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略四川之秘密計劃：曾密謀在川販毒

日軍侵略四川之秘密計劃：曾密謀在川販毒

2009年07月7 日       　來源：成都晚報

日軍曾密謀在川走私販毒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日，記者獲悉，市檔案館發現了一份重要史料——1937年7月16日成都出版的《圖存》周刊，後麵還附有一份名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四川之秘密計劃》的單頁文件。72年前的今天，“七·七事變”標誌著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在那樣關鍵的時刻，如此絕密的文件怎麽會出現在成都的一本周刊中？是誰，通過什麽途徑，冒著怎樣的風險將此文件曝光？

    計劃包括哪些內容？——走私販毒設領 全麵侵略四川

    “這份文件確定是以前從未發現過的一份重要史料。”市檔案館政策法規處調研員姬勇告訴記者。記者看到，1937年7月16日出版的《圖存》周刊後麵附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四川之秘密計劃》單頁文件。

    記者看到，這份文件共分為五章，記錄著當年日軍從走私、販毒、成都設領、挑撥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破壞救國會五個方麵侵略四川的全麵計劃，還有詳細的實施步驟和操作辦法。

    販毒——從津密運到重慶成都

    最觸目驚心的當屬“販毒”一章，《秘密計劃》首先分析“販毒政策過去在山西、察哈爾、綏遠、河南及福建等省收效甚巨，但對於四川從未有計劃施行”並認定販毒計劃一定能在幾個月後收獲顯著成效。

    具體將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從天津秘密運輸毒品到重慶、成都等地推銷；第二，用巨額金錢收買販毒的20個四川人，分赴邊遠縣區推銷；“第三，在四月內，決在渝或萬或梁山完成一所製造海洛因或嗎啡之機關，地址以在鄉間為佳。”

    設領——嚴密聯係日本在華西人員

    同時，《秘密計劃》認為成都位於中國西南地區要地，是中國的後防重鎮，因此“亟應設置領館，以統治帝國在華西之工作人員，使其能有嚴密之聯係”。這部分沒有像其他章節一樣列出具體實施步驟，因為關於設領問題，日本帝國主義“曾向南京政府要求承認，唯以成都人民頑固反對”，未達到目的。

    是誰曝光的？什麽途徑？——關鍵人物在重慶行營任職

    《秘密計劃》是如何被曝光的？這可以從位於文件最前麵的序言中一窺端倪。“餘友劉君，彼從其摯友處，獲得日本帝國主義對四川侵略之秘密計劃”，並交待該計劃是當年4月下旬，重慶日本領館秘密召開四川間諜會議所決定的。“劉君之摯友，現擔任委員長重慶行營某項重要工作，於千方萬計中，獲得此秘密計劃文件”，並查得當時參加開會者有40餘人，其中日本人4名。“餘將此秘密計劃公布國人，深望愛國人士，注意及此，免中其毒計焉！高永立於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姬勇分析說，從序言中可以看出，《秘密計劃》的曝光至少涉及三個人：劉君、其摯友和高永立。

    市檔案館的專家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了“高永立”身上，因為在序言裏，隻有他署上了全名。市檔案館出動了館內各種專業檢索工具，但遺憾的是，在檔案中再沒有發現任何與“高永立”有關的材料。專家傾向於認為，“高永立”很可能是一個化名。“就這份《秘密計劃》來說，是為了保護那位在‘委員長重慶行營’擔任某項重要工作的劉君摯友。”姬勇告訴記者，“能把秘密計劃和開會人員情況都搞清楚，並泄露出來的人，絕非等閑之輩。”

     曝光後《圖存》被查封

    通過查閱黨史及報刊誌了解到，1937年1月17日，成都抗日救亡人士車耀先創辦了《大聲》周刊號召抗日，但於當年4月17日被國民政府查封；“七·七事變”發生後，車耀先將周刊改名為《圖存》，在1937年7月9日出版了創刊號，並相繼發表了《圖存》第二、三期社評：《抗戰！抗戰！抗戰！》《政府何以自解？》。1937年7月26日，生存了兩周多、剛出版發行了三期的《圖存》，又被查封。

    而《圖存》周刊是如何得到這份《秘密計劃》的，如今我們不得而知。（劉禕 謝輝）

    專家揭秘：“大川飯店事件”使日設領擱淺

    本土著名曆史文化研究者、《川渝大轟炸》作者之一宋平：日本帝國主義密謀侵略四川的辦法與當年四川的史實一致，如《秘密計劃》第三章提到在成都設領，“唯以成都人民頑固反對，然未達設領之目的”，即1936年8月在成都爆發的“大川飯店事件”。

    日本當年確在成都走私販毒

    原省委黨史研究室專家王宗力：“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控製和掠奪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走私販毒。有關史料顯示，事變前日本政府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毒品販子，在天津設有工廠，專門製造海洛因和鴉片，並有完備和保密的銷售渠道，以此來獲取大量錢財，為即將發動的戰爭做準備。 《秘密計劃》寫明了“暫從天津密運一批海洛因白麵嗎啡，分渝、蓉、萬、梁四處推銷”，這與當時的情況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