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甲午海戰的曆史地位與軍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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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兩國都是在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攻擊或威脅下，被迫對外開放門戶的。兩國有遠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近代海軍對於維護國家主權的重要性。從19世紀60年代起，兩國相繼開始組建新式海軍，並且互一對方為假想敵，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達到高潮，卻以中國失敗、日本取勝而終結。中日甲午戰爭對這兩個國家的曆史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甲午戰爭是一場陸海戰場交替進行的近代化戰爭，尤其是以擁有獨立的海上戰場而為其顯著特征。回顧這場戰爭，特別是其中至關重要的海上作戰行動，我們不難發現甲午海戰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具有的曆史地位。這場戰爭，也為世界近代海軍及其裝備的發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實戰經驗。 

深刻反思檢討甲午海戰在曆史與軍事發展方麵的經驗教訓，對於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示意義。  
  
甲午戰爭前的中日海軍競賽及其影響 

1840的鴉片戰爭和1853年的“黑船來航”事件，在中日兩國近代史上，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此開始，兩國都麵臨被西方列強吞並的民族危機。以30餘艘艦船和不足一萬人組成的英國遠征軍，遠涉重洋，闖入中國的寧靜海灣，使擁有近百萬常備軍的滿清軍隊一觸即潰。清廷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將，動用了一切可以動員的武器裝備，但在曆時兩年的戰爭和綿延數千公裏的戰線上，卻沒有打過一場勝仗，沒能守住一處重要陣地，最後隻能被迫接受割地賠款的《南京條約》。同樣，胚裏海軍準將率領美國艦隊駛入日本江戶浦賀港時，不過是4艘軍艦，卻使德川幕府政權十分驚恐，被迫同意對外開放。 

    鴉片戰爭使清廷受到強烈的震撼，並促成統治集團中的有識之士爭開雙眼去觀察世界，發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時代呐喊。魏源、林則徐等有識之士認為，“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炮，三養兵練兵之法”。他們建議並規劃出創立中國近代海軍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於海外，可以戰洋夷於海中”的有利戰略格局。他們還大膽倡議開發工商業以富國力，強調人才培養的戰略意義，為中國近代海軍海防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揭開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迫使中國人積極探索自主興辦海軍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奏指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同時，李鴻章也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若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次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業——江南製造局，建造了中國的第一艘輪船。1866年，清廷批準設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創辦人是左宗棠。從1869年初夏到甲午戰爭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艦船34艘；福州船政學堂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養海軍軍官的學校，為中國海軍海防事業培養了第一批專業幹部，奠定了人才基礎。 

日本明治政府從建立之初，也對海軍建設給予極大的關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出了發展海軍的重要戰略意義，他發布諭令稱：“海軍建設為當今第一急務，應該從速奠定基礎”。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創建海軍建議書》中提出：“皇國是一個被分割成數島的獨立於海中的島國，如不認真發展海軍，將無法鞏固國防。當今各國竟相發展海軍，我國則十分落後。因此，他國對我國殊為輕視，出言不遜，甚至幹出不法之事。若我國擁有數百艘軍艦，常備精兵數萬，那麽他國便會對我國敬畏起來，哪裏還敢有今日之所為？”這份建議書認為，在今後七年裏，日本應將歲入的五分之一用作軍備。日本明治政府奉對外侵略擴張為最高國策，製訂了以武力政府亞洲的所謂“大陸政策”，將朝鮮和中國 列為其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為此，日本政府不遺餘力地大舉擴充以海軍為核心的綜合軍備，接收幕府軍艦，引進西方造船技術並改造原屬幕府的橫須賀造船廠，派遣海軍造船留學生，聘用外國海軍教官，興辦海軍院校，組建新式艦隊。明治天皇甚至還親自發起從每月的薪俸裏捐款建造軍艦的運動。 

1874年，日本艦隊以琉球船民事件為由，入侵台灣；沈葆楨帶艦入台交涉退兵，形成中日雙方的第一次正麵衝突。日軍侵台，使清政府朝野震動不已。大學士文祥說：“夫日本乃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借端發難······。是此次遷就了事，實以製備未齊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頓，一旦事變，更形棘手”。嚴酷的海防形勢，使清廷感覺出潛在的危險和威脅，正所謂“現在日本之尋釁生番，其患之已見者也。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 

同年11月5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奏，強調了海防問題之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加強海防、抵禦外侮的措施，並要求清廷飭令有關部門加以討論。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當天就發布上諭，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撫們在一個月內將各自的討論意見上奏朝廷。以後，又將討論的範圍擴大到親郡王、大學士、六部九卿。海防問題儼然登堂入殿，被清廷列入其頭等議事日程。在這場著名的“海防大討論”中，各地督撫及京官，由於思想認識及派別利益上的差異而觀點不盡相同，但畢竟通過了“先就北洋創設一支海軍，俟力漸充，就一化三，擇要分布”的海軍海防發展戰略思路，並派李鴻章和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從而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步伐。 

同樣，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軍軟弱，遂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艘軍艦。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中日兩國皆派軍艦前往幹預。日本因海軍實力不如吳長慶所率領的北洋軍艦，故雙方沒有發生直接的交鋒。但日本正式將頭號假想敵由俄國改為中國。日本海軍卿川村純義認為“東洋形勢已非昔比”，經向天皇奏報，日本政府決定從1883年起，將釀造業、煙酒業的稅收2400萬日元作為海陸軍經費，連續八年建造軍艦。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北洋海軍再次赴朝進行幹預，更加深了日本的反華情緒，許多朝鮮人物主張對華宣戰，隻是因為軍方認為對華作戰的準備尚未完成，宣戰計劃未被采納。 

1884年中法戰爭，福州船政局所屬全部軍艦慘遭全殲，南洋海軍也損失了二艦。戰後，清政府再次研究海軍建設問題，發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討論”，認定：“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製？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決定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統領全國的海軍建設事務，使得海軍成為正式的軍種。隨著向德、英等國訂購的“定遠”、“鎮遠”、“致遠”等先進軍艦陸續到華並被編入現役，海軍衙門於1888年秋上奏並獲準頒行《北洋海軍章程》，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北洋海軍以2艘鐵甲艦、8艘巡洋艦為主力，總噸位超過4萬噸。加上南洋、廣東、福建等地區的艦艇，中國一度躍具世界海軍大國的行列，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建設進入了鼎盛時期。 

從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海軍在裝備實力上較日本海軍略占優勢，這對遏止日本的擴張野心，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直接刺激了日本發展海軍的狂熱情緒，清廷雖以日本為假想敵，用李鴻章的話說，“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製馭日本起見”，但目的在於防禦。清政府從未製訂過征服日本的戰略方案。日本則不同，從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製定的《征討清國策》，到1893年樞密院院長山縣有朋提出的《軍備意見書》，完全是將清廷作為日本的侵略目標來做考慮的。這場曠日持久的競賽，到90年代發生了轉折。由於北洋海軍成軍，以渤海灣為重點的防禦體係已初步形成，加之為慈禧太後歸政而興修頤和園和三海園囿，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黃河河工等巨額開支，清政府的財政變得極為拮據。1891年戶部奏準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將所省銀兩解部充餉。這一決策，使得中國海軍的發展停頓下來。 

也正是在此期間，日本海軍完成了海軍擴展計劃，其中包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二鐵甲艦而購造的“岩島”、“鬆島”、“橋立”三艘海防艦，向英國訂造了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號等，中日海軍的差距日漸縮小，中國在前些年爭取到的海軍發展優勢被扯平了。這是日本在1894年借東學黨起義出兵朝鮮、並直接向中國軍隊挑起衝突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說，日本為實施其“大陸政策”而進兵朝鮮、中國（包括後來發動日俄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但選擇東學黨事件為導火線，則帶有偶然性。關鍵在於中日兩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雙方海軍力量的消長。 

1894年5月，李鴻章校閱北洋海軍後，憂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新月異。臣鴻章此次在煙台、大連灣，親詣英、法、俄各鐵艦詳加察看，規製均極精堅，而英猶勝。即日本撮爾小邦，亦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指光緒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艘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清廷剛剛接到李鴻章的奏報，甲午戰爭的烽火就已經燃燒起來。戰爭的結局，是清政府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和由此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地賠款，領土主權遭到史無前例的大破壞。它還引發了若幹年後的八國聯軍的接踵而至，以不平等的《辛醜條約》，使已經元氣大傷的中華民族徹底淪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淵。  

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海軍戰略問題 

要充分評估甲午海戰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必須考察甲午戰爭中的海軍戰略問題，分析並把握海軍及其海上作戰在這場戰爭中所具有的特殊戰略意義。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經過長期戰略準備並精心策動的一場侵略戰爭。日本政府在大力擴充軍備的同時，積極著手組織了對中國的戰略偵察。中法戰爭期間，日本間諜乘亂遊曆了中國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的報告書，對中國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1893年，負責日軍情報工作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還親自化名進入朝鮮和中國境內，實地考察了預定戰區的情況。與此同時，日本還組織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的總兵力和作戰能力，甚至每個省能提供多少參戰兵力等，都做了專題的報告；日軍對朝鮮、中國東北及渤海灣等預定戰區都繪製出極其詳盡的軍用地圖，圖上甚至標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每一口可以飲用的水井等細微目標。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組建對華戰爭的最高統帥部——日軍大本營；6月17日，大本營禦前會議決定發動對華戰爭，並確定了日本海陸軍作戰的基本方針。其作戰目的是：將陸軍主力從海上輸送入渤海灣擇地登陸，在直隸（今河北）平原與中國軍隊進行決戰，然後進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營認為，“中國有優勢的海軍”，因此，陸軍主力在直隸平原“決戰的結局首先要取決於海戰的勝敗”，即取決於日本海軍能否首先在海上戰場殲滅中國海軍主力，掌握渤海與黃海的製海權，從而保證安全輸送其陸軍主力在渤海灣內登陸。鑒於上述考慮，日本大本營在作戰計劃中設置出作戰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日本出動陸軍入侵朝鮮，牽製中國軍隊；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出海，尋機殲滅北洋海軍，奪取黃海與渤海的製海權。第二階段，則根據海上戰場的作戰所可能產生的不同結局，分別編設出三種具體作戰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軍在海戰中獲勝並掌握了預定海區的製海權，則立即輸送其陸軍主力兵團進入渤海灣登陸，在直隸平原與中國軍隊實施決戰； 

（二）如果海戰平分秋色，日本海軍不能掌握製海權，則以陸軍主力兵團達成對朝鮮的占領； 

（三）如果日本海軍在海上戰場失敗，製海權落入中國海軍之手，日軍則全部撤回本土設防，準備全力抵禦中國軍隊對日本的進攻行動。 

日軍大本營關於作戰的上述考慮與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確而堅決的。它對中國海軍沒有作出任何輕視的判斷和決策，這完全符合兵家製勝之道。 

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日軍大本營為這場戰爭製定的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海軍製勝的戰略，因為整個戰爭的發展過程及其可能導致的最終勝負結局，無不依賴於中日兩國海軍兵力在海上戰場的決戰即製海權的得失。完全可以說，在這場戰爭的海上戰場角逐中，中日兩國海軍對黃海與渤海製海權的爭奪，具有關係戰爭全局的重要戰略意義。因此，戰火尚未點燃，日本方麵已居於一種有利而主動的戰略態勢之中了。 

而令人遺憾的是，作為戰爭另一方的中國，盡管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些軍政重臣對於日本圖謀侵略中國的野心早有洞察，並做過一定的應對努力，但從1888年北洋海軍組建成軍後，海軍發展就一直處在停滯不前甚至萎縮的狀態之中，直到這場迫在眉睫的戰爭爆發時，清政府也沒有做好應付戰爭的準備。清廷在1894年8月1日發布的對日本宣戰的詔書中說：“（日本）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道出其倉促應戰的窘態。 

在戰略上，清廷最高當局缺乏對戰爭的全盤策劃和部署，對於戰爭的可能情況未做分析和判斷，更沒有製訂出應付各種可能情況的作戰方案。戰爭初起，主戰者認為日本不過是海中小國，不難一戰平之；主和者強調中國海軍裝備不如日本，若不依賴國際調停，難以取勝。雙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斷，考慮的是天朝大國的虛榮和派係集團的私利，對於海上戰場和陸上戰場的戰略方向、戰略戰役的協同配合等，則是心中無數。沒有將海上戰場的製海權的爭奪得失，置於高度重視之中。甚至對於使用其它地區的海軍兵力與北洋海軍聯合作戰這樣一個十分重要而舉措應屬自如的問題，也根本未做過認真的考慮。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陷入被動的戰局，無疑是必然的。 

海上戰場的作戰行動，與甲午戰爭的過程及結局之間的直接而重大的聯係，也是顯而易見的。7月25日中日兩國海軍初次交鋒的豐島海戰，拉開了甲午戰爭的大幕。此戰為日本蓄意挑起，然就中方而言，即屬於遭遇戰。但戰端既起，中國方麵仍未從海軍戰略上考慮應對，則為大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艦隊主力出海尋找日本艦隊，李鴻章給丁的訓令是“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以後，在朝廷的壓力下，北洋海軍有多次出海，都是為了敷衍了事。表麵上奔波於威海衛、旅順口、大同江一線，實際上不敢越出北緯37度線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艦隊錨地隔音群島；名義上是搜索日本艦隊，實際上卻是回避主力決戰。到了中日海軍主力間具有戰役規模的黃海大海戰後，北洋海軍更是放棄爭奪製海權，坐視日軍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登陸，完成對旅順口、威海衛兩大海軍基地的合圍，在客觀上使局勢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後導致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和中國在戰爭中的失敗。甲午戰爭充分表明了一個結論：海軍戰略及其海上作戰是決定這場戰爭結局的主導與核心因素。 

中日兩國在戰爭戰略上的明顯差異，是同兩國軍事和國防戰略直接相關聯的。不可否認，在不斷遭受海上外敵入侵的近代中國，海軍海防是政府著力經營的重要事業。作為中國海軍集大成者北洋海軍的締造者，李鴻章力主創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事業，源於他對時局的基本評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討論中，李鴻章指出：“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李鴻章雖然明確地道出了中國當時所處的前所未有的列強環伺的險惡局勢，但他對於國防戰略的基本主張卻是陸主海從。他說：“敵從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係島國，以水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所能驟及。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若陸軍訓練得力，敵兵登岸後，尚可鏖戰；炮台布置得法，敵船進口時，尚可拒守”。1897年，李鴻章在《籌議購船選將折》中說：“況南北洋濱海數千裏，口岸叢雜，勢不能處處設防，非購置鐵甲等船，練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之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數隻遊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而建威銷萌，為國家立不拔之基”。李鴻章是清廷中實際主掌海軍海防建設大權的重臣，縱觀他二十年的海軍海防思想及實踐，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的國防戰略指導原則下，他的海軍海防思想基本點是： 

（一）陸主海從的海口防禦和近海防禦； 

（二）不窮兵海外的“建威銷萌”； 

（三）強調海口要塞的岸台陸防禦敵。 

顯然，中國海軍戰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艦隊決戰的方式爭奪製海權的理論指導。 

這種消極防禦的海軍戰略，曾經導致中法戰爭中福州船政局所屬軍艦坐困於馬江，結果卻是被法國艦隊全殲的慘痛悲劇，也決定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必然失敗的結局。 

李鴻章的海軍戰略思想，顯然帶有閉關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國自居、滿足於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生存空間、不願積極向外拓殖發展的大陸民族溫順平和的心態，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時代變化麵前，中國政治家的落伍與無可奈何。殊不知，19世紀已經是海洋的時代，海軍戰略也已被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就在甲午戰爭前幾年，美國海軍學院院長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連續發表了《製海權對1660——1783年曆史的影響》和《製海權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兩部著作，以理性思維總結了海權理論，從而震動了整個世界。馬漢的海權理論，是將控製海洋提高到國家興衰的高度。後來他進一步在《海軍戰略》一書中發揮說：“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對海權的運用便是海軍戰略”；“海權包括憑借海洋或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 馬漢的海權理論告訴我們，海權是一個戰略範疇，是國家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核心與基礎。海權的實質就是，國家通過運用優勢的海上力量與正確的鬥爭藝術，實現在全局上對海洋上的控製權力。1890年，小羅斯福讀了馬漢最早的海權著作之後，立即激動地寫信給馬漢說：“如果我不把它當作一部經典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1901年，小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於是，馬漢的海權理論被帶進了白宮。原本長期奉行大陸戰略的美國人，就此開始建立一支在馬漢海權理論指導下的強大海軍，從而也就開始了美國人稱雄世界的新紀元。美國全美圖書館協會主席羅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響世界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書中，將馬漢的《海軍戰略》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一同並列，認為它對人類近代曆史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不論19世紀下半葉中日兩國的執政者們對海權的重大戰略價值是否有共同的認知，但他們在海軍戰略上的實踐，最終已經充分證實和檢驗出海權的重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海權這把無情的時代利劍，決定了近代中日兩國不同的命運；而依憑海軍製勝的甲午戰爭，也正是曆史對中日兩國的評判。甲午海戰的重要曆史意義，正在於此。曆史的教訓，實在是發人深省！  

甲午海戰的戰場實踐對世界海軍發展的重要借鑒意義 

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戰，不僅對近代中國的曆史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巨大影響，而且為世界近代海軍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實戰經驗。 

自從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後，伴隨著浩大的海外殖民浪潮，海權對於國家民族興衰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海軍成為實現並維持國家海權及國際地位所必不可缺的首要力量。海軍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這種無以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海軍裝備的急速發展和不斷革命。在海上爭勝的曆史年代裏，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實戰成為海軍發展的一個又一個台階。 

就在滿清統治者對鴉片戰爭中英國遠征軍風帆戰艦大為驚歎的時候，西方海軍列強已在軍艦動力蒸汽化領域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並在艦炮的改進方麵有所成就。1853至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作為風帆艦隊最後一次大規模決戰，宣告了風帆戰艦時代的終結，從而成為近代海軍裝備發展史上的第一塊裏程碑。這次戰爭，首次將蒸汽戰艦和裝甲浮動炮台投入了實戰，正式確立了蒸汽動力艦在海軍中的統治地位；由於爆破彈對木質戰艦的毀滅性攻擊，導致了軍艦朝著裝甲化方向發展。1862年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切薩皮克灣海戰，則首次將裝甲艦投入海戰，甚至出現了雙方對艦攻擊的炮彈都不能擊穿對方軍艦裝甲的情況，從而推動了炮彈與裝甲之間的“競賽”。英國海軍於1860年造出第一艘裝甲艦，並迅速加以推廣。1864年6月25日的英國《陸海軍報》披露，當時英國海軍編入現役作戰序列的軍艦中，有半數軍艦已經實現了裝甲化。在19世紀60年代，西方海軍強國爭相完成了帆力艦隊向蒸汽動力艦隊的發展過渡，並積極致力於艦炮攻擊力和裝甲防護力這對矛與盾的探索，使近代海軍裝備步入長足發展的新階段。 

到19世紀70年代，各海軍強國的新式軍艦已達到較高的水平。蒸汽不僅被用作艦艇的驅動力，還被用來操縱舵係統、錨泊係統、裝填彈藥、抽水及升降艦載小艇等。大型鐵甲艦的排水量已達到8000至9000噸，其推進功率也達到了6000至8000匹馬力。艦炮也有了較大的改進，後裝線膛炮取代了滑膛炮，射程遠且命中精度高；裝甲防護的旋轉炮塔取代了舷裝炮傳統單一的統治地位，不僅使炮位得到良好的防護，而且用增大口徑來加強火炮的威力，並使火炮形成了一定的設計扇麵，使艦炮的攻擊力得到成倍的提升。 

隨著蒸汽動力艦隊的不斷改進和日趨成熟，海軍作戰的戰術思想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在帆艦時代，艦載火炮全部都配置在兩舷的若幹層甲板上，在海戰中，交戰雙方的艦隊分別排列成單縱隊，雙方平行行駛，用兩舷的舷炮對射來決定勝負，從而形成了穩定的戰列線戰術，並由此產生了一個著名的艦種——戰列艦。這種戰術，被英國皇家海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海戰中凡有違背此項戰術而擅自行動者，將被送交軍事法庭懲治。19世紀初，英國海軍統帥納爾遜海軍上將開始探索新的海戰戰術，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戰中，用兩個縱隊橫向攔截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以機動分割行動，打破了單縱隊戰列線戰術的教條，創造了著名的海戰戰例。1886年意大利和奧地利之間的利薩海戰，奧軍再次打破戰列線戰術的常規，以三列楔形隊迎戰意軍的單縱隊，以靈活多變的機動戰術大獲全勝，這是鐵甲艦隊間的第一次大規模交戰，由於新式艦隊不僅在排水量、防護能力、航速和操縱性能等方麵，都比風帆艦隊有了質的提高，而且旋轉炮塔為艦隊提供了靈活的火炮攻擊力，使其在實施對艦攻擊時，不比像帆艦舷炮戰那樣，受製於艦位及其在海戰機動中造成的艦位變化，單艦的攻擊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使作戰艦艇編隊完全整齊化一的行動變得不再重要。不過，戰列線戰術所采用的單縱隊隊形，卻依然是機動戰術所采用的最常見和最為簡便實用、有效的作戰隊形。 

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戰爭的黃海大海戰，則為各國海軍提供了蒸汽艦隊采用機動戰術達到成功戰例。此次參戰的中日兩支海軍艦隊，實力相差不大，中方在艦艇噸位、裝甲防護力、艦炮口徑上略占優勢；日方則在艦炮射速和軍艦航速上占了上風。北洋艦隊在此戰中，想打破一般的單縱隊側舷交戰的常例，但在行進中變陣失敗，走出了一個散漫的單橫隊，中間突出，兩翼後掠，陣線渙散，弱艦缺乏保護，且又規定各艦始終要以艦艏對敵，隨旗艦運動，戰場機動的原則被限製得十分死板。而日本艦隊則根據其編隊內艦隻航速差異很大的特點，按航速分編出第一遊擊隊和本隊兩支戰術分隊，對北洋艦隊實施簡捷有效靈活的穿插和分割包抄，顯示了活用單縱隊機動戰術的效果，從而形成了蒸汽艦隊機動戰術的基本要領：全艦隊的艦隻酌情分編為若幹支各由一定數量艦艇組成達到戰術編隊即戰術群，對敵方艦隊實施穿插分割，分而圍殲之。 

甲午黃海海戰後，“通過劃分兵力把戰術上的機動性和獲得勝利的可能性結合起來的戰術得到各國海軍軍官熱心的研究”。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對馬海戰，日本聯合艦隊進一步申揚這種戰術，再次成功運用兩個戰術群，對俄國艦隊實施穿插和分割包抄，獲得殲滅俄艦20萬噸的總戰果。實踐證明，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有效戰術，對於獲取海戰的勝利，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在論述黃海海戰對後來海軍發展的影響時，一些學者注意了速射炮的作用。其實，這場海戰同時也顯示了大口徑主炮的重要性。日本為對付北洋艦隊“定遠”和“鎮遠”二艦，特地在“鬆島”、“岩島”、“橋立”三艦上配備了320毫米口徑的主炮，但由於設計不成熟，每發射一發炮彈需要5分鍾，在實戰中的效果不佳。反之，“定遠”和“鎮遠”二艦的12英寸（305毫米）口徑主炮，卻顯示了很強的殺傷力，隻是因為配備的炮彈太少，隻能發射練習用的實心彈，才沒有獲得應有的戰績。在此之後，直到1910年前，各國海軍，還是在軍艦上更多地選裝12英寸主炮。黃海海戰還表明了裝甲的重要作用。在海戰中，日艦的密集炮火擊沉了北洋艦隊的4艘巡洋艦，“定遠”和“鎮遠”艦的水線裝甲及炮塔護甲上，也被擊出蜂窩般的彈痕，但深度卻沒有超過4英寸以上者。鐵甲艦的這種生存能力，刺激了一場大艦與巨炮的競賽，從而形成了“大艦巨炮主義”主宰遼闊海洋世界的新時代。由於“定遠”和“鎮遠”二艦裝甲較厚，艦齡較老，航速較慢，而以日本“吉野”號快速巡洋艦為代表的高速軍艦就顯示出在海戰中優越的機動性能。戰後，各海軍強國一方麵努力提高鐵甲艦的航速，另一方麵也在軍艦建造中劃分出戰列艦、快速裝甲巡洋艦和小型巡洋艦三個類別，以協調和充實艦隊的整體作戰能力。由此可見，甲午海戰的戰場實踐，為世界海軍及其裝備的發展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經驗教訓，進一步促成19世紀末各國海軍作戰艦艇的等級劃分規範化。