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文章來源: 世界博覽
中朝曆史上的宗藩關係影響著韓國、朝鮮人的心理。1935年2月《外交部公報》稱:朝鮮國內的老年文士仍然仰慕中國，喜歡中國人，皆稱中國為大國，中年士子讚成日本政治，現在也多讚成蔣介石的辦事能力，稱為偉人。他們對中國態度溫順，而青年學子則不僅罵日本人，也愛欺負華人。
1918年，曾任翰林院編修的嚴範孫取道朝鮮經日本去美國考察教育。在朝鮮的中國領事館裏，他聽人講述閔妃被殺的經過，他認為閔妃是因為向來親近中國而遭到日本人嫉恨而亡的，就想參觀一下閔妃陵，可是不巧遇雨，道路難行，車夫不願前往，不得不作罷。於是這位南開校父在他的《雜感》詩中有感而發：鴨綠江邊春水愁，鳳凰城外暮雲羞；回頭三十年前事，親見藩臣拜冕旒。細細品味，詩中對韓國興亡的感慨中，還帶有解不開的亡藩舊主的情懷。這也是1945年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提起朝鮮，或多或少都有的情懷。
古代的東亞地區，中國號稱是“天下之宗主”，中國中心觀盛行一時，雖然對周邊國家也有關注，但皆視為蠻夷之地，一般在史書的“四夷傳”中簡略提及。隻不過是為了滿足“天朝上國人”對域外的好奇心而已。各朝各代隨也有專門介紹海外奇珍異物的書，但往往流於荒誕，描述中總出現傳說的地名和事物。
1945年中國人的大國夢
古代中國史籍稱朝鮮為“東夷”，意即東邊的弓箭手，《史記》中有《朝鮮列傳》。但像宋朝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這樣嚴謹的朝鮮著作少之又少。總起來說中國對周邊國家的了解遠不如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了解，李朝之後朝鮮的知識分子幾乎完全接受中國儒家教育，對於中國的曆史沿革，古今風物，山川地理，英雄人物了解甚豐。所以朝鮮被日本吞並之時，戴季陶說“韓國者，吾國三千年之屬國也，其地則屬吾國疆域，其人則與吾國同族，其文字則吾國之國風，其政治風俗則吾國之遺範”。
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勢力的衝擊下，傳統的中華秩序逐漸崩潰，周邊原來的“朝貢國”紛紛淪為列強的勢力範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原來眼中的那些“邊陲小國”了。過去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最為密切，直到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才正式獨立，但是離開宗主國不到15年就被日本吞並，變成了殖民地。不管是從地緣政治還是從曆史淵源上來說，朝鮮的興亡自然會引起中國人的高度重視。在當時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同樣麵臨亡國的危險，與周邊國家命運相聯，中國的知識分子既希望能夠將朝鮮、越南等國淪亡的曆史作為中國的前車之鑒，激發中國人奮發圖強的鬥誌，又因為積習已久的大國心態，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忘不了過去“中央王國”的榮耀。
同樣的曆史烙印也影響著韓國人，特別是1910年韓國被日本吞並後，很多韓國獨立運動人士都流亡到中國，希望借助兩國間的傳統關係，鼓勵中國人援助韓國的獨立運動，於是中國人的舊主情懷也就更加膨脹，試圖承擔天下的責任，重塑中國扶弱濟貧，匡複正義，主持公道的大國形象，但是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早在1895年韓國就興起了“去中國化”的運動（參見3期《脫離中央王國》），1945年之後，美蘇出兵占領了朝鮮半島，朝鮮最終分裂為南北兩個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人的“舊主情懷”碰到了現實的困境，走到了盡頭。
外交上的藩屬痕跡
李朝《宣祖實錄》中說：“我國自箕子受封之後，曆代皆視為內服，漢時置四郡，唐增置扶餘郡。至於大明，以八道郡縣，皆隸於遼東，衣冠文物，一從華製，委國王禦寶以治事”，但是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和中國清政府勢力的衰弱，中國與朝鮮之間傳統的朝貢關係遭到了衝。這種破壞始自1866年法國艦隊侵略朝鮮的“丙寅洋擾”，繼之有1871年美國艦隊侵略的“辛未洋擾”。1876年2月，日本強迫高宗政府簽訂《朝日修好條規》，試圖通過近代條約的形式公開否定中朝兩國之間傳統的朝貢關係。
麵對列強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脅，清政府不得不改變傳統朝貢關係時代的對朝政策，試圖通過控製與幹涉朝鮮王朝內政外交事務，來進一步加強傳統朝貢關係，並維護中國東北邊境的安全。1882年，李鴻章促成了《朝美條約》的簽訂，並出兵鎮壓發生於朝鮮首都的“壬午軍亂”。同年陳奏使趙寧夏一行，在天津向李鴻章提交了高宗的谘文，內稱：“竊小邦向不諳外務，而各國換約在前，一切交涉商辦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煩請貴大臣酌量小邦應行時宜，代聘賢明練達之士，迨茲東來，隨事指導。”後李鴻章派馬相伯擔任朝鮮外交通商事務顧問，1884年馬相伯回國後建議應早決定政策“或聽其自主，中國脫離關係；或實行幹涉，派幹練欽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導，高麗始有挽救的希望。”李鴻章卻表示 “大清國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何況高麗？” ，既不肯放棄傳統朝貢關係，又不肯完全接受近代條約關係體製，“一個外交兩種體製”正是清對朝鮮政策內在的結構性矛盾與弊病。
1895年《馬關條約》中，戰敗的中國不得不承認朝鮮為獨立之國，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朝鮮淪亡之始。到1904年日俄兩國為爭奪朝鮮而大動幹戈之時，滅亡更成為了朝鮮的宿命，梁啟超在日俄大戰之時就寫出了《朝鮮亡國史略》。朝鮮亡國讓中國人大受刺激，梁啟超1910年又寫了《朝鮮滅亡之原因》，李芝圃1911年寫了《朝鮮亡國史》。
1896年，朝鮮國王欲與清朝訂立條約，派使駐在北京。朝鮮官員樸台榮奉命與唐紹儀會談，樸台榮提出“韓為華屬，曆有可考，今為強鄰逼為自主獨立，實出無奈，想中朝必不以我國為責，今既廢舊章，亦不可不修新約修”。唐以朝鮮國王尚在俄國使館為由，稱“假宮於他國使館，何能稱獨立之主”， 唐紹儀與前來交涉的朝鮮官員趙秉稷在會談中，涉及問題的核心。趙問：“不修條約，豈非不認朝鮮為自主乎？”唐稱：“鄙見修約與認為自主事屬兩歧，不得並論。”唐紹儀想“認為自主，不過勿行舊章。若互換條約，則是視為平行之國矣，安得紊而一之。”也就是說，盡管清朝已認定朝鮮是自主之邦，但還不是平行之國。舊日藩屬的痕跡，一時仍難以在其心中抹去。當時的總理衙門也認為“惟朝鮮久為我朝藩屬”不可以把它與其他國家一般看待，想通過僅僅修訂通商章程，設立領事，不立條約，不派遣使臣，不遞交國書的形式，以存屬國之實。
根據朝貢關係的原則，朝鮮國王隻能稱“王”而不得稱“皇”。但是1897年高宗稱帝，在朝鮮的唐紹儀覺得這是朝鮮的妄自尊大的表現。但是木已成舟，中國和朝鮮的外交關係上發生了很大變化。1898年，清政府派遣徐壽朋為駐紮大韓帝國的欽差大臣，遞交了國書。所持國書中寫道：“大清國大皇帝敬問大韓國大皇帝好……”算是正式承認朝鮮獨立，對兩國的傳統關係，表述的含混籠統“我兩國同在亞洲，水陸緊連，數百年來，休戚相關，無分彼已，凡可扶助之事，則竭心力，以奠安貴國，典籍俱存，無煩縷述……遠懷舊好，近察時限，輔車唇齒之義，尤當共切講求”。從此，傳統的宗藩關係在外交上就被表述為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友好關係。
與韓國訂立條約後，第一任駐韓公使徐壽朋說：“韓國昔為藩屬，今作友邦。時勢遷移，莫可回挽。盱衡往事，良用慨然。”言辭中雖流露出昔日舊主不心甘的感慨，但無奈隻能以“友邦”相交了。但舊主的記憶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文章中毫無消亡的跡象。
怒韓與哀韓
1905年中國留日學生潘宗禮回國途中經過仁川，目睹朝鮮人受辱慘狀，又聞韓國愛國大臣閔泳渙被日本人剖腹慘死事，並閱其遺書，大為悲痛：“日人嚐以保全中韓領土為言，觀於今日之韓，可以知其待我之心矣!唇亡齒寒，國將危!失今不圖，後將安?!”其極度悲憤，蹈海而逝。
如果說潘宗禮以極端的方式表現了對韓國的關注，那《進化報》上的文章則大體可以表現中國普通知識分子對韓亡國那種很複雜的感情。1907年《進化報》第187號上刊登了一篇《遊韓客述》的文章，作者署名“緒星齋”，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講述他在韓國居住七八年的觀感，覺得韓國朝野上下空言變法而一事無成，最後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思之痛心，說著說著竟咧著大嘴哭起來啦”。隨後195號刊登了《駁遊韓客述》的文章，說自己讀到緒星齋的文章，“還沒看完，覺得心裏一堵，眼前一黑，手裏的報紙，不知飛落到什麽地方，待了很大功夫方才哭出來。但是哭過之後，又覺得大可不必，反而大笑。因為韓國滅亡是自找的，怨不得誰來，誰叫他不自強呢？韓國已然這樣，大概永輩也翻不過身來，哭也枉然。怒韓不爭之意沒有比陳獨秀表達的更強烈的了，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他說“朝鮮地小人懶，古為人屬，君臣貪殘，宇內無比。”
對於日本吞並韓國，1910年1月7日《中國公報》上的文章說“忍見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至今三韓全境解事他人”，梁啟超感歎說，各國輿論默認日本的行徑，“所惻然痛傷，不能自己者，宜惟有亡藩之舊主耳”。 大約在1919年，郭沫若寫成小說《牧羊哀話》，在書中表示不願在朝鮮這塊“斷腸地方，傷心國土”久留。1937年毛澤東在黃帝陵的祭文中寫道：“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仍言喪失藩屬之痛。
韓亡給中國人敲響了警鍾，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從中國來尋找韓國滅亡的原因，戴季陶說“韓國之存亡問題，即吾國國權之消長問題，亦即吾國實力之增減問題”。梁啟超也承認韓國滅亡本是中國衰落、四夷不守的結果。史學家向達也認為：“朝鮮之於吾國，若影之隨行，吾國文化之升降變遷，亦即朝鮮文化之升降變遷”。 認為朝鮮之亡，“我國應負其一部之責”。
大體與馬相伯相同，梁啟超也認為是清朝對藩屬關係的處理不當。在梁啟超看來，清政府最大的失誤是不明國際法上對於屬國之權力，讓朝鮮與外國締結條約，不僅授日本以口實，而且外國人也逐漸認為朝鮮是獨立之國，我國錯失保護朝鮮之資格。《天津條約》使朝鮮立於中日共同保護之下。最終被迫在《馬關條約》中徹底放棄朝鮮。梁啟超認可廢藩主張，認為在之前中國本來有能力把朝鮮變成中國的郡縣，如果這樣，便可永絕禍機，可惜李鴻章坐失良機，梁啟超在詩中這樣寫道：勢逼成爭鄭，謀疏失縣陳，六州誰鑄錯，愁絕問蒼穹。
解放韓國的“義務”
1921年8月，蔡元培等人到美國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協會發起的太平洋教育會議，在韓國代表招待各國代表的宴會上，蔡元培發表演說，為中國在大韓帝國滅亡當時未能幫助而向其致歉。他也希望韓國能夠取得獨立，但是他指出的是文化的道路，以為韓國“要達到民族自決的目的，速創造文化”。但是縱然韓國能出幾個諾貝爾獲獎者，日本就能因此而讓韓國獨立嗎？
1910年日本正式吞並了“大韓帝國”後，眾多韓國人被迫流亡中國。從他們踏上中國國土的那一刻起，中國就成了韓國獨立運動的堅強後盾和基地。韓國人先後組織過三個臨時政府：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政府、漢城政府、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三個臨時政府的重要成員有些是重疊的，前麵兩個差不多僅為一虛擬的名義，最後還是落實在環境最適合的上海臨時政府。
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先生就曾明確表示支持韓國獨立運動，並準備對其給予物質援助。1922年孫中山在廣州接見韓國臨時政府代表申圭植時說，“中韓兩國，同文同種，本係兄弟之邦，素有悠遠的曆史關係，輔車相倚，唇齒相依，不可須臾分離，正如西方之英美。”“對於韓國複國運動，中國應有援助的義務，自不待言。”孫中山逝世後，國共兩黨均曾秉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極力援助韓國獨立運動。
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發表《為援助韓國革命致全國各級黨部及民眾團體通電》，“（韓國）向隸中國藩屬，考之典籍，其血統相傳，猶是殷商裔胃，實為吾華族之一支，其政教所出，多沿漢唐規製，顯係我邦文化之流派，化之禮儀，應與吾人深相結納，共存共榮，庶可光耀前庥，為炎黃子孫延不絕之生命放一異彩”。 1937年發表在《地理教育》上的一篇《日本鐵蹄下之朝鮮》的文章感慨“鮮人吾族之螟蛉，我人豈可漠不關心，而令其長淪異域，受人虐待呼？”
1940年5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宋淵源等28人提出的“策進台灣朝鮮革命使敵益速崩潰案”中說“朝鮮則原為箕子之後裔，被吞並後，因敵人壓榨殊甚，亦人心思漢”，所以應“解放朝鮮”，號召策動韓國國內的革命運動。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以洛陽軍官訓練學校為基地，為韓國培養了100名軍事人才。國民政府還吸納了許多韓國諜報人員參與對日情報工作。此外，後被稱為“韓國之父”的金九等人每月還能得到國民政府的補貼，韓國流亡人士回國鬥爭的活動經費也常得到國民政府的接濟。也是在蔣介石的積極撮合，才促成了韓國獨立運動各派的聯合。
經過蔣介石的努力在《開羅宣言》最後文本涉及韓國的部分明確提出：“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努力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開羅宣言》承認韓國獨立的消息傳來後當時在華韓人聞訊，欣喜若狂。
抗戰勝利後，韓國臨時政府急於回國。1945年10月17日，蔣介石作出指示，派一架飛機將在中國大後方的韓國臨時政府成員送到上海，再由美軍飛機將他們護送回國；同時，蔣介石又批複吳鐵城，撥款國幣5000萬元、美金20萬元作為韓國臨時政府的啟動經費。29日，在會見金九時，蔣介石表示：“希望韓國同誌和衷共濟，團結一致”，“中國除非力量不夠，不能做到之事，（隻要）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韓國達到獨立之目的。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孫中山）總理在日，既是如此。中國以韓國獨立為中國之責任，中國能獨立，韓國亦可得到獨立。”但蘇美兩國首腦已在雅爾塔會議上商定以北緯38度線作為各自對日受降的分界線，朝鮮半島的分裂已成定局。
漸行漸遠的宗藩
宗藩關係的曆史記憶同樣也影響著韓國人。中國人熱心扶助韓國獨立運動的強烈責任感，也受到韓國流亡人士的鼓勵。於是中國的大國心態就更加膨脹，總希望自己能夠替人做主撐腰，1933年《新亞細亞月刊》上的文章《從朝鮮亡國史上得來的教訓》作者楊玉清說，中國人聽到韓國人將中國比作老大哥，韓國為小兄弟，韓國問題要在中國問題之下解決的話，就感動萬分，所以“至今我們每會著朝鮮朋友一回，即感覺自己的責任特別重大。我們不但要力圖自己的解放，同時也要解放接近我們的兄弟。
可是中國人這種責任感、義務感有時也回招來韓國人的反感。流亡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領導人李始榮說，聽到中國人說朝鮮本來是我們的藩屬，是因為我國的失於保護，使你們忍受喪國之痛，我們能驅逐日本，幫助你們複國“以上數語，是最悲憐，最同情之辭。異時中國，脫離羈絆，伸張權力，占霸地球之日，可限乎半島一國也？然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驕傲”， 李始榮說中國人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駐朝鮮的中國外交人員也注意到了朝鮮國內對中國人的態度的變化。1935年2月《外交部公報》的《晚近朝鮮之概況》中說，朝鮮國內的老年文士仍然仰慕中國，喜歡中國人，皆稱中國為大國，中年士子讚成日本政治，現在也多讚成蔣介石的辦事能力，稱為偉人。他們對中國態度溫順，而青年學子則不僅罵日本人，也愛欺負華人。在韓國蔑視中國人的心理越甚，在兒童中流行一些侮辱中國人的兒歌。李朝名臣徐居正嚐作詩雲：“明皇若問三韓事，文物衣冠上國同。”華僑在朝鮮由“上國人”淪為“下國人”。這種情況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也沒有太大改變，欺淩華僑的事件時有發生。當時的韓國人早已經把過去對中國王朝的事大關係視為恥辱，把甲午中日戰爭以後的曆史視為亡國史，而之前的曆史視為國恥史。韓國人的這種曆史認識，自然動搖了立足於傳統宗藩關係的“兄弟之邦”的認識，從而引起中韓兩國曆史認識上的感情差距。這種感情隔膜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政府在朝鮮半島的外交目的難以達成。
作者：周小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