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07 來源: 先鋒國家曆史
根據葉文心《城市中的戰爭與地下抗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特工秘密機構的俠義之風》一文編輯，有刪節。
戴笠不是中國的希姆萊，他的所作所為頗具象征性，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鑄就的產物。但他也根本不是一個仁至義盡的儒將，並不是某些崇拜者後來所想描繪的那種形象。戴笠公開聲稱推崇仁義之道，又對由此產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內心深處是個異常矛盾的世界。
在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戰的腥風血雨中，特工們繼承俠士遺風，通過曆史的傳奇，扮演了領袖、信徒、對手、英雄、叛徒這形形色色的角色。
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盡管人們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為所有逃避日本占領軍殘酷統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樂土，但孤島還是成了動亂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屬下的英美行政當局已根本無法抵禦日軍的苛求，日本軍隊行將進入並占領公共租界。在愛國情緒的激勵下，上海市民把孤島作為發起抗日運動的基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利用租界來進行抗日宣傳，收集情報，獲取軍事物資，密謀暗殺，進行抗日的神經戰。在汪偽警察的協助下，日本人也以牙還牙，大肆報複。
在這場城市戰爭中站在前列的是國民黨情報機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的特工人員。軍統的首領便是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的希姆萊”的戴笠。他利用《三國演義》和《水滸》等古典曆史小說中的豪俠之風、仁義忠孝之類的語言來激勵特工進行生死戰。為了恐嚇投敵分子，從1939年到1940年間，軍統在上海進行了一係列暗殺漢奸行動，其主謀就是戴笠。
“家長”戴笠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義的中山陵，蔣介石授命戴笠組建特務處。蔣以黃埔軍校前校長的身份教導戴笠在組建特務處時不妨讀讀《三國演義》和《水滸》這類傳統的曆史小說，以便從中得到啟發。
戴笠堅持必須建立與忠孝仁義傳統信念相吻合的組織體係，用中國式的語言來表述這些觀念，他對部下說：“同誌即手足，團體即家庭。”“我們的同誌以仁義而相聚，我們的關係以互忠互信為紐帶。”
特務處的核心組織為藍衣社，由“十人團”組成，其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黃埔六期同學。從1932年到1937年，這些老同學在戴笠的領導下，靠一筆經費在南京一個特別的辦公室裏共同生活。他們把這當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結拜兄弟。這個團體帶有平等主義色彩，戴笠雖然是領導，也不過是平等兄弟中的一個帶頭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特務處工作量大增，其機構大為擴張，到1938年就變成了軍統組織。軍統的總指揮部在國民黨的陪都重慶，其成員多為軍統訓練班的畢業生。軍統局聘用了越來越多的軍人報務員和情報分析人員，準軍事的秘密特工部隊均配有美式裝備。結拜兄弟之間的習慣用語和古代武士的悲壯氣概依然激勵著敵後地下特工站英勇奮戰。
軍統局的科層化使工作關係得以正規，但是它並沒能取代以往的兄弟義氣，也沒有改變戴笠的政治文化觀念。戴笠給軍統內刊題名為《家風》，儼然以家長的身份辦理局務。軍統組織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獻身精神，對個人行為嚴加約束。他援引《漢書》中的名言“匈奴不滅，何以家為”禁止部下在抗戰時期結婚。他製定紀律嚴禁吸煙、賭博、打麻將之類的不良行為。違犯內部紀律的人通常被單獨關禁閉，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違犯局規遭到處決。這種死刑稱之為“殉法”，是一種“殉難”的形式，以確保軍統局內部嚴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軍統的同誌們具備刻苦、堅定、奉獻、忍耐這樣的品行，他不斷提醒他們，加入秘密組織目的是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特殊的貢獻。因此，為了維持軍統“家教”的純潔性，其成員必須隨時準備做出完全的犧牲，就像蔣介石親自領導的力行社“革命戰士”那樣。
戴笠承認他對蔣介石的個人忠誠高於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個人忠於領袖蔣介石的絕對重要性。這樣，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絕對效忠於他。在戴笠看來，軍統的任務就是當蔣介石的“耳目手足”。軍統局的成員不能有獨立思考的想法，必須滿足主子的要求，甘為領袖效犬馬之勞。
如此強調上下級之間這種垂直的忠誠，也就意味著同誌之間橫向的手足情義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務處內部也是如此。雖然家族內的父子之道與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條件下未必相悖，但考慮到像這樣一個中國秘密機構的性質，要在垂直的忠誠和橫向的義務關係之間擺正軸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義。忠孝之道，走向極端就會在領導和集體麵前徹底抹殺自我。兄弟情義，則允許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斷，乃至於自主。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觀念其潛在的自相矛盾看來是理不清的。
正是因為自我抹殺（有時甚至是自我貶斥），戴笠才成功地贏得了蔣介石的完全信任。蔣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須甘當“革命事業”的“無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結果是，自我抹殺，乃至於完全喪失自我卻使戴笠通過掌有秘密權力，反而為他打開了自我擴張的大道。這種做法所付的代價和所得的補償都相當大。結拜兄弟之間的行為準則與家規族法的內在矛盾，橫向的義氣與垂直的忠孝的內在矛盾會導致一種模糊的關係，產生不同的秩序問題。
總之，戴笠是利用這種模糊關係的高手。他是軍統局內務的主要仲裁人，他對局規的解釋對部下可謂是生死攸關。但是兄弟義氣本身對他那種生死予奪的權力也有一定的約束。其約束力體現在戴笠不能為了權宜之計而背信棄義。這就是為什麽一方麵有充滿神秘色彩和英雄主義的劉戈青事件，另一方麵又會發生雙重或三重的叛逆行為。這一事件使戴笠處理部屬行動的能力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劉戈青事件
劉戈青是一個福建華僑的兒子，家道殷富，他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獲學士學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歲那年加入了軍統。劉的背景比較特殊，因為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前，軍統局內幾乎沒有大學畢業生。戴笠曾就讀於浙江第一師範，1919年前，一師的課程還是傳統的文史科目。從上層到中層，軍統的官員從小讀的都是經史之學。傳統的通俗文化讚美戰國時的刺客，歌頌三國時的英雄，他們便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
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製度發生急劇的變化，北京和上海的高校入學考試強調英語和數學成績，這些來自各省“中農”家庭的學生沒法與人競爭。他們也看不慣“五四”一代西化的社會精英，後者鼓吹打破舊習，進行社會革命。像戴笠這樣在諜報部門的軍官往往沉浸於傳統的英雄傳奇和曆史類比的天地之中，由此派生出他們自己的一套行為規範。
在網羅第一線的特工時，戴笠要找的對象是受過國術訓練的人，就像《史記》和通俗小說所描述的那種放浪不羈敢做敢為的遊俠。他把功夫大師請到軍統局內，作為活生生的典範，就像《江湖奇俠傳》（當時在小市民中十分流行的武俠小說）中的英雄豪傑。為了尋找江湖好漢，特務處深入窮鄉僻壤，在浙江的山區嵊縣和漢水上遊的襄陽等地招兵買馬。這些地區以窮山惡水土匪遊民而出名，流傳著武俠豪傑綠林好漢仗義行道的故事。
戴笠在組織特工核心成員時往往注重其出身籍貫，然後工於心計地利用其親朋好友同學老鄉的關係來擴招特工。還沒開辦軍統訓練班前尤其講究這種關係。由於戴笠十分倚重這些親友老鄉關係，他的男女部屬主要來自浙江、廣東和湖南三大省份。
抗戰爆發之時，軍統的這種基於個人忠誠和特殊關係的團結受到嚴峻考驗。戴笠的部下發現他們不僅要和日本人作戰，還得與汪精衛手下過去的國民黨弟兄作戰。劉戈青的背景與軍統中的大多數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黃埔係的，也沒有什麽老鄉關係，從各方麵看都不是軍統核心圈內的人。可見劉對軍統的忠誠不是派係的產物，而是基於他真正地傾心於戴笠所推崇的俠義之道。
為了挫敗日本與偽政權達成部分和平的企圖，軍統展開了係統的活動，威脅要刺殺那些想當漢奸的人。在劉戈青行刺的半年前，軍統曾在租界殺死過另一個漢奸高官，這些都是軍統這一政策的體現。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內閣部長唐紹儀在租界寓所內被化裝成古董商的軍統特工用斧頭砍死。軍統當時得到情報，唐紹儀已被日軍情報頭子土肥原賢二相中，將出任被占領區的傀儡政府首領。為了將談判扼殺在萌芽之中，軍統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選人。
軍統在這一時期所從事的暗殺活動是有目共睹的。軍統特工向日本軍官發起過40多次攻擊，50多次破壞敵人包括機場和軍火庫在內的軍事設施。他們的行動極大地鼓舞了重慶的支持者。親重慶的報紙對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關社論把刺客比為替天行道的當代奇俠。
劉戈青是軍統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日（編者注：一說此時間為2月19日），他奉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的命令暗殺了南京偽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陳籙，自此英名遠揚。刺殺陳籙雖非小事，但劉戈青事件的意義更在於表現了他對戴笠的忠貞不渝。
劉戈青事件發生之時，軍統上海站正被其對手和敵人搞得瀕臨崩潰，軍統特工對組織的忠誠正受到嚴峻的考驗。劉戈青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他忠於組織決不動搖。在後來官方所寫的軍統曆史中，劉戈青是間諜和反間諜的黑暗世界裏真正的英雄，他是戴笠所稱道的仁義之士。劉對戴笠的忠誠就像古代所推崇的遊俠之士對結拜兄弟和上司的忠誠。在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戰的腥風血雨中，特工們繼承俠士遺風，通過曆史的傳奇，扮演了領袖、信徒、對手、英雄、叛徒這形形色色的角色。
極司菲爾路76號
為了報複軍統的攻擊，日本人就在上海濫殺無辜。軍統每次行動過後，日軍立刻處決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處決散播了恐怖氣氛，但並不能有效地還擊軍統的挑戰。
陳籙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個相應的特務機構，來保證大漢奸的安全，消滅上海的軍統特工，壓製上海租界內中國報紙的反日宣傳。結果便是漢奸特務組織的產生，該機構以所在地極司菲爾路“76號”而聞名，創始人是李士群。
早在1939年2月，李士群和丁默邨在土肥原的上海司令部“小東京”謁見土肥原，然後就開始籌辦這個漢奸特務組織，他們兩人過去都是中統特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丁和李表示可以幫助“召集國民黨同誌以促進和平進程”。日本人自然樂意有這麽一個工具來幫助他們打入似乎難以滲透的中國社會關係網。
1939年2月10日，日本東京軍部批準土肥原關於扶持傀儡特務機構的計劃。從3月1日起，丁和李正式開始工作。他們同意將事先向日本憲兵匯報行動詳情，也同意每天向日本人作匯報。日本人則提供武器彈藥和金錢。6月初，機構設立在上海西區前安徽軍閥陳調元將軍的寓所。丁和李給房子裝上電網鐵門，搞得就像一座碉堡，並開始為76號組建“行動”（綁架暗殺）的力量。
丁默邨和李士群幹這一行絕對是高手。兩人在20年代是共產黨的叛徒，30年代是國民黨中統特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利用其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足輕重的影響，組成強大的政治派別ＣＣ係，作為ＣＣ係情報機構的主要人物丁默邨，曾任國民政府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他與一處（中統）的徐恩曾、二處（軍統）的戴笠是同事關係。1938年末，軍事委員會重組情報機構，三處被解散，其組織被戴笠的軍統接收。機構重組反映了黃埔係與ＣＣ派在重慶的權力鬥爭中占了上風，對蔣介石的抗日政策也不無影響。重組的結果，丁默邨自然而然地被解除了職務，他心懷不滿，便於1939年春和李士群一起在上海投靠了日本人。
76號真正的後台老板是李士群，20世紀30年代初期，他便活躍在滬寧地區，加入了杜月笙為首的青幫，是青幫小頭目季雲卿的徒弟。李士群富有創業精神，1938年到上海後他便努力組建情報網，準備待價而沽。開始隻有他一個人搞情報，他從過去的中統同事那裏收買情報。後來他的情報來源擴大到國民黨上海支部的中層幹部，還有青幫成員。到丁默邨抵滬時，李士群已經組成了一個７人核心小組，其成員大多數是前中統和ＣＣ係的特務。1939年5月8日，汪精衛帶著隨從抵達上海。李士群招募以青幫頭目吳世寶為首的一幫地痞流氓，靠他們確保汪精衛一行的在上海的人身安全。李士群拉攏的人其背景與戴笠的軍統幹部極為相似。為了宣布76號在租界的存在，李士群采取了一種雙重的策略。他要在租界破壞軍統組織，將軍統最老練的特工招募到自己的麾下。他要利用自己對重慶情報網的了解，以威脅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1939年夏秋時節，李士群著手行動。到同年９月，他成功地收買了許多軍統要員。李對這個結果十分滿意，在年末訪問東京時，他告訴日本主子他已經破壞了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和南京地區的全部軍統組織，戴笠手下的人不是被他除掉，就是投到他的門下。軍統的主要人物如林之江（曾刺殺唐紹儀）、王天木（上海站站長）如今都聽他的使喚。他吹噓76號不僅戰勝了藍衣社的軍統特務，也打倒了ＣＣ係的中統特務。
王天木叛逃
1939年夏末，李士群向軍統上海站發起決定性的攻擊。首要目標便是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租界的商業街南京路綁架了王天木，將他押到極司非而路76號，關了三個星期才釋放，關押期間，王受到相當的禮遇。
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點在軍統同僚的子彈下喪命。他僥幸逃脫，憤憤不已，懷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個軍統人員給王看了所謂戴笠從重慶發來的下令處死王天木的電報，這更加深了王的疑心。他勃然大怒，大罵戴笠無仁無義，聲稱從此脫離軍統。
早在1938年3月，戴笠一察覺到李士群開始與自己作對，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棄義。同時，他對部下的舉動嚴加監察，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惟恐部下臨陣動搖，叛變倒戈。王天木安然無恙地從被重慶稱為“閻王殿”的76號歸來，這自然會影響到軍統內部對他信任，人們對他的忠誠也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這正中李士群的下懷，他精心策劃這個局麵，迫使戴笠做出兩難的選擇，這使人想起《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李士群和戴笠都熟悉《三國演義》的故事：劉備的結拜兄弟關羽勇武過人，不幸落到對手東漢末代皇帝的丞相曹操的手中。曹操對關羽精心款待禮遇備加，但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隻願暫時聽命於曹操。當他得知劉備的消息後，便掛印封金，衝出曹營，去會大哥兄弟。關羽不顧個人安逸，拒絕高官厚祿，可謂是忠義雙全。然而關羽曾苟安曹營畢竟有損英名。他的另一個把兄弟張飛就心存疑竇，關羽隻得當著張飛的麵，斬殺曹操的追將，用他們的血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在戴笠的特工看來，王天木滯留76號的經曆好比當年關羽在曹營，為證明自己的清白，王天木應該去刺殺頭號大漢奸汪精衛。但汪精衛的住處戒備森嚴，刺客無從下手。王刺汪不成是可想而知的，也就不能因此而肯定王的不忠。
論江湖義氣，首領不應露出一絲懷疑部下不忠跡象，尊重兄弟情義是首領團結部下的紐帶，輕易生疑便是對兄弟情義的玷汙。《三國演義》中，要求關羽證明自己清白的是小弟張飛而不是大哥劉備。王天木回來後，戴笠如果生疑，就會顯得他自己太“小人”，不配忠勇之士的效忠。然而，要有戰國和三國時的首領那樣用人不疑的氣度，對一個20世紀的特務頭子來講風險實在太大，因為他深知今日的江湖義氣與古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戴笠下令處死王天木，這就有損於他重視仁義的領導形象。但是，當時王的同僚都懷疑確是戴笠下的命令。可見是戴笠先有負於王，其它軍統特工也就認為王的公開倒戈情有可原，王天木也是這樣來為自己辯白的。
對部下的忠誠與背叛，戴笠在處置時還是相當謹慎的，這從他對王天木和陳明楚兩個同時投敵的叛徒的處理中可見一斑。與王天木不同，陳明楚投敵完全是出於自願。很可能就是陳明楚後來出賣了劉戈青，使劉落到漢奸特務的手中。
戴笠毫不含糊地下令處死陳明楚。1939年聖誕夜，3個軍統特工在上海西區兆豐公園附近的夜總會與陳明楚搭話。時值聖誕夜，一批汪偽的主要支持者帶了20個保鏢在夜總會的酒吧舞廳裏飲酒作樂，軍統特工向人群一陣掃射，陳明楚當場斃命，刺客乘混亂，跳上備好的汽車迅速逃逸。
王天木是否是這次刺殺的目標尚不清楚，特工開槍時，他正巧離開舞廳。漢奸難免要對他有所懷疑，他被再次帶到76號，詳加審訊。但不久就被放出來繼續為李士群效力。與此同時，作為對陳明楚之死的報複，76號在1939年聖誕日，將被他們關押的3名軍統成員拖到大院裏實施槍決。
在1939到1940年期間戴笠所處罰的軍統叛徒中，陳明楚夜總會被殺是比較典型的事例。李士群陰謀引誘軍統要員倒戈之時，戴笠也開始加緊嚴懲漢奸。刺殺事件引起報複，不久兩個特務幫派之間的爭鬥在上海激化成一場全麵的城市戰。
1939年秋，李士群聲稱端掉了軍統上海站。而軍統方麵也聲稱幹掉了十多個傀儡特務機構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就將目標對準那些忠於蔣介石的社會名流和抗日積極分子。上海親重慶的報紙編輯和記者是他們攻擊的首要目標。這些人被迫閉門關窗轉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擊。與重慶有關聯的銀行收到了郵包炸彈和手榴彈。
謠言紛起，說什麽偽政權的特務機構有一張黑名單，上麵包括100多名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記者、金融家、企業家、法學家。這一時期，上海市民中不少頭麵人物在街頭遭到伏擊和槍殺，滬江大學的校長劉湛恩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軍統特工在上海街頭英勇抗戰，打擊了漢奸分子，但是軍統在敵後各大城市的情報點卻遭受了1937年抗戰以來最大的損失。軍統上海站的叛徒把該地區特工名錄、地址和組織聯絡圖都交給了日本憲兵。日本憲兵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特務一起緊急搜捕了軍統13個辦公點和藏身處。更有甚者，上海的軍統叛徒陳明楚曾負責軍統南京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報極為精確，涉及麵也很廣。1939年8月12日，軍統安慶站站長蔡勝楚（譯音Cai shenchu）在南京被捕，遭到嚴刑拷打。8月19日，軍統南京站的辦公點和藏身處遭到襲擊。南京站副站長譚聞知（譯音Tan wenzhi）答應與敵人配合。9月11日，軍統在南京的秘密電台落到敵人手中。
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關係，日本憲兵根據他提供的情報在華北展開大搜捕。9月27日，軍統在天津地區27歲的負責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認出，隨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幫助下，日本憲兵襲擊了軍統在天津的辦公點和藏身處，抓獲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歲的天津站負責人陳資一。曾、陳兩人馬上就被槍決了。
王天木在上海的叛變促使青島站的軍統頭目趙剛義起而效尤。趙曾在辦理軍統局務時在上海與王有過合作。11月15日，趙剛義帶領日本憲兵在青島大肆搜捕。軍統青島站的代理站長交出了特工名單、地址和電台。1939年11月24日，軍統在北平的辦公處和電台陷入敵手，副區長周世光被捕，隨即遭到槍殺。
從北平地區辦公處軍統特務那裏索取的情報使日本憲兵對張家口、察哈爾、綏遠、丹東、內蒙等地進行了係統的搜捕，國民黨情報員、積極分子、遊擊隊長紛紛落網，電台被毀。王天木和戴笠之間的猜疑導致了王的叛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由此引起的雪球效應幾乎使軍統在敵後的情報體係毀滅殆盡。
忠義之風的塑造
在這個時期，劉戈青被李士群抓進了極司非而路76號。就像曾對王天木那樣，李對劉戈青可謂是禮遇有加。劉被捕的當晚，就允許他和同誌聯絡。李士群還允許劉戈青的女朋友陸諦進來陪他。陸諦過去曾為劉送信並照顧過他。戴笠的傳記上寫道：李士群擺出一副“君子”風度，表示他對英雄好漢的寬宏大量。他甚至答應劉戈青可以會見來客，保證客人來去自由。劉的兩個朋友包天擎（劉的私交）和朱山猿（劉的軍統同事）得到消息便馬上來到極司菲爾路76號，探視朋友。戴笠寫道：“在落難之際，同誌間的這種牢不可破的友誼連李士群這樣的人也不得不為之佩服。”
劉戈青請朱山猿帶個條子給戴笠，發誓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會為個人安危而改變對戴笠的忠誠。1940年1月10日，戴笠下令將劉的字條當作教材來教育各種訓練班的學員。劉堅決拒絕投降，朱山猿身入險境看望朋友，戴笠把這種行為稱之為“我們集體的俠義之舉，我們將為之自豪。”戴笠評論道：這是對軍統和同誌的一片赤膽忠心，這種大義凜然的精神連李士群這等叛逆也為之感動。
戴笠尤其讚賞劉戈青在這關鍵時刻所體現的忠誠，因為當時正值王天木叛變不久。王天木畢竟還是“十人團”的元老之一。王的兩個女兒與戴笠的獨子關係很好，兩家甚至曾打算要結兒女親。按照上海站後繼者的說法，王的叛變不僅使軍統在敵後的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更使得同僚間的相互信任蕩然無存。王天木這個核心人物的叛變使軍統局為之震驚，劉戈青出於對戴笠個人的仰慕而剛剛加入軍統，他的忠貞不渝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但是，有些軍統成員反對將地下情報戰的慘敗歸咎於一個心懷不滿的老特務的叛變。在陳恭澍（上海站新站長，曾任江蘇地區的聯絡官）這樣老練的特工看來，有足夠的線索表明存在著為人不知的神秘的謎團。陳後來回憶道：“雖然隻有兩三個人叛逃，但是出賣行為卻是空前的。我們麵對著極為複雜難解的形勢……會不會是反間諜部門精心策劃旨在長遠的韜晦之計，天木隻不過是這場悲劇中的一個主角？”戴笠是否參預其中，心照不宣地任憑部下流血犧牲？他是否將自己的真實意圖瞞著上司？他是否會策劃如此殘忍的陰謀而置仁義於不顧呢？
李士群將王天木和劉戈青尊為“上賓”，表明他賞識真正的英雄，是一個值得英雄好漢為之效勞的仁義之人。他效法《三國演義》中曹操款待關羽的做法，對劉戈青禮遇有加，而且在劉被76號關押6個月後，還讓劉最終在南京成功地“越獄逃跑”，也可能是“釋放”。
1940年初，劉戈青回到重慶。戴笠把他當作大英雄來歡迎，在軍統總部為劉大擺宴席。軍統內部有人寫詩將劉的行為與荊軻相比，劉攜帶著女友安然歸來更使人們想起戰國時範蠡告別吳王，帶著絕世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的逸事。有一首詩將劉的歸來比作範蠡退隱，“居然匕首戮神奸，易水重歌壯士還。載得西施仍許國，肯隨範蠡五湖間。”
戴笠似乎對劉戈青的忠誠沒有絲毫的懷疑，劉戈青也對戴笠坦誠相見。他要求戴笠允許他給敵酋李士群寄一封信，戴笠慨然允諾。劉在信中將李譽為“天涯知遇，至感平生……自當圖報於他日。”戴笠頷笑置之，由於軍統局禁止重慶與敵占區通信，他破例安排人將這封給漢奸特務頭子的信帶到香港轉寄。
“無名英雄”
當戴笠這位軍統家族的首領容忍了有可能危及垂直忠誠的橫向義氣時，他所獲匪淺。《三國演義》中，關羽最後在華容道知恩報義高抬貴手放走曹操。戴笠當然也不能對仁義這類話語的份量置之不顧。他的組織成員便是在這種英雄史詩般的文化背景下出來的，曆史小說中所推崇的為人準則，也是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行為規範。戴笠看重仁義這類象征性詞語，最終他也不得不麵對曆史的重演。
戴笠對劉戈青的事情大加渲染，目的是向人們表明他就像古代的明主賢相，能贏得忠義之士的擁戴。隻有一個仁至義盡的首領才會如此寬宏大量，允許部下與自己的仇敵共敘友情。戴笠沒讓自己的忌心阻礙劉戈青與朋友的交往，這種姿態有助於加強人們的信念，即可以向人們表明，王天木的叛逃並沒有動搖軍統內部上下級之間的忠信。
軍統在敵後的實力可謂是損失慘重，由於錯誤、出賣、失算，許多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受到嚴刑拷打，被投入大牢。喬家才曾繼任為軍統北京站負責人，還當過軍統華北各站的督察員、重慶軍統內部紀律督察員。1939年秋，他回到河北老家，發現妻子因上吊自殺未遂，喉頭留下了一條很深的疤。她已經精神失常，都認不出他了。這是因為日本憲兵懷疑喬的身份，抓住他的妻子嚴刑審訊的結果。在王天木叛逃後繼任上海站站長的陳恭澍也曾於1941年10月被捕。4年後，他仍不敢相信自己是怎樣熬過這場大劫的，“時至今日，聽到敲門聲，我的心就會怦然而動。聽到電話鈴響，肌肉就會不停地抽搐。”
戴笠告訴他的部下，軍統的曆史是用同誌們的血汗和淚水寫成的。重要的是，死亡臨頭之時，要甘為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他把軍統局比作一個大家庭，滿口仁義道德，以傳統倫理來團結特工。戴笠向死亡的軍統特工的父母支付喪葬費，照顧他們的孤兒寡妻，送他們的孩子上學。戴笠有意把他創辦的軍統辦成一個仁慈的機構，同誌們為組織付出血汗淚水，組織也將以德相報。
但是，戴笠為這家長式的集體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是浪漫的俠士，而是無名英雄，這將有助於加強上下級的垂直關係而不是個人之間的橫向聯係。無名英雄堅持“純正的家族傳統”，將忠於“國民革命的理想，而不計個人名利得失。”戴笠聲稱軍統將“繼續孫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業。”為了繼承革命事業，他和部下莊嚴地表示“在清除一切私心雜念，甘當無名英雄。”
“一將功成萬骨枯”，戴笠對部下說：“千百萬無名英雄的犧牲才換來曆史短暫的輝煌……曆史記載豐功偉績，白紙黑字一目了然……你我的曆史地位在於為這些豐功偉績作出無聲的貢獻。我們為其他人的成就作輔墊，我們是無名英雄。”
戴笠繼續說，無名英雄就要隨時準備做出犧牲。他們是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典範。戴笠樹在重慶軍統局後麵山坡上的石碑就是獻給無名英雄的，碑的兩麵一字不刻。這座石碑集中體現了戴笠軍統組織氛圍內的主要矛盾：要求個人通過家族式的組織關係來追隨先輩，繼承遺誌，求得不朽。而這一切都是抽象的、非個人化的。它既需要英雄偶像，強調個人犧牲，但又完全缺乏曆史上遊俠所必備的自主和勇猛。
戴笠要求個人放棄獨立思考，乃至放棄個人的道德自主。這與特工們所推崇的曆史傳奇中的遊俠精神相抵觸。軍統成為正式的情報組織後，作為這個秘密組織核心的兄弟之道仍然很有市場，戴笠也非常想利用這一點來籠絡人心。但是，在讚美傳奇式的英雄和無名英雄時，戴笠混淆了兩者的目的。他想利用這兩種象征，任意上下其手。雖然他常常不得不對這些文化象征強有力的製約屈服，為了自己的利益，他還是盡可能地利用其中的矛盾和含糊之處。他的部下也多少看出他的口是心非。盡管他們公開聲稱敬佩戴笠的人格，卻也在不停地揣摩他的陰暗心理。
戴笠不是中國的希姆萊，他的所作所為頗具象征性，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鑄就的產物。但他也根本不是一個仁至義盡的儒將，並不是某些崇拜者後來所想描繪的那種形象。戴笠公開聲稱推崇仁義之道，又對由此產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內心深處是個異常矛盾的世界，其陰暗麵也存在著迫害和出賣這類可怖的可能性。戴笠的部下後來把軍統美化成一個英雄輩出的世界，把自己描繪成保國安民奮勇抗戰的當代奇俠。為了表明他們對其理想化的首領的忠誠，他們把戴笠描繪成“一家之長”。這種企圖使這些聖徒傳的作者把自己放到了小說家的範疇。道義上的曖昧不清是戴笠操縱軍統的關鍵所在，刻意美化終究是徒勞的。
文/葉文心 翻譯/張和聲
（葉文心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教授；張和聲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刊根據葉文心《城市中的戰爭與地下抗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特工秘密機構的俠義之風》一文編輯，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