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上古：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

回眸上古：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

2009年03月  　來源：新華博客

中華民族的曆史源遠流長。在迄今而知的人類約300萬年的曆史發展中，華夏是人類最早發祥地之一。北京人化石，證明我們的祖先在四五十萬年前，就開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了。雲南的元謀人距今約170萬年，陝西的藍田人距今約70萬年。

 　 中國的原始社會大約經曆了200萬年的發展曆史。最早一個階段，人類結成比較鬆散的群團，過著以采集為主的生活。以後，隨著狩獵經濟的出現，產生了最初的分工，由於勞動分工以及對血緣群婚危害性的初步察覺，從而開始由近及遠的限製了親子之間和兄弟姐妹之間的血緣配婚，逐步實行外婚製群婚，於是一種新的、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氏族出現了。這個過程大約經曆了一、二十萬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至遲在4萬年前，人類體質發展進入現代人行列時，氏族製度已形成了。

    1萬年前，我們的祖先發明了原始農業和家畜飼養。此後，在適宜農耕的地方出現了相對定居的村落，距今七、八千年時達到了氏族製度的繁榮階段。距今五、六千年間，在中華大地上已形成若幹部族集團，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黃河中遊及其鄰近地區的華夏集團，以泰山為中心的東夷集團和以洞庭、鄱陽兩湖為中心的苗蠻集團。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三大集團都不斷向四處遷徙發展，各自居地犬牙交錯，彼此間經濟文化不斷得到交流融合。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這5000年中，曾發生了無數次戰爭。銅器時代，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即從原始社會到第一個有階級社會夏朝，經商朝、周朝及春秋戰國時期的發展，已進入了秦朝。這一階段，在華夏土地上發生了成千上萬次戰爭。

    約4000年前，當黃帝族後裔征服眾多氏族部落之後，中原地區形成了傳說中先後以堯、舜、禹為首領的強大部落聯盟。龍山文化的遺址展現了其時私有製業已形成，貧富分化明顯，進而產生階級對立的情景。堯舜禹禪讓的軍事民主製既是氏族社會的最後光環，又是部落戰爭向階級暴力轉化的推進器。為爭奪部落聯盟最高首領地位，掠奪更多的財富和奴隸，部落之間狼煙四起，征戰不息。傳說堯戰勝十幾個部落才獲得民眾擁戴而為"天子"，舜繼位後13個部落不服，禹時有33個部落反抗，民主推選的背後充滿著血與火，禪讓是對武力征服的認可。戰爭作為私有製的產物，終於敲響了野蠻時代的喪鍾，給自己賦予了文明時代的意義。

    從夏朝開始，經商朝至西周，是中國的奴隸製時代。戰爭伴隨奴隸製國家的形成和完備而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

    約公元前21世紀(一說前22世紀)至前14世紀，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隸製國家處於逐步形成和初期發展階段，氏族部落製度的殘餘保留甚濃。爭奪王權，攫取國家統治地位，成為這一階段戰爭的主要內容。

    禹子啟廢禪讓，世襲為君，開創夏朝，中國曆史進入階級社會。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為中心的夏朝，最初幾十年充滿著王權世襲製與部落禪讓製的鬥爭。原定為禹繼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啟，戰敗被殺。早在禹時就同夏後氏爭奪首領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爭奪王權，與夏啟率領的軍隊在甘之戰中激烈較量。夏啟攻滅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統治得到各部落首領的承認。但夏朝的統治並不穩固，及太康繼位，東夷有窮氏首領後羿依靠強大武力，乘夏朝內亂、民眾不滿之機，奪取夏朝統治權，史稱"太康失國"。繼而寒浞取代後羿，欲徹底消滅夏後氏勢力，攻滅斟灌氏、斟尋氏，殺太康之侄相。相的遺腹子少康得有虞氏幫助，積聚力量，隱蔽待機，以各個擊破之策，攻滅寒浞，恢複夏朝統治，此即少康複國之戰，亦稱"少康中興"。直至夏朝中期，統治相對穩定，夏王杼以堅甲、長矛裝備軍隊，曾戰勝強大的東夷軍，攻至東海邊。自夏王孔甲之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國勢逐漸衰微。

    夏朝末期，夏王桀為轉移民眾反抗情緒，對外興師，攻滅緡，致使統治出現嚴重危機。此時，黃河下遊的商族崛起。商湯先是逐個翦除夏朝羽翼，使之陷於孤立，爾後展開具有決定意義的鳴條之戰，一舉擊敗夏軍，攻滅夏朝，建立商朝，定都於亳(今河南商丘北)。隨後繼續征戰四方，擴展統治地區。商朝前期，經曆了統治相對穩定又一度中衰的過程。其間，王位紛爭不斷，諸王頻繁徙都，戰爭圍繞王權爭奪和征伐叛離方國部落而展開。商朝中期，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加強王權，力圖進取，奴隸製王朝開始進入大發展時期。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戰爭，作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鮮明地體現著奴隸製國家的意誌。自夏初產生以"六事之人"(奴隸主貴族)為骨幹、"眾"(平民)為基礎的國家軍隊之後，戰爭不再由民眾集體進行，而成為軍隊的專門職業。由此引起區別於軍事民主製時期的作戰的重大變化：作戰指揮不僅表現為戰前組織和戰後處理，也開始貫穿於戰鬥進程；奪取戰鬥勝利，不單憑體力和勇敢，謀略意識逐步產生。商湯以離間敵國、翦夏羽翼之策轉化敵我力量對比，以正確選擇決戰時機而製勝，反映出戰略思想的萌芽。由於社會生產力雖有發展而仍然低下，用青銅製造的金屬兵器僅開始用於作戰，仍以木、石兵器為主。從甘之戰首見戰車到商湯率良車70輛作戰，隻是車戰的濫觴，尚未代替以徒步格鬥為主的作戰方式。戰爭規模小，戰鬥時間短，作戰指導受"天命觀"絕對統治，人們對戰爭的認識還處於低級階段。

    約公元前13世紀至前771年，即商朝後期和西周，王權不斷加強，國家機器日臻完備，奴隸製走幾鼎盛。為適應奴隸製發展需要的掠奪性征服戰爭占據主導地位，集中表現為奴隸製王朝同四周方國、部族的戰爭日趨頻繁。

    商王武丁繼位後，社會經濟空前發展，迎來商朝鼎盛，為進行大規模掠奪性征服戰爭創造了條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戰，包含著對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強勁部族的一係列征伐，貫穿於武丁在位的整個時期，其中對方的作戰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最終取得征服或平定這些部族的勝利。武丁還出兵征伐東邊的夷方、南邊的荊楚、巴方、虎方等。對四周不下50餘個方國、部族的戰爭，獲取了大量的奴隸，擴大了商朝疆域，史稱"武丁中興"。奴隸製的發展，促使商朝內部階級矛盾、與周邊方國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朝祖甲以後，商朝開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帝辛(紂王)全力對付東夷，展開長期戰爭，雖然獲勝，卻因此耗損國力，給周的東進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進行翦除商朝羽翼的一係列戰爭，奠定了滅商的基礎。周武王以乘虛搗隙的謀略，率軍進攻商都，展開了古史記載中第一次大規模車戰，即牧野之戰。商朝600年統治因商軍一朝土崩瓦解而覆滅，從此翻開西周王朝的曆史篇章。

    西周開國之初，麵臨內憂外患，實力尚存的商部族圖謀複辟。周公東征，采取逐次推進、各個擊破之策，平息叛亂，一掃殷商殘餘勢力。成王、康王之世，營建東都，分封諸侯，擴建軍隊，製禮作樂，使西周成熔前規模的奴隸製王朝。成王出兵攻荊楚、康王命盂伯率大軍攻鬼方，顯示周王朝國勢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兩代，大規模對外征伐。周昭王攻荊楚之戰，以喪師亡身告終；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國，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記·周本記》)，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跡象。自共王、懿王之後，國勢滑坡，四周方國、部族不斷侵擾，迫使西擊後期諸王頻頻用兵。周厲王攻噩之戰靠貴族親兵獲勝，反映了王室軍隊的衰弱。周攻狁之戰曆經厲王、宣王兩世，雖多有勝利，亦使周王朝筋疲力盡。對外戰爭加深了社會危機，導致周"國人"起義，震撼著奴隸製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興"氣象，不過是周王朝的落日餘暉。至周幽王時，政治腐敗，天災頻仍，諸侯叛離，戎狄內侵，在申、繒等諸侯及犬戎聯合進攻之下，幽王兵敗被殺，西周滅亡，奴隸製度開始進入衰落時期。

    中國奴隸社會的戰爭形態，在商朝後期和西周時代有了明顯發展。由於與戰爭密切相關的手工業技術迅速進步，青銅兵器和戰車大量用於作戰，從商朝後期擁有戰車300輛，到西周後期戰車達3000乘之多，表明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車戰成為主要作戰方式。國家軍隊確立以"師"為最高建製單位，形成國君控製下的分級領導體製，並由車、步分編演變為車、步合同，使戰爭在日趨完善的組織形式下進行，強化了戰爭的正規性。車戰戰法脫離濫觴期的原始形態，強調保持隊形嚴整和車隊堅固，向著充分發揮車陣集團衝擊力的方向發展。參戰兵員的增多和戰場範圍的擴大，使作戰指揮手段由單一而多樣，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鐸、鐃等視聽信號指揮作戰。商朝後期出現正規的驛傳製度，西周晚期又建立了烽燧報警，反映出保障軍隊行動的信息不斷加強。隨著人們對天道、鬼神觀念開始動搖，作戰指導自覺地運用謀略。周滅商的牧野之戰，注重全局把握、審勢而動、量力而行，采取軍政結合、各個擊破、乘隙奔襲，已包括戰爭準備、籌劃、實施各階段，標誌著中國古代早期戰略的形成。

    遠古時代的戰爭，是中國文明時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隸製社會前進的曆史杠杆。戰爭自身的發展，產生並不斷加強了以奴隸主貴族為骨幹的軍隊，軍事製度由草創而逐步形成。人們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出現了最早的軍事著作《軍誌》、《軍政》，軍事學開始誕生。中國軍事作為一個獨立領域在遠古時代戰爭中確立，成為爾後數千年發展的淵源。

華夏由蒙昧步入文明的契機——涿鹿之戰 

    相傳在古老的時候，有兩個部落曾大戰中在中原，一方個個都是人麵獸身，銅頭鐵額，麵目猙獰，手持金刀銅斧、強弓大弩；另一方手執木棍、石斧石刀，顯得有些寒磣。兩軍一接觸，便展開肉搏廝殺，喊聲震天。前者布下毒霧，瘴氣沉沉；後者撥霧衝殺，可剛衝出霾霧，但見天空黃沙滾滾而來，狂風大作，飛沙走石。黃塵過後，陰雲密布，大雨滂沱。在這危急關頭，後者把隨軍攜帶的虎豹熊羆統統放出衝向敵陣。手持金刀銅斧者被這突如其來的猛獸嚇得魂不附體，有的被猛獸尖牙咬斷了脖頸，身首異處；有的被猛獸利齒扒開了胸膛，血流滿地；僥幸活下來的沒命地逃竄。這就是古代傳說中黃帝與蚩尤涿鹿之戰的情景。

    黃帝與蚩尤涿鹿(今河北省涿州)之戰，為我國古代傳說中最早的一次大規模戰爭。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形成了若幹部族集團。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黃河中遊及其附近地區的華夏集團，以泰山為中心的夷族集團，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洞庭、鄱陽兩湖等地的黎苗集團。那時候，人民生活以畋獵遊牧為主。但滲進中原之各族，由於所在的河南平原黃土層地質較鬆，逐漸進入淺耕農業時代，生活日趨豐裕，因之漸成定居而發展為氏族社會。

    各氏族為解奪牧地耕地以及獵取食物等，自然不免要發生爭端。為解決和領導各族間的鬥爭，便產生了氏族中的共主(作仲裁之宗主)。炎帝神農氏、少氏、蚩尤分別為夏族、夷族、黎苗族之共主。夏黎兩集團均處於今河南省中部，夏族由北而南，黎族由南而北，彼此為爭奪中原平原牧場和耕地而發生戰爭，便又成為必然之勢。

    以炎帝為共主的夏族，內部團結並不堅固，各部落之間時有相互侵伐。而蚩尤之族團結似較為堅固。蚩尤鑒於夏族內部自相紛爭，便率領81個兄弟氏族向炎帝發起了一場進攻性戰爭，在榆罔(今山東省北部)將炎帝擊敗，並統治夏族部分領域而自立，號稱炎帝。在這威脅到夏族生死存亡的時候，夏族一個部落首領黃帝(史記卷一五帝本記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初期立國於有熊(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地)，為夏族集團內之一個氏族領袖)毅然奮起，號召夏族各部落團結起來，反抗黎族蚩尤之入侵。

    黎苗集團根據地在長江中遊，而此地區當時已生產銅與銻，用辰砂冶鐵等，因而蚩尤可以用金屬製作兵器了。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稱：蚩尤兄弟81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而黃帝則尚以石器為兵器。傳說黃帝令揮作弓，夷侔作矢，剝木為兵。(易係辭謂："黃帝堯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這表明皇帝部族當時還沒有使用金屬兵器。不過黃帝在使用石兵器的同時，已能駕馭牛馬以及用牛馬駕車作戰了。從兩個氏族集團使用的兵器看，各有優勢。黎苗族合作金屬兵器，故利於近戰；而夏族主要靠石質兵器和弓劍，則利於遠戰。但從實戰能力看，夏族遠不及黎苗族。

    戰前，黃帝知道蚩尤部族使用銅質兵器，勢力強大不易抵禦，但也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即由南方發展而來，對北方天候地形不夠熟悉。黃帝針對蚩尤部族這一弱點，決定采取引敵後退的戰略，即一開始與蚩尤部族接觸時不作決定性戰鬥，將其引導到一陌生的環境裏，利用天時地利條件，增加蚩尤部眾生活行動之困難以削弱其實力，然後乘其陷於消極被動、戰鬥力衰退之際，捕捉機會再予以殲滅之。

    根據這一構想，黃帝部族與蚩尤部族接觸(地點可能在今河南省中部)之後，黃帝即主動向北退，蚩尤部族隨即跟蹤追擊。當時華北平原森林蔽野，雙方究循何路進退已不可考。蚩尤部族進入河北平原後，環境生疏，氣候不適，語言不通，敵情不明，以及食料飲水缺乏等，行動逐漸困難，且越深入，環境越陌生，傷亡損耗又無法補充，故精神上感受威脅亦越大。進抵河北省北部地區後，蚩尤部族因長途跋涉，極為疲勞，完全陷入消極被動，戰略意誌均大為衰退。反之，黃帝部族因得天時地利，則處於非常主動的地位。最後黃帝於涿鹿一帶地區捕捉一特殊有利之天候，即狂風大作黃沙蔽天、蚩尤部族昏迷之際，利用指南車指示方向，率領以熊、羆、狼、豹等為圖滕的部族，向蚩尤部族衝擊，遂一舉將其擊潰，蚩尤被擒殺，同時部眾即告潰散，戰爭就此結束。

    涿鹿戰爭之後，使華夏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特別是對今天的漢族來說，則更具有開天辟地的意義。漢族今天占全國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約1/5，這不能不說與華夏的始祖皇帝的功績有一定關係。與皇帝有關係，很重要的是起因於這一次戰爭。漢族本由華族發展而來，而華族是由夏族數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自涿鹿戰爭後，黃帝得到夏族各部落之擁戴，一時聲威大振，周圍其它一些小的族部也紛紛歸順黃帝，尊奉黃帝為共主。黃帝則乘戰勝之餘威，繼續對四方大事征討。《史記》上說："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當時黃帝曾"東至於海，登丸山(今山東省)及岱宗(泰山)，西對崆峒，登雞頭(崆峒、雞頭皆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南至於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陽縣西熊耳山；湘山在嶽陽縣西南)，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今河北涿鹿縣西北)，可見黃帝當時之兵威，已遠遠超出夏族原有之領域，達到夷族及黎苗族活動之範圍。但是，在此時代，各部族均以遊牧為主，時有遷徙往來，尚不能稱已建立起固定之國界，隻是反映了黃帝聲威遠播之情形。黃帝對周圍部族影響的擴大，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響也隨之增大。久而久之，周圍許多氏族不是歸順夏族，就是被夏族同化。在夏族日益發展擴大的同時，其人口也不斷增多，這就是今天漢族人口之眾多的重要淵源。

    涿鹿戰爭之後，方圓數百數千裏懾於皇帝威嚴，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輕易發動戰爭，這樣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趨於安定。因而各宗族活動的地域便相對固定下來。活動地域的相對固定，使得氏族成員由遊獵為生逐步轉向稼穡為生。從稼穡為生中，使人們逐步懂得了勞動創造的意義，體會到了勞動創造的好處和快樂，從而使得生產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考古學證明，這個時期的社會生產了很大進步，農業方麵出現了一批新的翻耕工具和收割工具。作物種類增多了，黃河流域以粟、黎為主，並出現了稻、麥、高梁；長江中下遊以稻為主，還發現了花生、芝麻等作物。家畜飼養也發達起來，不僅數量增多，而且在種類上更是六畜俱全了。

    除農業之外，手工業也有了新的發展。曆史不長的製陶業已開始使用陶輪，迅速提高了生產力。工藝技術達到了相當水平，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陶至今仍難仿製。隨著夏族與黎苗族的同化融合，南方的金屬冶鑄技術逐漸傳到中原和北方，使得金屬冶煉得到普遍發展。今天很多地方出土了這時的紅銅或原始青銅的小件工具、飾物以及銅渣、鉗鍋等冶鑄遺存，表明"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史記·封禪書》)的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玉器製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長江流域已會采用琢、磨、雕、刻、鏤、拋光技術，也成批製作精美的玉石禮器和飾物。稍後，黃河流域的琢玉工藝也發展了起來。另外，已出現了紡織品，黎民百姓過去是獸皮蔽體，現已有了衣服。這些標誌著社會生活已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

    建築業已由此興起，黎民百姓普遍修房屋以避風雨，黃帝及其它共主開始營造宮室。《白虎通》載："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人民由穴居荒野到修建房屋定居，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又發生了一次曆史性變化，由此必然引起人們的家庭觀念、親緣關係、交往方式、生活習慣等發生改變。

    涿鹿戰爭之後，黃帝還領導了各種創造發明活動，如發明舟車、文字、弓矢等。傳說上所謂"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及所謂"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等等，都是對黃帝當時文化生活改進之記載。由此可見，華夏民族雖自新石器時代之初，已經分布於黃河中下遊各地，但定居中原後從事各種發明創造，將人類野蠻生活推向文明時代生活實從黃帝開始。

    涿鹿戰爭對華夏戰爭影響最深的還是在軍事方麵。由於涿鹿戰爭是部族之間的一場大規模戰爭，結局又是以黃帝之弱勢勝了蚩尤之優勢，之後黃帝又趁勢收複了中原，使夏族各部落實現了團結統一。此後，又進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與夏族結為同盟，這都與黃帝的軍事才能及其在戰爭中的表現有極大關係，其影響是深遠的。後來的首領雖然無法從理論上學到黃帝的用兵韜略，但從所聞所傳中間接地領略到黃帝的兵法，並代代相傳，這就為華夏的軍事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從涿鹿之戰中，我們可以看到黃帝蝗軍事謀略和用兵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首先，他能夠正確地利用天候地形，使其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戰爭主動權。後來，孫子在其兵法行軍篇中闡述山穀、河川、斥澤、平陸四者之戰鬥原則以後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史記·五帝記》)，可見黃帝這一用兵計策已被後人承襲並上升到理論而流傳下來。其次，黃帝采用誘敵深入、相相殲之的戰略是非常高明的。黃帝深知自己部族的戰鬥力不如蚩尤之黎苗族，戰爭一開始決戰有可能失敗，因而他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把敵人從河南引誘到河北的涿鹿，待敵人十分疲憊之後，選擇一個有利的天氣和地形，才與其決戰，並一舉獲勝。這一戰略實為弱軍戰勝強敵的高招，被後人一直繼承了下來，並被奉為弱軍製勝的經典。再次，利用各種野獸協助人進行戰爭，也為後來動物參戰開創了先河。除此之外，這次戰爭對之後的兵器製造以及技術發展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許多史書上稱，涿鹿之戰是中華民族在發展時期興亡絕續之大事。

    總之，涿鹿之戰是華夏人民脫離原始野蠻生活而步入文明時代的一次重大轉折，它不僅使本族人民首先浸沐文化之曙光，而且因夏族文化之高展遠達，超越群輩，它有如曉日初升，照耀海宇，使四鄰各宗族聞風向慕，為爾後華夏大地上各民族逐漸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