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時中國軍民的反抗

南京大屠殺時中國軍民的反抗:沒有任人宰割

2009年06月    　來源：北京日報

 

    資料圖：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座落在中國南京江東門街418號。該館的所在地，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集體屠殺遺址和遇難者叢葬地。 中新社發 劉建民 攝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為慘痛的一頁。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給人們留下的多是南京軍民“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任人宰割”的屈辱記憶。最近上映的電影《南京！南京！》，則展現了南京淪陷後一些中國軍民奮力抗暴的悲壯情景。這不禁引發我們對那段慘痛曆史的關注和追問：在日軍大屠殺期間，中國人民在黑暗與恐怖中到底有沒有進行最後的悲壯抗爭？曆史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本刊約請有關專家為我們加以詳解——

    主持人：李慶英

    特邀嘉賓：

    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

    馬振犢(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研究館員)

    邢 燁(南京大學曆史係博士研究生)

    -在“南京大屠殺”這一曆史事件中，“屠殺與反抗同在，屈辱與光榮並存”

    主持人：最近上映的電影《南京！南京！》，給我們展示了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的一些情節。那麽，這有曆史事實根據嗎？

    孫宅巍：我非常讚同《南京！南京！》中對南京淪陷後中國軍隊所進行的巷戰的強化處理，以及對中國軍民對侵華日軍大屠殺時所表現的反抗精神的刻畫。這是一個重大的創新，是有曆史事實根據的。

    在以往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影視文藝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中國人民在黑暗與恐怖中的抵抗行動。一部影片、一部文藝作品，如果僅僅表現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屠刀麵前引頸就落、任由殺戮，隻有屈辱與苦難而沒有表現中國人民在苦難中的勇敢抗爭精神，那麽這種表現則是不完整的，也是片麵的。事實上，1937年南京淪陷前後，滯留在城內的中國軍民也進行了人數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各異的抗爭。對侵華日軍大屠殺期間中國人民的抗爭，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數量去估計，而應該認識到，這種反抗代表著一種精神，一種追求，一種價值取向，是中國軍隊的靈魂，中華民族的靈魂。對於中國人民的這種屈辱中的抗爭行動和抗爭精神，應該大書特書，它是客觀的曆史事實，絕不是人為地編造出來的。

    我本人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多年。早在十多年前，我關於南京大屠殺和中國軍民反抗的研究，就提出過一個基本觀點，即在南京大屠殺這一曆史事件中，“屠殺與反抗同在，屈辱與光榮並存”，這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以往，我們國內學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大多數側重於揭露日軍的暴行及其殘忍的手段，側重於對死難者悲慘遭遇材料的搜集和挖掘，而對中國人民在侵略者屠刀麵前的抗爭行動和抗爭精神，卻少有涉及。這樣便給後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仿佛當年60萬滯留南京城內的中國軍民隻是逆來順受，引頸就落，任人宰割。那麽，為什麽會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授人以柄，影響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揭露，甚至擔心會給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推卸曆史罪責的證據。我認為，這種擔心實際上是多餘的。因為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行為，是我們自己的正當權利，雖然中國人民的抗爭也會加重和擴大日本侵略者的屠殺，但我們進行正當反抗的原因不等於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正當理由。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

    近些年來，我到一些高校給學生做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報告時，被提問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麵對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國人民為什麽不反抗？其實，這與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宣傳不夠完整有關。我們以往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缺少靈魂，對那些體現中國軍民反抗、犧牲精神的反抗行動，宣傳得非常不夠。今天，我們了解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不屈不撓的英勇反抗精神，既是還原曆史本來麵貌的需要，也是推進我們偉大事業的需要。

    主持人：那麽，在侵華日軍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的反抗行為具體表現有哪些？

    馬振犢：在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對日軍的暴行進行了英勇反抗，這些事跡散落在當時的報刊雜誌和幸存者的口述中，匯成一幅幅悲憤而壯烈的畫麵。首先，集體被俘的中國軍人會有瀕臨死亡的覺醒，一些人也進行了反抗。如在烏龍山邊日軍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屠殺場，就曾發生過萬餘名被圍中國軍民在日軍機槍開火一刹那集體衝擊敵軍的行為，但是最後他們仍慘遭日軍殺害。其次，普通市民也有反抗日軍暴虐的行為，有些人表現得還十分壯烈，如有不願為日軍開車運送子彈、與日軍奮勇搏鬥、最後遭到槍殺的梁誌成；有不屈反抗日軍強暴、身中三十餘刀仍反抗不止的李秀英。另有許多婦女寧死不辱，以自殺來反抗日軍的暴行，許多不知名的中國家庭成員，在日軍施暴時奮起反抗而慘遭日軍殘忍的屠殺。不過，從現已公布的史料和有關學者的著述來看，在日軍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的反抗更多地表現為局部、分散和無組織的特點，並沒有出現主動組織的、成規模而激烈的反抗行動。

-中國軍隊有著堅忍不拔的戰鬥精神，在南京城淪陷初，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一些巷戰；在城陷後的撤退過程中，進行了一些局部地區的抵抗

    主持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曾在上海、山東台兒莊、湖南衡陽等地進行過多場著名的城市保衛戰，中國軍隊在這些空前艱苦激烈的守城戰中，憑簡陋的裝備，以血肉之軀麵對日軍的優勢裝備與兵力，和敵人進行了逐巷逐屋的拚死作戰，最後取得了重大戰果。那麽，在當時貴為首都的南京，中國軍隊守城戰末期有沒有開展類似的巷戰呢？

    馬振犢：侵華日軍攻入南京內城時，我守軍在城南開展過激烈戰鬥，有部分守軍在接到命令突圍撤退時與瘋狂進攻的日軍曾發生了遭遇戰或者突圍戰。

    1937年11月8日，國民政府下令撤出了鏖戰三個月的淞滬戰場，緊接著就做出了“短期固守”首都南京的決策。不久，走馬上任的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為南京保衛戰製定了作戰計劃。當時守衛南京調集的部隊，有13個師又15個團，約15萬人，除分配給外圍陣地和複廓陣地兩個層次備戰外，其餘為城防。從作戰計劃來看，南京保衛戰更注重外圍的陣地戰和城牆的保衛，對城內的守衛作戰沒有更加細致的考慮與準備。自12月5日起，南京守軍即在外圍陣地對抗猛烈進攻的日軍。10日，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二峰同時受到攻擊，守城將士均奮勇抵抗，戰鬥異常激烈，許多官兵堅守陣地，直至戰鬥到最後一息。13日城破之時還有幾個團還在頑強地抵抗日軍。南京淪陷之初，城內的少數中國軍隊開展了一些巷戰，但這些努力已經不能對日軍起到阻滯的作用。日軍一路燒殺搶掠，長驅而入。12月9日7時許，日軍首先攻進光華門，繼而逼近通濟門、中華門，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下令增援清涼山的陸軍師，協助友軍與光華門的日軍前鋒部隊展開巷戰。但到了12日拂曉，南京城外的日軍兵力劇增，守軍各陣地先後失守，他隻能被迫下達多方突圍命令。八十八師一部一千人留在城南進行巷戰，阻滯日軍，他們與日軍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午夜時就全部陣亡。

    邢燁：有部分中國軍隊在接到命令後的撤退途中，與日軍發生了一些遭遇戰。如第四十二團第一營第三連副連長沈鹹曾帶領十來個士兵在撤退時與敵遭遇。撤退至下關江邊的蕭山令指揮所部與敵人拚殺，“血戰五小時後，我軍彈盡援絕，在江邊的官兵，沒有一個生還，蕭將軍為人民盡忠。”另外，在三汊河附近還有三連士兵在軍官的帶領下迎擊了前進的日軍，但是除一人生還之外，全體官兵大多壯烈犧牲了。

    馬振犢：事實證明，中國軍隊有著堅忍不拔的戰鬥精神，在淞滬會戰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後，在短時間內又迅速組織起南京保衛戰全力抵抗日軍，期間發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忘卻的！

    -麵對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虐行為，滯留城內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幾十萬市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與“躲”的策略

    主持人：南京城陷後，侵華日軍從進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開始了長達六周甚至更長時間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普通市民的大規模屠殺、搶掠、縱火及對婦女的大規模的奸淫，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南京！南京！》中的片段也反映了南京淪陷後普通民眾惶恐、無助的心態。那麽，南京城淪陷前後普通民眾處於一種什麽樣的狀態？

    邢燁：南京淪陷前夕，留在城內的市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總體來說，他們是茫然、無組織和缺乏準備的，沒有想到會麵臨空前的大災難：一方麵他們希望中國軍隊能夠保衛城池，另一方麵，也為中國軍隊即將放火燒城等一些不切實的流言而惶恐不安。對於大敵壓境，他們感到絕望而無可奈何，甚至有人幻想著“接受日軍”可能會保住身家性命，結束戰時的緊張和空襲的危險。更有一些市民懷著對戰爭麻木的情緒，認為戰爭與他們無關，他們甚或不願與中國軍隊配合，認為隻要自己沒進行什麽反日的活動，日軍就不會對他們施暴。

    南京淪陷後，麵對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虐行為，滯留城內放下武器的9萬多中國軍人及幾十萬市民，大多表現出了大禍來臨時的無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與“躲”的策略，士兵們丟掉武器換上便裝，進入難民區躲藏或混入難民流中，準備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則躲在家中關緊大門，祈禱能躲避災禍的降臨，幾乎沒有人想到要主動地去抵抗日軍的侵入。

    當日本軍隊進入街道巷裏之後，他們不問情況，見人就殺，挨家逐戶破門而入“搜查軍人”，對手無寸鐵並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殺砍刺，並伴隨著奸淫婦女，搶劫財產。當他們的暴虐行為很快傳遍全城之時，南京居民更加恐慌，或奔逃、藏身於暗室、床底桌下。當然，在這當中，也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發生的情況是，當日本軍隊在衝砸家門時，善良的南京市民還出來開門，他們的動機是很原始與和平的，認為隻要向日本人說清楚家裏沒有外人，日軍便不會危害自己。但是，野蠻而凶惡的日軍進門後，除殺害開門者外，還要逐屋搜查，他們見青年壯丁就殺，見婦女就奸淫，不論是白發老婦還是未成年女孩，都逃不過其魔爪。因語言不通，雙方無法溝通，日軍往往最後殺光所有被發現的居民，搶了財物再燒房而去。在日軍最先占領的城南地區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燒光，大火數日不息。日軍施暴之時，有一些市民麵對家人被殺被奸的慘景，奮起反抗，與日軍搏鬥，但基本上都是慘遭暴行及殺害。僅有個別人能僥幸死裏逃生，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然而，這也隻是個別的現象，往往也隻是針對單個日兵，沒有有組織性的活動，一旦事成後就立即各自逃散。

    淪陷前後南京市民的心態，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他們在南京遭遇瘋狂暴行後的無助。基本上來看，當時作為弱勢群體的南京市民，他們沒有對入侵者的暴行進行普遍有規模的主動反抗，也沒有成立任何自我保護或救助的相關機構。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苛求他們。事實上，南京普通民眾的心態情況與中外曆史上發生的多次戰爭暴行中被害方民眾的表現相類似，更何況日軍行為空前殘暴，令人無法正常思考及其應變。

-中國最高軍事指揮層對於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後陷入混亂狀態、失去有組織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從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淪陷後民眾陷入了一種毫無組織的混亂狀態之中。那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馬振犢：國民政府當局戰前因淞滬戰敗所陷入的混亂狀態，最高指揮層對於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直接導致了南京軍民對於戰爭認識的模糊，這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後陷入毫無組織混亂狀態的根本原因。我軍從淞滬戰場撤退後，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從蔣介石開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戰略爭論之中。出於外交和政治等方麵的原因，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未能公開表明自己的作戰意圖，而且不能正視現實，聽取正確的建議做好應變善後工作，隻是在宏觀原則上做出了“要守”、“準撤”的命令，對於一些細節問題都沒有考慮。在蔣介石個人堅持要守城的主張之下，時任訓練總監閑職的唐生智自告奮勇出任南京衛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為了南京著想，更重要的是為了借機要回軍權重掌部隊。因此，他對守城之戰缺乏細致周密的計劃。

    孫宅巍：作為南京衛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極大的錯誤，沒能把8萬多中國軍隊有組織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衛戰之前，唐生智對萬一城陷之後如何有序地組織撤退等善後事宜，基本沒有考慮。他為了迎合蔣介石而提出了“誓與城市共存亡”的口號，自斷後路，派出督戰隊在挹江門阻止軍隊退往長江邊，並十分愚蠢地燒毀了渡江船隻。

    邢燁：這樣做，按照唐生智的說法，此為“置於死地而後生”，結果“死地”是形成了，“後生”則是無望。沒有客觀合理地部署南京保衛戰進退的詳密計劃和周全安排，成為在戰局逆轉後我守城部隊陷入混亂、失去有組織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馬振犢：市政當局組織部署指導有很大缺陷。淞滬戰爭開始後，南京成為日軍空中打擊的目標而卷入戰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戰的組織和動員工作，一方麵加強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長加強基層組織，通過聯保具結，實行五戶連坐，以防止漢奸間諜；為保證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於10月1日專門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員會，組織供應物品；城市交通、供電等係統也基本穩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開展防空和抗戰的宣傳教育，各社會團體還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抗日宣傳和捐款活動。但實際上，政府應對戰爭的準備措施是有限的，許多政策沒有落到實處，而社會團體組織的一些宣傳活動遠遠不能覆蓋南京當時的大多數人口特別是大批湧入的各地難民。淪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機關和民間社會團體基本都處於不作為的狀態，對普通民眾有組織、有計劃的轉移和淪陷後的市民安排更無所準備。對於一些外國人士建立安全區的建議，當時的南京市長馬超俊曾給予了積極回應，提供450名警察，三萬擔大米，一萬袋麵粉，若幹食鹽和一些現金，之後再沒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給軍事當局，到淪陷前夕更將南京數十萬民眾的生命交給十餘個外國人，這完全是有關當局不負責任的表現，就等於拋棄了這些民眾。

    邢燁：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誤信宣傳。持續的空襲、政府對南京防守能力強大的宣傳讓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敵手，但南京受到戰爭的衝擊卻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經開始了。空襲警報已經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飯”，這種狀況的持續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懼的神經，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厭惡感，從而使得他們產生了盼早日結束這種威脅的強烈願望。他們錯誤地認為，在日軍占領南京城後，空襲就會結束。而守城戰發生前夕，中方當局為鼓舞士氣、振奮人心，開動宣傳機器。一方麵，軍事當局對於戰局抱有過於樂觀的態度，使人們認為南京城有足夠的時間調度兵力守衛京畿，南京號稱“固若金湯”。

    市民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以及受到媒體的宣傳引導，致使他們對戰爭的嚴酷性產生了麻痹情緒，對可能到來的暴行認識不足，反應遲鈍。

    另外，普通市民還輕信了日本人的偽善宣傳。在城陷之前，日本飛機曾散發傳單，“宣稱日軍是中國人唯一的真朋友，日軍將保護善良的中國人。”在城內各處，日軍張貼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貼畫，宣傳日軍的“親善”政策。一些市民輕信這些偽善的宣傳，天真地認為日軍會遵照國際公約而不會傷害他們，因此許多難民包括部分軍人都采取了與日軍“配合”的態度，希望避免抗爭帶來對自己的損害。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多麽的錯誤！

    -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與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幾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主持人：從《南京！南京！》中我們還看到，南京淪陷後，由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使不少難民逃過了侵略者的屠殺？那麽，當時南京安全區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馬振犢：南京安全區是受上海南市“難民區”的啟發而由在南京的外國人士發起組織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充分發揮難民區的安全保護和救濟等功能。然而，因為沒有上海南市難民區特殊的國際背景，南京“安全區”始終沒有得到日軍承認，無法對日軍起到牽製、約束作用。但在客觀上，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與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幾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安全區的誕生，在中國政府、民間團體以及市民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南京安全區雖然並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但相對來說，難民維持生命的糧食、燃料以及衛生防疫等方麵在此都有最低的供給。當日軍來到安全區施暴時，外籍人士也會挺身而出，盡力保護難民不受淩辱和屠殺。但是，也應該看到，來自西方國家的友好人士，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留在南京救護難民，日夜奔波，為難民們爭取一點有限的生存和生活權利，但他們的庇護畢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顧大多數難民。

    孫宅巍：對於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有人提出“安全區並不安全”的說法。這種說法如果意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用來貶低安全區的作用，則是不可取的。雖然在安全區內也時常發生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暴行，但是從宏觀方麵來說，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在保護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方麵，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有沒有安全區大不一樣，沒有安全區，南京人民的災難不知要加重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