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危險的差異(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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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方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差異很大，因此很有可能在未來台海危機中出現各行其事的場麵，那時稍有誤判就有可能真的演變成一場浩劫。

危險的差異 (下)

―― 中美兩國因軍事理論和學說差異引發戰爭的前景

（美）克裏斯托弗 · 圖米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毛翔 楊曉波　編譯

當中美兩國又一次相遇於台海之時，兩國會如何看待兩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如何解讀對方的軍事信號呢？無論在常規力量還是核力量方麵，中美兩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都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對雙方的危機管控都是一種嚴峻的挑戰。

中美兩國似乎都有些高估各自的實力

根據我們的理論，危機雙方因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導致的第一種危險是雙方容易對各自的真實力量對比產生過高的估計。那麽兩國在台海危機發生後，會如何評估兩國、兩軍間的均勢呢？而事實上，中美兩國對對方的判斷不會都完全符合現實，兩國似乎都對目前各自的常規力量充滿信心，而出現誤差較大的一方肯定會經曆更多挫折。

在一些特定領域，比如海上戰場方麵，這種過分自信會重蹈曆史的覆轍。比如，目前美國海軍很少正視新技術與戰術的發展對航母構成的巨大威脅，特別是對像中國這樣擁有這種能力並精於算計的國家。其實，用於取代巨型航母的方案從來就不是什麽新鮮玩意兒，如上世紀 90 年代提出過的武庫艦計劃、輕型航母、“海狼”潛艇計劃等，越來越大的航母隻是美國海軍抱殘守缺的一個側麵。在潛艇戰和反潛戰方麵，我們也同樣如此。自冷戰後期美國海軍最後一次迎來核潛艇下水高峰以來，近二十年間美國海軍的潛艇數量和質量始終處於極低速的增長中。“海狼”級潛艇被當作冷戰遺物，以不適應在淺水作戰為由隻造了一艘，“海狼”的替代者“弗吉尼亞”級也為數不多，而上世紀 70 年代建造的“洛杉磯”級也在一艘接一艘地退役；而反觀中國，無論是核潛艇還是常潛艇，都在經曆井噴式的發展。當中國、俄羅斯的核潛艇再次進入大洋角逐之時，我們最適合大洋作戰的卻隻剩下一艘孤獨的“海狼”，這難道不是對海軍戰略規劃的莫大諷刺嗎？至於反潛戰方麵，我們也在吃老本，無論技術上還是資金投入上都無法與冷戰高峰期相比，美國及其盟國目前所依賴的海底反潛偵聽聲納陣列大多布設於上世紀 70 、 80 年代。與其他能力萎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海軍卻執意把更多的雞蛋裝進一個籃子裏，患上了“航母強迫症”，航母更是越造越大。

海上領域隻是中美力量對比此起彼伏的縮影，在其他領域美國也同樣沒有進行實質性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競爭對手――中國。在陸上，美國遍布全球的基地網不再隻是威懾、遏製中、俄的據點；有時候，它們更像是兩國手中的“人質”。以往，中、俄要在軍事上衝撞美國的底線，必須運用戰略武器，如戰略轟炸機、導彈核潛艇或是洲際導彈，這種近似攤牌的行為會造成更大的誤判；而如今隨著常規近、中程導彈、精確製導武器的發展和部署，中國更容易從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中尋找靈感，而美國遍布中國四周的基地網正是最佳的標靶。但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卻並未對這種挑戰做出反應。在空中，美國空軍自恃擁有 F-22 之類隱形戰機，仍幻想著在未來的衝突中能在中國領空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對中、俄的反隱形雷達、先進防空導彈視而不見。實際上美國空軍最應吸取教訓：他們在朝鮮空戰中被迫承認了“米格走廊”的存在，也被迫承認中國一夜打出了“世界最主要的空軍強國”，上世紀 60 年代號稱無法被擊落的 U-2 間諜機也被中國打下了 5 架； 70 年代以 F-4 和格鬥導彈與裝備老式機炮的米格 -17 對抗時也沒占著多少便宜；數年前中美在南海撞機事件中更是如此。

至於中國方麵，似乎也在犯和美國同樣盲目樂觀的錯誤。中國從未在實戰中使用過精確製導彈藥，而這些製導彈藥所依賴的 GPS 導航、製導係統在中美危機時絕對會停擺。解放軍也並未將未來信息作戰中分散式的指揮控製節點等先進的軍事係統硬件整合進“人民戰爭”的傳統理論和學說中。不僅如此，解放軍與美國這樣的強手對抗時，還存在著淡化“人民戰爭”軍事思想的趨向。在海空作戰環境下，解放軍的四艘“現代”級和近百架蘇 -30 戰機將不得不麵對美國及其盟國近千架作戰飛機和 2~3 個大型航母編隊。雖然中國遏製台獨部署了上千枚 M-9 、 M-11 短程彈道導彈，但要阻擊前來馳援的美軍艦隊、阻止美國利用在日、韓的空軍基地，卻需要使用更先進的 DF-21 改型中程導彈，而這些先進導彈的數量在近期內還不會增長到美國無法忍受的程度。此外，解放軍的指揮控製係統、後勤支援係統也很容易遭到攻擊。雖然美國在以往的幾次戰爭中大量攻擊對手基礎設施的戰法無法在中國奏效，因為若像科索沃戰爭那樣徹底摧毀中國的基礎設施，所需的彈藥數量會使美國政府破產幾十次，但要全麵攻擊中國的軍事設施卻也未必全無可能。

顯然，在目前中美對各自實力的評價方麵，美國可能會犯更多的錯誤。中美兩國雖然有意無意互視對方為對手，但兩國軍事理論和學說上的差異使其並未真正思考自己的劣勢和對方的優勢，更不用說要站在對方角度上看問題了。

中美雙方都有可能誤讀對方釋放的信號和舉動

危機雙方因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導致的第二種危險是如何解讀對方施放的軍事信號。由於中美兩不同的文化傳統和軍事理論，這尤為困難。但在現實當中，通過對方的軍事信號正確解讀出對方的軍事、政治意圖，對於減少誤判卻是極為重要的。　

　

盡管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二、三十年間，兩國很少發生重要的軍事危機，但私下卻“暗戰”不斷。通過這些軍事突發事件，就可清楚兩國是選擇何種舉措和行為模式來展現自己的意圖和對外所承諾的責任的。然而，正如危險的差異理論所預測的那樣：雙方軍隊決策者為顯示自己的意誌而采取的種種舉措中，總是遵循著各自的軍事傳統、滲透著各自不同的軍事思維邏輯；而這必然導致雙方理解上的誤差。

在過去幾十年裏，有大量中國為維護其國家經濟、安全利益或顯示政治決心而運用武裝力量的事例。如， 1995 和 1996 年，北京指令解放軍二炮部隊向靠近台灣本島的指定海域發射了數枚短程彈道導彈，以懾止島內日益膨脹的獨立傾向； 2007 年 1 月，中國進行了反衛星攔截試驗，使用一枚改裝後的中程彈道導彈擊毀了一顆高軌道上運行的報廢衛星。

在核力量的建設和運用方麵，北京方麵保持了相當的低調。但我們仍然可對下列事實和數據進行分析，並得出結論。首先，中國在核武器發展上的速度曾極其驚人。先不用說中國人研製原子彈和氫彈的時間間隔之短史無前例；就是早在 1969 年中蘇因邊境問題而處於戰爭邊緣時，中國示威式地完成兩次核試爆，並第一個實現了將導彈與核武器結合試爆試驗，隨即迅速將這種應急核導彈交付第二炮兵部隊，並很快擔負戰備值班任務，這種裝備速度和決心也令人印象極為深刻。其次，與毛時代解放軍高級將領提及核武器時的含蓄表述不同，如今解放軍將領似乎已不太忌諱顯露自己的“核牙齒”，即便這在美國人看來有點虛張聲勢。這些信號清楚地表明，中國決策層已開始認真考慮某種形式的核報複理論，這是一種更強調防禦性的，以社會財富和人員為打擊目標的核理論。

中國方麵的言論和舉動自然也會挑動美國軍事當局的神經。五角大樓擁有的選擇不多，仔細評估這些選擇的利弊自然是重中之重了。對五角大樓來說，顯示決心和意圖的最主要的軍事行動莫過於派遣海軍航母戰鬥編隊。自 1995 、 1996 年中國向台海試射導彈以來，這已形成了某種慣例，每當台灣有重大事件發生或出現其他重大危機時，附近海域總會出現美國的航母。與派遣航母相比，向熱點地區部署核動力攻擊潛艇則是次一等的選擇。除此之外，向關島部署 B-2 、向日本部署 F-22 也都被用來炒作美國的關注和決心。與冷戰高峰時美國動輒揮舞核大棒、進行核訛詐相比，如今美國在核問題上算得上克製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從此放棄了核恐嚇，相反，先進核武器的持續開發、新一代核作戰條令的頒布意味著美國在核武器的實戰運用方麵更為積極。

從上述分析和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無論在常規還是在核力量方麵，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顯示力量和意誌的手段與方式。在此，我們隻選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進行分析。

1995 、 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當美國做出向西太平洋地區部署航母戰鬥群的決策後，人們普遍認為，北京方麵會意識到這一美國式的舉動體現了對台灣的強烈支持。在美國看來，中國在得知美國軍事力量將實質性地介入危機後，並未將自己的軍事行動升級到與美國的介入相匹配的程度，這就是成功的威懾。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認為北京意識到美國意圖的證據卻並不充分。筆者走訪了中國的數個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並與多名中國學者展開對話後，發現不僅中國的專職學者，就連絕大多數持北京觀點的受訪者都認為中國政府展現了毫不妥協的決心，並“成功地”處置了與美國的軍事對峙。換言之，他們認為中國並沒有屈服於美國的威懾。這種認知上的反差意味著，當時北京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派遣航母與其強烈的戰爭意誌之間存在著什麽必然聯係。

讓我們再來看另一次角色互換後的例子。 2007 年初，中國進行了冷戰結束後首次反衛星試驗，美國的學者和官員們廣泛地對其進行了討論。在中國看來，由於美國比全球其他任何國家都更依賴於太空設施，展示擁有攻擊這些設施的能力，將會促使美國重新考慮太空軍事化問題，或迫使美國在台海問題上更迎合中國的想法。但是，美國並未從外交和國際環境的角度向中國施壓、也沒有像北京所希望的那樣重新考慮對台灣的支持，反而以另一次反衛星試驗回應了北京的挑戰。雖然事後美國辯稱擊毀衛星是為防止衛星搭載的劇毒推進劑墜落地球，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向中國展現美國實戰性更強的軌道攻擊能力。　

此外，在其他諸多領域，中美兩國因軍事理論、學說和傳統的差異，都有可能誤讀對方所釋放的信號和舉動。比如，如果中國真的將俄製“現代”級驅逐艦上的“日炙”超音速反艦導彈作為顯示重大決心、對抗美國航母戰鬥群的王牌的話，那麽中國很可能會失望，因為根據美國海軍的作戰模擬，航母戰鬥群將有十足的把握在“日炙”導彈發射前將其母艦擊沉。而不太引人注目的中國潛艇反倒會耗費美國海軍更多的精力，但美國海軍囿於長久以來輕視潛艇的傳統，也不太可能意識到中國部署這些潛艇的意圖和決心。另一方麵，中國可能會忽視美國部署精確製導武器投擲平台（比如 B-2 、 B-1 ）所體現的政治、軍事意圖。但是，中美雙方也並非完全沒有交集之處，比如一些性能先進的戰術戰鬥機，如蘇 -30 和 F-22 ，反而更能使對方理解己方的關注和意圖。

還應看到，在台海危機管控領域也存在著一些緩和性的因素。比如，中國對美國的不對稱戰略不僅講究裝備、技術和戰術上的不對稱，更講究“勢”上的不對稱。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注重“造勢”，強調營造一種“非戰而先勝”的環境和氛圍，具體而言，就是極有可能利用一些難以預期的突發性事件，發起對台灣的攻勢。比如當美國承擔的全球責任過重而無暇顧及台海之際；台灣社會內部發生分裂、力量衰弱之際；或是發生類似“ 9.11 ”之類的重大事件之際。這些都有可能降低中美直接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誤判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浩劫

基於以上判斷，中美兩國在台海的交鋒將是相當危險的。中國對台海局勢的軍事應對措施很大程度上依賴先發製人的打擊，相對台灣不受懲罰地升級和擴大打擊規模，但是這些行動卻極易遭受美國的攻擊。即是說，中國用於台海的常規作戰能力，在美軍的幹涉下麵臨著“投入即損失”的尷尬地位。因而，解放軍在戰略、戰術上肯定會非常好的隱蔽自己的企圖和戰爭準備，以增大自己作戰要素的生存機率。而這種僥幸絕對對危機管控無益。

通過對各個國家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複雜的國家危機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以往觀察這些事件通常隻是對雙方軍事實力進行簡單對比，或將其歸於虛無縹渺的所謂戰爭偶然性。在以往東亞發生的各類戰爭中，這種軍事理論和學說上的差異導致的誤判比比皆是；而今天，同時代的中美兩個大國更應認真對待這種因差異而導致的誤判，而華盛頓和北京尤其要避免出現這種失誤，因為這種失誤很可能真的演變成一場浩劫。

然而，現在的美國軍事領導人大多成長於中美朝鮮交鋒後的冷戰歲月，他們沉湎於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局部戰場上的輝煌勝利，對他們的中國同行表現出相當的輕蔑。不僅美國軍界如此，美國的政治領導層更是習慣於這種頤指氣使，升級衝突對他們來說並非困難的決定。比如，依照目前美軍先發製人的軍事戰略，當判定與中國的衝突的機率增大後，他們極可能會在中國的“現代”級戰艦進入發射陣位前將其擊沉，在中國潛艇出海前轟炸它們的母港；至於機動式彈道導彈發射架，則摧毀它們的保障設施和指揮控製樞紐，所有這些戰術都需要美軍不計升級代價地發動進攻。但目前我們還不清楚解放軍如何看待美軍的這種自信，畢竟美軍的作戰能力是中國以往從未經曆過的。但可以明確的是，雙方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差異如此巨大，因此有很可能出現各行其事的場麵，那時稍有不慎的決定就會導致危機升級和戰爭。特別是在台海這一特殊的危機背景下，雙方目前似乎都有些過分樂觀，都沒有對對方的軍事邏輯和行為模式進行深入研究。在一方看來是意圖清晰無比的舉措，在另一方看來卻是極不合時宜的盲動之舉，因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危險將會急劇增高。這對雙方的軍事指揮官和決策者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中美除了可能對決於台海之外，更可能因不斷重疊、交錯的利益衝突而對峙於其他地區和領域，對華盛頓而言，要充分評估北京的行為特點並預測其行為，充分注意東方軍事行動背後的政治意圖或政治聲明背後的軍事語言；情報分析人員和政策研究者更應考慮中國處置重大事件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未來，當華盛頓或太平洋總部向北京發出明顯信號時，必須考慮到中國人的偏好和理解程度。這樣在出現危機時，就不會盲目地派遣航母戰鬥群，而是高調部署幾艘核攻擊潛艇；不再距中國很遠的地方部署戰略轟炸機（雖然這種距離對轟炸機本身來說並算不了什麽），而是將先進的戰術戰鬥機部署在中國的眼前。此外，美國還要重拾以往被認為不合時宜的裝備計劃，比如部署於“俄亥俄”級核潛艇上的裝載非核彈頭的“三叉戟”洲際導彈；能夠替代航母的武庫艦和類似“海狼”的先進攻擊核潛艇等等。

上述提到的對策建議無須美國對現行的國防方針和裝備計劃進行大的調整，更不影響美國為防務所作的各項準備。其基本點則是用解放軍能理解的方式和信號明確顯示我們的意圖和決心。最後，我們的理論不隻適用於中美兩國間的危機管控，更適用於美國與其他國家在危機發生後的控製和管理。當前，隨著信息戰爭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以軍事革命和軍事轉型為代表的詞句屢見於各國軍隊的理論，這更意味著未來各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異質化的現象更為普遍。美國對信息戰爭的理解隻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全部，美軍必須正視這種差異並預先做好準備，隻有這樣才能繼續維護和保障美國的國家利益。

《現代艦船-軍事廣角》2009年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