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親曆記

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親曆記 

 

郭偉波

　　1941年6月5日晚上，在國民黨政府“陪都”——重慶曾經發生防空大隧道窒息慘案。一夜之間窒息擠壓慘死的市民近萬人，這是中國抗日戰史中最慘酷的人為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害怕全國人民控訴，害怕世界輿論譴責，他們一麵加強新聞封鎖，一麵通過禦用宣傳工具，歪曲事件發生的原因，盡量縮小死亡數字，掩蓋慘案真相，欺騙國內和世界輿論。

 

　　筆者當時親曆慘境，僥幸生還。作為曆史的見證者，有責任將慘案始末；發生原因；現場情況等如實寫出，公諸於世，以正史實。

 

　　一、日機轟炸下的重慶

 

　　1938年武漢淪陷後，日寇沿長江西進宜昌，窺測重慶，動用大量空軍力量日夜輪番空襲，對重慶市區進行區域性的“地毯式”轟炸。

 

　　重慶是個大霧的城市，每年深秋開始，一到黃昏就大霧迷漫，翌晨八、九點鍾才霧收天晴。霧季要延續至第二年春夏間終止。這段期間，“能見度”低，日寇飛機一般少來夜襲。重慶市民晚上可以睡得略為安穩一些。

 

　　重慶在日機的瘋狂轟炸威脅下，國民黨政府的機關團體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一般市民隻有少數地形又較劣的防空洞穴。很多人都在日機空襲時疏散到江北、南岸和近郊去躲避。市中心區十八梯附近的地底下挖掘了一條大隧道給附近市民躲避。容量約可容四、五千人左右。

 

　　二、大隧道的結構、設備

 

　　重慶市中心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十八梯附近的，是從地麵深挖入地底約10米左右然後平伸約一公裏多，中途分叉成三個道口進出。地麵進道的洞口較寬，梯級用石板石塊砌成，梯級盡頭與地底隧道接壤處有木柱製成的大閘。每當敵機起飛有進襲重慶模樣時，重慶防空哨即發出第一次警報，市民就紛紛疏散，大閘打開，讓人進去，但響過緊急警報之後日機即將飛臨之前便將大閘關閉，由“防護團”在閘外梯級上把守，不準市民進出。

 

　　隧道內寬高均約兩米多，兩旁設有木板釘成的長凳，每隔三四十米點上一盞油燈，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設備。隧道內既無支柱，道壁也未砌磚牆，上麵也無水泥托頂，什麽通風、防火、防毒、電話通訊、醫藥……一應俱無。隻要稍微一些意外，隧道裏麵的人就要窒息或至死亡，當時國民黨政府對這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他們不管百姓死活，把防空專款中飽了私囊。以至這次隧道發生了窒息的大慘案。

 

　　每遇日機空襲，市民如不往（或來不及）郊外疏散，就扶老攜幼，攜帶金銀細軟，進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地毯式轟炸），二如不走避怕涉及“漢奸”之嫌，所以市民不敢留在市麵上。

 

　　三、又開始夜襲

 

　　1941年仲夏，重慶霧季甫過，停歇了很久的日機夜襲又開始了。6月5日下午6時，警報汽笛長鳴起來了。往常的情況是從發初次警報到發緊急警報多在50分鍾到一個鍾頭之內。緊急警報過後再50分鍾左右日機便會抵達重慶上空，它們往往是輪番來回轟炸，因此有時要在防空洞裏躲上半天、一天，甚或更長時間。

 

　　筆者（原名郭湛洪）當時在國民黨軍委會外事班三期受訓剛要期滿，全班學員60多人在警報汽笛聲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飯，就匆忙集隊跑步到大隧道，從唯一戲院對麵附近的隧道口進入地下（軍委會外事班學員本來規定是進入重慶稽查處那個依山而又堅固的防空洞的，但當時軍統內部人事磨擦不讓學員進洞，所以外事班學員被迫隻好進入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當時因久未夜襲，市民毫無準備，疏散不及的大都湧到隧道內躲避。入隧道的人數激增一倍以上，隧道裏麵除兩旁的板凳坐得滿滿之外，連中間通路也全都站滿了人，顯得特別擠擁，嚴重阻塞了空氣流通。 

 

下午七時許，緊急警報響過，照例由“防護團”在外麵關上木閘，斷絕了進出。筆者和外事班同學黃鶴齡、譚錫麟三人坐在隔離木閘10米左右轉角地方的板凳上，我們都是廣東人，每入防空洞都是不肯入到深處的。

 

　　四、慘事發生

 

　　晚上九時左右，日機在遠處投過第一批炸彈，隧道裏聽到一陣暗雷般的爆炸聲和感到一些不大的震動、搖撼。這時人們已經覺到很焗熱，呼吸不舒暢。隧道壁上的油燈逐漸微弱下來閃爍不定。稍有知識的人都明白這是洞內氧氣缺少、碳氣奇增的現象，情況開始嚴重了。

 

　　氣溫逐漸烘熱得像對著煤爐呼吸一樣。人們意識到不幸的事情將會發生，死亡的危險已威脅到整個隧道裏麵的人。但是人們仍舊保持沉默，誰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麽舉動，隻是緊張地注視著情況的發展，忍受著擠逼、烘熱、呼吸困難的痛苦。

 

　　缺氧越來越嚴重，嬰孩哭喊聲漸來漸多。部份油燈開始熄滅，大禍臨頭，誰也按捺不住了。忍耐轉為緊張，斯文變成粗野，人們一股勁搶著向道口擠去。共同的目標——出隧道、上地麵。

 

　　筆者知道事態極度嚴重，立刻站起來與譚、黃二人擠入人流中向隧道口湧去。木閘仍關閉著，人群被阻塞在木閘裏麵，前無去路，後有長長人流全力向前推進。前邊的人群被擠逼得叫喊、怒罵、掙紮……混成一片。

 

　　木閘不知怎樣的打開了。守在木閘外麵梯級上的“防護團”也跑了。人流穿過木閘，有如江河堤壩突破缺口，拚著全身氣力往道口上衝。筆者和兩個同學因年輕力壯，用盡氣力隨人流擠出木閘，胡裏胡塗地上了梯級，出到了地麵。當時到底是淩空？是滾爬？還是被人流夾住推上去？實在是弄不清楚。出到地麵感到一片涼快，清暢，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一覺醒來（沒有手表看，隻能估計是半小時左右），聽到隧道底下傳出來震耳的呼喊和慘叫聲音。爬起來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約離隧道口二三十米，周圍有百數十人，有的正在蘇醒，有的呆呆地站著。惟獨不見再有人從隧道口走出來了。回顧自己，上衣已經扯破，大部鈕扣失落，帽子沒有了，肩上布袋所裝的信件、相片、日記全部不見了。盡管是十分狼狽，總是算掙脫了“死神”，離開了地獄，回到了人間。

 

　　五、驚心怵目的死亡慘狀

 

　　我極力定一定神，環視四周，又發現另外有幾個同學迷惘地走著。隧道中傳來的叫聲十分淒慘，我和兩個同學跑進隧道梯級下，烘熱略帶臭味的氣流迎麵衝來，使人無法忍受。木閘上吊著煤氣燈，燈光下展現出一幅慘絕人寰的情景。

 

　　地底隧道與梯級接壤處，即木閘口的地方，堆壓著二三十具屍體。堵塞住由裏麵通上梯級的道路。屍堆背後跪壓著無數在拚命掙紮、厲聲慘叫而又無法出來的人。他們像江河裏的木排一樣，一排跪一排地壓著。最前麵的人俯伏在屍堆上麵，後麵的人跪壓住前麵人的腿。第三個又跪壓著第二個人的腿，第四個，第五個……他們都無法抽起身體。出來的道路已被堵塞住了。而後麵幾千人仍舊拚著氣力繼續向前推，致使前麵的越擠越緊，越壓越緊。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死亡前的掙紮和淒慘的哀號。

 

　　事後了解：當時由於隧道內沒有通風設備，人多空氣少，缺氧使人已接近窒息的程度。少數離隧道口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點微薄的新鮮空氣，尚有殘存的氣力衝上梯級走出地麵（筆者就是憑這僅有的條件幸存生還出來的）。大多數離道口較遠，擠逼時間較長、接近窒息的人，已經是身軟力弱，神誌昏亂，勉強擠到木閘而無力再跨上梯級，一兩個踢著梯級和踏差了腳步就被拌倒了。被後者踐踏、擠壓，越倒越多，越壓越緊。而裏麵仍舊有很大的力量繼續推出來。結果，最前麵的一堆人被壓死了。稍後的人雖然未死，但像木椿入地一樣動彈不得。他們的上身還能掙紮擺動，雙手揮舞，嘶聲喊叫，麵色脹紅，口角粘著膠狀泡沫，衣服扯得碎爛。因為他們腿部被跪壓，身體半俯仆，身體高度像減低三份之一。

 

衝出來的氣味更加燙熱帶臭，我們隻好用手帕沾濕了水銜在咀上權當“口罩”，跑到石梯的最低幾級。從無數遇難者中看到六七個外事班同學被夾在當中猛力掙紮。我們站到最低的梯級探身伸手去拉，手是握著了卻無法把人拉出來，用盡氣力也拽不動他們，隻好跑出地麵到附近的店屋弄開幾家屋門，找到水桶，搜集一些茶水扛進隧道梯級下，用杯碗盛給最近的遇難者喝。探手不到的就幹脆把茶水朝他們臉上潑去。希望他們借這點水減少一些痛苦，延長多一刻生命去等待奇跡出現——脫險。

 

呼吸實在難以忍受，我們不幾分鍾就跑出地麵去換換空氣，商量一下又跑進去，心中對營救同學仍抱著希望。我們解下皮帶連同找來的繩子接駁起來，將一端拋到一個同學的身上，用手勢（因喊聲太大）示意他把繩子捆住自己的腋下，要他自己用手扯住繩子幫幫力。我們站在梯級上用力拉拽。然而這個辦法失敗了，那個同學的身體不但沒有拉動，反而麵容大變，雙手亂擺，示意我們不要再拉了，我們見到他這種痛苦的神態，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斷也會加速氣絕死亡，隻好又跑出地麵，茫然無策。

 

　　大約十點多鍾了，開來了兩輛小汽車，走下來好幾個官員和衛士（有人認識他們是劉峙、賀國光……等國民黨高級官員），他們一下車就被群眾圍住了，才說不上幾句話，東邊天際響起隆隆的飛機聲。官員們大驚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倉皇竄上汽車跑了。這批日機又在遠處丟了炸彈然後飛走。

 

　　整個慘案過程，除了幾個官員短暫出現一下之外，自始至終國民黨當局並未組織過任何力量進行搶救，也未見任何官員在場處理或指揮，那種草營民命的態度實在令人發指。

 

　　慘情繼續發展，遇難者仍拚命掙紮、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從隧道裏麵跨越人叢的頭頂，連踩帶爬的走出來獲得生還。他們說是在隧道中間，初時窒息近休克躺倒了，沒有隨人流擠向道口而留在中間深處，人都向道口湧去，中間變得空蕩蕩反而呼吸好轉起來。所以躺了一回神誌稍稍清醒，恢複了一些氣力，就摸索著前進，踩著遇難者的頭頂爬了很久而爬了出來。

 

　　接近午夜，淒厲的慘叫聲漸弱，遇難者口角的泡沫已由白變紅滲著血絲，麵色由紅變成紫藍，不少已無聲地仆伏到別人身上。突然有一名叫龔存悌的外事班同學猛舉雙手，嘶啞的喉嚨拚力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兩句口號，掙紮了一回便含恨死去了。視力能見得到的那六七個同學也像其他遇難者一樣先後伏倒死去了。

 

　　筆者離開隧道走出地麵，既不想什麽也不願走開，迷惘地在附近和一些同學與其他生還者坐了一回，誰也不多說話。午夜過了，突然聽到隧道內又傳出微弱的聲音，我們立刻又戴上“口罩”進入隧道，隻見到少數遇難者蘇醒過來，呻吟和掙紮。到6月6日淩晨一兩點鍾，少數蘇醒的再次仆倒而完全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隧道裏留下近萬的屍體和烘熱的臭氣。恐怖代替了剛才的悲痛，我們再無勇氣逗留在下麵了。

 

　　六、清理

 

　　6月6日臨近天亮，警報解除。上午重慶當局開始清理隧道屍體，屍體拖出來在道口附近堆積成崗，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還是赤條條的。皮膚全變藍黑色，麵目全非。屍體太多，無處可堆，改為邊清出邊用卡車運走。運往那裏，如何處理？筆者無從知曉。

 

　　死難者親屬是無法認領屍體的：因（1）屍身衣服碎落，麵容變樣，難以辨認；（2）屍堆成山，難以翻動；（3）邊清邊運，時間短促。更且三個道口同時清屍，親屬無法分身；（4）不少是全家死難，無人去認。當時外事班學員生還41人，死難學員屍體僅從軍製服上辨認領回。

 

　　清屍單位的名稱筆者記不清楚，清屍人員在隧道內發橫財當然不少，搜集到的金銀財物雖說是“繳公”，但數字多少，下落如何？始終不見公布。

 

　　慘案發生後的幾天內附近不少住家、店鋪久久沒有人開門，原因是全家慘死。

 

　　七、歪曲事實欺騙人民

 

　　慘案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非常懼怕國內外輿論譴責，企圖封鎖消息，把這事件掩蓋下來。但他們不能隻手遮天。重慶的進步報刊，首先刊載了這件慘案，引起了全國各地震動。國民黨當局慌了手腳，中央社不得不發出電訊，承認有這件事，但他們把慘案發生原因，說是由於日機轟炸。國民黨報紙有些說是隧道口被日機炸彈炸中了，有些說是轟炸時，震塌了道口，使隧道內空氣窒息。有的還說，炸彈在隧道附近爆炸，強烈的氣浪衝進隧道，人被強烈氣流壓死的。不管怎麽講法，就是歸結到由於日寇的炸彈。國民黨報紙並且為國民黨官員歌功頌德，竟說道：國民黨重慶當局，在事件發生時，非常關心，派人搶救無效等等，以開脫罪責。另外他們又極力縮小死亡人數。有的報紙說死亡千餘人，有的說二千多人，有的說五百多人。據筆者親曆親見，實在死亡人數近萬人，得生還者不及百分之一、二十。國民黨盡量縮小數字，輕描淡寫，作為普通的微小事件並用小標題刊登在報紙最不顯眼的版麵上，盡量避免引起人們的注意。

 

清屍時，很多記者都到現場采訪，除了一些進步報紙，能夠如實報導並要求追查責任外，國民黨報紙，都按照其主子的意圖，全部歪曲事實。外國記者，也都根據國民黨的“中央社”的假消息，拍發到國外，當時有美國很有權威的“Life”（生活）雜誌記者在現場拍攝好多照片，寫了一些報導，在“Life”雜誌上刊登出來，但它也是照國民黨官方公布的消息，沒有說出真相和死亡數目，把慘案原因說成由於日本空軍轟炸。幫國民黨政府歪曲事實，欺騙人民。

 

　　八、尾聲

 

　　筆者和外事班生還的40個同學一樣，由於思想認識的局限性，沒有控訴國民黨政府當局所造成的這件慘案，僅僅為外事班死難20多個學員要求追查責任這個狹隘觀點出發召開“善後”會議。當時推選了筆者與姚萬傑兩人代表全班去向班主任戴笠提出要求：懲辦重慶稽查處處長劉藩和防空司令；撫恤死難的外事班學員。當時戴笠答允安葬死難學員，發給他們家屬撫恤金每名港幣×千元（外事班三期投考的都是大專畢業生和留學生。被認為是最得意的一個班）。至於懲辦劉藩、防空司令等人的問題，戴笠不肯作出什麽肯定答複。不久，我們結業離渝，善後的事怎麽樣，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