範圍之內。
當時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北部西伯利亞大草原能征善戰的遊牧部落。自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以後，來自北方的威脅一直困擾著中
在唐朝之後的宋朝（960—1270年），北部草原部落出現了一些強國，其中最有名的是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為此，宋王朝對長城進行了維修和加固，作為北部邊境的防禦屏障。學者們將宋朝視為“中國曆史長河的分水嶺”。導致曆史發生轉折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其中一些內部因素產生於應對外來威脅的過程中。對契丹遼國入侵的擔憂，加之農業革命的發生，印刷術等新技術的發展，以及公路和運河等基礎設施的改善，為宋朝的經濟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契丹遼國的入侵最終迫使宋王朝在後期將首都南遷。
研究中古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新生代學者代表、哈弗福德學院
元朝之後的明朝（1368—1644年）又重新恢複到漢族的統治。明朝時代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與先前的兩個朝代相比，明朝時期政治相對穩定，也沒有外來威脅。這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國處於相對有利的環境，還由於明王朝未雨綢繆，對鄰國可能的崛起預先采取了應對措施。明王朝還努力在境外擴大影響，一個典型的事例就是在1405—1433年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的“鄭和下西洋”，其艦隊抵達非洲、印度沿海及東南亞地區。
在清朝（1644—1912年）時期，中國從封建時代逐步進入現代社會。在這一時期，大清帝國的領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在中國疆域之內。保羅·史密斯認為：“經曆了宋—元—明的變遷時代之後，清王朝的統治方式仍然延續了12世紀的傳統。當時的蒙古部落以及中央和地方貴族，都是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政治勢力。到了清朝時期，王朝對疆域內不同區域的統一管轄比曆朝曆代都要強，將長城視為國境線的觀念也從此消除。”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中國自視為世界的中心。“中國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世界的中心，並且將儒家文化視為處理對外關係的模式。中國還認為，其它國家應該承認和接受中國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納貢製度就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之一。“這表明中國皇帝在處理與外國國王關係時講究儀式，希望外國國王能夠對自己表示謙恭和臣服——至少要讓中國人這麽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15世紀的鄭和下西洋，以及中國參與東南亞、蒙古和西藏地區事務。清朝時代的許多中國學者也抱有政治雄心和儒家世界觀。不過，中國在清朝後期又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總的看來，“中央王國”觀念是中國曆代王朝一個顯著的政治特色。保羅·史密斯甚至認為，即使是少數民族統治期間，這種觀念在中國仍然得以延續。
與中國相比，南亞次大陸在曆史上大多數時期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建立統一帝國的時候很少，而且都是許多年以前的事。而統一帝國卻是中國封建政治體製的典型規範。“中央王國”觀念在中國一直存在，但印度次大陸卻沒有。隻有阿育王和阿克巴大帝具有政治眼光，將印度次大陸視為統一的整體。(待續）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2009年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