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黎明40年外交生涯：親曆美國人質事件

40年外交生涯：親曆美國人質事件

    搜狐博客：華大使曾任駐伊朗、阿聯酋、荷蘭的大使，在您幾十年的外交生涯當中令您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華黎明：我從事外交工作40年，22年常駐國外工作，其中有10年在伊朗，伊朗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特別是我經曆了30年前伊朗的革命，這是我外交經曆當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那一段時間正好是70年代伊朗石油收入猛增所以經濟迅速發展，到了70年代末期的時候爆發了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政府的貪汙腐敗、貧富的懸殊再加上政治獨裁、巴列維政權親美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從1977年我到伊朗的第一天開始，反對巴列維國王的示威遊行就開始了，我親眼看到了這樣的示威遊行，特別是到了1978年年底、1979年年初流血衝突也有發生，革命已經到了高潮。印象特別深刻的是1979年的1月26日，伊朗國王巴列維自駕專機離開伊朗，他上午離開，中午報紙就出了號外，德黑蘭有幾百萬居民，當時萬人空巷人們載歌載舞慶祝革命的勝利、國王的出走。德黑蘭街頭的幾十座巴列維父子的塑像幾小時之內都被群眾用鋼絲繩拉倒，我當時感覺到群眾已經對舊政權厭惡到極點，而且為革命歡呼。到了2月1日後來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從巴黎返回到德黑蘭，又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場麵，又是一次萬人空巷，霍梅尼下飛機以後乘坐敞篷車從機場到烈士陵園，在路上他的車幾乎動不了，最後沒有辦法隻好乘坐直升飛機到烈士陵園。

    在這之後我又親眼目睹了非常有名的美國人質事件，美國駐伊朗的52名外交官被伊朗學生扣押了444天，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一件事情。當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的當天，我正好到伊朗外交部辦事，看到當初美國代辦的那輛車停在外交部門口，上麵掛著美國國旗，後來我就問禮賓司司長美國的代辦來這幹什麽，他說是抗議美國大使館被占領。美國的代辦帶了兩名外交官到伊朗外交部抗議，結果這三位外交官從此就沒有離開伊朗外交部，他們和館員作為人質被扣押了444天，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搜狐博客：您在阿聯酋和荷蘭有什麽有趣的經曆嗎？

    華黎明：我在阿聯酋非常有意思。阿聯酋是伊朗的鄰國，是波斯灣對岸的小國，非常富有，但是阿聯酋和伊朗關係不好，有一定程度的敵對，因為兩國有三島領土的糾紛。

    我從伊朗調到阿聯酋正趕上中國和阿聯酋兩國關係降到低穀。我1995年12月份從伊朗調到阿聯酋，在1995年4、5月份的時候，當時台灣地區的領導人李登輝到阿聯酋訪問，這給中阿關係帶來了很大的負麵影響，我的前任大使曾經為這件事情向阿聯酋政府方麵提出抗議，兩國關係降到了低穀。所以我去了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開展工作很困難，可以說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冷板凳。我去了以後見了阿聯酋方麵的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反複跟他們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希望阿聯酋尊重中國的主權、中國的領土，不要參與製造兩個中國。阿聯酋方麵反複強調的一點是他們的領土波斯灣三個島嶼被伊朗占領，希望中國支持他們的立場。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跟阿聯酋官員和領導人之間的對話幾乎是聾子的對話，我講台灣問題他們講三島問題。

    後來發現聾子的對話不行，我就開始注意到他們的三島問題，就伊朗和阿聯酋之間的領土糾紛做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對他們的領土糾紛表示關切，當然在伊朗和阿聯酋之間我們是采取中立的立場，但是當我表示關切之後他們對我們的台灣問題也表示理解。

    後來我很高興也是我很榮幸的一件事，是199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邦國到阿聯酋訪問，阿聯酋的領導向吳邦國副總理表示曾經做過令中國不愉快的事情，並且以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我非常高興看到工作有成效。此後我就普遍在阿聯酋王室和政府開展工作，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也為中國贏得了友誼。我在阿聯酋的時間並不長，但是當兩年之後即1998年我離開阿聯酋的時候，阿聯酋總統親自授予我一級獨立勳章，這在阿聯酋是個很特殊、很高的榮譽，這也是我們國家的榮譽，所以我感到很高興。

    第三任在荷蘭，荷蘭是我在外交生涯中第一個常駐的歐洲國家，同中東的文化很不一樣。我去的時候正好遇到中國和荷蘭之間剛剛發生過一場類似阿聯酋這樣的小小的外交風波。我是1998年3月份到任的，在1997年下半年的日內瓦人權會議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提出了一個指責中國人權的提案。從1989年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一個關於指責中國人權的提案，從80年代末即89年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每年都要提出這個提案，每年在日內瓦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都有一場外交鬥爭。但是到了95、96年以後，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都不參加美國的提案了，他們的態度有變化。當時荷蘭是追隨美國參加提案的少數幾個歐洲國家之一。荷蘭不但參加了美國的提案，而且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很多無端的指責，以至於荷蘭的代表和中國的外交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導致中荷關係又一次降到低穀，中國停止了與荷蘭副部級以上所有的外交來往，而且中荷之間一些大的經濟合作項目都停頓了，當時的關係到了低點。98年初的時候，荷蘭首相代表其政府給當時的總理李鵬寫了一封信，表示願意在人權問題上同中國對話，不搞對抗，這樣在我到達荷蘭之前大概二月份李鵬總理對荷蘭進行了訪問。這個結剛剛解開我就到荷蘭了。盡管這樣中荷之間經貿關係發展很快，從幾十億美元到我走的時候發展到將近一百億美元，所以荷蘭的企業界和中國的關係都非常好，像菲利浦、聯合利華、ING銀行、荷蘭銀行等大的跨國企業都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但是荷蘭的國會、知識階層、外交部、政府官員在人權、西藏問題上還是經常會對中國有一些指責。

    我98年到了荷蘭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達賴到荷蘭訪問，我到荷蘭外交部交涉，但是荷蘭堅持要接受達賴的訪問，而且達賴在海牙舉行了幾千人參與的講經會，荷蘭的王儲、首相、外交大臣都接見了他。所以遇到人權、西藏問題時經常會與荷蘭發生一些摩擦，但是我也利用自己幾十年的外交經驗，盡量和荷蘭方麵做工作，最艱難的是做荷蘭國會的工作，荷蘭國會裏左中右三組政治派別我都做工作，因此我在荷蘭國會裏麵結識了很多的朋友。

    到2001年離開荷蘭的時候，我的告別招待會有2000多人參加，其中有6位政府部長出席，而且是荷蘭的女王破例為我舉行的歡送午宴，當時荷蘭的報紙上都進行了大量大字標題報道中國大使離任女王破例了，我也被他們稱為友善的大使，我也很高興為我們國家贏得了榮譽和友誼。 

    這就是我在這三個國家大致的經曆，我覺得自己的外交生涯很幸運，也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