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09年08月06日 09:45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警告：蔣介石正在與日本搞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
強調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有聯係，不是沒有來由的。
蔣介石拒絕中共建議，稱不把共產黨並入國民黨他死也不安
1938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開幕。但會議剛剛召開，周恩來就奉命帶著毛澤東和王明的親筆信離開延安，於10月1日趕回武漢，去會見蔣介石。
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向蔣介石轉達經過季米特洛夫批準的毛澤東的建議，即恢複大革命時期黨內合作的形式或組織民族革命聯盟，同時保證不在國民黨及其軍隊內發展組織，以此表明中共中央願意與國民黨長期合作的誠意。
10月4日，蔣介石單獨接見了周恩來。周首先遞交了毛澤東和王明的親筆信，然後詳細介紹了剛剛舉行過的政治局會議對堅持抗戰和發展統一戰線問題的看法。在聽到周恩來談抗戰問題時，蔣顯得有些不以為然，插言說：堅持抗戰，這沒有問題。但當周恩來介紹會議關於共產黨員可以公開自己的身份，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的設想時，蔣介石聽得聚精會神。特別是對中共中央關於今後將不在國民黨及其軍隊內發展組織的決定，蔣不住地點頭，似乎覺得很入耳。他當即提出，請周恩來盡快把這些意見寫成一個材料，他好研究一下。
8日，周恩來寫好書麵意見，遞交給蔣介石。蔣當天就召集陳立夫、朱家驊、康澤、賀衷寒等，通報了這一新的情況，要他們研究後提出意見。14日，蔣再約周恩來談話，告訴他說，關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的問題，怕是還需要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討論才行。他的意見是，三青團章程修改一下共黨同誌就可加入。他要周立即與三青團的幹部商談這個問題。
這段時間，恰值武漢、廣州失陷前後，形勢嚴峻。因此，蔣介石對周恩來顯得很親熱，並且還見了朱德總司令，談了八路軍在敵後發展的問題。蔣還鼓勵周恩來與葉劍英協助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願意聽取中共方麵關於軍事工作的意見。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前景似乎真的出現了。周恩來電告中央：蔣介石對我們態度相當轉好，機密事也漸不回避，限製與束縛雖未放鬆，但可徐圖衝破。
然而，隨著日軍攻勢漸漸停頓下來，國民黨內部那種對共產黨的疑慮和恐懼又陡然加劇起來了。
12月6日晚，周恩來再見蔣介石。盡管周已聽到不少國民黨高層人士反對中共六中全會“跨黨”主張的議論，但蔣介石的說法還是讓他有些吃驚。
蔣介石說，跨黨的辦法大家不讚成，共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這樣力量可加倍發展。如果這個辦法可以討論，他願意約毛澤東麵談。
周當即解釋說，共產黨信三民主義，不僅因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為它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員則不必都如此認識，故國共兩黨終究還是兩個黨。跨黨的目的是為了取得互信。
蔣提到當年合作破裂的情況，說還是合並好，因為大家都怕共產黨的“革命轉變”。
周見談不攏，就表示合作方式問題不必強求，如認為時機未到，也可考慮其他辦法。
蔣提出，如果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做不到，可不可以一部分黨員轉入到國民黨中來，而不跨黨呢?
周明確：表示：加入國民黨而退出共產黨，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行不通。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這種既失氣節又失信仰的人，對國民黨怕也是有害無益的。
12日，已到重慶準備出席國民參政會的王明，會同周恩來等再度與蔣介石談組織合作問題。這次談得更糟，蔣的態度更趨極端。他斷然表示：“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讚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並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麽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展，衝突也是不可免。”
蔣介石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恐懼，根本上是由於自身在戰爭中的削弱和共產黨在戰爭中的壯大這種強烈反差所引起的。抗戰開始時，共產黨隻有三四萬軍隊，地盤僅陝北一隅之地。如今，國民黨不斷喪城失地，共產黨卻利用敵後空虛全力發展，迅速擴展到華北大部分地區，軍隊人數也擴充到近20萬人之多。抗戰爆發不過一年多時間，共產黨的力量已經數倍增長，並開始要求重新劃分華北戰區，這不能不讓眾多國民黨人深感不安，恐其“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複得”。
1939年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成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開始製定各種嚴“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迅速白熱化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方針還行得通嗎？
共產國際一紙電報，毛澤東開始強調“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
中國這時明明在軍事上已處於嚴重困境，蔣介石為什麽還要搞這種可能進一步危害整個抗日大局的“防共”、“限共”行動呢?毛澤東百思不得其解。一向習慣於把國內階級鬥爭動向與國際階級鬥爭動向聯係起來進行分析的毛澤東，不能不開始懷疑蔣介石背後是否存在著一個國際性的妥協陰謀。
1938年9月29日，英、法與法西斯德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來換取歐洲的和平。這意味著，共產黨人此前為應付德國和日本的侵略擴張而提出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設想很可能落空。慕尼黑協定再度使中共領導人想起列寧對資產階級妥協本質的論斷，在他們看來，不論是英、法、美等國政府，還是蔣介石國民黨，自然都脫不出列寧論斷的範圍。
1939年春，在一次討論國民黨反共磨擦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從各方麵進行了分析，而毛澤東的看法很明確：“蔣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賴英美”的，因此，“最近的磨擦，都與英美的政策有關”。
為什麽這麽說呢?這是因為，毛澤東得到的情報說，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上蔣介石明確提出，隻要日本同意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戰爭即可停止，而英美也在積極促成召開太平洋會議，討論中國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意味著蔣介石想搞“東方慕尼黑會議”，“依賴英法”，“把日本迫到盧溝橋去”，並以割讓東北和內蒙作為交換。既然如此，主張抗戰反對妥協的共產黨自然就成了他的最大障礙，他當然要加緊反共了。
國民黨要“限製共產黨”，共產黨怎麽辦?注意到這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叛變投降，而蔣介石堅決反對，毛澤東一時還沒有改變對國民黨進步趨勢的肯定態度。在他這時的談話當中，對國民黨還經常強調“要親愛，要團結”的方針。
不過，與此前有所區別的是，毛澤東開始特別強調“反磨擦這一條”了。他主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占我一個村子，我們占他兩個”，“他捉我二個，我們捉他四個”，用加倍的懲罰打擊那些國民黨反共勢力。他的邏輯很簡單：“天下的魚本來沒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兩條試試看，因為魚沒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魚來，因此天下之魚可捉也。”換言之，對國民黨“沒有鬥爭就沒有合作”，“長期合作就需要長期鬥爭來保證”。
既然國共磨擦的背後是資產階級的妥協本質在起作用，兩黨之間真的還有“長期合作”的可能嗎?
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指責英法等國搞“漁人政策”，第一次公開把原來視為和平力量和聯合對象的英法等國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從這個時候開始，共產國際自七大以來實行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也明顯開始轉向。這種情況不能不影響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判斷。
雖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了解到斯大林這一講話的具體內容的，但是，5月30日共產國際的一份指示電，已促使中共中央開始按照斯大林的新思路來考慮問題；指示電明確認為：目前中國黨所麵臨的最大危險，是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是英美法在遠東極力推行妥協政策，試圖造成一種新的慕尼黑協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著重大陰謀，因為反共很可能是國民黨投降的準備。
還在1937年8月洛川會議前後，毛澤東就強調過資產階級的本性問題，斷言“防人之心不可無”。王明回來強調抗日和團結以後，情況發生了某些變化，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在抗日這個大局上，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不再有根本性區別了。然而，如果蔣介石真的決心抗戰到底，又怎麽會突然加緊反共了呢?這個問題如今終於得到了一個合理的解釋，即反共多半是準備投降的前奏。
6月以後，毛澤東的一係列估計都開始發生變化了。他以前對國際形勢的樂觀估計改變了，開始大力強調國際國內的妥協投降危險；他對英美等民主國家的估計及對正在發生的戰爭性質的看法改變了，開始直截了當地譴責帝國主義的反共反蘇的階級本性；他在六中全會提出的“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方針改變了，開始強調“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主張要指出國民黨的壞處，多加批評，對蔣“不要誠心誠意”，“也不要無條件的擁護”，要準備應付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準備出現“一個混亂局麵”。他說，“那時，共產黨將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全國人民望共如望歲；那時，中國人民對蘇聯希望必增加；那時，國際必是一個戰爭與革命局麵。”
毛澤東斷言：在蔣介石當政之時，國共關係就不可能根本好轉
共產國際的指示使毛澤東看到了即將到來的“戰爭與革命”局麵，看到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共產黨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歲”的激動人心的遠景。但是，什麽時候才可能出現這種局麵呢?
1939年8月23日，蘇聯在對英法等國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況下，與它一向視為“戰爭販子”的法西斯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鼓勵德國把戰爭矛頭指向英法兩國。緊接著，德國入侵波蘭，英法被迫對德宣戰，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了。
戰爭曆來與革命聯係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並促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革命浪潮。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列寧關於戰爭引起革命的觀點是幾乎所有共產黨人都銘記在心的，毛澤東自然也不例外。大戰剛一開始，莫斯科就明確肯定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非正義戰爭。毛澤東也毫不含糊地聲稱：應當“變帝國主義戰爭為革命的國內戰爭，建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民統一戰線”，“推翻世界反動營壘，用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戰爭禍首，推翻資產階級”。他斷言：“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走到盡頭了，大變化大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經隱隱浮現，中國怎麽辦?
六屆六中全會規定的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目標，顯然已不適宜了。如果說一年之前提出那樣的目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那麽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國民黨的抗日與否正在成為疑問，就是它的“領導與基幹的地位”，也由於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壯大而正在發生著變化。
根據中共1939年秋對外公開宣傳中的說法，它的軍事力量僅八路軍一部就已經發展到22萬人。半年之後，據不公開的統計，它的軍隊總數已經達到50萬之眾，相當於國民黨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一還多。而且，這數十萬軍隊主要集中在華北以及華中的部分地區，尤其在華北敵後，國民黨軍隊即使還有少部分存在，事實上也已失去與八路軍抗衡的能力。
從1939年秋天起，毛澤東開始公開抨擊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斷言國民黨及資產階級在一個時期固然可以參加革命，成為革命的動力之一，但“在另一個時期，就要叛變革命，並轉過來壓迫革命”，成為革命的敵人。這其實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斷定，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絕不可能“長期合作，共同建國”了，就是抗日戰爭的主要領導責任，也將“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後的中國當然不會是“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的三民主義共和國，而隻能是“變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當然，籠統地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不等於否定統一戰線的政策。國共力量的對比畢竟還比較懸殊，再加上還必須麵對一個更為強大的民族敵人日本，簡單地提出“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難免會重犯內戰時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何況，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國民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無論在抗日問題上，還是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馮玉祥不同於蔣介石，續範亭也不同於鹿鍾麟。
因此，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的同時，一直在考慮如何從理論上和實際上使這個“資產階級”能夠有所區別，以便在資產階級這個範疇內的那些並不反共的力量能夠繼續成為統一戰線的對象。最初，毛澤東沿襲以往的說法，提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有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買辦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具有兩麵性。但按照這種區分的辦法，蔣介石及其領導集團算什麽呢?顯而易見，既不能將其歸人應當聯合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根據實際情況，又不能將其納入到應當打倒的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階級”之中。
毛澤東自己說，他是在1940年7月以後“才正確認識清楚”如何區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澤東從現實政策的需要出發，開始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和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毫無疑問，蔣介石集團屬於必須“反對和孤立”的“頑固勢力”。何謂“頑固勢力”?按照毛的解釋，就是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明確表示，他確信：“國民黨政權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要轉變為民主政權，沒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國共關係，“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當政之時，不能有徹底的好轉”。
既然肯定國民黨現政權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蔣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那麽，區別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變得相對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等，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將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的重要觀點。他指出：“大資產階級是帶買辦性的，與外國資本有聯係，大銀行、大商業及與外國資本有聯係的大工業屬之，他們是現時主要當權者，如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資產階級是受大資產階級統製，與外國資本聯係少，現時基本上沒有政權，主張團結抗戰的，如陳光甫、穆藕初、康心如、範旭東等即是。”
毛澤東警告：蔣介石正在與日本搞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
強調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有聯係，不是沒有來由的。
二戰開始後，在歐洲戰場上，德、意很快就占盡上風。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蔣介石國民黨應當收斂自己的反共行動了。但事實上，正是在歐洲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國民黨在華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動也隨之大規模展開，甚至發展到陝甘寧邊區周圍來了。這一度讓毛澤東很難理解。
進入1940年2月，八路軍在華北的反磨擦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共中央已經毫不客氣地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委任朱德為魯察冀熱四省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懷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並明確主張下一步要“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八路軍、新四軍在五十萬的基礎上再擴軍三十萬，爭取盡快達到一百萬。讓毛澤東不解的是，盡管蔣介石在軍事上遭到了慘重失敗，華北敵後的控製權大部喪失，但他的態度仍非常強硬。
這是為什麽呢?毛澤東不能不懷疑英、美、法仍舊有幹預東方事務的相當能力。他估計蔣介石一定是在執行“英美法最惡毒的反蘇反共指令”，目的多半還是要“對日妥協”，“以便在太平洋方麵組織英美法日華五國的反蘇反共集團”。
然而，1940年5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希望盡力保持國共合作局麵的意見。6月，法國戰敗，英國本土開始受到進攻，英、法失去了幹預東方事務的可能性。注意到這種情況，毛澤東估計蔣介石將“被迫讓步”，“在不妨礙其階級利益即政權的範圍內，延長合作抗日時間”。因此，他同意為減少軍事磨擦，與國民黨進行劃界談判。他明確表示：“爭取劃界，我們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國民黨引起大的衝突，以減少國民黨的恐懼情緒，爭取抗戰時間的延長”。
相信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靠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存在的，這是毛澤東在英法兩國失去東顧能力之後判斷蔣介石必定要向共產黨妥協的基本依據。然而，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明確規定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之內全部開赴舊黃河以北，並且隻允許八路軍編六個師，新四軍編兩個師，其餘數十萬部隊一律遣散。這不能不讓毛澤東再度深感困惑。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分析國際局勢，會上已經開始提到蔣介石有沒有轉向日本尋求和平可能的問題。但這也僅僅是推測而已，並沒有什麽可靠的憑證。因此，毛澤東固然同意劃界，但強調必須以新黃河為線，並且新四軍實際上不能向北集中。殊不料條件提出後，國民黨竟毫無商量餘地。當新四軍江北陳毅部在八路軍黃克誠部援助下，反擊韓德勤八十九軍的壓迫大獲成功，殲敵三旅之眾，在華中形成了大片根據地，國民黨方麵老羞成怒，一麵發布密令監視周恩來等，並準備密捕四川所有中共人員，一麵於10月19日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形式，幹脆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中共軍隊於一個月內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開赴舊黃河以北的指定地區。
在共產黨已經強大到有50餘萬軍隊、60萬黨員、控製著華北敵後的大部分地區和華中部分地區的情況下，蔣介石到底有什麽資本能夠向共產黨下最後通牒呢?難道是因為9月27日德、意、日三國結成軍事同盟，蔣介石想步汪精衛的後塵?但是，毛澤東還是懷疑，作為英美派大資產階級代表的蔣介石，是否真的會那麽輕易地離開英美集團去加入德意日集團。
10月中旬，中共中央相繼得到消息，美國已經提供給蔣介石一筆2500萬美元的貸款，英國也開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壓迫而關閉的滇緬路，以便利向中國運送抗戰物資。周恩來亦多次來電強調蔣介石國民黨加入英美集團的可能，並判斷，如英美集團戰勝，則國內形勢將更形逆轉。南方局20日發回的政治情報也斷定：蔣介石還是英美派，其加緊反共反蘇，是“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的具體準備步驟”。
毛澤東早就讚同這一判斷，並在10月12日就有電報說明：“蔣在英美策動下可能加入英美戰線”。但進至10月下旬，注意到蔣介石確有動武可能，他又不能不對前此的判斷有所疑惑，而認為大資產階級未必會馬上加入英美集團。
25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封很長的電報，估計“德不攻英倫，必向非洲、印度，英國快到手忙腳亂之時。日本將取先占南洋，後掃中國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屬四地一旦落入日本之手，中國英美派又將手忙腳亂”。美國準備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戰。隻要日美戰爭遲遲不爆發，大資產階級就隻能動搖於英美路線與法國投降派貝當路線之間，“仍不敢過於得罪蘇聯，全麵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隻是，萬一美國參戰，並打敗日本，“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最黑暗莫過如此”。
但這後一種情況是不是馬上就會發生呢?何況美國也未必就一定能夠迅速戰勝日本。如果蔣介石還在猶豫，他又怎麽會如此迫不及待地向中共發出“哀的美頓書”呢?
反複研究陸續得到的外電後，毛澤東當天又發出電報，認為“德國仍在準備攻英倫，即使不攻英倫，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人德軍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總之英國倒黴時期快到了，不論美國是否迅速參戰，英國倒黴是定了的，美國迅速參戰也無救於英國倒黴，因此中國英美派也是要倒黴的”。據此，他估計：“國民黨現在發動的反蘇反共新高潮，一方麵是放棄獨立戰爭參加英美同盟的準備步驟，其目的在為參加英美同盟肅清道路，好把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拉過去，一方麵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國民黨願意替日本擔負鎮壓中國民族革命的責任，以求交換日本對國民黨的讓步，同時又將加入英美同盟嚇日本，以求日本的讓步。”
自10月19日何白皓電之後，國共關係高度緊張。共產黨既然不能答應國民黨關於一個月內將全部軍隊撤過舊黃河以北的“最後通牒”，就必須迅速準備對付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大舉進攻。因此，正確判斷國民黨的進攻計劃及其背景，顯得異常重要。毛澤東一連許多天夜以繼日地分析局勢，判斷動向，深感關係重大，有點拿不定主意。
29日，毛澤東轉而認定：“美國現在軍事上尚未準備好，目前還不可能立即打敗日本。”而“如果日美戰爭不能迅速爆發《這個可能多)，或雖爆發美無勝利把握(兩年內是無把握的)，如果英國被德意日三國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漢等地，僅占沿海與華北並聲明主權仍屬中國，由蔣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參加德意日同盟反對英美能使中國資產階級發洋財”，蔣介石“是願做貝當的”，而且“走這條路的可能性最大”。他告訴周恩來等：“我們不要被蔣介石的宣傳所迷惑，他是在幹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的勾當”。“但無論哪一種局麵，國共間的嚴重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蔣介石為要做戴高樂，或做貝當，均將給我黨以大的打擊，驅逐新四軍八路軍於老黃河以北而封鎖之，這一計劃是有了決心的。”
他指出，要看到蔣介石已準備局部“討伐”，直至取消新四軍番號，而我們決不能退到舊黃河以北，非在華中或華西劃出幾個較大的省區給我們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而要達此目的，我們同蔣介石之間必然是一場嚴重鬥爭，甚至鬧到天翻地覆也難說”。
如果說毛澤東29日還在疑惑蔣介石是否已最後下定了投降決心，那麽兩天後，即31日，毛已不再相信蔣有當戴高樂的任何可能了。根據蘇聯大使的秘密通報，毛聲稱：“據我們判斷，蔣介石正在與日本講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時局將急轉直下”。
11月1日淩晨，周恩來等從重慶發來電報，一麵表示同意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一麵仍強調蔣舉棋未定。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這種看法，回電稱：“你們電報中似乎表示與中央有分歧，當此嚴重時機是不相宜的。”“目前時局很顯然是直接準備投降，抄貝當老路，所謂聯合英美抗日，隻是蔣的煙幕彈，日本已準備了對蔣讓步與日蔣聯合剿共計劃，我們應做此種判斷。”
為什麽判斷蔣介石會“直接準備投降”?這裏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十分懷疑蔣介石要中共軍隊退至舊黃河以北的命令實際上是一個陰謀。在此之前，毛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國共衝突比較嚴重而國民黨勢力相對較強的華中，特別是皖南地區，估計蔣若加入英美集團，將會取締新四軍，整個南方將陷入黑暗局麵。但顯而易見的是，蔣介石這樣做不可能取得多少收獲。以華中現有的兵力以及與華北敵後的聯係；新四軍江北部隊現在就可以戰勝國民黨軍隊。一旦按照預定方案將新四軍江南部隊撤至江北，其結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蔣指望誰來幫助他實現那個命令呢?總不會愚蠢到指望英美會馬上幫助他反共吧?因此，毛澤東不能不漸漸懷疑蔣介石有一個更大的陰謀——與日本合謀消滅共產黨的陰謀。
所以，在11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已經明確提出：“應估計日蔣夾擊消滅我軍是日蔣雙方的計劃”。
毛澤東致電季米特洛夫，尋求對先發製人方案的支持
注意到八路軍、新四軍有受“日蔣聯合夾擊的嚴重危險”，這使整個局勢變得異常複雜和嚴重。
從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接連在毛澤東的窯洞裏開會，分析局勢，但始終得不出確定的結果。到31日，毛澤東既已作出決斷，馬上就麵臨著一個采取何種對策的問題。既然斷定蔣“直接準備投降”，就不可避免要提出一個要不要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徹底決裂的問題。周恩來提議表麵上服從並做某些實際的讓步，比如新四軍退出皖南，以求減少損失並拖延內戰，而毛澤東卻要首先考慮“根本問題”：不是要不要做表麵文章和局部讓步的策略問題，而是如何順利地完成此次決裂，不受大的損失的問題，因為“此次決裂即有和大資產階級永久決裂之可能”。
當然，要決裂，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政治上措詞容易，軍事部署困難”。延安的領導人反複研究後，確信當前隻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是政治進攻，軍事防禦；一是政治與軍事同時進攻。在毛澤東看來，按照前者，“軍事上危險是很大的”，“不但不能用實力製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數十萬軍隊將我軍驅至隴海路以北構築縱深封鎖線(邊區的封鎖線是五道)，我將來出不去而受日蔣兩軍嚴重夾擊”；按照後者，“即從五十萬人中至少調精兵二十萬分路打人彼後方，如采此方案，則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軍事上能製機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實力製止投降之可能”。他表麵上說“究采何方案，我們尚在考慮，亦請你們提出意見”，但內心深處是主張先發製人的。
根據國民黨最後通牒所宣告的時間表，這時距離他們可能的進攻隻有不到三周了。時間緊迫，而對策難產，令人極感焦慮。
就在去電批評周恩來等對形勢估計與中央有所分歧的第二天，即11月2日，書記處開會時大家意見不一，毛澤東先發製人的想法又有所動搖。當天會畢，他就電告周恩來說：“中央幾次會議都覺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與指示擬好又停。今日開會討論你東日(即1日——引者注)來電，仍主表麵緩和，實際抵抗，宣言決定暫時不發，隻發一簡要的對內指示及答複何白皓電。”“關於華中華北的軍事布置，小的不日開始調動，大的(準備調十五萬)正在與老彭協商，亦宜慢慢辦，不甚性急。此次蔣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們有五十萬軍隊，有全國人心，雖有無窮困難，能打得開局麵的。”與此同時，他明確電告皖南新四軍葉挺、項英：對皖南方麵，決定讓步，答應北移。
當然，毛澤東仍然堅持他對形勢的估計。11月2日周恩來轉達蘇聯大使潘友新的意見，指出目前尚不能斷定蔣已決心與日本妥協，蔣實際仍在三叉路口。毛當即要周恩來轉告大使稱：“潘友新的意見是對的，我們亦判斷蔣目前還處在三角交叉點上，對德日談判，目前還在討價還價中。唯目前是一回事，將來又是一回事。依客觀估計，蔣將來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壓力與引力都是很大的。”“隻有共產黨、中國人民……再加上蘇聯的壓力，才能製止蔣集團的投降。”蔣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他要“剿共”，我們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們在反對內戰口號下不怕內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的後方，打幾個大勝仗，那時蘇聯再出來調解一番，好轉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打起來後，蔣介石也有做貝當的可能，“但彼既組織剿共軍，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當然不能讓他築好十道八道西起寧夏東至濱海的縱深重層封鎖線(新的萬裏長城)，讓他把我們放在日蔣夾擊消滅中而毫不動手動腳。”
既然肯定蔣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發製人還是後發製人的問題還是不能不極大地困擾著毛澤東。11月3日，他分別致電彭德懷和劉少奇，強調：“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於黃河以北，然後沿河封鎖，置我於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至毒。我們當然不能聽其處死，至時機成熟時決從左右翼打出去，轉變局勢爭取好轉。”他提議，將八路軍編為三個縱隊，各選五萬精銳，準備出鄂豫陝邊和陝甘川邊；將新四軍精銳組織一支二萬人左右的挺進軍，趁反共軍封鎖未成，從其間隙打到他後方去，然後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數地方工作幹部，在大別山地域創造遊擊根據地，準備獨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華北主力之到達。
計劃已至如此具體，可以想見毛澤東又傾向於先發製人的方案，了。隻不過，如他所說，因為這“是一個曆史的轉變時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機，是一個大資產階級從政權中退出還是保留的時機”，“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後無窮之患”，所以他還不能不萬分謹慎小心。用他的話說，是“魯莽不得，錯誤不得”。
事實上，毛澤東這時決心已定。他一方麵以朱彭葉項名義起草答複何白皓電，表示皖南新四軍軍部準備北移，爭取延緩國民黨“剿共”行動的時間；一方麵斷定蔣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軍進犯，“第一步將我軍驅逐於隴海路線以北，構築重層封鎖線”，“第二步配合日寇實行夾擊，消滅我軍”。為不致被迫“退往華北三省讓其過黃河構築新的萬裏長城致被封死，被夾擊，被消滅，而讓蔣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同意後，毛澤東決定采取重大軍事步驟，以十五萬精兵分幾路首先打到國民黨後方河南及甘肅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陰謀和封鎖計劃。同時，毛澤東擬就“炸彈宣言”，並通知重慶辦事處等中共在國民黨區域的機關“即刻開始作緊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發。不過，麵對這孤注一擲的重大步驟，他仍缺少決勝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電共產國際領導人，“請求”給予“指示”。
11月4日，毛澤東起草了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電報，詳細說明了采取這一重大行動步驟的必要性：蔣介石現在正壓迫我們在華中與山東的三十萬人退往舊黃河以北的華北三省，而那裏我們已有五十萬人，敵人掃蕩異常激烈，根據地日益縮小，給養十分困難。“蔣介石計劃是驅逐我們至華北，修築重層縱深封鎖線(正在大規模修築)置我們於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毛澤東表示，我們決不能就範，準備舉行自衛的反攻。擬以大部軍隊(約三十五萬)堅持各抗日根據地，而以一部精銳(約十五萬)打到國民黨後方的河南與甘肅等地去，以期粉碎這一進攻。但此舉必被蔣指責為破壞抗日，並“有可能鬧到蔣介石與我們最後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處置不當，可遺將來無窮之禍”。因此，我們“最後決心還沒有下”，“請求你們給以指示”。
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這時的基本思想並不是要破裂與國民黨的關係。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兩黨力量對比，事實上也都沒有達到這樣做的條件。采取這一重大步驟，完全是迫於國民黨的軍事威脅。但問題是，隻要有破裂國共關係以至影響中國抗戰的任何可能，就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所不願見到的。
就在毛澤東準備尋求莫斯科支持之時，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到中國來幫助國民黨。在與崔可夫的最後談話當中，斯大林明確講到對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采取與蔣介石為敵的作法。他說：中共“還顯得太孱弱”，“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因此，把槍口對準國民黨，必然使自己“處於走投無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蔣介石逼到日本一邊去了，那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對蘇聯的安全，都是一種嚴重的“危險”。
季米特洛夫對這時國共之間的嚴重局勢也深感擔憂。在與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維護國共合作局麵的立場。他強調：蔣介石的主要危險，還隻是有被親日派牽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還看不出有全麵“剿共”和降日的決心。而親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設法挑起國共戰爭，逼蔣降日，共產黨切不可中此詭計。故在政治上應把矛頭對準親日派，軍事上隻應作防禦的自衛戰的準備，黨的決定無論如何“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
毛澤東接受莫斯科的意見，開始估計投降危險已被製止
毛澤東並不讚同莫斯科的意見，但沒有莫斯科的支持，先發製人即不能實行，這一點很明顯。況且，他也確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判斷，因此，他不能不設法采取其他辦法來緩和目前的嚴重危機。
11月6日，他讀到周恩來發來的“重要情報”，了解到英美正極力設法控製中國，國民黨內高層亦強調“蔣本人受英美影響大過德日”，力主鼓動英美反對親日派逼蔣投降陰謀，製止“剿共”戰爭。蔣本人也在3日下午將各地請求“剿共”的文電改為“緩發”，說是需要再作考慮。毛澤東當即一改前此方針，致電周稱：“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人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製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
當天，他還致電南方各地黨的領導人，強調務必“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動員黨與非黨的多數人員四出活動，“不要罵蔣罵國民黨，隻罵親日派”，“表示愛護蔣愛護抗戰與團結”，力求緩和局麵。
11月7日，中央據此發出指示，要求全黨把“過去對於頑固派鬥爭的火力，現在主要的要轉到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身上”來，一方麵“嚴防突然事變的襲擊”，一方麵全黨動員，挽救時局危機。指示強調：“目前製止投降與內戰，還是可能的，還來得及，還有這種時間。”
距離蔣介石規定的最後時限越來越近，毛澤東內心深處對這樣做的效果如何多少還有些懷疑。他一麵肯定新的對策已為蔣留有餘地，一麵仍不時地表示擔心，稱國共關係“好轉前途很少”，“恐蔣不爭氣耳”。但新方針既已確定，各種情報也證明“彼方目前尚無投降與全麵剿共之決心”，毛澤東也就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內戰之活動如果有力，製止投降內戰尚有可能。”
注意到蔣介石對謠傳八路軍調動一事十分恐慌，毛澤東開始大打心理戰，要求各地放出消息：“如彼方大舉進攻新四軍時，八路軍決難坐視”，“以恐嚇之”。他說“這種空氣如放得適當，可能停止或延緩其進攻”。
與此同時，他要求各地不得擅自“開釁”。當他接到劉少奇來電，說國民黨兩個師進攻皖東新四軍，新四軍決心報複，消滅蘇北韓德勤部，毛澤東立即回電稱目前隻能準備，不能動手。彭德懷來電提議調派主力援助華中新四軍，先發製人，毛同樣複電說：“對於國民黨在華中舉行的軍事進攻，決采取自衛的防禦戰”，華北各部暫不調動。
11月15日，為勸阻黨內軍內急於轉入攻勢的強烈要求，毛親擬電文指示各地，全麵解釋蔣介石目前進攻還有種種困難，與日本人也沒有真正講好條件，“如我各方麵做得好，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
但是，15日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出的答複何白皓電的“佳電”公開發表後，毛澤東從各方反應判斷“大局有變動可能”，對形勢的估計又有點過於樂觀了。
21日，他開始斷言：“隻要蔣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除嚇以外，還有一個法寶即封鎖，此外再無其他可靠辦法”。而我們是不吃這一套的。即使皖南須“一點點讓步”，我也“偏要再拖一兩個月”。如果他敢叫胡宗南在邊區挑釁，“我們即在蘇北發動一個局部戰鬥以報複之”，“突然攻占淮陰寶應間一塊地方”。“隻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
據此，他指示葉挺、項英：皖南新四軍北移“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並批準了蘇北新四軍攻占淮陰、寶應兩縣間風穀村、車橋、平橋、陽念、黃浦、安豐等地的局部戰鬥計劃，以打通皖東與蘇北的聯係。
24日，日軍開始向鄂西、鄂北發動進攻。30日，日本同盟社消息，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認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南京國民政府。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反其道行之，宜布將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巨額貸款；英國政府隨後也宣布將向中國提供5000萬美元的貸款；甚至斯大林這時也宣布將進一步支持中國抗戰。這種情況說明，關於蔣介石要投降日本的估計已經不能成立了。
注意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很快得出結論：“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無辦法”，“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結”。他從而確信：“此次反共規模，不會比上次大，隻會比上次小，因為我更強了，彼更弱了。”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甚至坦率承認，過去一段對英美的政策是不妥當的。
但這時也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比如，蘇聯大使就特別告誡說，從目前國民黨方麵的態度看，新四軍不退出華中，蔣是不會罷手的。馮玉祥也特別提醒中共說，蔣對蘇北問題十分惱火，惹急了是會撕破臉皮亂打的。對此，毛都表示不可信。他對周恩來說：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蔣是精於計算的人，他的流氓隻用以嚇人，並不用以決定政策。”
不過，要說這時陳毅部打通皖東與蘇北通道的戰鬥對蔣介石毫無刺激，恐怕也不正確。這邊毛澤東頗為自信地向葉挺、項英許諾：蔣介石已下令各軍協助我軍轉移，因而新四軍軍部北移不會遇阻；那邊蔣介石卻秘密批準了軍令部關於“剿滅黃河以北匪軍作戰計劃”，並於9日下達手令，限令新四軍皖南部隊必須於12月31日移至長江以北，一個月後移至黃河以北，決心要不顧一切肅清江南乃至黃河以南的新四軍。
顯然，毛澤東不了解蔣介石的這一部署，對皖南部隊所處的危險形勢這時也還有些估計不足。他確信，日汪條約簽訂後，“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製止，故不應如十月十一月那樣的強調反投降了”。“國民黨反共必然繼續，進攻華中不會停止，但大規模內戰與國共分裂目前是不會的。”他反複講：“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沒有便利的戰場”。“隻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始終不過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蔣約見周恩來，態度強硬，話裏有話。他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太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周恩來已經聽出蔣介石的某些話外音，估計蔣是“半打半拖”，打的可能仍然存在。從敵我態勢分析，他相信，最危險的是皖南。顧祝同固然未必有先動手之意，但“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恐均有此意。其目的在企圖消滅我新四軍一部，以逼我北上。”當然，他也認為：“整個破裂尚不至於”。
蔣介石真的會對皖南下手嗎?一直懷疑國民黨會把局部進攻重點放在華中的毛澤東，這時多少還有些懷疑。直到12月31日，他還估計：“蔣及國民黨雖然其勢洶洶的舉行進攻，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故其決心仍有動搖之可能。”不過，他還是接連去電提醒項英：“應估計在移動中可能遇到特別困難，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要把情況特別看嚴重些。”由於實在無法確定蔣介石究竟打算怎麽做，他甚至幹脆表示：“他們要反共，讓他們去反，‘剿共’也讓他們來‘剿’，反得全國天怒人怨，那時我再表示態度。”
皖南事變暴露出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政策分歧，雙方關係發生變化
項英不是沒有估計到新四軍軍部北移“可能受襲擊，可能遭損失”，他所以選擇了後來引起極大爭議的南下茂林而後兜一個大圈子去蘇北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乘敵不備，避免損失。結果，早有準備的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還是搶先一步，構築了一道道封鎖線，最終一舉吃掉了這支將近萬人的隊伍。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再也沒有比這種打擊更沉重的了。毛澤東不是沒有看破蔣介石國民黨的本質，不是沒有預見到可能到來的反共戰爭，也不是沒有提醒過新四軍領導人準備應付突然襲擊，但是，在蔣介石大規模進攻即將到來的一瞬間，他相信了共產國際!他甚至並不是沒有過懷疑，但沒想到季米特洛夫1月4日剛來電報批評他“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破裂就來了!
如今，蔣介石的進攻開始了，而共產黨卻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毛澤東憤然致電周恩來，要他質問剛剛上任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
同前此的情況一樣，毛澤東絲毫不會把蔣介石的這種進攻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進攻剛一發生，他立刻就意識到應當馬上“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麵大舉反攻”。蔣介石1941年1月17日剛一發布取締新四軍的命令，毛立即指出蔣“有與我黨破裂決心”，說蔣幹出這件大事，“定有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日”，但“背景似以日德為多”，其“計劃是各個擊破我軍，先打新四(軍)後打八路(軍)”。
進而，毛澤東根據各方麵的情報認定：“蔣介石已把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因此，現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問題，“而是根本破裂問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他明確告誡全黨：一切好轉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對此“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們就要犯嚴重錯誤”。
蘇聯大使以及蘇聯軍事總顧問這時也急忙出麵，一麵向蔣表示不滿，一麵則勸告中共中央不要采取破裂步驟。對此，毛澤東毫不客氣地致電周恩來，要他告訴這些蘇聯人：“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麵投降全麵破裂的開始”，蘇聯應當立即“停止接濟，準備後事，不然要上當的”。
然而，中共這時有沒有在政治上特別是軍事上立即轉入全麵進攻的可能呢?在接連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一致同意必須加強政治上的全麵反攻，必須準備全麵破裂，但大家顯然注意到軍事上的反攻目前尚缺乏必要的準備。華中新四軍直接暴露在國民黨和日本軍隊的兩麵夾擊之下，陝甘寧邊區也必須立即調集兵力才能確保安全，要實行戰略性的反攻還需要“爭取時間長些過到更有利的時機”。
毛澤東對這些情況也不是不了解。他指出：“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而如此重大的戰略行動，無論如何都必須周密準備，並須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取得一致。他因此對莫斯科十分不滿，但又無可奈何。他說：“問題是遠方(按指蘇聯——引者)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解決。故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後能夠有力的轉入攻勢。”
1941年1月25日，毛澤東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發來的緊急電報。電報突出強調了繼續利用日蔣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擊國民黨親日派，不可另起爐灶，不要主動破裂與國民黨的關係，以免上親日派的當。不論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政策有多少不滿，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意見這時對中共的政策仍具有重要的製約作用。特別是國共兩黨麵臨破裂的邊緣，明顯地需要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幫助。
毛澤東告訴葉劍英說，僅軍事一項，由於“我們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就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因此，他這時強烈地要求蘇聯停止“接濟重慶武器”，立即準備“公開援助我們”，特別是設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以便連通與蘇聯的通道，接取援助。他明確表示：八路軍“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沒有能夠說服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反複來電要求毛澤東考慮日蔣矛盾問題。終於，在蔣介石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軍隊又在向國民黨的正麵防線發起進攻之後，毛澤東的怒氣才平息了一些。他開始強調：“從破裂開始到全麵破裂尚可能有一個過渡時期”，日蔣矛盾“仍須盡量利用之”，國共合作還可以延長時間，共產黨有必要“利用這個過程使破裂於我有利”。而根本問題在於，軍事上未來進攻的主動性，必須“要待國際條件成熟時才能完全到我手中”。這裏所說的國際條件，仍舊是指蘇聯。因此，他仍希望莫斯科能夠明白：“蔣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
自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策略思想之後，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爭奪實力領導地位，已經成為中共的一種必然選擇了。至於何時明白地向全黨提出這個問題，以及將以何種方式來提出，其實隻是一個時機的問題。如今，這樣的時機似乎出現了。
1月29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明確指出：皖南事變“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轉折點或分水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過去采取的一麵鬥爭、一麵聯合的政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對於他們，我們現在已不得不放棄聯合政策，采取單一的鬥爭政策”。盡管，按照目前的國際國內條件，“由開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其時間的快慢，由國際國內各種複雜條件來決定。但蔣介石實行全麵破裂的前途是確定了的，因為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已經日益反動，毫無希望了。”今後，“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動員全國人民，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主的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民國。”
從1939年國民黨開始具體策劃和實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針起，到1941年皖南事變結束止，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策略轉變，在一係列極其複雜的過程中終於完成了。盡管，由於總體上國共兩黨實力對比的限製，由於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別是由於事實證明蔣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後又逐漸恢複了國共合作的政策。但是，撤消對國民黨領導地位的承認，放棄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幻想，提出“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策略，這無疑是決定著中國未來命運的一種重大的認識變動與策略變動，是抗戰中的共產黨邁向它的1949年的一個關鍵性步驟。
麵對這樣一種重大的認識變動與策略變動，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的分歧之大，是顯而易見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近乎公開的意見分歧乃至政策衝突，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了迅速改變與共產國際之間上下級關係的嚴重必要性。於是，毛澤東與莫斯科、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了。（來源：百年潮 作者：青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