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生命最後階段想到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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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生命最後階段想到的是啥?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從顯微鏡高倍放大視野裏發現了４個紅細胞；三天後，再一次為周恩來複檢時，紅細胞的數量變為８個！複檢是由北京醫院進行的，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九個大字。

    但周恩來一如既往，以驚人的毅力和病魔頑強抗爭著。

    周恩來頑強地工作到１９７４年。這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複發，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時便凝成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他排尿不暢，異常痛苦。“有時疼得總理在沙發上翻滾。”“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療隨時就可能由於血尿疼痛引發心髒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這是１９９７年張佐良大夫在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家中對筆者講述的。

    從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起，周恩來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５醫院住院治療，從而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後階段。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想到了什麽？

    遺言國寶交故宮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六伯父原來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歡觀賞的那批國寶級文物在他去世後“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周恩來的六伯父譜名周貽良，字嵩堯，號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生，光緒丁酉科舉人。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以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後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鬥，棄官歸於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後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抗戰爆發後，日偽出於對周嵩堯聲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員登門請其出山，許以高官厚祿，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效力。周嵩堯堅持不允，最後避居到揚州鄉間以躲避日偽方麵的糾纏。周嵩堯雖隻有一子，但孫子輩多，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難。一次，家中實在揭不開鍋，周嵩堯在萬般無奈之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畫家王雲作的山水畫冊拿到市場上變賣了糴米下鍋。不料，這本畫冊流傳到上海古玩市場後被周嵩堯的一位好友發現了。好友知道這是周嵩堯的心愛之物，流進市場說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這位重義氣的朋友立即將其買下，親自送到揚州周嵩堯家中，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度過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於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於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近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館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平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塗炭。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1995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回家鄉阜寧時，順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麵一直沒有登記入庫，作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係。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後經筆者六上北京，終於將這批２０類２４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幹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麵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後，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後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的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裏隻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後，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並幫他坐穩後，也轉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誌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誌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拚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後一搏。

    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並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後。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

    “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後製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盡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並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夥並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整頓”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後一件事，讚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後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於是，毛澤東利用和鄧小平一起會見外賓結束後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誌，趁我還健在，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作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孰料，鄧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作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為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我拜會了周恩來副衛士長張樹迎。他告訴我，小平同誌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車趕來３０５醫院向總理報告。

    “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誌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隻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誌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誌說：‘你就不能忍一忍？’”

    遺言骨灰撒大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對周恩來骨灰三鞠躬，然後趨前打開骨灰盒，一邊用手輕輕地撫摸著骨灰，一邊眼含熱淚地說：“恩來，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室內頓時傳出一片哭聲。

    鄧穎超這裏說的是周恩來的什麽“願望”呢？這個願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來是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一生都在考慮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殯葬改革問題上更是體現了他的這種始終如一的精神。

早在１９５６年，黨中央從中國地少人多的國情出發，就向全黨發出了人死後火化、不再安葬留墳的倡議。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帶頭簽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來為了給黨員幹部帶個好頭，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到重慶將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分別埋在那裏的嶽母楊振德和父親周劭綱的靈櫬挖出，火化後再深埋，不再保留墳頭，墳地交地方耕種。接著，他又在１９６５年的舊曆除夕派侄兒周爾萃回到故鄉淮安，做通周家有關親屬的思想工作，說服了淮安縣委和地方幹部群眾，將他家在淮安東門外的七座祖塋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墳地也交給了當地生產隊耕種。後來他又說服紹興有關族人，將留在紹興的祖塋也都平墳還耕。

    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占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我們中國人多地少，所以墳地問題一定要解決。”周恩來並沒有就此止步。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遠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腳步，僅僅平掉祖墳，還耕於民的做法還不夠，對殯葬改革的推動也不徹底，因此，他又和鄧穎超相約：死後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來的衛士韓福裕對筆者說過，周總理、鄧大姐夫婦倆認為，我們中國人從全屍下葬保留墳頭到深葬不留墳頭隻是殯葬改革的第一步；從死後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隻有從火化後不保留骨灰才是殯葬意義上的徹底改革。“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後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裏可以喂魚蝦，落在地上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還在繼續為人民服務。隻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

    但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相約火化後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來卻一直有一個擔心：不知道他倆誰先去世。他認為，如果鄧穎超先於他去世，他保證能撒掉鄧穎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於鄧穎超去世，他擔心鄧穎超辦不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很快向中央打了報告，要求周恩來遺體火化後撒掉骨灰，並最終得到中央的批準。這樣，才有了鄧穎超一邊撫摸著周恩來的骨灰一邊說“恩來，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這句動人心弦的話。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來就治的醫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５醫院，在北海公園的西側，與中南海西花廳僅一街之隔。“文革”期間，北海公園已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而關閉。這倒給病中的周恩來平添了幾分方便：院方在周恩來病房東側開了一個便門，有時周恩來便在醫護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陪同下到北海公園散步。

    有一次，周恩來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特意請來仿膳飯莊的工作人員給他做了兩道素淡的菜，一邊品嚐一邊觀賞。當周恩來看到“仿膳”牌匾下邊的題簽已被人挖掉時，臉色驟然嚴肅起來，問身旁一位服務員：“你知道你們這‘仿膳’兩個字是誰寫的嗎？”由於“文革”期間，仿膳飯莊已被迫停業，人們對被造反派“除四舊”除掉的東西還多少有點敏感，所以服務員欲言又止。周恩來沒等服務員回答，接著又說：“你們還是應該把老舍的名字補上去嘛！”

    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是個老字號的飯店。新中國成立後，仿膳飯莊的領導想請一位名人為飯莊題寫個店名，他們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們請求題字的信後認為，自己的字太草，寫出來不一定好看，一般群眾又不認識，因此建議他們請字寫得比較規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題寫。老舍二話沒說，就給飯莊寫了“仿膳”兩個大字。店方將其製成一塊牌匾，高高地懸掛起來，給飯莊平添了幾分高雅和壯觀。“文革”風起之後，造反成了時尚，破“四舊”成風，被誣為“美國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間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兩字就被強行挖掉了。

    周恩來和老舍有著極其深厚的友誼。他倆從抗戰期間相識，然後相交、相知，情誼與日俱增。然而，在那場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於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進北京太平湖自殺身亡。周恩來得到此噩耗後曾當著身邊工作人員的麵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麽向社會交代啊！”

    １９６６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周恩來見到了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王昆侖是當時北京市唯一未被“罷官”、“奪權”的副市長，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見證人。周恩來就向王昆侖打聽老舍的情況，之後又約其到西花廳詳談，終於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個非常時期，周恩來也隻能忍住悲痛和憤怒，無法直抒胸臆，公開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他發了話，仿膳飯莊還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補上了“老舍”兩字的題簽。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４日，是老舍罹難的九周年。殘陽夕照，周恩來又一次在醫護人員和身邊人員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園。走著走著，周恩來突然停下了腳步，硬生生地站在那裏，默默地望著靜靜的湖水出神。幾分鍾過後，他突然轉過身，問身邊人員：“你知道今天是什麽日子嗎？”

    “不知道。”對方一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望著他搖了搖頭。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著，他又問，“你知道他是怎麽死的嗎？”

    “聽人說過，很不詳細……”

    “我知道。”周恩來語氣沉穩而又堅定，“讓我詳細地講給你聽。”之後，周恩來一邊望著湖中的粼粼碧波，一邊心情沉重地講述著。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筆者在北京采訪老舍夫人胡絜青時，胡老提起周恩來在北海湖畔的事說：“那是總理在跟舍予作最後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談。”

    《養蜂促農》贈藏胞

    周恩來一生有兩件比較遺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灣，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對台胞、對藏胞一直十分關心，和他們心連心，並且一直不放過去西藏的機會。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他就曾提出率團赴藏，後因高原氣候、身體等原因未能成行。

    １９７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區成立１０周年。周恩來為了圓自己去一趟西藏的夢，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團進藏。醫療領導小組的有關人員就此詢問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大夫，吳階平作了回答：“總理目前病勢很沉，根本適應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應。”

    周恩來的身邊人員對筆者說，如果當時一口回絕他的這麽一個美好意願，他心裏肯定很不好受。於是，隻好編造說，由於造反派的破壞，西藏機場難以正常起降大型飛機，目前正在抓緊搶修，待修好後再將具體情況匯報。周恩來是個聰明人，人們這麽一說，他也就不再堅持了。後來，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進藏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１０周年的慶祝活動。

    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活動，進京征求有關方麵的意見。筆者有幸拜見了華國鋒同誌，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誌回憶說：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後，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誌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幹部，讓民族幹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誌說，總理當時病情已經很重。他說了一會兒還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說。他告訴我，你是中央代表團團長，要叫他們搞好統一，搞好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相互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隻有增強各方麵團結，才能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麵，才能發展經濟，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一定要造福於子孫後代。

    華國鋒同誌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裏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裏的同誌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迅速擴散，免疫力急劇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鍾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減少他的痛苦。

    １０月７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生於清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年），湖南湘潭人。楊度曾留學日本，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一起創辦《遊學譯編》。後來，他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１９０７年他又主編《中國新報》，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１９１４年又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的參政。１９１５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複帝製，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後，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後，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１９２７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後，楊度想方設法，多方營救，雖未果卻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的真誠。

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於1929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盡管楊度的生命隻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誌方麵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於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由於楊度入黨後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怕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楊度鮮為人知的一麵記入其條目。

    別往臉上打叉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送走客人後，按照事先的“謀劃”，由喬冠華出麵，請求總理與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住院已經一年多了，人們見到的總理瘦了、老了，臉上的老人斑多了。自從周恩來住院後，就很難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喬冠華向周恩來提出和大家合個影的要求後，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於是，李先念和喬冠華很快站到會客室的中間。不久，周恩來在值班護士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麵前。隨行人員、醫護人員和部分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像孩子似的圍攏過來，在周恩來的身邊站成兩排，做好拍照的準備。就在攝影師杜修賢將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個讓人心顫的聲音響了起來：“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這麽一說，本來十分喜悅的場麵頓時冷卻下來，在場的人們心頭個個像墜上了鉛塊一樣。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裏，凡是被“四人幫”、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歲月裏，周恩來處境維艱：先是要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來誣陷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要周恩來明確表態。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裏寫道，對關於劉少奇的處理，周恩來如果不同意，那麽他在２４小時之內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來思考了一個多星期，隻好忍而求其次。但是，這並不反映周恩來戀職戀權，而是周恩來清楚明白自己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個公開的、不同於毛澤東的聲音，那麽他自己不僅麵臨被打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全黨、全軍甚至於我們整個國家都麵臨分裂的危險，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文革”風起雲湧之後，周恩來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幫”視為心腹大患，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出於對國家法製的維護和對老幹部的保護，不準造反派們揪鬥劉少奇，不同意他們打倒賀龍、陳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來在台上講不準貼“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造反派竟明目張膽地從台下遞上“總理，你的講話為什麽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樣？”這樣當場責問的條子。

    為保陳毅不被批鬥，周恩來被造反派使用車輪戰法，先後被無理糾纏達１８個小時，導致心髒病發作。可是當他聽說造反派還要揪鬥陳毅時，憤怒地轉身講道：“如果你們要批鬥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林彪、江青一夥還采用抽絲剝繭的方法對付周恩來：把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胞弟周恩壽先後誣陷進獄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被江青迫害自殺；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隱姓埋名；連關心周恩來多一點的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和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製造事端趕出北京。後來，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又從故紙堆裏翻出１９３１年國民黨造謠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產黨員脫離共產黨啟事》，呈報江青。江青如獲至寶，批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意圖將周恩來誣為叛徒而後打倒。因為這是當時臨時黨中央和江西蘇區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澤東、陳雲等同誌都講話予以澄清，才沒讓江青一夥的陰謀得逞。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之後，中美關係又打開了大門，中國順利地重返聯合國等一係列重大事件後，周恩來在國內、國際的地位迅速上升，從而更加成了“四人幫”一夥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一再吹陰風、告黑狀，沒茬找茬，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終於，在基辛格二次訪華時，“四人幫”說周恩來對美談判中犯了投降主義錯誤，從而引起毛澤東的不滿，並以“１５３號外交部簡報事件”為名，下令批判周恩來。

    江青一夥在“批周”會上大肆攻擊，散會後喝香檳、葡萄酒慶賀，還肆意羅織其他罪名，妄圖把周恩來作為我們黨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代表人物打倒。幸虧毛澤東洞察秋毫，這才擊碎了“四人幫”要打倒周恩來的黃粱美夢。但江青一夥“批周”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他們的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評《水滸》批宋江的投降”、“評法批儒”運動中批“現代的大儒”等等。這裏的“周公”、“投降派”、“現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來。

    遺體解剖總結經驗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醫務人員再次對周恩來作膀胱鏡檢查，並對發現的癌細胞作電灼處理。手術剛結束，周恩來就忍著疼痛問：“李冰來了沒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報部門原負責人李克農的女兒，當時任北京日壇醫院的黨委書記。李冰聽到周恩來叫她，很快來到手術台旁，側耳聆聽。周恩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的情況？”李冰連忙回答：“知道。”“知道為什麽不去？你應該馬上派人去雲南錫礦，到當地去研究治療，解除他們的病痛。”

    周恩來說得那麽堅定有力，李冰應了一聲“是，我馬上去”以後，就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趕快離開手術台，快步走到醫院的走廊，任憑淚水流淌。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前後，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一睜眼見到他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吳蔚然正在忙碌。周恩來深知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所以他平靜地說：“我的病，在醫院呆下去也沒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這裏還有好多病人，你們應去照顧他們。”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周恩來的病情已嚴重惡化，他氣息短促，脈搏微弱，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醫護人員守候在他身邊，隨時準備搶救。深夜１１時左右，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然後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他們那裏更需要你們。”

 當周恩來生命進入彌留階段後，隻要他醒來就一再叮囑醫護人員：你們給我治療是個好機會，你們可以在我身上總結經驗。現在，我們國家還有許多人遭受著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對癌症沒有辦法。我死後你們可以解剖我的遺體，我相信總有一天，治療癌症會有突破的！

    召見羅青長

    看過電影《周恩來》的人，都知道在周恩來的生命最後，曾召見了羅青長。周恩來到底向羅青長交代了什麽，社會上雖有一些傳聞，細節卻不得而知。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５日，筆者在北京西山羅青長家中拜訪了他，就此事向羅青長作了請教，引起羅青長深情的回憶。

    那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周恩來的體溫升至３８．７攝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見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隻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才能見周恩來。於是，工作人員便一再打電話請示。“四人幫”竟推來推去。電話最後打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動情地說：“總理都病成這樣子了，他要見誰就讓他見誰，還請示什麽。”於是，值班人員依照周恩來的吩咐，派汽車把羅青長接到醫院。羅青長剛進病房，周恩來就昏睡了過去。羅青長隻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廳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時分，周恩來才蘇醒過來，立刻請羅青長到病床前。

    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著，要羅青長不要忘了台灣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為革命作過貢獻的台灣朋友，哪怕他一生中隻做過一件有益於革命的事，比如還在台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沒有談多少，周恩來又一次昏迷過去了。醫生馬上進病房檢查和搶救，談話被迫中止，羅青長隻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時間，周恩來還沒有醒來。羅青長知道周恩來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讓總理因他來談工作而再度昏厥。於是，羅青長悄然離開了病房。

據此，筆者曾詢問羅青長，周恩來說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指的是誰。

    羅青長回憶說，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４０多年，無數次聆聽他的教誨。根據以往總理的交代，他指的是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曾任重慶憲兵司令的張鎮。

    張學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對於張鎮，人們卻知之甚少，周恩來為何惦記他，筆者經大量調查，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張鎮，湖南常德人，１９００年生，黃埔軍校一期六隊學員，後來追隨蔣介石，步步升遷。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８日，國共兩黨經過艱苦的談判，草簽了《政府方麵與中共會談紀要》，即兩天後正式簽字的《雙十協定》。一直致力於國共合作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決定當晚在國民政府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雞尾酒會以示慶賀，同時請來重慶厲家班子唱戲招待毛澤東等中共代表。

    就在這時，柳亞子來訪，周恩來隻好請柳亞子改日來見，並讓自己的秘書（對外稱周恩來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車將柳亞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李少石被打成重傷，送入市民醫院搶救。當辦事處工作人員將這一事件告知正在軍委會禮堂看戲的周恩來時，他立刻警覺起來，特別是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但他又怕驚動毛澤東。隻是輕輕對毛澤東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出了軍委會禮堂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張鎮。張鎮時任國民黨陪都重慶的憲兵司令。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和他一起到醫院看望了時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在戲散後，用憲兵司令的座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岩，保證了毛澤東的安全。這件事，周恩來一直記在心上。全國解放後，他多次對負責統戰工作的羅青長、童小鵬說：“將來台灣解放了，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的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這就是周恩來，他赤誠待人，肝膽照人，不管黨內黨外，他都是最可依賴的同誌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