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1937－1949)

文章來源: 國家先鋒曆史

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大的道德命題。隻有細致還原在那特殊時局中數百萬委身投敵者，其漢奸臉譜下的真實麵目，則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貞、堅韌、守節等品質，才能顯出其疾風知勁草的真正可貴。

　　一、從熱血青年到賣國漢奸

　　二十年不到，三個激進的熱血青年淪落為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這不僅僅是三個人的個人選擇，還是一批知識青年的淪喪。

　　■《先鋒國家曆史》記者 李遠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係學生梅思平跟著遊行隊伍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闖入曹汝霖宅邸，學生們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後，放火燒了曹宅。由於史料的扞格，趙家樓的縱火者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確證的謎，但其中一種說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學生的陳公博表現卻出奇得冷靜。他原本不打算參加示威遊行，隻不過因為是廣東幾家報紙的特約通訊記者，才抱著采寫新聞的目的隨著北大學生隊伍一起出發。示威隊伍來到新華門前，排成長蛇陣，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學生一個個汗流浹背。陳公博觀察了一會兒便離開隊伍，雇輛人力車回公寓去了。盡管不算熱情，但五四期間，陳公博還是參加了一次散發傳單的活動。

　　而此時，正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留學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關注著國內的形勢，他不但在留學生中鼓動學潮，還發起了歸國運動。

　　三個年輕人此時雖各不相識，但都對救國滿懷熱情，僅僅二十年不到，三個人卻都淪落成汪偽漢奸政府的高官，這顯然不僅僅是三個個體的選擇，而是一批知識青年的淪喪。

　　激進青年

　　陳公博是同齡人當中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陳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時政論文《督軍問題》，對當時的軍閥割據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心懷天下的襟懷卻深得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廖仲愷等人的賞識。

　　五四之後不久，陳公博自北大畢業回到廣州，一麵在法政學校任教授，一麵與北大同學譚平山等人創辦《廣東群報》，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尤其側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由於得到了陳獨秀的指導，《廣東群報》無形中成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機關報，陳公博也因此被陳獨秀推薦為廣東代表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

　　然而，會上張國燾、李漢俊因觀點不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冷眼旁觀的陳公博認為這是“互相磨擦，互相傾軋”，而張國燾飛揚跋扈的態度更讓他“內心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到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自滬返穗後，陳公博的政治態度及其與共產黨的關係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不僅執意“舍棄廣東的事業，去美國留學”，而且發表文章支持趕走孫中山的陳炯明，公開與黨中央唱起了反調。中共中央決定給予其留黨察看處分，固執的陳公博幹脆宣布脫離共產黨，並最終被開除了黨籍。

　　1922年11月，經濟拮據的陳公博在國民黨元老汪精衛的資助下動身前往美國，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經濟係。一年後，以一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論文獲得碩士學位。此時，汪精衛的資助早已告罄，打算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陳公博不得不向廣東省省長廖仲愷求助。廖仲愷早就欣賞陳公博的才幹，立即回電要求他回國，並推薦其加入了國民黨。廖仲愷與汪精衛協商，委以陳公博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的重任。1925 年，廖仲愷遇刺，陳公博成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成為國民黨內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陳公博眼裏，汪精衛不僅僅是大家公認的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國民黨內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領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欽佩的導師。他由衷地感激汪精衛對自己“無私”的資助和提攜，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衛的黨羽，也為日後依附汪精衛走上漢奸之路埋下了伏筆。

　　就在中共一大上，陳公博認識了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

　　從骨幹到脫黨

　　早在留學日本時期，周佛海已經因研究社會主義小有名氣，自詡為“中國的列寧”。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寫了《中國的階級鬥爭》一文，並發表於12月的《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在文章中，他預言階級鬥爭“不久就會要實現的”。

　　與陳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開始就懷抱政治野心，並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會上表現頗為積極，被選為中央局候補委員。此後一段時間，由於總書記陳獨秀不在上海，他還代理了總書記的職務，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參加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會議。其時正值陳獨秀被捕，周佛海一麵營救陳獨秀，一麵派人四處物色代表。還親赴長沙、漢口、安慶等地，會見了毛澤東、陳潭秋等人，商議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此後，他還參與發動了上海勞工運動等活動。

　　然而，帶著投機心理入黨的周佛海終究未能堅持自己的革命事業。他和上海小姐楊淑慧的婚外戀受到黨內批評後，便對組織產生了不滿情緒。而陳獨秀被捕入獄更讓他覺得革命的風險太大。於是，在陳獨秀出獄三天後，他向陳做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便攜楊淑慧返回日本，從此再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務。

　　半年後，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反對“早熟的社會革命”的論調動搖了周佛海的社會主義理想。1923年，帝國大學畢業時，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籌莫展，早把當年理想拋到了腦後。恰在此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在廣東地區的革命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寫信邀請周佛海到廣州擔任宣傳部秘書，月薪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猶豫便欣然前往。沒過多久，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邀請他兼任該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過，收入優厚的周佛海卻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事實上，他認為在共產黨內沒有政治前途——宣布脫離共產黨。隨後，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為了報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麵標榜要做一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一麵公開稱 “攻擊共產黨是我的義務，我的責任”。

　　1923年，陳公博與周佛海——這兩位曾經的中共元老，不約而同地投靠了國民黨。

　　從文人做政客

　　北大畢業後，熱衷政治鬥爭的梅思平沒能順利地踏上仕途，而是應聘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做編輯，過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為周佛海，他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作為全國書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為社會運動與思想運動的推進地，人才濟濟的商務印書館更是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時候，商務印書館的學者文人爆發出高度的政治熱情，紛紛組織各類社團或黨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創立的孤軍社。孤軍社的抱負甚高，自認為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外的一個政治團體。他們鼓吹民族主義、民主政治和工會主義，因其主張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而引起國民黨高層的注意。

　　正是在孤軍社，梅思平結識了已是國民黨重臣的周佛海，同樣有政治野心的兩人誌趣相投，交往甚密，結為好友。

　　1926年11月，經戴季陶推薦，周佛海投奔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機引薦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聖和另一位商務印書館編輯吳文祺為武漢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從此走上了政壇，並迎來了自己人生中最輝煌的十年。

　　1928年，蔣介石授意周佛海創辦《新生命》雜誌作為自己政策宣傳的陣地，梅思平和陶希聖成為骨幹成員。10月，陶希聖在《新生命》雜誌上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甚麽社會》的論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與陶希聖呼應。隨後，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讚、李季、陳邦國、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繼參加論戰，形成一場影響深遠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

　　也就是在這場論戰中，他的才能獲得了蔣介石的欣賞，這為他日後的仕途經濟打下了良好基礎。 1933年2月，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政治係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寧實驗縣縣長。他在江寧實驗縣進行的改革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其改革經驗受到了蔣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時間，梅思平名聲大噪，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調俱樂部”

　　1931年中日開戰伊始，陳公博還是一個強硬的主戰派。當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時候，他與李濟深攜手北上，從閻錫山手裏要來10萬顆手榴彈，送給十九路軍，鼓勵他們抗戰到底。

　　然而，一年後發生的長城抗戰卻徹底改變了陳公博對中日戰局的判斷，促使他逐漸走向“和平主義”。1933年3月，中國軍隊在長城古北口抗擊日軍。這場戰鬥打得異常激烈，日軍出動飛機對中國守軍陣地進行狂轟濫炸，多次發動進攻。盡管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反擊，卻因為武器落後，缺乏現代戰爭訓練，遭到了慘敗。

　　戰役最為慘烈的時候，剛剛就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命令陳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勞軍，鼓舞士氣，了解前線戰況。陳公博剛到北平，便得知各路軍隊均已敗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麵對潰軍，主持華北軍事的何應欽束手無策，不得不央求陳公博向各軍將領說假話，宣稱政府已經設法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問題，這才將人心惶惶的軍隊穩定下來。

　　前線潰敗之慘狀，讓陳公博大為恐慌。當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向蔣介石和汪精衛匯報以後，蔣汪二人都采納了他的意見——“軍事既難解決，還是走外交的途徑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內“和平路線”的議論聲浪越來越大，一大批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國民黨高官逐漸聚集起來，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低調俱樂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為其中的核心成員。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蔣介石投入70萬軍隊浴血抗戰，堅守三月後不得不全線撤退。此役，中國軍隊傷亡達25萬人，日軍僅為4萬餘人。這更堅定了周佛海對此前“戰必敗，和未必亂”的認識，極力主張對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的私宅為防日軍轟炸，特意建了一個堅固的地下室。淞滬會戰時，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等人幹脆搬到此處，而與周佛海等人誌趣相投的顧祝同、熊式輝、高宗武等一批高級官員也不時來此聚會。他們大多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認為共產黨和桂係高調抗日，不過是推翻蔣介石統治的手段，其實“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外以，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幸成功的道理” (《周佛海日記》)。

　　1937年12月，陳公博作為專使出訪歐洲各國，並利用他與墨索裏尼的女婿齊亞諾的私交，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因此，陳公博並未參加低調俱樂部。不過，他和“低調俱樂部”都是民族失敗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並且都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主張推汪與日本和談。至此，一個以汪精衛為核心的主和派團體已經悄然形成，並於日後成為汪偽政權的核心。

　　汪偽急先鋒

　　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與日本和談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試圖通過德國政府居間調停，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爭。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戰條件卻讓蔣介石無法接受，德國的調停最終失敗。1938年1月16日，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日本內閣作出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決議，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對此，蔣介石一麵積極組織抗戰，一麵派人搜集日本情報，尋找機會與日本重開談判。在蔣介石的默許下，受命於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創立“蔚藍書店”一麵搜集情報，一麵與日方頻頻接觸，試探日本的底牌。當高宗武帶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重開談判的消息時，蔣介石怒不可遏，表示與高斷絕關係，並下令停發其活動經費。但抱定和平“救國”主張的周佛海卻背著蔣介石，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係。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與日本人秘密談判。在今井武夫準備的接風宴上，梅思平的心情異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簽署的必然是條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難免會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席間，梅思平突然哀歎：“從今而後我不也成了漢奸？”

　　不出所料，秘密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斷然拒絕，以致於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認“滿洲國”寫進條款，以免自己背負漢奸賣國賊的千古罵名。結果，本除了有名無實的撤軍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絕。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本代表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合稱《重光堂密約》)。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隨即將密約縫在西服馬甲中飛往重慶，向汪精衛交差。然而，當汪精衛第一次看到這份密約時，忍不住大罵這是賣國條約，甚至拒絕承認其中的任何一個字。但妻子陳璧君卻“規勸”道：“你說這份協議是賣國文契，我問你滿洲在誰手裏？內蒙在誰的手裏？華北又在誰的手裏？是我們斷送的嗎？我們隻是承認既成事實。” 陳璧君的謬論很快緩解了汪精衛內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終於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凡已由梅思平簽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議。”梅思平懸著的心終於落了下來。

　　墜入深淵

　　既然決定接受日本的條款，汪精衛便開始緊鑼密鼓地策劃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人秘密商討叛逃事宜。此時，身在成都的陳公博得知汪精衛準備逃離重慶的消息，趕緊打電報勸告汪精衛：“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在汪精衛的追隨者中，最痛苦的莫過於陳公博。他對汪精衛深懷知遇之恩的感激，作為汪精衛的肱骨之臣，陳公博主和，但反對汪精衛與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對汪出麵組織漢奸政權。然而，他對汪精衛的死忠讓他作出了錯誤的決定。12月18日，汪精衛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內，陳公博應召尾隨而至。矛盾重重的他臨行前曾寫信給蔣介石，聲稱要做“最後的努力”，力勸汪回心轉意。然而，他的勸說終告失敗，最終隨汪精衛一路走到黑。

　　其實，汪精衛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漢奸行為是不會被國人饒恕的。如梅思平事後坦言：“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梅思平卻有先見之明，當他叛國投敵之後，立刻被釘上了恥辱柱，甚至是眾叛親離。

　　1939年12月15日，《浙甌日報》的《展望》專版於顯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兒梅愛文的“宣言”：《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開宣布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係”，呼籲“每個做了漢奸兒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覺醒，和我攜起手來，共同進行反漢奸運動，參加到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中去！”麵對女兒的憤怒聲討，梅思平自知大節已虧，盡管內心苦楚卻始終無法辯白。此後，父女決裂，梅思平再也沒能活著見到女兒。

　　與陳公博被動投敵不同，周佛海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主動地走上漢奸道路的。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過程中他非但沒有勸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對高宗武、梅思平的影響力，授意他們與日本秘密聯絡並簽署《重光堂密約》，最終成為汪偽政權的始作俑者。

　　盡管如此，麵對叛國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還是經曆了痛苦的內心掙紮。據說，在出逃前，他整整一個月都在思考該不該走出這一步，常常徹夜難眠。最後，現實的利益，對戰局的悲觀心態，或者幹脆說是對戰敗的恐懼，最終戰勝了做漢奸的恥辱。

　　身名俱滅

　　豈止是陳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為對戰局的悲觀，一大批喪失信心的國民黨高官紛紛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終集體墮落為漢奸。盡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線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過江之鯽。

　　就在汪精衛準備籌建南京偽國民政府時，作為骨幹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因種種原因悄然逃離上海，並在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卻沒能喚醒陳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識，在全國民眾的一片罵聲中公然走上賣國投敵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組建偽國民政府，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為“首義分子” 身居要職。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公博代理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宣稱“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今日之設施。”繼續執行汪精衛的漢奸政策。而對汪偽政權喪失信心的周佛海卻已經開始與重慶方麵暗通消息，開始為蔣介石在淪陷區的特工活動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天，南京偽國民政府在陳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後數月，汪偽政權的高官相繼被捕，並受到審判。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處死刑。陳公博和梅思平先後被處決，周佛海則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為無期徒刑，最終病死獄中。

　　二、偽政府的南北之爭

　　1937年末，由於戰線過長、大量分兵維持占領區，一舉打垮重慶政府是不可能的，擺在日軍總參謀部的唯一戰略選擇，隻能是創造一個有號召力的偽中國政府，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分庭抗爭，使中日戰爭轉化為內戰。於是，從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戰場上沒有實現的目標，打算開始要以“和平”的方式來得到了。

　　■田嵬

　　“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結束。”此語出自明治時代日軍名將兒玉源太郎。抗戰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漢，可此時日本國內討論最多的，卻是兒玉源太郎提出的問題——如何從中國抽身？

　　此時日本陸軍總兵力大約70萬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計劃三個月內完結的戰爭此時沒有人能說清楚到底要繼續到什麽時候。重慶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著打，一旦美國人引用《中立法》對日本貿易禁運，90%的戰略物資都要斷檔，聯合艦隊、飛機坦克全部癱瘓。

　　由於戰線過長、大量分兵維持占領區，一舉打垮重慶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誇蔣介石政府，陝北的中共、死守大別山的桂係、晉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必定以割據之勢繼續抗戰，對於日本，那隻能是夢魘的繼續。

　　擺在日軍總參謀部的唯一戰略選擇，隻能是創造一個有號召力的偽中國政府，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分庭抗爭，使中日戰爭轉化為內戰，並與偽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將侵略成果“合法化”。於是，從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戰場上沒有實現的目標，就開始要以“和平”的方式來得到了。

　　北洋遺老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政府派中國通喜多誠一少將執掌華北特務機關，其最主要任務便是策劃漢奸政權。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個能與重慶國府分庭抗禮的北洋政府，使中國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實現以華製華。

　　而喜多曾任職多年日本駐華武官，與北洋官僚們交往甚密，是完成該任務的最佳人選。他對軍閥官僚們在政治上的翻雲覆雨，毫無祖國觀念，以及潛在的號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針對這些特點，他特定了一套選拔偽府成員的標準：(一)元首須以曾任總統、總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長須以曾任總理、總長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選拔標準：(1)素無抗日言行，又非29軍出身；(2)有相當資望而反抗國民黨者。

　　根據以上要求，喜多認為最理想的是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計劃以靳或吳任總統，如二人同時上台，則分任總統、副總統，以曹汝霖為內閣總理。因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總理，在華北軍政人員中，還具有相當威望；吳在華北也有相當的軍事號召力，可利用他組織一支雜牌軍隊，參加政府；曹汝霖則是老牌的親日分子，叫他擔任偽政府實際責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隻需他們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國際、國內挑戰重慶政府的合法性。

　　不過經過分頭接洽之後，結果令喜多誠一大為失望。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複法統。”曹汝霖則因與喜多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是舊識，在日方的強烈攻勢下他不敢公然拒絕，隻用“願以在野之身，讚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周旋。正在舉棋不定的時候，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曹這才下定決心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由於以上人物拒絕，喜多建立強勢北洋政權的構想隻能化為泡影，但不論如何，先拉出個維持政府是當務之急。日方的視線遂投向了另一個老牌親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擔任清國駐日大使，曆綰北洋政府數任內閣財長，在舊中國政壇隻是個聲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變前夕他蟄居上海，窺視時機。喜多於1937年 10月間到上海，通過與王素識的日本人山本榮治向王表示，歡迎他北上組府。王以“茲事體大”致電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轉向蔣介石請示，宋複電謂“奉委座諭，北平事可請叔魯維持”。王遂與喜多同機北上組織偽政府。王克敏的出現，使董康、湯爾和、朱深、王輯唐、齊燮元等一般北洋遺老又糾集到一起，開始了臨時政府的籌備。

　　臨時政府原定於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於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軍事當局認為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潰滅，接著樹立華北政權，在政治上具有新陳代謝的意義，於是通知漢奸們提前於12月14日在北京懷仁堂成立。但這個政府始終未能繼承北洋政權斷滅的合法性，不僅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對日也未以中國政府身份簽訂任何條約，實質隻是個不折不扣的地方維持政權。

　　“維新”政府

　　正當華北臨時政府掛牌時，日“華中方麵軍”的鬆井石根大將也在考慮同樣的問題。一方麵要成立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之類的地方性臨時機構；另一方麵，必須積極籌建正式的華中偽政權。鬆井石根腦子裏的組府第一人選是唐紹儀，早在1937年1月12 日，鬆井石根在聽取原田熊吉武官關於“政權建設”的匯報時，就希望唐紹儀能成為“新政權”的中心人物。但曾擔任中國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年已80的唐紹儀卻不願在此時立即出山。鬆井石根的“第二個人選是精通財政的李思浩，此人屬安福係，同蔣介石、王克敏都有親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時已去了香港。由於一時打不開局麵，心急如焚的“華中方麵軍”長勇參謀“經某個日本人的推薦物色了一個叫王子惠的人，於是便開始了以此人為首組織臨時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係日占台灣島人，名不見經傳，在大陸毫無影響。鬆井石根聞之氣得半死，嚴厲訓斥長勇說：“沒有適當人選寧可不建立臨時政府。”

　　話雖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當鬆井得到了他將被大本營解職的消息時也同樣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職回國後，首先就要進宮拜謁和回奏天皇，那時必須匯報戰後治安措施。如果回國前不能迅速建立臨時政府作為治安對策，屆時將無法交代。華北方麵軍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華中派遣軍”至今未見成果。這給鬆井石根極大的壓力。鬆井決心在他正式解職前，抓緊籌建好華中偽政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方麵選定了梁鴻誌、陳群、溫宗堯的三人組合。梁鴻誌曾任職過安福國會參議院的秘書長、段祺瑞執政府秘書長，北洋政府垮台後，他閑居家中伺機再起。陳群是梁鴻誌的同鄉，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大革命時曾任黃埔軍校教官、北伐軍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溫宗堯是老牌的反蔣政客，作為唐紹儀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時，在日方的幕後導演下，這個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原國民政府大禮堂宣告“掛牌”。至此，以日“華中方麵軍”為背景的南方漢奸政府成立。

　　南京維新政權成立的初衷，是鬆井石根在製造了南京大屠殺之後，認為已然實現對國府的威懾，於是秘密與唐紹儀、宋子文接觸，預備以唐紹儀在南京組府，再促成南京重慶合流，並逼迫蔣介石下野。由於計劃失敗，以及自己的離職，所以隻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來與“華北方麵軍”鬥氣。

　　分立與博弈

　　東京的陸軍參謀部就眼睜睜看著自己人搞出兩個中國政府唱對台戲嗎？

　　其實“南京維新政府”成立時，一開始是定位地方政權的。日本陸軍參謀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張“把華中政權作為一個地方政權，以便將來與華北政權合並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最終“中華維新政府”的名稱、“國旗”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機構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與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還比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多了一個外交部。

　　這些都是日本“華中派遣軍”為擴張自己勢力與影響，與陸軍參謀部討價還價的結果。日最高軍政當局從日本侵華最高利益出發，為抬高北洋政府與貶低南京偽國民政府，故以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正統，在1938年3月24日製定了《調整華北及華中政權關係要綱》及《諒解事項》，確定“華中新政權是作為一個地方政權成立的，將來仍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作為中央政權，盡快使其合並統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謂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為對中國各地政權指導上的原則而規定的，至於(日本)帝國承認它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問題，則要另作考慮。”這說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別扶植了兩個“中華民國”，南京原則上聽從北京的指導，但並不是隸屬北京的地方機構。

　　北京偽政權也嚐試將南京維新政府吸收過來，但由於日本南北軍方的內部競爭，以及王克敏與梁鴻誌互不買賬，最終都無果而終。

　　但兩權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當局的心目中，無論是北京偽“臨時政府”的王克敏，還是南京偽“維新政府”的梁鴻誌，都不是中國的“第一流人物”，無論在資曆、威望、影響及能力等方麵，均不足以號召與領導全中國。

　　日本當局認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會成什麽大事，如寄國家信義於他，不難預見，將來勢必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而對於梁鴻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後任“梅機關”機關長的影佐禎昭就說過，他“隻是過渡人物，無理政之才”。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政權，當然無法成為與日本簽訂和約，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抗衡的對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範。

　　恰恰是這個時候，汪精衛的出現了。他讓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衛的資曆和聲望，為調停南北兩派、另組一統一偽政府提供了契機。

　　大權一統？

　　汪精衛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直飛昆明，與先期到達的周佛海、陶希聖會合後於19日乘龍雲代包的專機飛抵河內，開始了所謂的“和平運動”。經過1年零3個月醞釀，終於在1940年3月30日“還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統一的日占區“國民政府”。

　　為什麽王克敏、梁鴻誌能互不買賬，而汪精衛一個既無地盤，又沒軍隊的後來人，能把南北雙方統一到一起呢？最本質的還是所有偽政府都隻是傀儡，日本既然認為汪精衛能夠助其從中國抽身，實現以華製華，那王克敏、梁鴻誌自然不敢有異議。

　　三個偽政權的合並，使日方徹底從利用北洋政府與國民黨的矛盾，轉向了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北京臨時政府降格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國旗”也由北洋時期的五色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政府旗，為了區別重慶政府，旗頂多了一條三角黃布飄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

　　偽政府成立當天，因為國旗，日軍內部也爆發了不滿情緒。他們到處攻擊中國國旗，毆打懸旗居戶。在南京鼓樓和新街口等處，擠滿了氣勢洶洶的日兵，直有釀成暴動之勢。原因不難理解，日軍三年來作戰傷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國政府。然而如今滿街都是中國國旗，日軍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國人更是不甘在國旗上多出一條不倫不類的黃布條。因此在懸旗的時候，許多人自動把黃布條取消了。

　　偽政府雖然在“國旗”、“國歌”等形式上三位一體了，但由於北京偽政權有很深的北洋背景，與國民黨格格不入，所以財政、軍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製。因為喜多誠一撐腰，王克敏對汪精衛並不馴服，甚至譏諷汪：“我們六十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貫一本正經以愛國元首自居，這樣的話無疑是對他人格絕大的侮辱。同時日本最高當局從戰略角度出發，也希望“日汪密約” 中關於華北防共、治安、經濟開發的賣國條款製度化。於是喜多誠一去職後，王克敏也被更為最恭順的王輯唐取代。不過終南京汪偽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沒能涉及北方。

　　事實上汪偽的成立，並沒使日本人從中國的泥潭抽身。這個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個月甚至得不到一個國家的承認，包括日本在內。日本奢望南京偽政權能與重慶合流，事實上，蔣汪的矛盾之深，使重慶方麵更難與日本妥協。作為戰略的一部分，汪偽南京政府的成立，對日本無疑是不成功的。此舉反而加劇重慶政府的抗日決心，日軍終沒能從中國戰場泥沼中脫身而出。

　　三、劫後南京

　　一群名不見經傳的下野官員、中小商人、留日學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殺之後的敏感時期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盡管在曆史大浪湧來的時候，他們大多無力以身抗拒，隻能選擇隨波逐流，以圖自保，但曆史終究會讓他們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主筆 黃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殺劫難三個月後，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屍體，滿城瓦礫，三分之一的城區被焚毀，一度繁華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變成無人區。活下來的中國人大都躲在國際委員會設立的“安全區”中。

　　在大屠殺發生前的1937年6月，根據當年民國政府的統計，南京人口為101萬人，其中城區人口有85萬。在戰爭爆發前夕，大量公職人員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據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發的一份公函，稱南京市還有50萬人沒撤走，而11月27日美國大使館發回國內的一份報告，說南京市長稱尚有30萬至40 萬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內。據學者們研究，這個數字外還應加上大量湧進的周邊地區難民，至少3萬人以上，而城破後被困在南京城中換上了便衣的中國軍隊官兵，可能達3萬餘人。在大屠殺之後的兩個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統計人口(已經是“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主持的了)，登記人數是17萬2千人，過了一個月這個數字增至23萬5千人。

　　實際上，在日軍攻占南京城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在這裏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國人拉貝擔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因為劫後餘生的南京居民們大都住在“安全區”中。這個安全區，占地麵積為3.86平方公裏，約為當時市區的 1/8，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內難民人數25萬左右，其中有近7萬人人住在安全區內的25個難民收容所裏，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發放救濟，維持治安。

　　日軍進入南京城後，南京斷水斷電，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出麵找到發電廠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複了供電，1月3日恢複了供水，國際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希望與日軍保持一個能夠合作的關係的。

　　住在安全區裏的20多萬中國難民，這時候隻信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給了國際委員會。1937年12月14日，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國際委員會給日軍的第1號公函中，曾強調國際委員會暫行市政府的職權，後來又多次表示願意與日軍合作，恢複水電就是一個善意之舉。此外，國際委員會更要麵對20多萬人每天的吃飯問題，那是一個極重的任務，所以日軍當時也沒有輕易提出接管安全區。

　　但是對於日軍來說，占領之下的南京城有這麽一塊“安全區”，而且是由外國人來管理著，他們是極不舒服的。第一他們覺得安全區裏還藏了大量中國軍人，那是對他們的安全威脅，第二他們對安全區裏洋人們不斷的抗議和對外披露他們的暴行，非常惱火。

　　況且日軍占領南京之後，南京變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複生活秩序，這也讓日本當局覺得顏麵尷尬。而要恢複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個絕對服從自己的機構來替代國際委員會，可以說，日本人想建立起一個偽政權的想法，比誰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員會”

　　此時，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錫三身上。

　　陶錫三，字寶晉，南京人，時年62歲，當時正在南京的湯山開著一家頗為高檔的“陶廬浴池”。陶錫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學留學，回國後參與清末的新政，當過江蘇省谘議局的議員、兼業律師。他同時又熱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後，一邊經營商業，一邊擔任著“紅卍字會南京分會”的會長。

　　這個“紅卍字會”，創辦於1922年，源於中國的一種民間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趕上日本的關東大地震，所以“紅卍字學會”做出的第一個大手筆是發動中國人給日本人捐款——後來真的給日本災民送去了大量糧食和善款。或許是從那時起，“紅卍字會”就給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1937年的這場中日戰爭中，“紅卍字會”也一直在參與戰地救援，事實上，在日軍攻進南京之前，被擊落的日軍飛行員的屍體，也是由“紅卍字會”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殺後，“紅卍字會”承擔了主要的掩埋屍體的工作。

　　當日軍攻入南京後想建立一個偽政權時，他們發現根本找不到像樣的人。一方麵，南京城中有點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見到日軍的行為實在殘暴，無人願意出來承擔這種角色。最後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見經傳的下野官員、中小商人、留日學生和社會慈善團體的負責人。

　　陶錫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視野，就在劫難逃了。盡管他一再聲明，“紅卍字會”的宗旨是不問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隻有唯唯聽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他是慈善組織的負責人，又與日本人有各種聯係，或許，他也出於一種想法，總得有人出麵為中國人做這種維護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擔任了這職務，也就不自覺成為了日軍統治的工具。”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教授這樣分析。

　　“自治委員會”其他主要成員包括：

　　“副會長”孫叔榮，一個曾在日本警備學堂留學，回國後當日語翻譯，後因涉嫌擔任日本間諜被國民政府通緝的人；

　　“警察廳長”王春生，曾留學日本警察專科學校，回國後在南京當過警官，後被解職；

　　“顧問”王承典，南京城一個從事拍賣業的商人，與南京下層社會混得廝熟，戰爭中又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辦公室經理；

　　“顧問”詹榮光，曾在南京鬧市區夫子廟一帶賣仁丹，也幫助過西方基督教會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語，日軍進城後，成為日軍的翻譯；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會任職；

　　趙威叔、趙公瑾、王仲調：留日的中國留學生；

　　許傳音、羅逸民、程調元：都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羅、程二位，因為不願參加偽政權，乘亂逃出了南京，而許傳音，作為南京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兼任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住房委員會主任。《南京淪陷八年史》一書的作者，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經盛鴻曾判斷說，許傳音恐怕是出於更好地救助難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員會”。

　　在當時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的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曾感歎：“我們解嘲說，與國際委員會一起工作的，有美國傳教士、中國基督教徒、德國納粹商人、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卍字會和黑社會的三教九流”。而這個“自治委員會”的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當漢奸不曉得漢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們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樓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日軍強令各難民所都要派代表參加，還要帶上日本旗和偽政權當時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簡章》規定了這樣幾條宗旨：“(1)解除人民困難；(2)回複地方秩序；(3)勸導工商複業；(4)恢複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來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麵粉、食鹽等撥給他們，後來又強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救濟物資轉交給自治委員會。

　　這個時候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自治委員會的關係，相當微妙。應該說，自治委員會同國際委員會是對立的。但是，從國際委員會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慮自治委員會的政治色彩，隻是把它作為一個拯救難民的合作組織。用張連紅的話說，“自治委員會與國際委員會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這種密切程度是超過自治委員會與日本人的關係的。自治委員會的好多人就是國際委員會的人。在糧食運輸，救助難民，埋葬屍體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關係。”

　　說到埋葬屍體，當時有紅卍字會、崇善堂等慈善組織的掩埋隊，自治委員會除了資助這些掩埋隊，自己也組織了一個16人的掩埋隊，4個月中，共掩埋屍體 9116具。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日軍曾要求把江邊的屍體推到江裏了事，後來他們又重新掩埋。據戰後遠東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提供的數字，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15萬5千具——這個數字，後來成為南京大屠殺的最初統計數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發布布告，將南京城區劃為四個行政區，不久又增加下關區，這是建立從市到區再到保、甲的偽行政係統的開始。

　　“自治委員會”做的另一項工作，是動員難民回家。但親曆過大屠殺的難民們怎麽肯回家？日本當局又是威嚇，又是利誘，一方麵開始嚴格軍紀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麵又說，先回家的難民，每天每人可以發米半升。

　　這時候的安全區裏，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奇特的攤販市場。當時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區的負責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記中這樣描述：“如果安全區之外的地方已經冷落成‘無人區’的話，那麽安全區內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熱鬧的‘大市場’——擁擠的人群、各種各樣的買賣。”然而，攤販們賣的東西，大都是從商店裏搶來，或是從無主的住宅中盜來的。魏特琳寫道：“在擁擠的上海路上，數十個小販在路邊兜售贓物—— 衣服、被褥、布匹、各種盤子、花瓶、銅器等等。我們還看見，男人們挑著床架、門框、窗戶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著，沒有什麽約束。”這真是戰爭之下人性的一種畸形映照。現在，自治委員會強製解散了這個市場。

　　為了把難民驅趕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頭目們帶領警察與打手，燒毀難民居住的棚屋，搗毀爐灶，切斷難民的糧、煤供應，在這種情況下，2月14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宣布改名“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安全區，也終於關閉了。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

　　當年藏身安全區的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輜重營中校營長郭岐在他的回憶錄《陷都血淚錄》中，回憶到自治委員會派來小青年到難民營，用發一袋“軍米”作獎勵，動員難民們搬出難民營的情形。

　　難民們都不相信：“米在哪兒呀？你先出去領來給我們看！”

　　這些小青年，當下就漲紅了臉，囁囁嚅嚅地說：“是他們叫我們這樣說的嘛，究竟有沒有米發，連我們也不知道呀！”難民們哄堂大笑。

　　給日本人做事，並不容易。一次，日軍特務機關要求偽警察廳長王春生選送500名中國婦女做慰安婦，王春生沒能如期完成。日軍特務機關長當場打了王春生兩個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廳長也被日本人免了。

　　說到給日本人送慰安婦，自治委員會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當過辦公室經理的王承典。王與南京的下層社會十分熟悉，於是找到一個對辦妓院很在行的黑社會中人，名叫喬鴻年，陪同日軍特務在各難民所到處搜索中國婦女。從1937年12月 18日到20日，他們就強征了300名婦女。史邁士曾親眼看到“我們辦公室經理的代表”(指喬鴻年)到了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眨眼功夫就叫出 28個妓女！”——這就是史邁士歎道國際委員會中有“黑社會的三教九流”的由來。

　　張傳紅指出，在大屠殺期間，自治委員會中有一些人，是賣身求榮的，他們幫日本人在南京設慰安所。不過，做這種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員會會長級的人物。

　　在當年德國駐華大使館的檔案中，有一份署名羅森寫下的報告，透露出自治委員會副會長孫叔榮在會見他時，悄悄倒的苦水。這位副會長說道：我上過日本的學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國家庭裏的日語教師，就是說，我也不是一個富人。我的房子於太平路附近。我將近70歲的大哥是被大火嚇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們可以想象，我是多麽痛苦……。

　　郭岐還記載了大家口口相傳的兩個自治委員會的人的對話。其中一個人問另一個：你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呀，東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當了漢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當漢奸不曉得漢奸的苦，他媽的！哪個王八蛋再當漢奸！

　　欠下的債，曆史總是要你還的

　　除了驅趕難民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另一重要任務是登記戶口，甄別清查散落的中國軍人，而且實行“五戶聯保”， 也就是說，凡是住在南京城裏的難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問題人員，那麽這五家都要連坐，大難臨頭。這也是郭岐他們最咬牙切齒的事。

　　郭岐在領取“良民證”時，曾幾次遇險。一次一個漢奸突然問他：你是哪個部隊的？他若是脫口說出自己的番號，就完了。還有一次在街上，一個日本人操著極流利的中國話與他搭訕，但郭岐憑直覺感到這人是日本人，沒有搭話，後來他看見這人上了日本人的車。

　　自治委員會當時對於非南京籍的難民，在甄別完身份後，會發放證件，讓其出城。郭岐就是這樣化裝成商人最終通過南京城門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還設法帶出了四支手槍。後來，他又找到了部隊，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戰鬥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員會會長陶錫三，卻覺得日子簡直過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讓日本人搶了。1938年1月24日的時候，他曾經以“年高體弱多病” 為由，提出辭職，但日本人未準。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軍洗劫一空，連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經書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後來在地上拾到日軍遺留的一張明信片，上寫著“中島本部部隊野田支隊天野隊長天野鄉三”，據此陶錫三要求日本特務機關查詢此事，但拖了多日後，日本人說“不知，無從查詢”。

　　是不是日本人因對陶錫三提出辭職不滿，借機打擊報複？張連紅認為，倒不一定。他判斷，是當時日本軍方對自己的士兵已經控製不住，“這才恐怖，連協助日軍維持秩序的自治委員會會長的家都要搶，說明多麽混亂，屠殺搶劫有多麽嚴重。”

　　陶錫三於2月10日再次提出辭職。他的辭職書寫得很酸楚：我已於元月25日向委員會提出了我的辭職申請……我已兩個月沒有盡義務了，也沒有關心委員會的工作……“錫三篤信神權，辦理道院、紅卍字會，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聞政治。此次為維持治安，追隨日人之後，本已推舉正副會長有人，乃在領事府集會時，忽被前機關長佐方先生臨時變更，推重錫三，田中領事等從而讚助。雖聲明卍會職員不能參與政治，固辭不獲，勉暫擔任，以讓賢能，曾經當眾聲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譴責，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後來讓副會長孫叔榮繼任了會長。但是，孫叔榮的會長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個新的偽政府——以梁鴻誌為首的“維新政府”，自治委員會僅存在了三個多月，就被拋棄了。

　　而“維新政府”也不過存在了兩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來的汪偽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中國都在清算漢奸。1947年3月25日，在審判日本戰犯穀壽夫的軍事法庭上，郭岐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席到現場，一個小時的證言宣讀下來，全場鴉雀無聲，幾乎人人熱淚盈眶。三天後，穀壽夫被執行槍決。

　　而在大約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錫三被法庭判處了兩年徒刑。“以他當過自治委員會會長一職，可以說是漢奸頭子，這個判決是輕的。”張連紅說。 “陶在汪偽時期還出任過日本人辦的‘大民會’的副會長和汪偽的‘立法委員’。但實際上都是空銜，他沒做什麽事。我們從曆史資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職權謀取自身利益，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記錄。”

　　陶錫三於1948年4月刑滿出獄，兩個月後，在南京病逝，終年73歲。作為一個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曆史大浪湧來的時候，無力以身抗拒，隻能選擇隨波逐流，以圖自保。但曆史終究會讓他為他的選擇付出他的代價。

　　四、偽軍：搖擺中槍杆子

　　麵對廣闊的中國國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槍杆子交給了另一群中國人。然而這支夾縫中的槍杆子卻時時隨時向而搖擺。

　　1938年7月6日，天氣溽暑，要在平時，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縣的一所校園內，卻人頭攢動，場麵熙攘而略顯混亂。少數掌事的人正緊張忙碌著，而大部分人的臉上則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許奇怪的還有，當抗戰開始，多數學校都已紛紛南遷的時候，一場特殊的開學典禮一會兒就要在這裏舉行。

　　這所學校就是剛剛成立的華北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齊燮元原是北洋軍閥頭目，他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已與日本軍方往來密切，後擔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治安部總長，負責軍隊、警察事務。1938年4月19日，為組建華北治安軍，臨時政府發布“會字第一百七十五號令”，開始著手籌備軍校，並讓齊燮元兼任校長一職。齊聞令後，“於即日就職”，並在“友軍”相助下，迅速籌辦一切。於是，不足半月，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就已“在通縣校址組織成立，開始辦公”。

　　又僅僅十日後，經過投考、筆試、口試一係列程序，被“錄取”的百餘名學員便稀稀拉拉地出現在學校成立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上。由於學員人數太少，偽臨時政府治安部不得不於6月底7月初，“續招新生二百八十名，並規定於北京、天津兩處設招生辦事處”，開始了第二次招考。

　　於是，當7月6日，齊燮元對著台下表情各異的近三百名學員說，祝賀各位被陸軍軍官學錄取的時候，我們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齊燮元及台下的眾多青年，心情是否會因這個儀式而感到欣慰。我們隻是知道，這已經是該校短短兩個月來的第二次新生開學典禮了。

　　“建軍”

　　起初，日本欲憑借其經濟和軍事上的暫時優勢，在中國戰場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以盡快結束對華戰爭，好集中精力應付他未來在亞洲大陸擴張的預設對手—— 蘇聯。因而，七七事變後的一段時間內，軍事上勢頭正盛又頗為自信的日本軍隊，於其占領區內隻是臨時拚湊起偽治安維持會，處理地方政務。對偽軍反而並不重視，沒有大規模收編投降的武裝團體，更沒有在關內建立一支正規偽軍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頒布的《軍占領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依然這樣規定：“中國投降的武裝團體，解除武裝後使之歸農或當勞工”，對一般的土匪，懷柔使其歸順後，“使其另謀生路”。

　　據資料統計，當時華北負責治安、警備的偽軍計有原國民黨政府北平憲兵隊一千餘人，冀東偽政權保安隊所組成的警防隊三個團約四千人，其他零星還有各地縣警備隊、連莊會、民團、保甲等武力，況且還都屬於自衛性質的武裝，力量可想而知是相當薄弱的。另外，這些武力名義上雖為齊燮元統領，但實際由日軍控製和指揮。

　　對此，齊燮元亦感到不滿。像大多數投敵的政客一樣，齊燮元歸順日本也有著強烈的個人野心。自上台之後，他便積極培植私人勢力，將其“心腹”、“密友”、“同鄉”等關係密切人員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僅如此，齊燮元還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聽命於自己的軍隊。於是，1938年，齊燮元向日本人拋出了一個“先設學、後建軍”的方案。

　　此時，日本速戰卻無法速決，中國廣大的土地使得日軍像被吸進泥澤一樣，在對華戰事中越陷越深。兵力開始不敷分配；有限的軍隊隻能控製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線，而八路軍乘機在其缺乏控製的農村展開活動，使得日軍前後受困。人力補充不及和兵力不敷運用的難題，日益嚴重地困擾著日軍。於是，日本改變了初期的策略，開始重視在偽政權下編組偽軍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齊燮元關於籌建軍校的提議。1938年5月1日，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在通縣成立，後來，華北治安軍的下層幹部便差不多都出自這裏。此後，為滿足偽軍對各類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華北陸軍憲兵學校、華北陸軍軍士教導團、華北陸軍軍官隊及治安軍各專業班隊也都陸續建立起來，也拉開了華北治安軍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華北陸軍軍官學校的開學典禮上，眾多新生並沒有太多欣悅的心情來笑對台上的官員們，反倒齊燮元是得意的。因為待華北治安軍的大旗一樹，他便是該軍總司令，而到時他的勢力將覆蓋整個華北淪陷區。這是他早年的夙願，但在他的年輕時代，他也許不會想到早年抱負的達成，竟要由一個“漢奸”的身份來換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齊燮元，自決意從軍之初，便已表露了遠大的誌向。資料記載，“其人自視頗高，不願居人下，久思獨樹一幟”。1930年，齊燮元在中原大戰時跟隨閻錫山，任江北招討使。兵敗後，他從此隱居在天津租界，頗有鬱鬱不得誌的感慨。1937 年華北淪陷，齊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個人的勢力，以遂其封建割據的野心”。

　　齊燮元的建軍計劃，顯然是有意仿效黃埔的模式，功成之後，他以校長自任，大權在握，到時即便麵對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這一計劃顯然沒有得到青年的熱情響應。

　　雖然治安部規定，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專招收高中或同等學校畢業之學生”，但“漢奸”的名聲往往令真正的學生望而卻步，以至於前去投考的，“有些遊手好閑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務員，也有青年的舊軍人，其他雜牌偽軍警防隊的勤務兵都能報名投考”，成分極為複雜。即便這樣，第一次招考，報名並筆試及格者也隻有177名，由於人數太少，口試時全部被錄取。一個月後不得不又一次組織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實際報到者遠不及此數。在華北其他軍校，從各地強征而來的學員入校後，“堅請退學”，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屢見不鮮。齊燮元這一理想的“建軍”模式，從一開始便舉步維艱。

　　然而，軍校征收學員的困難，卻沒有阻礙接下來偽軍數量的激增。當日，像齊燮元一樣在國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轉而投偽的軍隊將領並不在少數。如原東北軍將領鮑文樾、胡毓坤，西北軍將領劉鬱芬、鄭大章、門致中，保定軍校出身的葉蓬、任援道。這些將領在國民黨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軍人，“時常感受到被黃埔嫡係歧視或壓迫，或與其他國軍衝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偽”。而即使是中央軍嫡係顧祝同部的高級軍官潘幹丞，也因內部人事嫌隙而投偽。

　　中央軍內部派係的傾軋，並沒有因為全民族抗戰的背景而有所緩和，蔣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滅旁係勢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兒莊戰役中被嚴重削弱的孫連仲軍隊，大捷後便失掉了42軍的番號，而一直不肯出戰的湯恩伯卻風光無比。這樣的待遇總會讓許多非嫡係的軍人感到寒心。

　　後來任偽軍第二方麵軍總司令的孫良誠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孫本是西北軍的一員悍將，所率部在西北軍中素有鐵軍之稱。中原大戰後，西北軍土崩瓦解，孫亦失勢。抗戰時，孫良誠奉命接受湯恩伯指揮。1941年湯恩伯將孫調為第十五集團軍副司令，實欲借機吞並孫部。孫良誠拒絕後，湯恩伯則在對其軍費補助上有意為難，常常供應不給，孫“處此境地便覺已是日暮窮途”。1942年，湯又免除孫良誠魯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職務。孫良誠不滿中央軍嫡係的刁難，屢被日軍攻擊後， “順時就勢，佯裝戰敗被俘”。

　　投偽軍官中，因個人野心，賣國求榮的，“漢奸”的名聲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後委身於偽政權的，但又何嚐不是出於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們清楚惟有軍隊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戰中拚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偽後，不僅可以保住隊伍，還可以從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裝備，豐厚的糧餉，反倒充實了自己的力量。孫良誠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當漢奸是為了擴充實力，積累政治資本，隻要目的已達，即相機反正。”

　　基層力量

　　除中央軍投敵的之外，地方武裝力量也是偽軍的重要來源。

　　淪陷區內，基層鄉保長武力經常是連名稱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轉變到偽政權屬下。日軍為了便於統治，常利用中國既有的地方勢力，對保甲長采取懷柔與強硬控製並行的政策。鄉保長降日的原因除了個人利益外，也很難排除保衛家園的苦衷，“許多保甲長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爛，是會向敵人敷衍的”。在那個混亂的年月裏，這些基層的武裝頭目往往有著極為複雜的心態。《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中寫到： “保甲長即使背負著漢奸的恥辱，也有對日軍逆來順受的順民思想，也由於他們害怕國軍不能容納，又怕抗戰會失敗，始終存在著觀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間武力及幫會、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軍爭取的力量。這些民間武裝領導人通常是當地有聲望的士紳，他們為了維持地方秩序，建立偽政權和偽武裝。例如曾任軍職的郭紹緒，在日軍占領豫西伊川縣的家鄉後，“為使鄉親免遭更大的禍害，他出任為團長。”

　　至於各地的幫會、秘密結社，態度上則極為複雜，“有親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變後，在日軍軍事壓力下，某些幫會也被納入治安肅正和治安強化的道路，成為偽軍。如豫北滑、淇、封等縣偽軍多由會門操縱，許多會門被日軍收編，如天門會、一貫道、聖賢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絳縣一帶很是普及的紅槍會，約有武裝二萬人。日軍到來後，便以紅槍會會長出任絳縣偽縣長，紅槍會成員隨之成為該地領導階級。而蘇南地區盛行的青幫、紅幫、刀會等封建幫會，也是日本與國、共兩黨不斷爭奪的勢力。

　　1940年汪偽政權建立後，偽軍人數也從1938年的78000人急劇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時，這一數字甚至達到了200餘萬，遠遠超過了在華日軍的人數。他們有為生計所迫投敵的，有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頭子，為了升官發財而投偽的。1941年，豫皖蘇邊區有超過二萬人的偽軍，領導者有地方豪紳、退伍軍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內部成員及裝備都不一致，各有係統。有單純為自存自保的，多數人則各懷鬼胎，故有利害衝突時，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銳。

　　左右搖擺

　　1942年，孫良誠投偽之時，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諾，即“不打重慶隊伍”、“不要日籍顧問”、“不直接受命於日軍”。孫良誠在投偽之後，也依然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係。1943年5月，孫良誠通過張雪山向蔣介石轉告，自己在南京參加軍事會議時，將繼續與吳化文、張嵐峰“團結一致，以待時機”。

　　如果說孫良誠部因為實力較強，在國、共、日三方夾縫中還有些自主空間的話，那麽更多戰鬥力差的偽軍隊伍，在政治立場上左右搖擺的特色則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地方武裝，日偽軍來時，他們打起偽軍旗號守住據點，日偽離開，他們又主動恢複國軍旗號。 1944年，豫西土匪首領李萬如到豫西發展時，就公開宣布他是兩麵吃：“如果國民黨不再回來，日軍長期占領，他帶有汪主席給他的新中國33軍軍長的印信。要是國民黨回再回來，他還帶有蔣委員長給他的豫西國民黨軍22縱司令印信。不管誰來都能存在。”

　　在國、共、日偽激烈鬥爭的地區，如蘇南茅山、丹北等地的偽地方武力與偽基層政權為了自保，也常隨著該地區各個強權間的實力變化。1940年當中共不再將這些人視為漢奸之後，“他們也暗中向中共訴苦，答應掩護中共人員，並為中共征收救國公糧。但若環境不利於中共，他們就疏遠中共，傾向偽方。”(《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

　　像孫良誠一樣，多數偽軍都與國民黨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國民黨為發展淪陷區勢力，也常暗通收編偽軍。1940年之前，直接策劃偽軍反正是其主要目標。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軍攻擊，被反正的偽軍有覆滅之虞，這樣，國民黨不僅難以在淪陷區發展實力，還要負擔大量反正偽軍的經費開銷，風險及負擔都很大。

　　後來國民黨將政策調整為“以敵養偽，以為我用”，即策動偽軍長期埋伏，不急於反正，並利用日偽資源供養他們。1942年，蔣介石在給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認為處理偽軍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偽軍保持密切聯係，運用偽軍配合反共；中策是和偽軍保持一般聯係，令其待機反正；下策是策劃偽軍反正，增加軍費開支。

　　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共產黨在和平收編偽軍上則困難重重，為了迫使實力較弱的偽軍屈服，共產黨在抗戰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嚇的方式，結果並不理想。百團大戰後，日軍與偽軍合作，加強掃蕩，使共產黨軍隊的發展遇到嚴重挫折。這時，共產黨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偽軍的家眷、身世、其興趣愛好、朋友關係等，通過其家屬、親戚、朋友，間接鼓動他們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爭取，使其就地潛伏於日軍處。積極向偽軍內部滲透，“以敵養偽，以為我用”的策略同樣被共產黨所采用。共產黨利用地下黨組織積極吸收偽軍軍官入黨，與偽軍建立聯係，但並不要求他們立刻反正，“爭取長期埋伏，求得將來的有利時機”。

　　1945年5月，中共方麵就曾派人到孫良誠處，勸說孫及其部下趙雲祥、王清瀚投共。孫良誠苦笑說：“我當了漢奸，臉上已經抹了一道黑，現在又叫我投八路，給我臉上再抹一道紅，我孫良誠豈不成了一個花臉。”此事暫時作罷，但孫卻沒有堵死與中共聯係的管道，讓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結局

　　抗戰臨近結束，國、共在對偽軍的爭取上展開激烈的爭奪。考慮到當時國民黨軍事上的優勢，絕大數偽軍選擇了投靠國民黨。然而國民黨並沒有對偽軍一視同仁，因此國民黨對於實力較強的偽軍予以收編，而對武裝或戰鬥力差的部隊則采取了淘汰裁編的策略。

　　在政治與人際的考量下，那些繳出兵權，或是實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糾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區最高指揮官以漢奸的罪名判處死刑及各種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華北綏靖軍總司令位子的齊燮元，日本投降後隨即被捕。在審判庭上，與中央軍嫡係沒有太多聯係的他，隻能強辯說，汪精衛、蔣介石才是漢奸，他們都聽外國人的，而“我齊燮元不是漢奸，我隻聽我自己的”。然而這套理論並沒有阻止他作為漢奸被處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後，孫良誠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駐守，“等待接受整編”。按照部署，孫重歸湯恩伯指揮，孫良誠再見到湯時，卻被湯以“勝利者的姿態”，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雜牌軍投偽的部隊被國民黨整編過來後，與中央軍嫡係的矛盾再一次被樹立起來，這為後來他們又大批反蔣投共埋下了伏筆。有台灣學者甚至認為大量被裁偽軍後來投共，是造成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此說雖有些牽強，但那些曾經的“偽軍”，確實又在一點點影響著國民黨的前景。

　　附：“偽軍”概念及組成

　　“偽軍”是個群體的代名詞，他們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曾經接受日軍或偽政權賦與番號的中國武裝團體。典型有黃淮平原的孫殿英、張嵐峰、孫良誠與龐炳勳，山東地區的吳化文、張步雲，以及兼有國軍與偽軍番號的趙保原，內蒙地區的李守信集團，江蘇地區的郝鵬舉、李長江集團與任援道等。

　　偽軍的組成，除了各個政權的正規軍，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軍權的中央與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隊、自衛團、幫會、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擁有武力的基層鄉保長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團體均是。可以說偽軍是個龐雜、分散，甚至有時互有淵源、互相勾結或鬥爭的群體。

　　偽軍的形成與數量是依據日本在中國及世界局勢發展的需求而有所轉變。九一八事變迄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對偽軍的措施是組建偽滿洲國與內蒙兩個“國家”的正規軍及其他武力，以保護偽政權。冀東偽政權的偽軍是非正規軍的自衛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與協助日軍與偽政權維護治安。1938年華中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後，日軍已有在中國長期作戰的打算，故讓任援道組建正規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從中國抽調部分到外地作戰，在華兵力不足，必須運用更多偽軍，剛好許多國民黨雜牌軍及其他地方武力麵臨困境，加入偽軍，造成偽軍數量大幅膨脹。(資料來源：劉熙明著《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