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四十年的戰略選擇

四十年艱難探索，東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麵臨著新世紀嚴峻的挑戰

　　文/張學剛

　　2007年8月8日，東盟將迎來成立40周年紀念日。40年來，東盟在政治發展、經濟建設和地區合作等方麵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成為當今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國家組織和國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地區性力量。同時作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東盟的繼續前進也麵臨內外各種挑戰。

　　東盟的艱辛探索

　　東盟的誕生和發展壯大，與國際環境、國際格局和東南亞國家的自身發展息息相關，道路充滿坎坷。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5國發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東盟成立。但初創時期成員國矛盾突出。

　　20世紀70年代是東盟的發展鞏固期。隨著美蘇加緊爭奪勢力範圍，東盟國家自主意識上升，要求加強集體安全合作，以平衡超級大國對該地區的控製。1971年，東盟出台旨在將東南亞建設成為“和平自由中立區”的《吉隆坡宣言》。1973年，東盟集體抵製蘇聯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係”。1976年，東盟第一屆首腦會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盟協調一致宣言》，標誌著東盟作為一支地區性力量出現在國際舞台。1984年文萊加入東盟。

　　90年代初以來，東盟進入快速發展期。兩極對立格局的結束為東盟開展全方位對內對外合作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也使東盟麵臨全球化浪潮的更大衝擊。1992年，東盟第四屆首腦會議提出“深化合作、吸納新成員國、建立地區多邊安全對話機製”三大戰略，開始實施“大東盟計劃”，此後逐步吸收越南(1995年)、老撾(1997年)、緬甸(1997年)和柬埔寨(1999年)入盟，最終形成了包括10個成員國在內，總麵積達448萬平方公裏，約5.3億人口的國家集團。截至2006年底，東盟GDP總值已達5000億美元，人均1000美元，總體經濟規模相當於中國的近1/3，有2個觀察員國（東帝汶、巴布亞新幾內亞）和10個對話夥伴國（美國、中國、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歐盟、新西蘭、加拿大和俄羅斯）。

　　自立自強的立身之道

　　東南亞國家除印尼外均為中小國家，它們大多有淪為西方殖民地的曆史。二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但又很快成為超級大國冷戰的戰場和犧牲品，其中越南戰爭是最為慘痛的記憶。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自己的命運仰人鼻息的曆史，令東南亞國家對“走聯合自強的道路”非常重視。東盟成立以來致力於推動內部一體化，提高整體實力，以團結對外。

　　致力於促進地區一體化。2003年10月，東盟首腦會議通過在2020年前把東盟建設成為經濟、安全和社會文化三大共同體的《巴厘島宣言》。東盟領導人2005年提出製定《東盟憲章》，致力於組織的更機製化發展。2007年初，東盟首腦會議決定年底前完成《東盟憲章》的製定。2005年以來，東盟10國經濟部長已簽署3個經濟共同體協議，涉及貿易、旅遊、航空、儲運服務和免簽證等。2007年東盟首腦會議決定將建成經濟共同體的時間提前至2015年。

　　冷戰後，東盟曆經金融危機、非典、海嘯和禽流感等跨國危機，安全觀發生重大變化，加大了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2006年5月，東盟召開首屆防長會議，重申2020年前建成安全共同體的目標，並將建設重點放在解決海盜、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同時，東盟積極倡導跨地區安全合作。

　　東盟還注意強化內部溝通協商機製。逐步建立了包括首腦會議、外長會議、常務委員會、經濟部長會議、其他部長級會議、東盟秘書處、專門委員會及民間和半官方機構等一整套工作機製。這些機製為維護東盟內部團結、妥善處理成員國糾紛和促進共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證。

　　獨特的戰略文化

　　東盟自成立以來，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形成了獨特的外交和戰略文化，被國際社會譽為“東盟方式”。

　　首先，大國平衡戰略思維是東盟外交的支點。東盟國家認識到，隻有發揮中小國家集團的“智慧”，巧妙實施大國平衡戰略，才能最大限度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繁榮。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至少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在宏觀層次上與各大國盡力保持均衡外交態勢，避免過於倚重某一大國，從而淪為其附庸和槍手。二是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不排斥與某一大國拉近關係，但最終目的並不是倒向某一大國的懷抱，而是借助其影響力，製約和威懾另一大國，最終維持與各大國的等距離外交。

　　兩極格局瓦解以來，東盟已逐步擺脫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在東亞地區初步構建了一個以東盟為核心、各大國彼此平衡和牽製的地區安全框架。1994年，東盟創建了亞太地區惟一的官方安全合作機製“東盟地區論壇”，首次將各大國拉上東盟舞台，彰顯東盟的平衡外交思想。東盟還在1996年倡議召開了首屆亞歐首腦會議，與拉美和中東國家建立了合作論壇。2002年以來，東盟與亞太大國分別建立了東盟+1關係。以東盟對外合作的政治性文件《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為例，中、日、印、澳、俄、法等大國先後加入，標誌著“東盟方式”越來越得到認可。

　　其次，在地區合作中始終堅持自己的核心主導作用，是東盟外交的基軸。在跨地區合作中，東盟一直強調自己應發揮核心主導作用，力求突出自己的特點，不願淪為大國的陪襯，這與其“自立自強”的建盟精神一脈相承。東盟成員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了“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設想。1997年12月15日，東盟倡議並舉辦了第一屆“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峰會”，開了“10+3”對話機製的先河。此後10年來，東盟逐步營造了以東盟為核心、以10+3和10+1機製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合作體係。2005年12月，東亞合作體係迎來了新平台“東亞峰會（10+6）”，隨著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加入，東盟的核心作用進一步提升。應當說，東亞合作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熱力四射”的局麵，與東盟多年來的推動分不開。

　　東亞合作新亮點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政治立場相近，經濟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謂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發展新型睦鄰友好關係的典範。

　　政治上，雙方互信日益加深。1991年7月，中國外長錢其琛出席了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這是中國首次同東盟進行正麵接觸。此後，中國外長每年都要出席東盟外長會議。1994年7月，中國作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國”參加了在泰國曼穀舉行的首屆“東盟地區論壇”，1996年7月中國由東盟的“磋商夥伴國”升格為“全麵對話夥伴國”，標誌著雙方關係進入更深的互信和合作階段。2003年，中國與東盟將雙方關係提升為“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於當年成為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非東盟國家，並帶動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相繼加入。目前，中國已同東盟建立了高官磋商、商務理事會、聯合合作委員會、經貿聯委會及科技聯委會等五大平行對話合作機製。

　　經濟上，合作成效突飛猛進。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５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10+1會議上，雙方領導人一致決定在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協議》，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經濟合作關係。2005年7月，中國與東盟簽署自貿區框架下的《貨物貿易協議》，2007年1月雙方簽署自貿區框架下的《服務貿易協議》，為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進一步掃清了障礙。截至2006年底，雙方貿易額已突破1500億美元，中國成為東盟第四大貿易夥伴，東盟是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雙方貿易額有望在2010年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

　　一體化道路依然曲折

　　40年艱難探索，東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麵臨著新世紀嚴峻的挑戰。

　　一是內部凝聚力下降，建設共同體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緬甸問題長期導致東盟內部出現分化，一部分成員國主張與西方共同對緬施壓，逼迫軍政府作出讓步。而另一部分成員國主張與緬對話，鼓勵緬走漸進式民主改革的道路。目前，東盟各國圍繞《東盟憲章》起草工作，也出現一些分歧。

　　二是部分國家政局動蕩頻仍，和諧發展道路受阻。緬甸政局的不確定性增大，美、印、歐盟加大介入和施壓力度，令東盟如芒在背，頗為被動。泰國軍事政變後，軍方、王室、民主派、他信支持者以及南部伊斯蘭分裂主義勢力之間展開角力，矛盾仍在上升。經曆了國會彈劾、未遂軍事政變的菲律賓總統阿羅約暫時穩住了陣腳，但執政基礎遭到削弱，被視為“跛鴨總統”。印尼總統蘇西洛疲於應付各種國內危機，新的大選又將來臨，內部關係需要理順。馬來西亞現總理與前總理發生“口水戰”，反映了新老利益集團的深刻矛盾。而越南政改也日益觸及實質性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日益顯現。

　　三是東盟各成員國經濟建設後勁不足，社會轉型期矛盾突出。近年來，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受中國、印度的帶動保持快速增長，但也麵臨對外依存度過高、國際競爭力下降、發展後勁不足等問題，提出發展知識經濟和“多媒體走廊”計劃。泰國實行“他信經濟”多年，經濟表現頗為不俗，但2006年以來政治矛盾激化，國內政局動蕩，經濟發展進入調整期。印尼、菲律賓長期以來“有增長、無發展”，外資下降，增長效果不明顯。越南、老撾、柬埔寨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但仍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基礎差、底子薄，社會風險因素上升。

　　四是恐怖主義、禽流感、海嘯、跨國犯罪、毒品走私、販賣人口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依然困擾著東盟國家。


《瞭望新聞周刊》　(2007-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