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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作者：鄭 汕 胡建剛 梁
摘要： 中國 -東盟自貿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存在的主要 問題 是雙方的戰略互信程度不高及 安全框架的安排缺失。從中國-東盟自貿區進程中的問題出發，探討中國-東盟安全架構 缺失的原因， 分析 雙方 經濟 、安全互動對東亞一體化的戰略意義，並對雙方未來經濟、安全 協調 發展 提出建議。
關鍵詞：中國；東盟；經濟發展；安全框架；東亞安全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no-ASEAN fre e trade zone. However , problems have appeared due to lack of mutual trust in str ategy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security framework.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p 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SEAN trade zone, discusses the causes for th e loss of the Sino-ASEAN security framework, analyz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ecurity to the East Asian integratio n, and proposes advice on the concor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ASEAN economy and security.
Key words: China; 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urity framewor k; security of East Asia
回顧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15年來雙方從對抗懷疑走向對話合作，逐漸在許多領域形 成共識、加強合作，尤其在經貿往來上，取得了顯著成就。1997年亞洲 金融 危機期間，中國 克服困難，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向受危機 影響 的東盟國家提供援助，這成為中國—東盟關 係中的重要轉折點。東盟開始認識並確信：日益增強的中國經濟對東南亞至關重要，中國願 意在關鍵時刻向東盟伸出援助之手。2001年，雙方領導人將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 、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確定為新世紀初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同年，中國提出在10年內 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雙方於2002年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7年1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出席了在菲律賓宿務召開的東盟領導人會議，發表了題為《共同譜寫中國－東盟關係的新篇 章》的重要講話，同時正式簽署了中國和東盟組織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 》”。《服貿協議》的簽署，標誌著我國與東盟的合作關係進入了全新的領域，是雙邊經貿 合作的一個裏程碑。然而，“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地區有一定市場，無論過去、現在、還 是將來，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並非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雙方的主要問題就是雙方的戰略互 信以及安全框架的安排。本文從中國-東盟自貿區進程中的問題出發，探討中國東盟安全架 構缺失的原因，分析雙方經濟安全互動對東亞一體化的戰略意義，並對雙方未來經濟安全協 調發展提出對策建議。
一、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進程中安全架構缺失的問題
自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合作發 展迅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貿易、投資和服務三個領域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和東盟互為第四大貿易夥伴，從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 中國和東盟貿易額達到1430多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2％。而最新呈現的趨勢則是雙邊的服務 貿易增長強勁，在服務業投資、工程承包、勞務合作等領域，東盟都已成為中國重要的服務 貿易出口市場。與此同時，東盟在海運、航空運輸、金融服務、建築工程服務等領域的對華 投資合作，也已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以來，雙方投資快速增長的 態勢更加明顯。東盟已累計對華投資近400億美元，而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增長有可能超過60 ％的年均增長速度。日漸活躍的貿易與投資引領雙方在 旅遊 、金融、物流、會展等服務領域 的合作駛入“快車道”，成為拉動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第三駕馬車”。服務貿易領域也給 彼此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可以說服務貿易已經成為中國－東盟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礎 和強大動力。但安全架構的缺失，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顯得“一條腿長一 條腿短”，即經濟互動的腿長，安全互信的腿短。
1.中國-東盟關係發展中的安全困惑
從總體上看，自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係和建立自貿區開始，雙方經貿關係一直在健康 全麵地發展，相互投資帶動貨物貿易，貨物貿易促進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拓寬投資領域，這 一良性循環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2010年如期建成將產生巨大的支撐作用和推動作用。
然而，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進程中也存在安全架構缺失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政治 互信 和海洋權益的爭端上。如果對這些問題不予重視或長期延宕得不到解決，必將對雙方經貿關 係發展造成障礙，這對東亞一體化的長期發展目標也是不利的。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經濟 -安全”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即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安全合作停滯不前。中國-東盟麵臨的 “經濟-安全”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也是東南亞安全狀況的一個縮影。
在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多邊安全架構問題被各國有意或無意的擱置。但安全問 題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一直困擾著整個地區。當前，除了經貿往來過程中的安全問題外 ，還必須麵對來自亞洲大環境的安全壓力。東亞麵臨的安全問題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 是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安全問題。冷戰 時期建立起來的一些雙邊或多邊軍事聯盟形成的戰略思維，造成政治上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 感，美日安保條約對東盟國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威脅論”的心理成分，都對中國-東盟自 由貿易區的建設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二是冷戰後日漸突出的民族、宗教、領土爭端問題。 由於各種複雜的 曆史 與現實的原因，有的民族、宗教之間關係緊張。部分亞洲國家間領土劃 分問題長期未能合理解決。近年來海域劃界，海島歸屬、海洋權益等方麵的爭端有尖銳化之 勢。特別是南海權益的爭端牽涉到越南、文萊、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中國等數個國家 ，雖然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下，經貿往來沒有受到影響，但安全架構的缺失不 可能使主權爭議擱置下來，必然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顯現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呈現出“跛腳鴨”現象，甚至帶來安全隱患；三是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裂 主義造成的安全問題。在國際戰略格局嚴重失衡的大背景下，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 與民族分裂主義日益抬頭，活動猖獗，必然影響東盟國家和東南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四是 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各國進行合作。在多極 化國際背景下，各國安全與地區安全、國際安全交織在一起，傳統安全因素與非傳統安全因 素交織在一起，必然要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帶來複雜的影響；五是外部勢力對亞 洲的軍事介入與軍事存在所帶來的安全問題。美國通過反恐，軍事上正在重新回到東南亞。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的主要障礙，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處理國際問 題的雙重標準，也必然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投下極其微妙的陰影。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中，中國和東盟各國都不能回避安全架構的問題。在經濟 獲得增長的同時，要明確安全架構在區域一體化與貿易自由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要明確存 在的安全隱患，這直接關係到各國以及整個地區的繁榮穩定。
2.安全架構缺失的原因分析
中國-東盟安全架構缺失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方麵。
一是東盟安全共同體建構的缺陷。2003年10月，東盟在第九次首腦會議上宣布將在2020 年前全麵建成“東盟安全共同體、東盟經濟共同體和東盟 社會 —文化共同體”，建立安全共 同體，表明了東盟各國推動一體化進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向更高層次合作的意願。但 可以看出，東盟當前的安全框架建構基本是局限於東盟成員國內部，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合 作則明顯滯後。
二是亞洲地區安全機製的不健全。這在當今世界的幾個大洲中是絕無僅有的。雖然近年 來亞洲的安全合作發展較快，但尚未形成多邊同構、大國協調及集體安全機製。當前亞洲安 全機製的三個軌道外交，包括官方層次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ARF）， 半官方層次的香格裏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SLD）和非官方層次的亞太安全合作理 事會(CSCAP)，都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的泛亞太多邊對話機製。這些泛亞太合作安全機 製，由於主導國家是非亞洲國家，地區涵蓋了亞洲及環太平洋各國，缺乏製度保障，不能有 效進行危機管理。同時，東亞地區性大國主導權的缺失，也使泛亞太安全機製不能有針對性 地、有效地解決亞洲自身的安全問題。
三是世界形勢對亞洲安全的影響。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呈現一超多強的局麵，作為超 級大國的美國，以遏製中國發展為目的，拉攏亞洲其他國家，增加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一些 亞洲國家也希望美國保持在亞洲的軍事存在，通過美國的主導作用，形成亞洲的均勢。自“ 9•11”事件以來，美國大力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特別是在中亞和東南亞)，希望以美日 雙邊軍事同盟為支柱，建立所謂“亞洲的北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大國關係中，扮演了牽 製東亞區域性大國充當領導者的戰略角色。同時，美國利用其在全世界範圍內強大的影響力 ，積極加入亞太地區各種合作機製並竭力充當機製的主導者。這直接製約了亞洲安全框架的 建構。特別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調整到位後，關島已成為美軍太平洋的戰略中 樞和情報、監視、偵察、打擊中心。這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安全”架構的構建 具有壓抑作用。
四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構在陸地戰略區和海洋戰略區的結合部，各國安全利益差 異性較大，協調困難。中國安全戰略的重點在“台海問題”上，東盟國家正是利用這個問題 拿捏中國。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標誌著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已正式啟動。屆時，“將創造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 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和的經濟區。按人口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是世界 上 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規模上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發展中國家間的最大的自由 貿易區”外經貿部計財司：《中國與東盟外經貿統計資料》（2002年），第6～7 頁。。但經濟上的互補性代替不了安全問題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中國不僅要麵對 “10+1”、“10+2”、“10+3”的大架構，還必須麵對東盟國家各國的民族主義問題。有的 國家在安全利益上本身就與中國存在著矛盾和摩擦。因此，建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 經濟-安全”架構就比較困難，隻能“先經濟、後安全”，隨著經貿架構的完善而逐步解決 安全架構的問題。
二、建立經濟發展與安全框架建構的互動關係
曆史的發展有其內在的 規律 性。社會的進步需要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需要安全的環 境，經濟發展的成果需要安全的保障，因而構建安全框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就顯得尤為 重要。其互動關係表現為“互為需求、相互促進”的關係。
1.歐洲經驗對東亞的啟示
兩次世界大戰給20世紀的歐洲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各國 之間在政治上的敵對狀態不斷升級，最後以經濟接近崩潰而告終。在這種條件下，重新獲得 安全穩定和經濟繁榮是戰後歐洲各國政府最重要的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安全被等 同於削弱敵對國家、裁減軍備以及製造均勢，而經濟利益則主要通過從戰敗國家那裏獲得賠 償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世界處於冷戰階段以實力維護國家安全之時，以法德兩 國和解為契機，歐洲國家之間相互敵對的實力政策被一種製度化的和平共存的政策所取代， 其特點是：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彼此開放市場並且致力於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
1951年，歐洲煤鋼聯營在法德的倡導下成立，這是歐洲各國家維護本國安全，尋找共同 利益的第一步。煤鋼聯營促進了歐洲經濟重 工業 部門之間的合作，並逐步在其他的經濟領域 展開更加廣泛的合作，建立了歐共體。參與經濟合作的各國之間的和平，則來源於國家間就 安全問題建構的安全框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用於對付華沙條約組織。冷戰結束後，華 沙條約組織解體，歐共體迅速發展為歐盟，促進了歐洲一體化。北約東擴，不斷加強安全合 作，並將共同安全政策作為歐盟建設的第二支柱。這種通過經濟上的合作，形成相互依賴， 同時建立共同安全框架，來維護取得的經濟成就的做法，經過歐洲一體化近50多年的實踐 檢驗，證明了其可行性。
2. 經濟 上的共同利益催生共同安全框架的建立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這種相 互依存關係直接催生了共同安全的需求。亞洲與歐洲不同， 中國 麵向太平洋 發展 ，受到了美 日兩國的聯合阻撓。戰後，德國的認錯態度促進了法德合作，法德合作帶動了歐共體的建立 ，歐共體的發展催生了歐盟的誕生。而日本在戰後拒不認錯，使中日關係出現了“經熱政冷 ”的局麵，中日之間安全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嚴重阻礙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過程。 東亞經濟實體由中國、日本、韓國、東盟組成。中國與日本、日本與韓國在安全利益上 都存在較大的分歧和矛盾。這就使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受到嚴重 影響 。國家間的經 貿往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共同經濟回報的預期應該促進相互之間的信任，達到“互利共贏、 共同繁榮”的目標。但是，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亞洲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 。 曆史 觀決定每一個國家的價值取向，美國的“扶日抑中”政策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 夢想，使日本右翼勢力迅速膨脹。中日之間在釣魚島的主權歸屬、東海油氣田、大陸架和台 灣 問題 上的分歧與矛盾，嚴重阻礙了兩國的經貿往來和 政治 互信。日韓之間也在領土歸屬、 海洋權益和曆史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爭端。東亞經濟一體化因安全架構和調解機製的缺失，喪 失了核心國家的主導作用而步履艱難。東南亞地區是中國的後院，東盟10國與中國同為發展 中國家，在曆史上有共同的遭遇，有相互理解促進共同發展的良好願望。中國麵向太平洋發 展，隻能聯合東盟國家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推動 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進一步加深，兩者之間的利益來往也在增加，這也就意味 著雙方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斷提升。但是，有合作就會有矛盾和摩擦，中國與東盟國家中的緬 甸、老撾、越南有4000多公裏的邊界線，與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還存在著 海洋權益的爭端，中國的 社會 製度和文化背景都與東盟國家存在著差異，無論是出於對經濟 成果的鞏固還是遏製可能的衝突，安全框架建立都勢在必行。
3.共同安全框架的建立為經濟穩定發展提供保障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構中，經貿關係的穩定發展是自由貿易區經濟架構的基礎 ，而安全架構則是自由貿易區和各國綜合實力提升的保障。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大架 構中，雖然安全架構還沒有建立起來，但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互動關係則已開始發生作用。19 97年亞洲 金融 危機期間，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幫助東盟國家渡過了這場浩劫。當前影響 東南亞穩定的安全問題，主要是非傳統領域裏的安全因素影響著地區的穩定和區域一體化的 進程。東南亞地區不僅在地理上屬於“破碎地帶”，是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黃金水道。而 且在戰略上是遊離於大國之間的“中間地帶”，民族宗教關係十分複雜。東南亞地區還是國 際恐怖主義活動比較頻繁的區域之一，印度尼西亞的恐怖組織“伊斯蘭祈禱團”、馬來西亞 的“聖戰組織”、“奧馬烏納”、菲律賓的“阿布•薩耶夫”等組織，還有南亞斯裏蘭卡的 “猛虎組織”，都列入了美國的反恐名單。東南亞的分裂主義勢力有“自由亞齊運動”。由 於民族宗教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許多方麵，無論哪 個方麵發生矛盾和摩擦，最終都將上升到民族感情、民族尊嚴、民族利益的層次。非傳統安 全因素還包括 自然 災害、公共衛生和突發事件的影響。各國在反恐和抗擊自然災害、處置公 共突發事件等方麵的合作，對於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都發揮了積極的良好作 用。
2005年，中國、東盟在建立的對話合作框架下，就應對非典、禽流感和印度洋地震和海 嘯等進行了有效合作。使各國家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所受的損失減到最小，有效地維護了 各國的利益。由此說明，通過擴大國家之間的定期合作，實現共同安全。通過製定原則和一 般指導方針以及就共同安全需求做出決議，並使這些決議轉化為共同的行動和共同的立場。 通過建構地區的安全框架，使共同安全製度化、規範化，從而更為有效協調各方利益，真正 實現共同安全框架對地區經濟穩定發展的保障作用。
三、建構安全框架推動地區實力提升
建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安全框架，直接的作用就是平衡當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 經濟-安全”不協調的狀況，穩定自由貿易區大框架下經濟發展的政治安全基礎，維護中國 與東盟國家的共同利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安全框架的構建，需要以經濟合作為基礎， 以新安全觀為指導，建立相互信任，通過多邊外交模式和對話協商機製，實現地區的安全穩 定。
第一，通過多邊貿易體製建立相互信任機製。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安全架構的建立，應通過多邊貿易體製建立相互信任機製。經濟上要堅持互利共贏原則 ，積極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種貿易壁壘，進一步開放市場，放開技術出 口限製，建立一個公開、公正、合理、透明、開放、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製，通過貿易自由 化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東南亞地區曾經是美國抑製共產主義的敏感地區，也是美國 對中國實行“新月形包圍圈”的重要環節。冷戰時期，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成功地抑 製了蘇聯勢力向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滲透。冷戰結束後，美國撤消了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但仍然企圖繼續保持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其原因有二：一是東盟經濟的發展促使這一地區滋 長了與美國不和諧、不協調的因素，因而美國壟斷金融集團製造了這一地區的金融危機，使 東盟集團成了“跛腳鴨”；二是東南亞民族宗教情況錯綜複雜，伊斯蘭教徒總 數達2.5億 人，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來，引起了強烈的反美情緒和反美示威。美國為了 轉移這種情緒，利用這些國家在南海海洋權益的爭端以及對華人華僑經貿優勢的恐懼，大 肆散布“中國威脅論”。新世紀以來，美國軍事力量重返東南亞地區，美國已調整軍事方針 ，頻繁與菲律賓等東盟國家進行軍事演習，向我炫耀武力，並企圖將新加坡的樟宜、越南的 金蘭灣、印尼的莫羅太島、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租借為軍事基地。 目前 ，東南亞國家既對中國 存在著疑慮，也對美國有較強的戒備心。中國在與東盟國家的交往中，麵臨著“雙重架構” 的複雜局麵，既要麵對東盟的集團架構，也要麵對各民族國家不同的政治訴求。通過多邊貿 易體製實現貿易自由化，促進共同繁榮和共同發展，就能增信釋疑、化解矛盾，確立相互信 任機製，這是建立集體安全架構的政治基礎。
第二，通過多邊協商機製向多邊安全體製轉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南南合作” 的典範，雖然多邊外交和協商機製剛剛起步，但已發揮了協調各國利益的作用。在全球化大 背景下，隻有多邊磋商和成熟的外交，才能協調各方立場，化解各種疑慮，維護共同利益。 沒有多邊協調機製，就不會有有效的安全合作。隻有使多邊磋商機製朝著多邊安全體係轉變 ，由經濟向政治、安全發展，形成有規則、有作用的多邊合作機製，才能發揮中國-東盟自 由貿易區的整體影響，為構建安全框架奠定基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構建過程中，已 建立了較好的磋商機製，形成了“三會”“四論壇”的協商架構。“三會”是指東盟外長會 議、東盟對話夥伴會議和東盟高峰會議，“四論壇”是指APEC論壇、東亞經濟核心論壇、亞 歐會議論壇和東盟地區論壇。“三會”“四論壇”的磋商機製在戰略上起到了協商、協調和 平衡作用，這對打擊跨國犯罪，維護地區穩定，促進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各國的安全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當前大國主導、多邊同盟的國際安全秩序中，逐步將中國-東盟自由 貿易區中的多邊協商機製，由經濟領域擴大到安全領域，將最終為建立製度化的安全框架提 供基礎。
第三，推動建立多邊安全框架體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展順利。中國與東 盟各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全球及地區安全威脅，建立“經濟-安全”體製，對於抵製霸權 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有重要意義。在中國-東 盟自由貿易區內建立“經濟-安全”體製有利條件很多，東盟各國與中國建交較早，越南195 0年1月同中國建交，印度尼西亞1950年4月同中國建交，1967年10月斷交，1990年10月恢複 邦交，緬甸1950年6月同中國建交，柬埔寨1958年7月同中國建交，老撾1961年同中國建交， 馬來西亞1974年5月同中國建交，菲律賓1975年6月同中國建交，泰國1975年7月同中國建交 ，新加坡1990年10月同中國建交，文萊1991年9月同中國建交。各國相互之間比較了解，都 有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願望。在自由貿易區大架構下，經貿之間的熱 切往來促進了相互之間的友誼，提出了集體安全的政治訴求和構想。雖然在南海權益問題上 存在分歧和爭端，但已製定《南海共同行動準則》，各方還多次聯合進行軍演，在實現有效 裁軍和軍備控製，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核擴散，積極推進亞洲地區核裁軍進程，維護亞 洲地區的安全穩定等方麵，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場和看法。未來的中國-東盟關係發展，將 以共同利益為動力，以經濟發展和安全穩定為兩翼，建立“經濟-安全”框架，提升東南亞 地區的綜合實力，並為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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