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裝備國產精確打擊武器 實戰突防能力突出

我軍裝備國產精確打擊武器 實戰突防能力突出

2009年06月  　來源：瞭望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也進入了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轉型的關鍵時刻。

    “共和國戰略安全的基石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我們這裏。”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以下簡稱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馬興瑞6月9日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說，“中國要在世界上成為有影響的強國，航天發展是戰略性的支持基礎之一，所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一直把航天作為一個戰略性的高科技產業來發展。”

    回顧半個世紀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曆程，尤其是航天科技集團成立十年來所取得的驕人成績，他由衷地感歎，正是在強大的國家意誌推動下，起步晚於歐美發達國家的中國航天事業，在為國民經濟、國防建設服務中不斷抓住了跨越式發展的機遇。

    馬興瑞介紹說，53年來，我國的航天事業取得了一係列輝煌成就，“集團公司研製的一大批具有較強實戰能力、突防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的型號武器已經裝備部隊，極大地增強了我軍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世界和平的能力，為提升我國的國防實力、奠定在國際舞台上的大國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集團公司成立以來的10年，取得了載人航天飛行和首次月球探測工程的圓滿成功，樹立了航天發展史上兩座新的裏程碑，進一步提升了我國作為航天大國的國際地位，為成為航天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以2008年世界航天活動頻率來看，全球共進行了69次航天發射，其中俄羅斯31次、美國16次，我國11次，共發射各類航天器102顆，其中美國26顆、俄羅斯21顆，我國14顆，無論是發射次數還是發射的航天器數量，我國都位居世界第三，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世界航天大國的行列。

    但馬興瑞清醒地告訴本刊記者，從航天事業而言，中國航天目前麵臨的現實挑戰是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的轉變；對於作為中國航天事業主導力量——航天科技集團而言，麵對的是“國際一流的大型航天企業集團”的戰略目標的實現。為了明晰發展道路，集團公司在去年作出了戰略升級和主業調整，即將之前的“導彈武器係統、宇航技術與產品、航天民用產品”三大業務，轉向“宇航係統、導彈武器係統、航天技術應用產業、航天服務業”的四大主業。

    從曆史中尋找航天事業成功的“基因密碼”，並將由其升華出的“航天精神”繼承到未來更激烈的國家安全、航天技術和市場競爭中，最終並肩於全球航天強國間，已經成為中國“航天人”的曆史新使命。

    幾代領導英明決策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無論是以錢學森為代表的共和國航天事業奠基者們，還是現在以馬興瑞為首的新一輩的航天領軍人，無不把中國航天半個世紀來的驕人成就，首先歸功於曆代領導人在航天科技上作出的一係列重大規劃和決策。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從國家長遠發展戰略考慮，毅然作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決策。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誕生，拉開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序幕。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偉大號召，成立了專門研究人造衛星的581組。“兩彈一星（導彈、原子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的重大決策邁出了航天事業創建的第一步。

    事後多年，鄧小平評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中國嫦娥工程總指揮欒恩傑對此深有感觸，“‘兩彈一星’促進了我國航天科技的發展，形成了‘兩彈一星’精神，培育了一支隊伍，並且形成了一套係統工程的管理方法，積累了實施大工程的實踐經驗，是建國後首次通過重大工程帶動國家科技進步，至今對我國航天事業發展意義深遠，值得我們永遠記憶和傳承。”

    20世紀60年代中期，黨中央又作出“八年四彈”的決策，使我國導彈火箭研製生產能力上了幾個台階，解決了我國戰略導彈的有無問題，打破了核大國的壟斷，增強了國防實力；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了以潛射固體火箭、靜止軌道衛星和遠程運載火箭為內容的“三抓”任務的重大決策，促使我國的戰略核導彈和航天技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三星一箭”重大決策，為航天科技服務於國民經濟建設奠定了重要技術基礎；20世紀90年代，我國實施載人航天工程；本世紀初，中央又實施了繞月探測工程重大決策，中國航天開始了深空探測的征程。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發展航天事業，是黨和國家為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增強我國綜合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項強國興邦的戰略決策。”馬興瑞感慨地告訴本刊記者，“回顧航天近53年的發展曆史可以看出，發展航天事業始終是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從我國國家安全和科技發展方麵作出的重大決策。”

正是“群星燦爛”時

    “正是由於中央決策者持續不斷、堅定不移地支持，激發了航天人的奮鬥精神，推動了中國航天事業迅猛發展。”采訪中，馬興瑞為《瞭望》新聞周刊描述了當前中國航天技術“群星璀璨”的輝煌圖卷。

    中國是第五個自行研製並發射衛星的國家，第三個掌握返回式衛星技術的國家，第三個獨立研製發射極軌氣象衛星的國家，第五個獨立研製發射靜止軌道衛星的國家，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也是第五個進行探月飛行的國家。

    經過50多年的發展，中國長征係列運載火箭已具備進入低、中、高等多種軌道的能力，低地球軌道運載能力可達9.5噸，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可達5.5噸，太陽同步軌道運載能力可達6.1噸，入軌精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截至2009年4月底，長征係列運載火箭已進行了117次發射，發射成功率達94%。1996年10月以來連續75次發射成功。

    現在，航天科技集團擁有研製各類軌道、各類用途衛星的能力。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以來，中國衛星的技術水平、應用水平以及長壽命、高可靠性逐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研製並成功發射了七艘“神舟”號飛船和“嫦娥一號”月球探測器。

    中國航天先後為國內外用戶研製、交付各類衛星90餘顆。從1990年成功發射“亞洲一號”衛星以來，長征係列運載火箭先後為國外和香港用戶發射了35顆衛星。截止到2008年底，長征火箭共進行過29次商業發射和6次搭載服務。2009年年初，中國航天為委內瑞拉用戶成功在軌交付了委內瑞拉通信衛星。

    航天科技集團具有研製多種類型戰略、戰術導彈等武器裝備的技術和能力。研製生產了從近程到遠程、洲際，從液體到固體，從陸上到水下，從固定發射到機動發射的完整配套的導彈武器係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航天這個高風險的行業，獲得如此眾多的成就，是在較低投入下取得的。原國家航天局局長劉紀原回憶說，“我國航天事業由於貫徹了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方針，注意結合實際、精打細算，以較少的投資、較少的發射次數，掌握了比較先進的航天技術。截至1983年統計，我國專門用於航天技術的投資，僅為美國的5%，日本的4%。”即使是目前國家財力較好的時期，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我國對航天的投入也遠遠低於其他航天大國。

    這些投入對國民經濟的回報卻是巨大的。“汶川大地震時，當地麵網絡全部癱瘓時，就是靠衛星通訊取得了可靠聯係。”馬興瑞為本刊記者講了不少類似的故事：2008年珠海航展上，國家氣象局局長鄭國光拉著馬興瑞的手說，“非常感謝航天的同誌們，有了氣象衛星，我們沒有漏報過一個台風，沒有錯報過一個台風登陸，挽救了千千萬萬個生命，你們航天人勞苦功高。”在馬興瑞看來，所有這些既值得自豪，也是不斷激發航天科技工作者繼續探索奮鬥的源動力。

三大製勝法寶

    《瞭望》新聞周刊在采訪中，期望找到中國航天能在全球航天激烈競爭中得以異軍突起的“基因密碼”。馬興瑞直言，“航天能夠一直搞得比較輝煌，有三條根本經驗，一是堅持獨立自主、自主創新，二是堅持航天係統工程理念和方法，三是通過重大工程來打造培養領軍人物。”

    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對自主創新的堅定“信仰”。

    火箭係統控製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回憶，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成功後，“聶老總緊緊握著我的手說，‘四個現代化靠買是買不來的！’他的話是有所指的。我國隻有像這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實在在地幹才行，絕對不能靠買。作為型號副總設計師，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這個遠程運載火箭全過程研製，對聶老總的這句話，我的體會實在是太深了。”

    其實，即使在最初導彈仿製時，航天事業的先輩們就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的戰略意義。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說，“如果沒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組建就難以起步，1957年蘇聯也不會改變初衷，向中國提供技術資料。而爭取到外援後，如果放棄自力更生的原則，滿足於不斷仿製，不按科學理論吃透蘇聯產品的設計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在自行設計新產品中，如果不考慮先進國家的已有成果，則一切新的設計思想和理論也難以發揚，自主創新也無法落實。”

    現在，堅定的自主創新精神已經傳承給了新一代的航天領軍者們。馬興瑞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加快空間技術發展已成大勢，需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在他看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曆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獨立自主、自主創新的曆史，“自主創新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不懈動力。”

    其次，中國特色的航天係統工程思想。

    中國航天之所以能夠充分控製風險，實現“投資小、成效大”，在馬興瑞看來，關鍵在於掌握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係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較注重係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們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大的係統，需要衛星係統、運載火箭係統、發射係統、地麵測控係統等多個分係統的通力合作，我們一直有一個航天大係統工程的模式。這一點，我們比其他的行業在工程理念上要先進。”

    劉紀原認為這源於錢學森，“在錢老倡導下，我國航天事業長期應用係統工程進行任務的發展規劃、科技管理、大型複雜工程管理，航天型號工程管理等，創立了航天技術創新、體製創新和組織管理創新三位一體的係統管理方法。”

    1999年江澤民同誌在表彰“兩彈一星”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指出，我國成功地研製出“兩彈一星”的經驗之一是，“廣泛運用了係統工程、並行工程和矩陣管理等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技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研，要數千人、上萬人協作，組織體係十分龐大。那時候每次搞實驗，全國通訊線路的一半要由我們占用。”錢學森謙虛地認為這是周總理領導下創立的，“那時是周總理掛帥，下麵聶總具體抓。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和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的工作方法……這套組織是科學的，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其三，創新、創造、創業的人才選拔機製。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聶帥強調必須把培養科技隊伍作為一個戰略性問題來考慮，提出要培養我們的年輕一代。”當年30歲出頭的劉紀原講述了自己在12所工作日子裏的親曆。1962年3月，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東風2號”首飛失利，有人失去信心，主張從自行設計退回仿製。

    但12所的一些年輕設計師們，堅定自行設計方向，勇敢地提出多項改進方案。12所年輕同誌的舉動，受到時任五院副院長的錢學森極大重視和支持。最終年輕人經過4個月的攻堅，徹底解決了係統穩定性難題。

    當20世紀90年代劉紀原擔任了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國家航天局局長後，他同樣傾力發現和培養航天科技領軍人才、創新人才。正是那個時期，31歲的張慶偉被任命為長征二號F火箭的副總設計師，37歲的馬興瑞從大學直接調任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二人最後都相繼出任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並由此帶動引導了一大批40歲左右的項目和型號的年輕領軍人。

    “人才的高度就是事業的高度。”馬興瑞告訴本刊記者，目前，集團公司33名兩院院士的寶貴資源在軍工企業和中央企業中均占首位，“目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200餘名型號“總指揮”、“總設計師”的平均年齡隻有44歲，45歲以下的占70%；月球探測工程研製隊伍平均年齡不到40歲，正副主任設計師中1970年以後出生的占65%。”他堅信，“年輕的創新團隊是比‘嫦娥奔月’更為振奮人心的寶貴財富。”

爭奪未來競爭製高點

    在準確把握國際航天現狀與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怎樣完成航天科技集團“脫胎換骨”般的轉型？

    馬興瑞分析說，世界不少國家政府已經將航天科技的發展擺在了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相繼製定了本國的航天發展戰略和重大工程，通過這些重大工程的實施，帶動國際航天技術的快速發展。隨著新軍事變革不斷向縱深推進，“天地一體化”成為世界各國軍事航天發展的主要趨勢。同時，太空經濟時代正在到來，航天產業化發展格局已經形成，產業鏈在不斷擴展和延伸。

    對於中國航天而言，經過這些年“加速”奔跑後，依然有較大的上升空間：盡管載人航天工程實現重要進展，但尚未建立空間站；隻發射了一顆月球探測器，目前載人登月正在論證之中；還需要發展快速響應、快速發射的運載器；火箭運載能力偏低；相比於國外大型航天企業集團，我國航天經濟規模還偏小，特別是利潤相差較大。其中，衛星運營服務業務收入還偏低，國際化經營能力還有待加強。

    這種局麵下，馬興瑞介紹說，集團提出了“建設國際一流大型航天企業集團”的戰略目標，“到2015年，在宇航係統、導彈武器係統、航天技術應用產業、航天服務業四大主業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打造8個大型科研生產聯合體，形成10個左右主營業務收入過百億的公司；國際化業務快速增長；圓滿完成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階段目標，發射空間實驗室，實現月球著陸探測，新一代運載火箭首飛，第二代衛星導航與定位係統建立，高分辨率對地觀測係統取得突破。”

    馬興瑞告訴本刊記者，“宇航係統、導彈武器係統是中國航天的基石，其他所有的業務都是在這個基石上誕生出來的，在完成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的過程中，中國航天沉澱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我們需要建立航天技術應用產業和航天服務產業，從而把航天技術轉化在了國民經濟建設和服務百姓生活中，從而造福國家，反哺民眾。”

    在航天技術應用產業領域，航天科技集團將按照“軍民結合、寓軍於民、協調發展”的方針，在衛星應用設備、新材料和新能源等六大領域，形成一批航天技術轉化應用成果；在航天服務業領域，組建形成了若幹以衛星及地麵與運營服務、金融服務、國際化服務、信息與軟件服務、航天房地產經營等為主業的大型專業公司，形成了航天服務業的基本格局。

    他滿懷信心地指出，“可以說，我國的航天科技工業正處於曆史上任務最多、發展最快、競爭更趨激烈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形勢和任務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正在把航天科技集團引向新一輪全球航天競爭的製高點爭奪戰中。”（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