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2008年 中國網
日軍炮製假幣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我軍官兵在打掃戰場時，從戰死的日軍屍體的口袋中，發現一些中國的紙幣。奇怪的是，這些紙幣並非當時通用的，已經過時作廢，不能再用了。如有一些紙幣，是一家叫中國殖邊銀行發行的紙幣，但該行早在袁世凱上台後，就已宣布倒閉，其發行的紙幣早已作廢。日軍不知從哪裏搞到這些廢紙幣，在上麵進行了塗改，將原有的“哈爾濱”塗改成“浙江”，以此企圖在滬寧杭地區使用。不僅有中國紙幣，日軍還使用作廢的馬克等外國紙幣。
顯然，這是日軍戰爭初期搶購軍需物資的權宜之計，也是最早發現日軍企圖利用假幣、廢幣的證據。
同年11月2日《申報》報道，日本人攜帶此類廢紙，是日軍當局發給士兵的，目的想利用軍事強權在當地強買強賣物資，“俾使各兵士以不能流通之鈔票，易取商品”，“徒為一種手段拙劣之醜劇耳”。
隨著戰局的進程，日軍利用廢幣的行為，根本無法滿足侵略需要。日本全麵發動侵華戰爭後，又進行經濟戰，謂之“以戰養戰”，以收雙管齊下之效。其最險惡的一招，是在攜帶使用無編號的“軍用手票”外，還采取卑劣的偽造中國法幣的手段，大量拋售於國統區，目的在於攫奪中國戰略物資，破壞法幣流通和信用製度，製造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搞垮國民黨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為此，日本在其本國設立了製造假幣的專門機構，在淪陷區也設立了發行和印刷假幣的機關。
偽造法幣的任務，由日本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通稱登戶研究所)承擔。該研究所主任山本憲藏曾專門赴華東和華中地區考察法幣流通情況，撰寫了《法幣謀略工作計劃》，提出偽造法幣設想，獲得日軍參謀本部同意。
1938年12月，由日本參謀總長，陸軍大臣下達命令，正式落實偽造法幣的《對華經濟謀略實施汁劃》，將偽造法幣的秘密活動稱為“杉工作”，在上海實施偽造法幣的秘密機關稱為“杉機關”，由參謀本部第八課的岡田芳政兼任機關長。據有關史料統計，“杉機關”在戰時印刷和發行的假法幣共達40億元。
還有一個由川本芳太郎負責的“鬆機關”，在駐各地日軍的庇護下，進行“特殊貿易”，即利用假鈔票高價向國統區購買醫藥用品和日用工業品。另據軍統局情報，日偽使用假幣，較常用的手法，是以每百元假鈔換法幣60元的代價，賣給錢攤、不法商人進入內地使用，以假亂真，瘋狂地在國統區搶購物資，增加大後方的法幣流通量，造成法幣的膨脹壓力。
另外發現，日偽為破壞抗日根據地的經濟，也偽造過大批解放區的貨幣，利用奸商潛入根據地，高價收買糧食和其他物資。
日偽假幣 數量不詳
1940年後日軍戰線愈拖愈長，經濟上逐漸陷入困境。在“以戰養戰”思想指導下，日軍更加迫不及待地偽造、印刷和大量使用法幣。
2月，日軍成批偽造中國農民銀行的1元、5元、10元券共500萬元。日軍在偽華興銀行印製的假法幣就達3500萬元。
9月間，日本大藏省印鑄局曾公然偽造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版法幣10元券500萬元，百元券500萬元，用於套購國統區內各種物資或直接投放到內地市場，造成國民政府金融體係的極大混亂。
又據1940年重慶財政部錢幣字第19957號密函稱，日本興亞院華中聯絡部長津田靜枝一次性從日本國內運來假中央銀行法幣500萬元，點交日本三井洋行和大康、同興、公大等日商紗廠混用，以擾亂法幣市場和破壞法幣信用。
1941年，德軍潛艇曾俘獲一艘美國軍艦，在艦艇裏發現大量未印好的中國法幣，約有10餘億元。日本政府聽說此事後，設法從德國買回了這批半成品的鈔票，進行加工偽造，然後運到中國使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曾命令在港銀行，戰爭一旦波及香港:“法幣應趕運，必要時銷毀，在港訂印的券鈔和券版寄內地或銷毀；重要文件和人員盡量內遷。”
但由於日軍進攻凶猛，英軍抵抗不力，18天後香港淪陷。戰火一起，許多銀行的員工，因為炮火連天，交通阻斷，無法及時趕到銀行上班。趕去上班的銀行職員，接到上級命令，開始連夜銷毀鈔票，但數量實在太大，處理了部分鈔票後，銀行即已經被日軍占據。日軍從中抄獲了大量鈔票（包括鈔票半成品）、印鈔機、法幣編碼暗賬底冊等，簡直如獲至寶，本來偽造法幣，有一些細節尚不清楚，這下他們可從容研究，從法幣的製版、印刷、用紙等各個環節著力仿製，使其加工偽造的法幣幾可亂真。
日軍這種加工偽造假幣的行動，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日軍曾自詡“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其流通也很順利”，但到底偽造了多少假幣，又有多少假幣投入到國統區換購物資，始終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未知數。
國民黨政府“以假對假”
麵對日偽大肆偽造、使用假幣，國民黨政府為保證戰時經濟的運轉，也采取了“以牙還牙，以假對假”的策略，與日偽展開了一場特殊的貨幣對攻戰，充分反映了抗戰時期中日對抗的多樣性。這大概是抗戰期間鮮為人知的一幕。
1942年1月，戴笠在報告中向蔣介石建議:“為挫敗敵偽陰謀計，亦應仿造敵在我淪陷地區使用之軍用票與偽組織所發行之銀聯券、儲備券等，藉以吸取淪陷地區之物資，破壞敵偽之金融。”
蔣介石看到戴笠的報告，深感興趣，在征詢子宋子文、貝祖詒等人的意見，並了解到英美方麵的態度後，蔣介石在戴笠的報告上批複:“準予照辦。”決定委托美英及自行印刷日偽的軍票的銀聯券、中儲券，運到淪陷區搶購物資，破壞敵偽經濟。
當時宋子文人在美國，在美國的接洽就由他去擔當，國內則有中國銀行總裁貝祖詒和戴笠負責。
1942年1月，貝祖詒致電宋子文，說他們正在搜集全份的貨幣樣本，以最快的速度寄到美國，請宋子文在美國秘密與印刷公司聯係，準備進行仿製的工作。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宋子文在與羅斯福總統的會麵中，試探性地提出了這一設想，獲得了羅斯福總統的同意。美國一家專門印製鈔票的印刷廠，在對敵偽鈔票進行鑒定後，認為可以仿製，沒有問題。
1943年春，重慶中國銀行收到美國印製的第一批偽政權鈔票，共計46包。蔣介石下令將這些鈔票暫時存放在中國銀行，沒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撥付使用。這些假偽鈔，在蔣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稱為“特券”，因為它既不是國統區的法幣，也不是淪陷區的偽鈔，而是偽鈔的“偽鈔”，為了保密的需要，隻得使用這樣一個中性的專有名詞。
經過戴笠等人的策劃，製訂了特券的六項用途:破壞敵偽金融幣值、搶購淪陷區物資、收買策反偽軍、運用偽軍對付中共部隊、資助遊擊隊即加強對敵偽之行動、發展淪陷區特務工作等。
至於如何使用，戴笠設想了五種辦法:
1、在接近淪陷區的地區設立行莊商號，以特券換給商人，向淪陷區購買物資，並藉以收回法幣；
2、利用遊擊隊走私在淪陷區換購物資；
3、利用軍統局掌握之可靠偽軍使用特券，換購淪陷區物資；
4、利用軍統人員在淪陷區設立各種不同商號，以便吸收偽幣，行使特券；
5、經常派遣人員化裝商販，攜帶特券赴淪陷區購買物資或換取法幣。
特券從美國陸陸續續地運到重慶，有5元麵值的，也有10元麵值的，總數在幾千萬元。接下來的任務，是如何將這些鈔票運到淪陷區使用，搶購急需的各色物資。這一任務，因為蔣介石再三強調“均須絕對統一”，確保機密，遂由戴笠親自掌握的“對日經濟作戰室”負責。1943年4月，經蔣介石批準，成立財政部貨運管理局，與軍統一起負責搶購淪陷區的物資。
除了由美國代印較為精致的淪陷區鈔票之外，軍統局為求時效，也曾經在重慶歌樂山建立偽造日本假幣的造幣廠，自印假鈔運淪陷區使用。文強在《戴笠其人》一書中回憶道:“當時戴笠在重慶繅絲廠大量印製假鈔，源源不斷地運到洛陽，交由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張嚴佛保管和運用。此後，深入敵戰區搶購物資的資本，邊區各站組的特務經費，賄賂漢奸將領的開支等，都在源源運到的假鈔中開銷。”
假幣混雜在敵偽中儲券或銀聯券中使用，不斷輸入淪陷區搶購黃金、棉紗、布匹等物資，破壞日軍獨霸的金融市場，加劇了日偽統治區內的通貨膨脹，取得很好的效果。
日偽當局 防不勝防
戰時假幣橫行的情況，無論在國統區還是淪陷區，都是公開的秘密。國民黨政府與日偽政權相互防範，采取各種措施以截獲假幣。
特券第一次在日偽淪陷區使用時，就因為購物數額巨大，編碼係統不符，加上在美國印刷的假幣紙張精良，大大優於毛糙的偽中儲券，引起日偽中央銀行的懷疑。經過鑒定，認定是國民黨方麵偽造的假幣，遂下令各銀行、銀樓、商號等嚴加防範，並“詳列號碼及其不同之點，登報拒用”。
在日偽上海市警察局檔案中，有“特警處長通知”文件，詳細說明特券與中儲券等鑒別方法，計六點:
1、偽券（即日偽所指的特券）正麵國父遺像頭部及右頰的線條較為簡略及粗雜；
2、真券的紅綠色絲有一定的分布位置及方向，偽券則無；
3、偽券尺寸比真券小，且印刷麵又稍為縮小；
4、偽券上的總裁與副總裁的印鑒不清楚；
5、偽券上的中山陵旁樹木印刷不清楚；
6、偽券的字頭:D/C、D/B、B/G、D/A、V/D、K/E、T/P、D/N、B/T。
日偽政權還製訂了《戰時偽造法幣治罪暫行條例》，企圖以嚴酷的鎮壓行動來嚇阻特券流通。條例規定，對特券的偽造者處以死刑及7年以上無期徒刑，收集、交付及運送者處以無期徒刑及5年以上徒刑，提供偽造場所者處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時，又以高額獎金鼓勵民眾告密檢舉，日偽製訂的《查緝偽券致送酬金辦法》，規定凡破獲偽造機關者獎勵10萬元以上酬金，抓獲販賣特券者獎勵5萬元，檢舉使用特券者獎勵3萬元。
日偽的一係列防範和恐嚇手段，使特券在淪陷區的流通受到一定影響，戴笠在報告巾承認特券在淪陷區的推銷“未能達到預期成效”，特別在華北地區，由於日偽統治嚴密，偽幣銀聯券發行時間長，品相破敗，而特券紙張精良，麵貌嶄新，故容易辨認，被發現扣押的次數較多，因而發行量遠不及華中地區。
但從總體看，特券的發行效果還是顯著的，據統計，不論在華中或是華北地區，每一千元的中儲券或銀聯券中，就有一元是特券，應該說數額巨大。截至1944年3月，特券在華中地區的使用金額達到4000餘萬。從時間上看，則從1943年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沒有間斷過。
特券混雜在敵偽中儲券或銀聯券中使用，通過不斷輸入淪陷區，去搶購黃金、棉紗、布匹等物資，不僅破壞日軍獨霸的金融市場，加劇了日偽統治區內的通貨膨脹，而且由於大量特券是利用偽軍將領、日偽係統的公司去換購物資的，被日軍察覺後，引起日偽狗咬狗的鬥爭，起到了離間敵偽內部的作用。
由於發行特券的任務極端保密，參與決策其事的人，職級都很高，他們都沒有留下回憶文字，致使事情的真相一直湮沒無聞。一些中下層參與者，雖然參與了一些發行特券的事情，但對全貌，也不是十分了然。如當時在軍統局國際科任職的鄧葆光，他後來回憶說，發行假幣的事情是戴笠一手籌劃操辦的，特券的麵值分1元、5元兩種。實際上不然，因為這樣重大事情，沒有蔣介石的點頭，戴笠如何敢作主，又如何作得了主呢?而因為飛機運輸的印刷成本的關係，特券的麵值也不是1元、5元兩種，而大多為5元、10元券；中美合作所的梅樂斯上校在《另一種戰爭》一書中，對此事也有所記載，他認為特券的偽造是在上海附近的中美合作所營地進行的，可見他也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了解美國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近年來，由於大量曆史檔案的解密，以及專家學者的深入研究，才使這一曆史真相逐漸浮出水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