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9月20日電 題：我的1949
黎雲、白瑞雪、徐海平
一個甲子輪回，所有的親曆者仍然清晰地記得1949年的每一個細節。
不是因為記憶力太好，1949，實在是刻骨銘心。
1949，除了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那一聲震驚世界的宣告，發生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1949——戰鬥還未停息，犧牲仍在繼續
這一戰，恰好在天安門第一次升起五星紅旗之時打響。
這一戰，就是衡寶戰役。第四野戰軍奉命一路南下，尋殲“小諸葛”白崇禧部，進至衡陽、寶慶一帶。
9月30日，四野135師405團團長韋統泰帶領全團到達湘潭一帶集結，上級已經傳達了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韋統泰拿著收音機搜索相關消息。
10月1日，135師進入進攻出發陣地，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解放軍將采取大迂回大包圍的方式，切斷白崇禧逃往海南島和大西南的退路，迫使其與我決戰或投降。
戰爭，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成立而變得順利，它依然殘酷。
白崇禧很快發現了解放軍的意圖，在衡陽、寶慶一帶組織防線，為國民黨部隊撤離贏得更多時間。四野此時卻一度判斷，白崇禧是要組織反擊作戰，馬上命令部隊停止前進。
意外出現了。已經進入出發陣地的135師電台失靈，沒有接到停止前進的命令，按原計劃向前突進，孤軍深入。
此時，人民解放軍受閱部隊正在天安門前走過，405團也穿進了敵人的心髒附近。
“我們和敵人都沒想到，突然就攪和到一起去了。”韋統泰說。白崇禧也大驚，腹地怎麽突然冒出一支共軍。
“我們團被圍了起來，團部大門都被敵人機槍封鎖起來。”韋統泰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第7軍本來就是白崇禧的主力，有“7軍在，白不倒”的說法，戰鬥力很強。
韋統泰說：“白崇禧是下決心要吃掉這支脫離作戰集群的部隊。”
戰鬥從開國大典那一天打到了10月5日，135師各團被分割包圍，有的營被迫退入深山老林，與主力失去聯係；有的則固守山頭，等待增援。
奇妙地是，135師失靈的電台突然又接通了。收到電報的四野司令部也大吃一驚，既擔心135師會被包了“餃子”，又認為是個難得的戰機，馬上命令部隊三路並進，迅速增援135師。
轉機在9日出現了。在增援部隊的策應下，135師各團開始組織反擊。
“我和政委、副團長帶營以上幹部去看地形。剛到半山腰，就見對麵山路上全是敵人。”韋統泰回憶，20倍望遠鏡裏，敵人穿著清一色大褲衩子，都是美式武器。
“我馬上決定要打掉它。”韋統泰說。
韋統泰並不知道，他看到的，就是敵第7軍軍部，他馬上要發動的，是一場“斬首”行動。
地形對韋統泰的團並不利，敵人在對麵山梁上行進，居高臨下。要想衝進敵群，必須淌過一條20多米寬的小河，還有300多米無遮無攔的稻田。
韋統泰做出部署：參謀長張維帶3營，副團長韓懷智帶2營，自己和政委荊健帶1營。全團不留預備隊，一口氣全放出去。韋統泰對部隊說：“所有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衝過那片開闊地，無論倒下多少人，在拚刺刀前都不準停留。”
“你稍微一猶豫，就不可能衝垮敵人。”韋統泰說，“程咬金是三斧子，我們就靠這一斧子。”
一個團的兵力，就這樣如猛虎撲羊一樣，全體向敵人衝殺過去，任憑敵人火力封鎖，不斷有人倒下，就是沒有人停下。
兩軍很快滾到了一起，3營運氣好，衝進了敵軍戰鬥力最弱的衛生營。韋統泰親自率領的1營卻紮進了敵軍戰鬥力最強的警衛營裏。“敵人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全是衝鋒槍，狂傲得很。”韋統泰回憶。
戰鬥從下午4點左右一直打到天黑。俘虜抓了不少，韋統泰在稻田地裏畫個圈兒，讓俘虜在裏麵待著。
當一麵“猛虎撲羊群”的錦旗送到405團時，韋統泰親率的一個營兵力加起來不足一個連。
其實，從戰役規模上來說，衡寶戰役不算是解放戰爭的重頭戲——但，它卻標誌性地告訴後人，雖然新中國已經成立，犧牲仍在繼續……
1949——他們不是軍人，卻以起義的方式擁抱祖國
就在韋統泰率領405團像猛虎一樣撲向第7軍軍部的時候，他的頭頂上，飛過了12架民用客機。
那是剛剛脫離國民黨政府，從香港回到人民政權懷抱的“兩航”起義北飛機群。
1949年11月9日，隸屬於舊中國僅有的兩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民用客機，在中航公司總經理劉敬宜、央航公司總經理陳卓林的帶領下，從香港秘密起飛，先後降落在北京和天津。
臨時參加起義的機械員甘嘉霖甚至什麽東西都沒帶，隻穿了一身單衣下了飛機，前來迎接的我軍幹部馬上找來一身棉衣褲給他穿上。
雖然不是軍人，“兩航”人員的義舉，仍然被稱為起義。60年後，“兩航”起義的親曆者談到當年，仍然唏噓不已。
87歲的陳耀寰回憶，1949年5月，軍管會在上海接收中航資產時發現了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飛機及各種設備，均應妥善保管，並清點造冊，將來移交給新政權。”
寫這封信的正是中航總經理劉敬宜。1949年初，兩家航空公司按照國民政府的要求搬遷到了香港，並計劃遷往台灣。
陳毅、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兩航”人員渴望回歸的強烈願望，當即向中央遞交了《爭取兩航公司的工作報告》，建議策動“兩航”起義。
建議很快被中央采納，周恩來親自進行部署。
1949年8月，劉敬宜曾經的學生、我黨幹部呂明，還有尚留在大陸的央航副總經理查夷平作為特使，秘密潛入香港，開始策反“兩航”。
“當時‘兩航’飛行人員的收入不菲，機長月薪有2000美金。”定居香港的北飛機長林雨水回憶，但“兩航”員工大多根在內地，也有不少是立誌“航空報國”的華僑，他們渴望國家繁榮，民族強盛，不願意去台灣。
經過艱苦細致的接觸、談話，在央航公司總經理陳卓林決心起義後，中航總經理劉敬宜也決心一同起義！
舉事前夜，劉敬宜用英文給美方副董事長寫了一封信：“‘中航’是一個中國的航空公司，它必須回到中國，在中國恢複工作。”
11月8日的夜，對於“兩航”人來說是激動而緊張的。他們一一通知已經購買了機票的客人，說飛機有故障不飛了。
翌日5時許，12個起義機組、56位義士按計劃進入香港啟德機場，在地麵人員的配合下，機組辦理完各項手續，打著手電找到自己的飛機。
國民黨空軍前戰鬥機飛行員、“飛虎隊”成員機長林雨水是目前兩位健在的機長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兩歲的女兒林慰慈也帶上了起義北飛的飛機。
60年後，林雨水老人說：“我那天帶了一把手槍，當時就想，國民黨特務如果不讓我走，我就拚命。”
“飛往台北”“飛往重慶”“飛往海口”“飛往……”各架飛機依次向塔台報告了虛假的飛行計劃後。6時，12架飛機幾乎同時發動。10分鍾後，央航機長潘國定駕駛“空中行宮”號，率先起飛。
6時30分左右，12架“兩航”飛機載著大量航空備用器材，在脫離香港機場塔台控製後，立即調整航向，向北飛去。
為防止國民黨空軍戰鬥機起飛攔截，北飛機群保持高度警惕。
機群飛過長沙約10分鍾，一個盼望已久的聲音出現在無線電裏：“這裏是武漢人民廣播電台，這裏是武漢人民廣播電台！”這個親切的呼號，15秒鍾一次，反複播放。
這是黨中央為“兩航”起義飛機特地安排的無線電信號。各機艙裏一片歡呼，有的機組興奮地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時15分，潘國定駕駛“空中行宮”在北京西郊機場安全落地。其餘飛機按照計劃由陳達禮帶隊，也分別於9日中午和下午陸續安全降落在天津張貴莊機場。
劉敬宜、陳卓林發表起義通電，歸附中央人民政府，並號召更多“兩航”留在香港的人員回國效力。
這個消息用電波迅速傳遍海內外，震驚了世界。
“兩航”起義不但為新中國民航事業提供了人才、技術和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兩航”起義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機構相繼效仿，起義脫離國民政府。
如今，“兩航”起義的12位機長大多已經故去，兩位健在的機長，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還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們聽到了解放的炮聲，卻在黎明前最後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慶墊江縣城的盛國玉已經83歲了，她至今也不知道，當年為何會把她關進那個恐怖的渣滓洞裏。
據說是因為特務在搜查一個地下黨員時，從隨身的本子上發現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務把她從縣城帶到重慶，關進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個牢房的，還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裏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殺中，盛國玉成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這一天，解放軍已經突破了重慶外圍的白馬山防線，先頭部隊距離重慶不到50公裏。
這一天，距離重慶解放隻有3天。
“當時我並不知道新中國已經宣布成立了。”盛國玉回憶，當時職務高的共產黨人關押在白公館，他們能看到報紙，知道一些消息，但關押在渣滓洞的難友們知道的不多。
盛國玉關進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風。她說：“很多人都猜想，重慶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國玉記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盛國玉回憶，有特務到女牢門口喊：“江雪琴，出來！”
江雪琴，是江姐在獄中的名字。
對麵樓上的男牢裏也有男同誌被押下來了。大家馬上就意識到，特務要殺人了。
盛國玉回憶：“江姐沒來得及跟我們說什麽，我隻看到她把一直帶在身上的相片拿出來親了親，然後又裝了回去。”過了很多年，盛國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張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沒有回來，“大家都說江姐肯定已經死了。”盛國玉也感覺空氣中到處有血的味道。
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樂山澆得淒涼悲壯。
盛國玉上床準備睡覺，突然聽到特務挨著牢房提人。“不到一個小時，出去了兩批人。”她說，“過了一陣，特務進女牢喊我們都出去，說辦移交了。”
有人問，移交到哪裏去？特務回答說，給楊森。“四川人都知道楊森殺人凶，誰也不再開口說話。”
盛國玉和近20名女難友，被關進了樓下的八號牢房。“我們通過門縫看到外麵有火光，還聞到了汽油味。”盛國玉回憶，一聲哨響後，衝鋒槍就從門上的窗口伸了進來。
一陣掃射之後，敵人又打開牢門，進來補槍。
“敵人補槍後，我和胡芳玉沒死。”盛國玉說的胡芳玉，是一個參加過上川東武裝暴動的女共產黨員，四川梁平縣(現重慶梁平縣)人，年僅23歲。
“胡芳玉站起來叫我快走，我還沒回答，她就被敵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國玉再也不敢動了。敵人放的火越燒越大，眼看到樓板馬上要垮了，盛國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國玉躲進了男廁所，一頭趴到尿槽裏躺下。“糞池裏還躲著兩個男同誌。”盛國玉回憶，好像還有人說渴，她實在堅持不住，暈了過去。
兩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過來在廁所發現了盛國玉，趕快把她扶了出去。
國民黨軍隊隨時可能回來，兩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給了盛國玉一點錢，讓她快跑。
11月30日，重慶解放。發著高燒、極度虛弱的盛國玉終於安全了。
1949年，在全國各地，集體屠殺被捕共產黨員的事件發生了多起，僅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僥幸脫險的同誌，包括盛國玉在內，僅35人，185名同誌沒有迎來解放。
60年過去了，盛國玉仍然記得每一個和她倒在同一個牢房裏的共產黨員和難友：胡啟芳、彭燦壁、李惠明、馬秀英、胡芳玉、羅娟華、朱世君、張靜芳、黃玉清、左紹英、榮增明，還有左紹英之女、監獄之花卓婭(不到一歲)、彭燦壁之女(不到一歲)。
1949——他們見證了新舊政權更替，在等待中迎來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後一天，小學教員何裕樵早上起來，就聽到了解放軍已經進了200公裏外的重慶城。這幾天，長江裏不斷有雜物往下漂，那可能都與位於上遊的重慶發生的變故有關。
重慶城解放後，人民解放軍繼續由城市到農村，逐一解放周邊的縣城、鄉鎮。
開國大典之日的血戰：135師打破白崇禧的分割包圍
何裕樵所在的忠縣，地下黨已經在半公開地宣傳“查田定產”。何裕樵解釋說，這主要是為摸清土地狀況和產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兩個解放軍戰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長江邊上的房子門口。“他們背著衝鋒槍，問我洋渡鎮在哪裏？”
何裕樵沒有恐慌，詳細介紹了情況。“當時國民黨政府當官的基本都跑光了，鄉鎮根本沒人管，店鋪不敢開，怕遭搶。”
何裕樵說，所有的人，都對這場政權交接既期待，又擔心。
得知距這個叫洋渡的鄉鎮還有30多裏地，解放軍戰士問何裕樵能不能帶路。“我想了想答應了。”他說，“我當時是擁護共產黨的，也不怕報複。”
何裕樵說的報複，是因為國民黨在鄉鎮留下了很多特務和外圍組織成員，專門搞一些暗殺活動。“我們縣任家鄉的鄉長後來就被‘刀二匠’的人殺了。”何裕樵回憶，“刀二匠”是當時在下川東地區接受國民黨領導的外圍特務組織，以一些反動會道門成員為主。
路上，解放軍告訴何裕樵，重慶已經解放了，全中國也馬上要解放，要多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多為人民政府做一些工作。
何裕樵一路聽，一路點頭。
到鄉鎮上，何裕樵又幫解放軍找到地下黨，軍地建立了聯係，才回了家。“我回去以後，就按解放軍說的那樣，幫政府征了半年的糧，後來還當上了農會主任。”何裕樵說。
解放軍沒有在洋渡鎮停留，繼續沿江而下，來到了新生場(現重慶忠縣)。前來接應的是一個叫田蘭先的人。
“七七”事變後，田蘭先報考黃埔軍校，畢業於第17期步兵科，曾隨起義將領吳奇偉死守長江三峽，在宜昌戰役中手刃6名日軍後被刺下山崖，昏睡3天不死。
“我之前一直信仰三民主義，現在還記得我的國民黨章號是‘軍貞字03648’。”89歲的田蘭先說，“但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