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中國不高興》是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為三個部分：“中國為什麽不高興”“中國的主張”“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通過批判中國現實、揭示中西關係來呈現以下主題——中國要做一流國家，依托國家大目標實現眾生幸福平等，告別自我矮化的精神曆史。
作為一本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迅速熱銷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而此書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從另一個維度解讀了這本已經被標簽化的書，在他們看來，《中國不高興》是給中國知識分子看的，以用來“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
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當。否則，不隻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自然反彈的標誌之一，震動西方世界；2009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策劃人張小波再次拋出《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再次向西方攤牌”、“為憤青而作”、“民族主義再次升溫”……林林總總的標簽式評價再次扣在這本必將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上，但《中國不高興》的迅速熱銷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
除去出版社為宣傳需要打出的廣告噱頭和書中情緒性的表達，《中國不高興》可能比《中國可以說不》走得更遠。幾位作者通過這本書希望達到的需求，也許不僅僅隻是表達中國未來國際政治走向的民間思考，刺激、驚醒渾渾噩噩的知識精英也許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熱播中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第16集中，團長龍文章對師座虞嘯卿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這毛病，連師座都沒逃過愛安逸的毛病——龍文章得到的是一記耳光
《中國不高興》可能會令西方不高興，但真正不高興的也許是“安逸”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做出的反應當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們或拒絕拿起此書，或繞著圈子反駁，然後繼續安安穩穩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對此，《中國不高興》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本書就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要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因為無論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當。否則，不隻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我的感覺是，《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可以說不》中個人情緒性的宣泄更強些，《中國不高興》則在鞭策中國人和知識分子，要樹立大目標。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你13年前批判的東西有變化嗎？
宋強：我說那麽多年了，大家都沒什麽進步，國事變化不大，思想界變化也不大，而且罵我們的人永遠就是這些人，用的手段還是那一套。那些罵我們的知識分子開口閉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實這些東西根本就沒有必要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
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當時精英界彌漫著一種消極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國這條船要沉了，大家趕緊要跑。
黃紀蘇：當時的中國人對中國毫無信心，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經濟還是在往上走，中國還有很大一個群體把中國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時候，當時我們有一種情緒，大家開始明白，我們跟西方是有利益衝突的，而在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認為美國是一個好老師、好恩人。當精英們開始對中國失去信心的時候，民間有一種反思：中國那麽差、沒戲，我們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這樣子了嗎？這種質疑開始出現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說不》出現了，把民間的這個聲音說出來了。當大家都在跳船的時候，有人站出來說“不”，我們要有自己的信心。
現在，中國比13年前各方麵更加強大了，但我們想說的是，中國不能到這就好了，不能就這麽湊合了。中國要樹立遠大抱負，對世界要有擔當，而且由不得你。
宋強：我想補充的是，1996年那樣的大氣候下，《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現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事態，我後來也講了，“對抗也是積極的。”
黃紀蘇：《中國可以說不》中那種民族情緒實際上是中國開始轉變的一種信號，它把這種東西喊出來了，要不然西方就以為中國所有年輕一代都跟著他們走了。
但對這兩本書最大的責難可能就是，你們公然宣揚當下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在西方話語裏，民族主義已經是個貶義詞。
宋強：我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是應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係列事件，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都是這樣嗎？所以我更傾向於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黃紀蘇：什麽“極端民族主義”、“新左派”等等，這些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太簡單化了。如果認真看這本書，你真的很難去定義。
“中國要有大目標，精英要有大承擔，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中國不高興》講的其實隻是一些常識而已，普通民眾對中國未來格局的常識性思考，比如“持劍經商”。
黃紀蘇：我們說的就是常識，比如國與國之間就是利益。
宋強：很多常識大家已經不認同了，我們隻是把常識恢複一下而已。比如國際關係，就是利益，但許多人把我們弄得一頭霧水，連這個簡單東西都忘記了。我覺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幾天在采訪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的時候，他說，希望中國強大起來，為其他國家主持公道。
黃紀蘇：王小東用的一個詞我覺得特好，就是“天命所歸”，就是毛主席以前說的，中國要對人類社會作出較大貢獻，鄧小平後來也說到，這個目標要等到下個世紀中國成為中等強國的時候，現在我們已經在“下個世紀”了。我們這個國家那麽大，它隻要存在必然深刻影響這個世界，也要參與管理世界中去。你這麽個文明體，不承擔這個任務也得承擔，你不可能讓新加坡去承擔吧。中國要確定大目標、大任務，這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由不得你。但我們的精英們呢？他們沒有這個目標，也沒有動力推動中國去幹這個事情，他們還在那兒醉生夢死。我們這麽大一個民族，你對世界曆史和人類要承擔義務，這是一個現實。中國要有大目標，精英要有大承擔，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宋強：我在書裏也說了，中國這麽大一個文明體，你不是壓垮這個世界，就是再造一個世界，要不然你就別混了，而我們當然選擇後者。
但有人會站出來罵你們，做出頭鳥，讓外國人找到“中國威脅論”把柄。
宋強：你不挑戰現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帶著整個人類出局。我要說，我們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壇，這才是抱負。我們要改造世界體係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但大家都在回避這個問題。
黃紀蘇：官方可以回避，但是作為我們民間的立場，就應該直接麵對。可惜，知識分子也在回避，甚至在找理論如何回避。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知識精英在相當程度上體製化、官僚化了，他們不敢說中國話。他們出來說人話，我倒覺得奇怪。
“知識分子應該明白，中華民族應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
套用美國政治學家查默斯·約翰遜的“反彈”概念，《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的民間思考和情緒，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彈”，13年前是對西方，今天是對中國內部的懈怠。
宋強：這種反彈非常正常。
黃紀蘇：談到中國和平崛起，我們當然希望一路起來和風細雨，什麽事都沒有。但你要起來，肯定要對世界現有利益格局產生影響、衝擊，你必定要得罪他們的利益。那我們準備好了嗎？難道僅僅是靠談判嗎？多送點熊貓、建些孔子學院就行了嗎？這是我們的美好願望，現實並非如此。
但這樣一種思考，目前隻有民間的思考，很難從知識精英那裏聽到。
黃紀蘇：當然，肯定是民間立場。我們的文化精英，一有點東西就趕緊去賣，但都是些小打小鬧的東西。你坐下來跟他們聊天，他們一副副看破紅塵的德性，就是瞎混，混點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這種心態，越做不出有氣魄的東西。因為他們不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想象和理想。這些文化精英說得最多的就是，“你們這些話又在折騰，又是‘文革’那套，我們吃的苦頭夠多了。”
宋強：一說到我們的千年偉業，我們這幫知識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國人午休似的，我就覺得這種心理是中國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這種東西，人家用不著，人家倒希望你們各個方麵都能夠把你們的真實想法講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你們出這樣一本書，並不在意影響官方立場，更想影響的人其實是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我希望知識分子來看這本書。如果他們對世界大勢、中華民族未來的走勢能看清楚，他們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創造性、更有氣魄的東西出來。我認為許多文藝工作者，他們都有很好的天賦，但卻沒有創造性，在我看來是他們自己把自己埋沒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東西，賺快錢。我覺得特別可惜。
包括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他們的世界觀不對，今天很多人還不知道調整自己，還沒有看清世界和曆史的大勢，所以生活在安逸裏。有些精英吃飽了混天黑，我們就從民間角度，把大勢說給他們聽。知識分子應該明白，中華民族應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
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