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09年08月13日 08:46中國青年報
戰後美軍為秋田縣花岡礦山幸存中國勞工進行身體檢查時所拍照片。
194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國人在戰火下四處逃荒。在破爛的車廂裏，連車座靠背上都擠滿了逃荒者。“人擠得走都走不動，那一年，我七歲。”年屆八十的幸存勞工李良傑老人說。
如今，他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的會長，而與他同樣被侵華日軍擄走、在日本各地被壓榨的4萬名中國勞工，今天隻剩下約700人。
“我們是太君，你們是奴隸”
1942年9月，在中國山東東平湖西邊，“幾萬名日本兵端著上了刺刀的槍，刺刀上係著太陽旗，相隔10米的間隔排開，齊聲大喊著，慢慢追逼過去。抓住15歲到50歲的男的，就用繩子綁起來。我們大隊（約1000人）大約抓了300名中國人。”
原日軍軍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抓捕勞工”的事實。可見抓捕中國勞工，從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之前就已實施。
1942年11月27日，在日軍國主義政府內閣會議上作出了《關於引進華人勞工問題》的文件決議。如今公開的檔案上蓋著“極密”，左邊是東條英機及以下閣僚的簽名蓋章。
當時在中國的日本大使館、總領事館、當地的日軍、對日本惟命是從的汪偽政府及軍隊等共同實施了“抓捕勞工”行動，以中國華北地區為中心，將正在勞動中的農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區別地抓起來，或者通過威脅和欺騙手段強擄。他們的年齡從11歲到78歲，大多是農民，也包括醫生、教師、囚犯等各個階層。
李良傑被日本兵抓時，才14歲。他們在塘沽等待被運往日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隻給兩個玉米麵窩窩頭吃。“很多人喝不上水，隻好喝別人的尿，連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騾馬拉車運死屍，“來來往往，像流水一樣往外拉”。
後來他和500多個勞工被日軍塞進大船，經大連、旅順、朝鮮，走了7天7夜的海路。“我親眼看見，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進海裏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來個人……”
1953年，日本紅十字會等團體聯合組成了“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他們調查出，當時被抓捕的中國人總額為約4萬人。報告中寫道，“三井礦山集團在北海道、九州各個煤礦中殘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過千人，三菱礦業在煤礦、金屬礦山驅使兩千七八百名中國勞工，死者約450人。”
趙宗仁老人拿著日本公布的近4萬名中國被擄勞工名冊。記者 莊慶鴻攝
李良傑等297名中國勞工被分派到福岡縣三井煤礦。“我們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個。”李良傑說。
“那時候我被編成6號，日語叫‘咯苦棒’，他們一喊‘咯苦棒’我就走上去，上去就給我一巴掌！還不能躲，我一躲，一棒子就打下來了。翻譯攔住了，又跟我講‘你們亡國啦……’我說‘不可能！不可能……’”
有時日本翻譯看李良傑小，也會和他“講道理”。“他就說：‘我們是太君，你們是苦力、是奴隸，奴隸不能不聽太君的話……’”李良傑一字一句地回憶道。
冬天穿水泥袋，三餐吃不飽
從塘沽走的勞工，一人發了一件單衣、一件棉襖，從其他地方被運走的人甚至隻發了兩身單衣。
“隻有單衣的人，冬天怎麽辦？我們那時沒有棉被，發毯子，我每天就看到他們把毯子往腰上一係，把腳縮到褲管裏，還有人係水泥袋子的，他們就是這樣過下來的！”北京昌平的農民趙宗仁在日本度過了兩個冬天，而冬天最冷的時候也從來不停工。
1944年11月，14歲抓到日本的他被推下船，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此後一年煤礦的生涯，讓他以為：“我再也回不到祖國去了，一定會死在這裏的！”
他們先在福島縣熊穀組礦山，1945年到了長野縣，5月到北海道北見市置戶村，一直堅持到8月日本宣布投降。到組後，衣服都爛了，半截腿露在外麵。
當時兩個中隊共有400名中國勞工，住在一間大平房，分上下兩層鋪，一層睡200人,和電影《美麗人生》中的德國集中營一樣。除了中隊長、小隊長，大部分勞工從來沒有洗過澡，臭味在屋子呆不住，因為它是通風的。可怕的是，這一點在冬天也不變。
接近零攝氏度的氣溫，在隻有單層鬆木板的大屋裏，沒有任何保暖措施。“沒辦法！日本人就給你這個地方！”
“我們一批136個人，病死了10個。最慘的是有一個得了疥瘡，我們都住在一起，聽他那個痛的，太慘了。根本沒有任何醫療措施，什麽也沒有，愛死就死唄。”還有一個老頭，還能動彈，就被抬起來送去火葬場燒了。
有一個同胞是事故死的，趙宗仁至今記得。當時運礦石用的是四個輪子的“軲轆馬”，裝滿礦石推上軌道。礦山工地高處有卷揚機，會把滿載礦石的軲轆馬拉到山頂，再放下來。
“那天中午，我們吃完飯走著去工地，中間要過獨木橋，軲轆馬和人都從這兒過。那天他們走過時，軲轆馬就衝下來了，撞了兩個。其中一個抬走兩三天就死了。”趙宗仁甚至無從知道那人的名字。
在礦山，每天天不亮就起來，點燈吃早飯。工人要抬每塊都重達幾十斤的花崗岩，當時14歲的趙宗仁總落在後麵，就會挨打。他已經無法得知自己是工作到幾點，隻知道晚飯都是黑暗裏點燈吃的。
三餐吃的都是黑麥子拌大米糠的饅頭，每頓一個，大約三兩重。對於每天工作10小時左右的礦工來說，顯然是吃不飽的。“大米糠太難吃，飯一端出來啊，滿屋子都發酸。”時隔60多年，趙宗仁一提就緊皺眉頭，滿臉皺紋都縮起來了。
13年挖雪洞的“潛伏”
這樣的情況下，就沒有人逃跑嗎？
“我們老家的農民，就少有逃的，有人是被俘的八路軍，就逃。”趙宗仁說。
剛到福島時，14歲的趙宗仁曾目睹過脫逃中國人被抓後的一幕。“逃的八路就被逮回來打。”打完了渾身鮮血淋漓，在礦工中午吃飯的半小時裏，拉到礦工麵前示眾。當這個雙手反綁、奄奄一息的同胞站在那裏示眾時，全體礦工沉默著，沒有人說一句話。
“那時候能說什麽呢？”趙宗仁側過臉去，“你說什麽也沒用，也不敢說。”
半個小時後，這個人被拉走了，趙宗仁再也沒有看到過他。後來他聽工友說，這樣的人大概被押到劄幌去了，那裏有個牌子會寫著“不良勞工”。
在中國被擄勞工中，口口相傳著“山東出了個英雄劉連仁”。
劉連仁被抓到日本北海道空知管內沼田町的煤礦勞作，就逃，跑到深山老林，冰天雪地裏生活了整整13個年頭。北海道氣候寒冷，一年有8個月下雪，能正常活動的隻有4個月。他隻有身上的衣物，也無法向外求援。
這13年中每年冬季劉連仁住哪裏？他挖一個雪洞，像熊一樣潛伏起來。
劉連仁吃什麽？吃的是樹葉、樹皮、野草、蟲子。看到樹上好像有鳥，就爬樹去抓。“等爬得老高，手掏進窩裏，一抓——謔！出來一條蛇！當時嚇得他就跌下來了。這一摔，腳骨折了。”李良傑說。
可就是這樣，劉連仁活下來了。直到戰後在石狩管內當別町，才被人發現，得以回國。2000年他去世了，安息於中國的土地上。
“花岡暴動”的過去與現在
在反法西斯侵略曆史上，“花岡暴動”被每個中國勞工高聲說起。
其發動者是中國勞工耿諄，河南襄城縣人，今年已95歲高齡。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國戰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縣花岡町為日本企業鹿島組做苦役，耿諄是其中一名勞工大隊長。當時食品、衣物極度匱乏，中國勞工飽受折磨。1945年6月30日，耿諄率領忍無可忍的中國勞工發動了“花岡暴動”。
“當時他們小隊986個人，耿諄數了數，能動的、還有力氣的隻剩200多個。秋田是什麽地方？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啊！200個手無寸鐵、骨瘦如柴的中國人，就敢在他們窩裏鬧！”李良傑激動地說。
當時耿諄向起義勞工喊出的口號是，“不求生，求雪恥！”最後暴動被鎮壓，耿諄被日本法院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
當時115名暴動勞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後共418人死亡，史稱“花岡慘案”。
64年後，李良傑重複著那6個字的口號，連連用蒼老的手敲著胸膛：“現在的勞工訴訟，就是為了雪恥！我們不差他這幾塊錢！”
他指的是2000年11月，在東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岡受害者與日本鹿島公司達成的“和解協議”。根據協議，每個受害勞工可從鹿島建設領到1．6萬多元的補償，但以耿諄為首的大批擄日勞工及家屬拒絕領這筆錢。
“協議”的最終文本，原告勞工事先並未看到。“和解”當天，鹿島建設發表聲明，否認了虐待中國勞工的曆史事實。
“當時說要賠償，耿主任就同意了。結果形成文字一看，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寫的不是‘認罪’，不是‘賠償’。”李良傑老人慢而低沉地說，“說是‘救濟’啊！”
對日索賠活動家王選對此極為憤慨，稱這是“日本人花5億日元買斷了花岡暴動的曆史”。
“沒有道歉，一切都無從談起。認罪和道歉是前提，而這不能隻是口頭說說，而是需要誠心誠意表示歉意，那才涉及賠償。”李良傑說。
目前，日本公布的報告書顯示，強虜中國勞工人數共計38935人，分別在35個企業的135個工地勞動，其中6830人死亡。計算下來，平均每6名勞工即死亡1人。
“我這一生沒有別的心願，隻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謝罪，向我們賠償，那時候我就瞑目了。”李良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